目前世界疫情已經逐步得到控制，對疫情應對的反思也在開始。這場疫情目前已經導致全球370萬人感染，25萬人死亡。在反思中，如何看待武漢封城是一個爭議的焦點。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贊同，甚至讚美，另一種觀點反對，甚至稱之爲野蠻、愚蠢。我認爲，要分析武漢封城就必須回答幾個問題：第一，爲什麼要封城？第二，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第三，封城後市民生活和基本人權是否得到保障？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首先，我們來分析第一個問題，爲什麼要對武漢封城？
這是一個似乎很簡單的問題，因爲要阻斷新冠病毒的傳播。根據流行病防治的原理，隔離是防治病毒傳染最有效的途徑。封城有兩種模式，分別是“硬封城”和“軟封城”。硬封城指的是全市封鎖，除防疫物資運輸的特殊狀況外，將當地內外交通要道完全封閉，阻絕疫情向外傳播。武漢封城顯然是硬封城。軟封城也被稱爲“半封城”，是指社區防控和封閉式管理，透過管製出入口、關閉不必要的進出通道、要求社區人員外出須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向內擴散。目前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軟封城。
爲什麼武漢要採取硬封城呢？我認爲是不得已而爲之。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之前，中國政府對疫情擴散不作爲，極力掩蓋疫情，李文亮醫生等八個吹哨人被約談，披露疫情的網民遭傳喚。中國病毒專家1月初就已檢出病毒的基因組序列，確認爲新型冠狀病毒。這一突破性進展爲疫情防控贏得寶貴時間，但卻被鎖進了保險櫃。截止1月11日發佈第四次疫情通報前，武漢有長達五天的空窗期沒有任何通報發佈。1月11日之後，省市兩級政府重心全在“兩會”，疫情無人問津。以至“兩會”期間所謂疫情通報，新增病例一概歸零。報紙上更是一派歌舞昇平。武漢市民難以知情，無從防範。疫情防控黃金期就這樣因當政者玩忽職守而白白喪失。
硬封城不是什麼偉大壯舉和人間奇蹟，300年前法國人就是這樣對付瘟疫的。當一個城市出現瘟疫時，政府就會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及其郊區，嚴禁離開城市、違者處死，捕殺一切亂竄的動物；將城市分成若干區，各區由一名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一名里長負責，嚴密監視該街事務；如果他離開該街，將被處死。在規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須待在家裏，違者處死。
第二個問題武漢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
有學者指出：武漢封城的法律程序根本無從說起。按理，如此規模的封城，非到緊急狀態不可爲。而是否緊急狀態，必須依據法律。也就是說，法無授權不可封城。雖然中國沒有《緊急狀態法》，但並非完全無法可依。有兩部性質接近的法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這兩部法律均規定，無論宣佈戒嚴，還是宣佈緊急狀態，權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漢繼23號封城，26號又禁止私車通行，所有公私聚會、所有公共活動一概強製取消。可見武漢事實上已經進入緊急狀態，但卻未宣佈緊急狀態，而是通過武漢市政府一紙命令決定封城。
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隔離是必要的，但封城不僅需要決斷力，更需要審慎。審慎不僅表現於對時間點的精確把握，對封城範圍和封城力度的精確把握，更表現於對封城後各種可能走向的精確評估，對封城後維護城市秩序所需、廣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確評估，以及建立於這種精確評估基礎上的周密預案。但封城後的事態表明，這一切都談不上。
第三，封城後如何保障市民的生活？
封城令是1月23日凌晨下達的，當天10時起，武漢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市民必須待在家中，醫院只開發熱門診，其他門診停止服務。這樣的封城就帶來了嚴重的次生災害問題。如心臟病患者、癌症患者、心血管病患者如何就醫？突發疾病，救護車如何到達，又如何送到醫院急診？我的一個兒時的朋友和兩個鄰居都因爲心臟病突發無法就醫，而在疫情中死亡。媒體報道，一個白血病患者要到外省就醫受阻，在兩省交界處隔離帶苦苦哀求警察放行。武漢漢陽一名女子在家中陽臺用臉盆“敲鑼救母”，爲重症母親哭求一張醫院牀位；70歲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無法在醫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區安排核酸檢測，跳樓身亡；55歲的湖北電影製片廠導演常凱一家四口因新冠肺炎相繼去世，常凱在遺書中感慨“牀位難覓”，錯失醫治良機。
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擁護武漢封城的朋友的理由是武漢低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率。但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將中國政府公佈的數據作爲封城效果的依據。但中國政府的數據能夠相信嗎？一個政府能夠一夜之間將死亡率突然上漲50%，你有如何能夠相信呢？武漢到底有多少人在疫情中死亡呢？這對中國人可能永遠是個謎。但武漢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絕對不是3千人，它應該包括確診死亡人數、絕大多數疑似死亡人數、因爲封城和隔離而導致其他疾病無法得到救治的死亡人數以及自殺人數。有網友認爲，因爲肺炎疫情死的人只有三成，而因被剝奪了救治權利而亡的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將這些數字加起來會是多少呢？按網友所說加一個零就是3萬。
我們如何來評估封城的效果呢？我認爲，有以下因素需要考量：一是封城後，其他地區感染率是否得到遏制？二是城市內市民的生活是否得到保障？三是次生災害是否得以避免？；四是市民的基本人權是否得到保障？武漢封城讓幾十萬市民倉惶出逃將病毒帶到了其他省市，也帶到了世界。封城讓武漢市民一直生存恐懼之中，心理創傷難以治癒。封城後，武漢市民成了活病毒，在外地被歧視的現象比比皆是。
有報道稱，封城的積極效應尚難斷言，封城的嚴重後果確已漸露冰山一角。後果之一，是因封城導致的公衆心理的巨大恐慌。恐慌首先表現爲瘋狂搶購。其次，恐慌還表現爲各大醫院防護物資之極度短缺，甚至連口罩都供不應求。中國的大醫院都是公立醫院，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給。但顯然，封城之後，無論哪級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再次，恐慌還表現爲武漢市民的流離失所。據武漢市長周先旺所稱，受疫情和春節影響，總計500多萬人離開了武漢。其中，僅23日上午10點封城前，當天經由高鐵外逃的民衆即達30萬之巨。他們實際上已成難民。流出地的武漢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強制驅趕。這一方面對各地疫情防控確實構成極大威脅；另一方面，各地粗暴執法，武漢市民權利難以保障。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衛生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霍奇表示，封閉城市幾乎肯定會導致侵犯人權，而且在美國顯然是違反憲法的。“這很容易適得其反，”他說，並且這些限制措施可能會阻止健康人羣逃離城市，使他們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
一些朋友看到美國疫情的確診和死亡病例數目，憂心忡忡，甚至得出中國封城比美國更有效的結論。我認爲，他們的主要錯誤在於信息不對稱，對武漢封城和美國抗疫瞭解不多。美國的抗疫是科技抗疫，不是一味地封城，而是通過廣泛的病毒檢測，確診病例包括無症狀感染者。檢測越普及發現的感染者就越多，但美國不是將所有患者都送進醫院，而是區分輕重症。美國正在進行經濟重啓，未被感染和有抗體的可以外出工作，被感染者在家隔離和住院治療。目前洛杉磯已開始全民檢疫。同時，美國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免費一日三餐，通過經濟刺激方案，避免市民和小企業因疫情陷入困境。當然，美國在應對疫情上也存在很多問題，如輕視疫情、拒絕戴口罩或羣體聚集、防護物資儲備不足、地方與聯邦扯皮等等。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從1月23日武漢封城到解封，歷經76天艱難歲月。而那些逝去的生命、被訓誡的“造謠者”和沒有迴音的追責，仍在拷問着每一個人。笑蜀先生在《武漢封城與極端政治》一文中指出：毫無預案、不計代價、野蠻、愚蠢的武漢封城，憲政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爲什麼？因爲憲政民主核心要素即爲限權，尤其是分權制衡。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始能達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會生態之下，纔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種極端纔會逐漸失去市場，社會纔可能走出兩極震盪的惡性循環。尤其是言論自由纔有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纔有切實保障，公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對枉法濫權之舉問責的權利纔有切實保障。這纔是杜絕人禍尤其杜絕官禍的對症良藥。歷史和現實皆有力印證。
——轉自《北京之春》責任編輯：郝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