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要撕破脸了!

任正非最新发声,罕见回应孟晚舟事件。

近日,任正非接受了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亚洲记者Nathan VanderKlippe的采访。在采访中,任正非较为详细地回应了对于孟晚舟事件的看法及华为计划采取的应对方式,同时也谈及华为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加拿大、欧洲等地的布局计划。
基金君整理了任正非此次受访的访谈要点,以飨读者。
谈孟晚舟事件:美国政治的行动策划
关于孟晚舟事件,任正非认为这应该是美国政治上的行动策划。
此前,有言论称孟晚舟已有两年未到美国,就是为了避免被捕,任正非回应那是因为华为在美国市场长期受排斥,业务收缩,所以公司高管都不去美国了,没有工作需要,去了也无事可做。“早几年华为就已经把美国市场当成一个小国市场来处理,授权代表处自己决策,因为销售额太小。”
孟晚舟被捕时,人在国内的任正非称,并不知道是美国政府发动的这么大的打击事件,以为只是某方面误会引发的事件,直到今年5月之前,都一直认为是意外或误会。任正非当时提出的应对方法是请律师,以加拿大法律的方式向加拿大进行交涉,坚持走法律路线解决问题。
而直到美国发了“5.16”实体清单制裁禁令,任正非才意识到孟晚舟是被作为一个政治抓手,美国想以此作为筹码来打击华为,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他当即认为,只有加紧把内部结构调整好,使产品开发体系适应制裁环境,坚决让公司生存下来,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5月份以后华为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努力做好业务连续性。
据任正非介绍,孟晚舟被捕后,公司所做的主要是在加拿大聘请律师,通过法律保障她的权利。至于为什么选择在加拿大实施对孟晚舟的抓捕,任正非坦言自己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应该问华盛顿,如果我们早知道华盛顿有这样的决定,就不会去加拿大了,也不会连累加拿大夹在中间受苦受难。”
任正非表示,孟晚舟事件明显是美国的政治干预,加拿大夹在美国和华为中间,蒙受损失,自己心中抱有歉意,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需要妥善的方式解决。同时华为也没有因为孟晚舟事件而停止在加拿大的发展,反而希望通过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推动中加两国走向正常化,也希望两个国家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恢复正常合作关系。
谈解决方案:不会接受认罪协议 要基于事实和证据
关于孟晚舟之案,华为是否会选择与美国达成和解协议?任正非称并没有收到过美国政府的提议。如果有,愿意与之进行探讨,但要基于事实和证据。目前,华为的律师正在法庭上与美国检方打官司,这就是一种谈判,谈谁对谁错。
任正非表示,希望纽约东区法院尽快公布证据、尽快开庭,这样双方才能根据证据在法庭上谈判。“律师与检方在法庭上的辩论,是声音比较大的谈判;大家先把事实搞清楚,搞清楚后可以是声音小一点的谈判,悄悄谈,谈一些交换条件。”
“如果美国政府找不到证据,它没有什么理由、声音小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可以小一点。那时我们就不在法庭上谈判,可以到咖啡厅谈判,讨论‘你多喝一杯,还是我多喝一杯’的赔偿问题。如果美国错了,还要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任正非说。
对于通过签订和解协议释放孟晚舟的方式,任正非认为,和解的前提是搞清楚事实和证据,考虑和解不等于接受认罪协议,这是原则问题。“孟晚舟没有犯罪,就应该被释放。我们首先要在法庭上搞清楚谁对谁错,没搞清楚之前就随便认罪塞一笔钱作罚款,这是法律行贿。我们不能对美国政府行贿,要在法庭上说清楚到底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公布在全世界面前,才可以在咖啡厅喝咖啡。证据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会随便妥协的。”
经历此次磨难,任正非表示,这会对孟晚舟的意志产生很大提升,对她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不过他不会因此将孟晚舟作为华为接班人。“担负华为这样一个技术公司的领导人,一定要有很强的战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判断社会或者公司发展的方向,领导人需要有深刻的技术背景。孟晚舟回来还是继续做CFO,当然这个CFO意志更坚强了。”
任正非称,华为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可能还会有大挫折,甚至将来面临崩溃风险。孟晚舟经此磨难,有利于协助华为扛过未来的灾难。“我认为灾难是财富,华为在今年的打击中还是有很大进步,未来的风险可能减少一点了。”
谈加拿大布局:扩大投入 大规模迁移研发中心
对于此次孟晚舟事件的发生地加拿大,任正非表示,并未因此进行“报复”,反而在加拿大扩大投入、增加员工。
“我们不会因为孟晚舟事件影响在加拿大的战略发展和投资,不能随意放弃在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孟晚舟事件是会过去的,如果我们因为一件事就放弃一个国家、再放弃一个国家……,那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他说道。
据介绍,华为在加拿大的员工人数今年增加了300人,现已扩展到1200人,有2/3是研发人员,未来还会继续加大投资。“我们在北美没有美国市场,市场总部在墨西哥,研发中心会从美国移出来,以加拿大为中心。”
任正非表示,华为研发中心向加拿大的迁移是大规模的,正在逐步进行。目前的决策考虑重点在于,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人员在加拿大为华为办公是否受制于实体清单。如果不受限,华为在加拿大的研究机构规模会很大。因为现在美国实体清单不仅打击华为的部件供应,还切断华为与大学、学术组织的合作。
任正非认为,当美国走向越来越封闭的时候,加拿大应该走向越来越开放,开放会使加拿大获得巨大机会,比如作为新的科技中心崛起。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世界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有这么好的基础,如果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加拿大有可能处在世界前列。
他坦言,要超越个人恩怨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对于人口比较稀少、资源比较丰富、地域比较广大的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是迫切需要的,这对加拿大的振兴有好处,完全与华为利益无关。“我不希望这些天才之光被埋没了。”任正非还表示,愿意给他们科研提供经费支持,不占有任何成果,只是完全义务提供经费。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华为可以给大笔拨款。
“美国正在走向封闭,加拿大要敞开怀抱,拥抱被美国排挤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才到加拿大,就可以再造一个硅谷。很多人才正在离开美国,为什么加拿大不去拥抱这些人呢?加拿大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各种环境不比美国差,加拿大应该制定一个国策,美国哪条路走错了,加拿大就赶快走这条路,替代美国崛起。不能因为两国关系好,你走错了路,我就要跟着走错,否则加拿大的振兴、崛起怎么办?”任正非说道。
谈与美国的关系:明年消费类设备可摆脱美国技术依赖
对于此前华为提出可以向其他国家许可5G技术,任正非回应称,华为的许可是全方位的,没有限制,但目前还没有美国公司向华为提出要获得许可。这是非常大的决策问题,美国公司需要花很长时间思考,可以理解。
同时任正非再次强调,美国非常优秀,除了5G都是领先的。“我认为即使对5G产业,美国也有很大贡献。在4G初步发育阶段,美国提出WiMAX,5G是更宽的带宽、更多天线、跨代技术……很多都是从WiMAX里吸取的。”
任正非称,“华为和美国公司在5G上的竞争,并不是华为有独自不得了的优点,我们也兼容了世界各国的思想,实现了3GPP的理想。我们的这些发明和技术也跟世界共享,华为没有垄断技术。美国仍然是伟大的国家,罗斯在印度讲话称‘只要有两三年时间,美国就能领先华为’,我相信这句话。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再等两三年。”
在采访中,任正非证实华为因为一项有关美国农村地区运营商的决定将起诉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权利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美国运营商买不买我们的设备,是美国运营商的权利。我们在捍卫美国宪法赋予我们可以服务美国人民的权利。”至于未来华为是否会针对美国提起更多诉讼,任正非称可能会多一些,要看华为的律师资源是否忙得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任正非表示到明年,华为的消费类设备将可以完全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任正非还谈及华为在欧洲建厂的计划,他称在欧洲建厂主要不是考虑成本,而是战略性需要,主要会用于生产5G,规模很大,方案还在论证。据介绍,华为的欧洲工厂主要采用人工智能,虽然成本会略有增加,但能增强欧洲对华为的信任,也能增加对欧洲的税收、就业指标,有利于华为在欧洲更加紧密地合作。
谈信任问题:华为没有信任赤字 反而受益很大
在目前的局面下,关于华为是否出现“信任赤字”,任正非回应称,华为今年不仅没有“信任赤字”,反而收益非常大,因为有美国政府这么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帮华为做宣传。“如果说过去有一些国家对华为将信将疑,美国一打击,他们更信任了,‘原来你们这么厉害’。”
任正非透露,今年到华为访问的人数增长了69%,大家看到华为生产线生产的版本没有美国器件,就拿回去测试,发现非常好,建立了信心。“他们看到我们上下班的班车很多,人潮涌动;食堂很多,吃饭时都充满了人;再看我们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更加增强了信心。信任没有赤字,反而增长很厉害。”
今年华为出现了强劲的增长,任正非称网络设备的主要增长在海外,优先保障海外供货;终端设备,海外市场减弱了,中国市场增大了。
目前,华为正在大力发展的“智能监控业务”,任正非对此表示,人类社会将来会变成智慧社会,包括云社会,这是非常庞大的信息网络,美国也在争夺进入云社会的机会。今天的通信网络,明天就会变成云化的网络,云社会的开放性是以前没有碰到过的,智慧城市是一个起步。
华为对于所开发的技术是否应该肩负道德责任,任正非表示,华为卖“汽车”给各个国家,“汽车”装什么货是“司机”说了算,国家应该怎么走、怎么管理好这些设备是国家的主权问题。
“AI不是武器。我们尊重每个国家的数字主权。我们遵守所在国法律,遵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利用新技术造福人类。如果有些国家不接受,我们就不进入这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发展新技术的时候制造一个对新技术不利的环境。”任正非说道。
任正非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纪要
2019年12月2日,深圳
1、Nathan VanderKlippe,《环球邮报》驻亚洲记者:非常感谢任先生能够再次接受我这名加拿大记者的采访。现在距离孟晚舟女士被捕已经整整一年了。因此,我想问问您一年前发生了什么。关于孟女士被捕,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了,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您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了解得还不多。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前两年,她就没有去过美国了。请问华为是不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知道美国正在进行调查而且孟女士正面临风险了?
任正非:
孟晚舟事件应该是美国政治上的行动策划。华为在美国市场长期受排斥,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销售,业务收缩了,高级干部去了也无事可做,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所以都不去美国了。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不去美国并不是为了避免在当地被捕或者逃避法律问题?
任正非:
不是逃避。而是因为我们高管没有工作需要去美国。我们早几年就已经把美国市场当成一个小国市场来处理,授权代表处自己决策,因为销售额太小了。
2、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在温哥华被捕后,您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您当时在哪里?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告诉您这个消息的?
任正非:
孟晚舟被逮捕的时候,我在中国,没有出发去阿根廷。公司法务部门向我报告孟晚舟被抓,当时不知道是美国政府发动的这么大的打击事件,以为只是某方面的误会引发的事件。
Nathan VanderKlippe:当时您本来也要去阿根廷。您一开始是不是也计划从加拿大转机?
任正非:
没有,一开始就准备从迪拜转机。
Nathan VanderKlippe:孟晚舟被捕后并没有直接给您打电话,而是通知了华为的法务部。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她为什么给法务部打电话,而不是直接给您打电话?
任正非:
她当然应该首先通知法务部来处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Nathan VanderKlippe:您是否还记得,在您得知孟晚舟被捕后,您给法务部下了什么指示?您给他们下达了什么目标?
任正非:
没指示,因为我不具体管法务部。我当时只是给高管讲,请律师,以加拿大法律的方式向加拿大进行交涉。我们坚持走法律路线解决问题。
3、Nathan VanderKlippe:您刚才说,一开始,您以为这件事是因为误解,法律上的误解产生的。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更重大,不仅对孟女士来说更重大,而且还牵扯到整个公司的?
任正非:
美国发了“5.16”实体清单制裁禁令,我们就意识到孟晚舟是被作为一个政治抓手,美国想抓住孟晚舟作为筹码来打击华为。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您一直认为这件事是意外、是误会造成的?
任正非:
我认为是这样的。
Nathan VanderKlippe:那您当时觉得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呢?
任正非:
聘请律师。
Nathan VanderKlippe:5月之后您又觉得应该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您的想法有没有发生改变,比如说您觉得这件事会持续多长时间,具体应该怎么解决?
任正非:
5月份以后,我们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头。只有加紧把自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做好,使产品开发体系适应制裁环境,坚决让公司生存下来,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5月份以后就有一些变化,要努力做好业务连续性。
4、Nathan VanderKlippe:在加拿大被捕之前,孟女士还去过其他六个国家,这些国家也与美国签订了引渡协议。此外,她还打算从加拿大前往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也与美国签订了引渡协议。在您看来,为什么华盛顿选择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呢?
任正非:
这个问题应该要问华盛顿才行。如果我们早知道华盛顿有这样的决定,就不会去加拿大了,也不会连累加拿大夹在中间受苦受难。
Nathan VanderKlippe:在加拿大有一种说法,美国认为加拿大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提出的要求加拿大都会答应。您觉得这是否也是美国选择加拿大做这件事的原因之一呢?
任正非: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认为加拿大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在处理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加拿大和美国观点不一致,才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在我心目中,加拿大人还要更伟大一些,加拿大人还更加高尚一些。礼貌和遵守规则并不代表软弱。
Nathan VanderKlippe:您觉得加拿大遵守了这些规则吗?加拿大也因此承受了一些后果,包括在出口方面以及某些加拿大公民遭受的待遇。您觉得这些后果对加拿大来说是否公平?
任正非:
我不是讲加拿大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讲几百年来加拿大处理印第安人的方式和美国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加拿大是高尚的。
Nathan VanderKlippe:在孟女士一案中,你觉得加拿大只是遵守了规则还是也在进行政治干预?
任正非:
我认为,孟晚舟事件明显是美国的政治干预,加拿大蒙受了损失,应该让特朗普偿还给你们。
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被捕后,华为公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立刻让孟女士的家人离开加拿大?她的家人在她被捕后还留在加拿大吗?
任正非:
孟晚舟家人的安排,公司没有介入。公司主要是在加拿大聘请律师,通过加拿大的法律,让她的权利得到保障。
5、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如果想要报复加拿大,也是有方法可以报复的,比如说华为向加拿大电信运营商销售设备,并且华为在加拿大也招聘了许多本地员工。但是您选择不报复。为什么?你们是有能力对加拿大进行报复的。
任正非:
因为我们认为加拿大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美国走向越来越封闭的时候,加拿大应该走向越来越开放,开放会使加拿大获得巨大机会。比如,现在一些大型国际会议,很多科学家获得不了美国签证,就可以在加拿大召开,美国科学家到加拿大也很近,不需要签证也很方便。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可以到加拿大去,加拿大作为一个新的科技中心崛起是可能的。我们选择加拿大作为更好的发展基地,这个决心没有动摇过。
第二,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世界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因此我们也想围着这些科学家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发展。不因为孟晚舟个别事件影响我们在加拿大的战略发展和投资,孟晚舟事件是会过去的,但是加拿大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能随意放弃在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
我们也注意到加拿大最近的辩论,加拿大有人提出“还是要选择华为的5G”,如果加拿大真选择华为的5G,我们会全力支持加拿大做好5G建设。原来我们认为加拿大在美国的城墙根下,想过放弃在加拿大做5G的打算。如果加拿大采用5G以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案,冰冻地区的矿业生产采用无人生产方式;在无人驾驶技术上,华为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先驾驶矿山设备,驾驶农业机械,例如可以实现无人农场,让拖拉机24小时耕种。加拿大会增加很多农业生产、矿产,大幅提升加拿大人民的生活和物质财富水平。当然,还需要人去加油。
加拿大有这么好的人工智能基础,如果加拿大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是有可能处在世界前列的。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的投资,不仅可以向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学习很多理论知识,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技术造福加拿大社会。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因为一件事就放弃一个国家、再放弃一个国家……,那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6、Nathan VanderKlippe:现在华为在美国面临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好转。上一次跟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华为在加拿大的业务扩张计划,例如在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买地。您上次讲到的业务扩张计划大概是什么规模?例如打算扩招多少人?另外,华为是否有打算把加拿大作为整个北美的总部?
任正非:
我们在加拿大的员工人数已经扩展到1200人,有2/3是研发人员,未来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因为我们在北美没有美国市场,因此市场总部还是在墨西哥,但是研发中心会从美国移出来,会以加拿大为中心。
Nathan VanderKlippe:什么时候移到加拿大?
任正非:
加拿大员工人数在增加,这是逐步的,今年我们在加拿大已经增加了300人。按照美国实体清单禁令,我们与美国人是不能发邮件、打电话……接触技术的,这样在美国发展受到阻碍,就会把发展转移到加拿大来。
Nathan VanderKlippe:刚才讲到把研发中心迁移到加拿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吗?是只涉及到几十人还是非常大规模的迁移?
任正非:
应该是很大规模,逐步进行。这牵涉到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人员在加拿大为华为办公是否合乎实体清单制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决策的重要考虑点。如果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人员在加拿大办公不受实体清单的限制,那我们在加拿大的研究机构规模应该是很大的。现在美国实体清单不仅是对我们部件供应打击,还包括切断我们与大学、学术组织的合作打击,下一步要看它的实体清单范围是否有放松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人可以进华为工作,是否可以在我们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这也是我们发展很重要的基础之一。
7、Nathan VanderKlippe:回顾过去一年,加拿大政府现在认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是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的幕后推手。假如说这种说法是真的,说明逮捕孟女士的压力并非来自司法系统。这件事会如何影响加拿大对孟晚舟引渡案的处理?
任正非:
昨天我看到你们《环球邮报》的报道,是可以参考的,但还无法考证。加拿大夹在美国和华为中间受害,我心中是抱有歉意的。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需要一个妥善的方式解决。
加拿大是一个伟大的法制国家,皇家骑警在执法过程中有些不合法的行为,也不影响加拿大的伟大。但在这些关键节点中,骑警已经宣过誓,要认真回忆,认真讲清楚,不能选择集体失忆、失语……。这有利于处理孟晚舟的案件。华为公司没有因为孟晚舟事件而停止在加拿大的发展,希望通过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推动中加两国走向正常化,也希望两个国家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恢复正常的合作关系,这是我们的期望。
美国正在走向封闭,加拿大要敞开怀抱,拥抱被美国排挤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才到加拿大,就可以再造一个硅谷。很多人才正在离开美国,为什么加拿大不去拥抱这些人呢?加拿大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各种环境不比美国差,加拿大应该制定一个国策,美国哪条路走错了,加拿大就赶快走这条路,替代美国崛起。不能因为两国关系好,你走错了路,我就要跟着走错,否则加拿大的振兴、崛起怎么办?
8、Nathan VanderKlippe:关于孟女士的案子,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美国很多案件最终都是以和解协议的方式了结的。有法律专家指出,如果华为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结果可能是,华为接受罚款,而美国可能会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华为为什么没有选择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这条路?
任正非:
专家提的这个方案,美国政府没有与我们商量过。希望你给美国政府传个话,让他们来找我们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愿意和美国探索这样一种方案吗?华为对在美国达成和解协议感兴趣吗?
任正非:
是的,但要基于事实、基于证据。
Nathan VanderKlippe:和解协议意味着要承认有罪,然后会进行一些安排,可能是罚款,也可能是其他的,但可能不用坐牢。所以,您准备好走这条路了吗?
任正非:
这要基于事实,什么问题都要有证据。基于事实的话,是可以谈判的。
Nathan VanderKlippe:我知道华为在美国聘请了律师。为什么不让他们探讨一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让律师去和美国检方谈谈这个方案呢?
任正非:
律师在法庭与检方打官司,就是谈判,谈谁对谁错。首先纽约东区法院要公布证据,我们根据证据在法庭上谈。律师与检方在法庭上的辩论,是一个声音比较大的谈判;大家先把事实搞清楚了,搞清楚后,可以是声音小一点的谈判,悄悄谈,谈一些交换条件。都是谈判。
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现在正处于在法庭上谈的阶段。您觉得什么时候会转向声音小一点的谈?什么时候你们会就达成某种和解协议展开具体的讨论?
任正非:
如果美国政府找不到证据,它没有什么理由、声音小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可以小一点。那时我们就不在法庭上谈判,可以到咖啡厅谈判,如果声音太大,影响周边客人,声音就会自然小了。那时就会讨论“你多喝一杯,还是我多喝一杯”的赔偿问题。如果美国错了,还要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
Nathan VanderKlippe:公平地说,美国已经给出了大量证据,其中有些证据是关于孟女士的,或者说是关于孟女士和几家银行之间的往来的。按照美国检方的说法,她对华为与Skycom之间的关系做了不实陈述。是您指示她这么做的吗?
任正非:
美国政府如果要出示证据,应该是通过法庭出示,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纽约东区法院要尽快拿出证据来。
Nathan VanderKlippe:但美方已经公布了书面证词,还公开了孟女士陈述时的PPT副本。这就是通过法律渠道披露的证据,而且证据表明,正如美方所说,她对华为与Skycom的关系做了不实陈述。她这么做是不是您指示的?
任正非:
我没有指示过,但我认为,纽约东区法院要尽快开示证据,尽快开庭。
Nathan VanderKlippe:为什么Skycom之前明明一直是华为的子公司,而华为在描述与Skycom的关系时却说Skycom已从华为剥离出去?
任正非:
这个问题还是留在法庭判决。
9、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目前正在进行5G政策的讨论。关于加拿大的5G审视,华为公司或者您个人和加拿大政府官员之间是否有过接触?
任正非:
没有。因为拥有5G设备不只是华为一家,还有爱立信。加拿大政府是否采用5G是一件事,选择用爱立信还是华为是第二件事,由加拿大政府决定。如果决定给我们做5G,我们就做好;决定不给我们做5G,我们在加拿大的投资也不会变化。我们还要继续投资加拿大,不改变。
Nathan VanderKlippe:加拿大政府运营着一个用来测试数字产品网络安全的中心,与2010年开始在英国运营的网络安全认证中心非常类似。加拿大这个中心之前也测试过华为的4G设备,这个中心有没有开始测试华为的5G设备?
任正非:
目前还没有在加拿大设立网络安全测试中心的打算,但加拿大和英国是盟国,可以到英国去测试。

10、Nathan VanderKlippe:9月,您提出可以向其他国家许可5G技术。上个月初,您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电信公司表示感兴趣,请问这个事情有无最新进展?华为提出5G许可是认真的吗?你们有没有建立一个数据室让其他公司看看具体的许可内容?华为有没有对5G技术许可进行定价?
任正非:
第一,目前还没有美国公司向我们提出要获得许可。第二,我们的许可是全方位的,没有限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策问题,美国公司需要花很长时间思考,这是可以理解的。
Nathan VanderKlippe:5G许可定价多少?大概成本是多少?
任正非:
这是很难决策的事情,说明它的数字很大。如果数字小,美国公司早就决策了。
11、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之前有关和解协议的问题,您认为签订和解协议是不是让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方法之一?
任正非:
不是,因为孟晚舟本身没有犯罪,就应该被释放。我们与美国的官司,首先要在法庭上搞清楚谁对谁错,没有搞清楚之前就随便认罪塞一笔钱?作罚款,这是法律行贿。不能对美国政府行贿,要在法庭上说清楚到底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公布在全世界的面前,才可以在咖啡厅喝咖啡,然后确定“你多喝两杯、我多喝两杯”的问题。但是证据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会随便妥协的。
Nathan VanderKlippe:听起来您似乎对和解协议并不是很感兴趣?
任正非:
首先要搞清楚谁对谁错,我们才能去讨论和解。
12、Nathan VanderKlippe:我想再问一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华为因为一项有关美国农村地区运营商的决定打算起诉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个消息属实吗?华为目前有没有打算在美国发起其他法律诉讼?既然华为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业务,为什么还要发起诉讼?这似乎并不会给你们带来太大的收益。
任正非:
是的,我们将起诉美国FCC。因为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权利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美国运营商买不买我们的设备,是美国运营商的权利。我们在捍卫美国宪法赋予我们可以服务美国人民的权利。
Nathan VanderKlippe:未来华为会针对美国提起更多诉讼吗?据我所知,这已经是第六桩了。
任正非:
可能会多一些吧,要看我们的律师资源是否忙得过来。
13、Nathan VanderKlippe:您第一次谈到5G许可的时候,这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十分新颖的方案。别人也问过您很多次,华为是否考虑调整公司的架构来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我想知道,您是否考虑过其他人提到的方案,如对业务进行拆分,或将一部分的运营转移到其他国家。您是否考虑过任何其他重大的公司架构调整呢?
任正非:
第一,我们的治理结构本来已经公开透明,并不需要外部人进来,也不需要外部资本进来。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过程中,就体现了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并不是一、两个外部人就能代表我们的透明度。第二,对于业务是否拆分的问题,可能不用考虑,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不会让资本进来。第三,我们会不会在欧洲建一些大工厂?肯定的。
14、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说会考虑和解,您会考虑接受认罪协议吗?
任正非:
不可能。
Nathan VanderKlippe:但这是快速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美国90%以上的案件都是通过认罪协议解决的。
任正非:
原则问题,还是要搞清楚事实和证据以后再来讨论和解。
Nathan VanderKlippe:对很多在美国的人来说,认罪协议可以避免坐牢。这也许可以让您的女儿避免牢狱之灾。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具吸引力的选择吗?
任正非:
她本身没有罪,怎么会坐牢呢?加拿大司法是公正的。美国搞这种手段,就是在威逼我们公司妥协。
Nathan VanderKlippe:考虑到贵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您女儿的情况,您还是认为认罪协议不值得考虑吗?
任正非:
不值得考虑。
15、Nathan VanderKlippe:您谈到了在欧洲建厂的计划。为什么华为会选择在欧洲建厂呢?东南亚、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为什么会选择欧洲?
任正非:
我们不是考虑成本,而是考虑战略性的需要。
Nathan VanderKlippe:有报道称,Mate 30手机里已经不包含任何美国技术了。您能详细讲讲吗?我知道,今年华为员工工作非常努力,就是为了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现在开始,您认为需要多久才能让华为消费类设备完全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任正非:
应该是明年吧。
Nathan VanderKlippe:您一开始认为这将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是这样吗?
任正非:
今年加明年,不就是两年吗?
Nathan VanderKlippe:进展比您预想的更快?
任正非:
没有,过明年年底不就相当于三年了?
16、Nathan VanderKlippe:想请您澄清一下在欧洲建厂这个问题。您打算在欧洲的工厂里生产什么产品呢?什么时候会开始生产呢?
任正非:
生产5G,规模很大,方案还在论证。
17、Nathan VanderKlippe:过去一年,对华为和您个人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您个人在华为对外沟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您能谈谈过去一年华为在公共关系和政府沟通的重心发生了哪些变化吗?您知道华为现在在这方面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吗?这项工作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比以前更重要?
任正非:
第一,公司处于危难时期,我个人义不容辞地需要挺身而出。第二,过去这么多年,公共关系做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协调工作,争取了这么多国家和运营商对我们的理解。现在对实在不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放弃做公共关系了;对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就多投入一些力量。一边省掉的钱用到另一边,总预算没有太多增加。
18、Nathan VanderKlippe:经历了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想知道华为将如何构建或重建在各国的信任。如果将信任问题称为“信任赤字”,您觉得“信任赤字”是华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是中国公司的问题?
任正非:
在信任上,华为今年这一年不仅没有赤字,而且收益非常大,因为美国政府这么强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帮我们宣传。如果说过去有一些国家对华为将信将疑,美国一打击,他们更信任了“原来你们这么厉害”。今年到我们公司访问的客人数量增长了69%,来看到我们生产线生产的版本没有美国器件了,他们就拿回去测试,发现非常好,他们建立了信心。同时,他们亲眼来看,我们上、下班的班车很多,人潮涌动;我们有很多食堂,每个食堂吃饭时都充满了人,员工还买肉吃;再看我们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他们更加增强了信心。所以,信任没有赤字,反而信任增长很厉害。
实体清单刚制裁时,我们预测财务数据会有下滑;但实际上现在快到年底了,我们今年的增长很厉害,没有出现信任危机。
19、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今年的增长非常强劲。我想问的是:华为的业务增长是不是主要源于中国市场?是不是源于由国家所有的电信企业向华为提供的补贴?
任正非:
网络设备的主要增长在海外,优先保障海外供货。终端设备,海外市场减弱了,中国市场增大了。

20、Nathan VanderKlippe:刚才华为员工指出在欧洲建厂这件事目前还在考量可行性阶段。因此,我想问一下,华为把大量的生产转移到欧洲等地,有哪些好处?能帮助华为解决什么问题?
任正非:
我们的生产工厂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绕过了欧洲福利社会,绕过了工会。虽然成本会略略增加一些,但是增强了欧洲对我们的信任,增加对欧洲的税收、就业指标,有利于我们在欧洲更加紧密地合作。
21、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正在大力发展“智能监控业务”。美国指控华为利用自己的设备开展间谍活动,为什么华为选择大举进入这样的业务领域?贵公司业务领域的负责人段爱国说华为在这个领域成为第一。
任正非:
人类社会将来会变成智慧社会,包括云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信息网络,美国也在争夺这个进入云社会的机会。今天的通信网络,明天就会变成一个云化的网络,云社会的开放性是我们前所未有碰到过的。智慧城市是一个起步。
22、Nathan VanderKlippe:华为首席隐私官John Suffolk先生在英国被问到华为与新疆公安局等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出售对象,华为是否也应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他回答说华为觉得负有法律责任。华为开发的很多技术可能被政府利用,严重影响人们的自由。您觉得华为在道德上是否有责任来评估你们的销售对象?
任正非:
我看到了《环球邮报》最近发表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欢迎你们进行深入研究。你们觉得,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方式对人民好,还是中国解决新疆问题的方式对人民好?新疆这些年已经稳定下来,没有大的社会案件和事件,经济正在发展。如果财富增加和财富分配合理化,会逐渐化解很多矛盾。美国也应帮助中东稳定下来,帮助中东发展经济,帮助中东人民摆脱贫困,这样美国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Nathan VanderKlippe:您言下之意是说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任正非:
美国有啊,把它做好了就有了。美国几十年前的先辈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国际体系,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有贡献的,全世界给美国的回报是承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如果恢复过去的正常秩序,它不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吗?
23、Nathan VanderKlippe:您之前经常讲到对于美国的崇拜。您的员工告诉我您最喜欢的咖啡是美式咖啡,您看过《星级迷航》电影,您还去过美国。您之前还表示美国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而中国在山脚下。您觉得在您有生之年会不会亲眼见证美国失去在技术,或许还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任正非:
我相信美国是非常优秀的。金里奇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他说过华为是不错的。除了5G,美国都是领先的。
我认为,即使对5G这个产业,美国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在4G初步发育阶段,美国提出WiMAX,WiMAX是电脑工程师提出来的,电脑工程师普遍年轻,敢想敢干,提出了非常多的新想法,但是他们年轻,对电信产业不够专业。电信产业要在全世界覆盖,全程全网,太复杂了,ITU建立的全球电信标准比这个屋子大很多倍。熟悉这个标准需要时间,电信行业的科学家年龄偏大、偏保守。WiMAX使用了很多核心技术,比如MIMO容量极大提升的技术,给LTE产业极大刺激,电信科学家迅速把WiMAX提出的新想法融合在LTE体系里,加上全球有几十万的电信专家、工程师,雄厚的技术积累,迅速就实现了。
所以,5G是更宽的带宽、更多天线、跨代技术……很多都是从WiMAX里吸取的。华为和美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的竞争,并不是华为有独自不得了的优点,我们也是兼容了世界各国的思想,实现了3GPP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这些发明和技术也是跟世界共享的,在很多方面与爱立信、诺基亚都签订了专利交叉许可,也与苹果、高通签订了一些专利许可,华为并没有垄断技术。美国仍然是伟大的国家,罗斯在印度讲话“只要有两、三年时间,美国就能领先华为”,我相信这句话。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再等两、三年。
24、Nathan VanderKlippe: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华为肩负的道德责任的问题,也就是您认为华为应该承担起哪些道德责任。感谢您阅读《环球邮报》的报道。但我想问的不只是关于新疆,还有华为员工被指控帮助非洲国家政府,对反对党的政客实施监控,开展黑客攻击和干扰活动。您是否接受员工的这类行为,还是说您认为华为有一定义务确保自己不会去做这些事?
任正非:
非洲这个事情是造谣,我们已给《华尔街日报》发了律师函。另外,立陶宛法院也判决了《立陶宛早报》对非盟事件的报道是造谣。我们卖“汽车”给各个国家,“汽车”装什么货是“司机”说了算。所以,国家应该怎么走是国家主权问题,国家怎么管理好这些设备是他们国家的主权。
Nathan VanderKlippe:但华为公司开发的一些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有能力改变人类社会、改变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你们做的并不是功能简单的、在路上跑的卡车。你们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智能监控和智慧城市等技术实际上有能力改变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你们难道没有责任深刻地思考这些技术应该如何开发和销售吗?
任正非:
AI不是武器。我们尊重每个国家的数字主权。我们必须在每个国家遵守所在国法律,遵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新技术造福人类。如果有些国家不接受,我们就不进入这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发展新技术的时候制造一个对新技术不利的环境。
Nathan VanderKlippe:我们刚才讨论的不仅是人工智能。您的个人背景很有趣。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存在很多计划经济的要素,您一直批判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以及计划经济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显然,您在离开计划经济、进入私有制经济后,取得了成功。您觉得目前或者未来,人工智能是否拥有足够强的能力,让管制经济的一些要素重新出现?您认为人工智能能产生这种影响吗?
任正非:
首先,整个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市场竞争,只有竞争才会对用户有利,才能逼企业进步。其次,企业内部的计划性有利于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减少消耗、减少浪费,有利于竞争。所以你说的计划,我认为仅仅是指企业内部。
25、Nathan VanderKlippe:再问一个和孟女士有关的问题。您觉得她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您是觉得她经受了苦难,还是说她过得还可以?您有没有告诉她,她预计还会在加拿大待多久?
任正非:
我们作为父母,都会想念自己的儿女。她也会想念自己的孩子,生活也会有很大影响,她的妈妈和她的丈夫轮流到加拿大陪她生活,她的儿女一放假就飞过去陪妈妈。她平时也努力学习、画画,来调整自己的情绪,所有案件细节都是交给她的律师来处理。
我们相信加拿大法律的公正、公平和透明,“透明”是指所有细节都必须公布出来。我们等待法庭的判决。
26、Nathan VanderKlippe:今天早晨她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微信朋友圈。您可能也读了她的这封信。在这封信中,她提到了自己这一年的心路历程,并且表示已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您之前说不会考虑让孟晚舟做接班人,但是考虑到她过去一年在加拿大所经历的一切,您会不会重新评估她的性格以及她在公司的未来发展?
任正非:
这封信我没看,早上我只看了标题。我认为这样不合适,因为全国人民都忙着要干活,要创造财富,争取改善自己的收入,不能消耗太多精力来跟她一起感受。正常的历史长河中,磨难都会出英雄。孟晚舟经历的磨难也会对她的意志产生很大提升,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财富。
担负华为这样一个技术公司的领导人,一定要有很强的战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判断社会或者公司发展的方向。所以,没有洞察能力的人,很难能领导这个公司。华为这样一个科技公司,领导人需要有深刻的技术背景。孟晚舟回来还是继续做CFO,当然这个CFO意志更坚强了。
华为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可能还会有大挫折,甚至将来面临着崩溃的风险。她经过这个磨难,有利于协助我们扛过未来的灾难。世界上没有永远成功的公司,有一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一定是华为》,说华为不可能永远顺利地成长。我认为灾难是财富,华为公司在今年打击中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未来的风险可能减少一点了。
27、任正非:我给你推荐三位加拿大“人工智能之父”:蒙特利尔理工大学的约书亚·本吉奥、多伦多大学的杰弗里·辛顿、阿尔伯塔大学的理查德·萨顿。加拿大应该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特鲁多总理应该请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喝咖啡,听他们讲讲加拿大应该如何定位,把人工智能作为发展战略。多伦多大学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很近;温哥华与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非常近,要思考如何把人才吸引到“人工智能之父”麾下,建立一个庞大的产业群体?他们曾在二十年前就领先了世界,不能“墙内开花墙外红”。
Nathan VanderKlippe:上次采访时,您也向我提到了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而且也提到了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您提这些是因为您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感兴趣,还是出于华为公司的利益考虑?
任正非:
因为我们把个人恩怨和国家发展分开来看。我个人和加拿大有些恩怨,但人类社会是很伟大的,我们要超越个人恩怨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与这些“人工智能之父”喝过咖啡,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建议特鲁多总理每三个月能与他们喝一杯咖啡。对于一个人口比较稀少、资源比较丰富、地域比较广大的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是迫切需要的,反而在中国没有这么迫切,中国人口多,经常有人问我“如果大量的人失业,没事干怎么办”这些负面问题;你们正好人少,发展人工智能有极大的积极性。
我们会把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的邮箱发给你,这对加拿大振兴有好处。这完全和个人恩怨无关,也与华为无关。因为我不希望这些天才之光被埋没了。
Nathan VanderKlippe:您跟他们见面时,没有向他们发出来华为工作的邀请吗?
任正非:
他们在世界这么高的地位,我们这么低的平台,如果来华为工作,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愿意给他们的科研提供经费支持,使用美国《拜杜法案》,不占有他们的任何成果,只是完全义务提供经费。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我们是可以给他们大笔拨款的。
美国把5G当成原子弹了,5G的来源是什么?十年前土耳其一位Arikan教授发表的一篇数学论文,引发了今天的5G。所以,我诚恳建议特鲁多总理请他们三个人喝杯咖啡,对加拿大的战略格局会有一个冲击。
Nathan VanderKlippe:真有趣。您认为这个问题与经费有关吗?特鲁多总理跟他们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谈谈给他们提供更多国家经费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我的意思是,如果您说的是为这三位人工智能之父提供更多支持,是不是主要指国家经费支持?还是说其他方面的支持?
任正非:
不是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加拿大把人工智能定位成国家战略产业以后,这支队伍会庞大,然后会做出不同的应用来,比如在冻土地区采用无人开矿、无人农场……,它可以发展加拿大经济。如果他们要钱,我们可以给,不需要加拿大政府给。
 
抗联将领冯仲云传奇​
  2008年3月23日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领导人冯仲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冯仲云,江苏武进人,1927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在北平青年会搞飞行集会时被捕。10月被释放后,由老师介绍到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教书,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这里采撷冯仲云抗战中和光复后在东北工作的几个小片断,以纪念这位传奇的抗联将领。

  家是省委机关

  冯仲云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任数学教授。该校位于太阳岛东北200米处,是青岛海军学校分校。冯仲云以教授身份为掩护,在江北区委做宣传工作。

  1931年5月,薛雯在北平读完中大附中时,来哈尔滨太阳岛与冯仲云结婚。结婚以后,薛雯每天划着小船过江汊子送冯仲云去上课,晚上再划船把冯仲云接回来。

  当时,北满特委领导及哈尔滨的几位左翼作家,如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等都时常来太阳岛,在冯仲云家开会,商谈抗日救国工作。每次开会,都是薛雯给他们烧水,放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巡视员罗登贤正在哈尔滨巡视工作,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罗登贤召集了北满党的负责干部会议。会议就在太阳岛冯仲云的家里开的。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多月,设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领导成员大部被捕。罗登贤在危急中受命组建新省委,并于1932年把省委机关迁到哈尔滨。满洲省委转移到哈尔滨前后,与中央的交通联系一度中断,得不到中央的汇款,就靠冯仲云在学校教书挣钱和四处借贷作为活动经费。

  设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后,为了防止牵连到哈尔滨的党组织,冯仲云举家迁往南岗区河沟街一间俄式木屋,后来转移到现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的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40号(小戎街2号)俄侨的红顶木屋。从此,这栋俄式住宅成为省委秘书处。冯仲云任秘书长,薛雯担任文书兼做内部交通工作。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曾回忆说,从小她就听妈妈薛雯讲,在她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抱着她在哈尔滨市内跑来跑去传送秘密文件。敌人到处设岗搜查行人,妈妈常常机智地将文件藏在冯忆罗的身上。其实,发生在小戎街的事,大多是冯忆罗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的,小时候,出入家里的伯伯和叔叔,有很多是中共满洲省委的负责人,这些人是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韩光等。

  据赵亮、纪松的《冯仲云传》记载:

  1932年初夏,党在哈尔滨组织一次伪军士兵的起义。为了这次行动,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时间紧迫。一天夜间,就在冯仲云的家里进行着紧张的印刷工作,省委书记罗登贤用毛笔蘸着阿木尼亚药水写蜡纸,薛雯和赵尚志印刷,冯仲云一面放哨,一面数着纸张。冯仲云和薛雯出生不久的女儿媛媛睡在机器旁边的藤箱里。阿木尼亚药水的臭气熏得人直打喷嚏,媛媛也被熏得尖着嗓子哭。印刷机开动有嗒嗒的声音,很需要用她的哭声来淹没。但是她哭累了就又睡着了,慢慢地她也适应了屋里的空气。午夜两点多钟,附近的狗叫起来,接着有脚步声。凭经验知道是巡夜的过来了。冯仲云急忙提醒大家注意。但是时间不允许停止工作。尽管窗户已用厚布帘子罩上,还是怕灯光透出去。薛雯瞧了瞧熟睡的女儿,灵机一动,狠了狠心在女儿的身上拧了一把,孩子哇哇地大哭起来,孩子的哭声淹没了机器声。外面的脚步声时断时续,一有声音,孩子就受一次折磨。望着可怜的孩子,薛雯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罗登贤也非常心疼,工作结束以后他立刻抱起媛儿,抚摸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轻轻地吻着她满是泪痕的小脸,疼惜地说:“可怜的小囡囡,让你受苦了,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不得不让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啊!”

  装哑巴捡回一条命

  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汤原。在那里,他整顿组织,发展党员,解决了党团员民族分布不合理的现象;领导秋收抗租,办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整顿并重建受了挫折的汤原游击队,历尽艰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在回忆母亲――烈士金成刚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奶奶让冯仲云装哑巴的故事:

  “一次冯仲云来到我们村开展抗日活动,住在我们家。有一天正在准备开会,突然有一群穿着便衣、带着枪的人闯进村子,他们见到外来人就抓。母亲怕冯仲云受害,就将他的东西和近视眼镜藏好。正在这时,敌人已闯进院子里,将冯仲云堵在屋中。在这紧要关头,奶奶急中生智,让冯仲云装哑巴。敌人进屋抓住冯仲云就打,母亲和奶奶急忙上前阻拦。奶奶说:‘他是我的二儿子,从朝鲜来看我,他是个哑巴。’敌人不相信,要拖出去枪毙。母亲和奶奶拽住冯仲云死死不放,哭着喊着不让带走。母亲又急忙上前说道:‘他是我的哑巴弟弟,你们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算什么能耐!’说得敌人无言对答,不得不问周围群众,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老太太的哑巴儿子。’敌人无可奈何,只好灰心丧气地走了。”

  冯仲云一直都记着这件事,他说他这条命是装哑巴捡回来的。

  步行500多公里回哈尔滨汇报工作

  1933年4月,冯仲云在老交通员李生的带领下从汤原步行500多公里回哈尔滨汇报工作的时候,身上满是虱子,棉袍破旧不堪,和乞丐已无区别。薛雯在《我任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员期间的战斗生活》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天,我由于头天夜里赶抄急件,快到早上三点钟才睡觉,上午还昏昏沉沉地打着盹。孩子在我身上爬着玩,突然听到“咯,咯咯,咯”的敲门声。这是芝英(即左芝英)来了,我开门让她进了屋。她显得很激动,一面脱大衣,一面低声说着:“薛雯,快些去看看,老冯回来了,他穿着太破烂了,不敢直接来这儿。他就坐在前面花园的西北角上,你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他。”她说完把孩子接过去。我得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股暖流冲上心头,立刻向指定的地方走去。这个花园乱草丛生,不能说是花园,仅是一个林园,人迹稀少。对着这个花园的西北门是个熟悉的杂货铺,门口站着一个小伙计在望着我。当我进西北门往前看去,果然看见石头上坐了一个又瘦又脏穿得又很破烂的人。我怕那小伙计望见我们的行动,忙说:“你跟我后面走,咱们一边走一边谈吧。”他理会了我的意思,在后面跟着,碰到生人,就把手伸出装作向我乞求的样子。

  “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呢?”我用有点带埋怨的口吻问。

  “你的通信关系调走了,又因为封江交通不便,不好派交通回来找省委。大家都好吗?孩子呢,长大了吧?”

  “我们都很好,孩子也很好,你是怎么回来的?”

  “走回来的,我这个样子不便去道里、南岗找你们,找了三天,才算找到了一个关系。我同交通两人到昨天只剩下四角钱,吃了就住不了店,因此不敢吃饭了,昨晚幸而找到了一个同志,若不然不知又要饿几天呢?”……

  和妻子薛雯的忠贞爱情

  1934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小戎街秘密地点暴露,冯仲云离开省委被派往珠河游击队工作,薛雯的交通员工作交给冯仲云的妹妹冯永莹负责。薛雯带着冯忆罗和刚刚4个月大的儿子,转移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那是一次难忘的生离死别。”冯忆罗回忆说,当时,日本宪兵队拿着薛雯的画像,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爸爸和妈妈已经几个月未见,临别时的一面,妈妈流泪了。爸爸嘱咐妈妈:“这可能是长期分离,也可能是永别。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无愧于革命。”“给囡囡起个名字吧。”也就在这一天,冯仲云得知了原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的消息,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者、革命家,他和妻子薛雯给女儿起了个庄重而又不易重复的名字叫“冯忆罗”。

  那一别竟是12年。

  12年中,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曾染过伤寒、负过重伤,用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

  从春到秋,从秋到夏,冯仲云对妻子、儿女的感情就和他所秉持的理想一样坚定。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抗联将领再婚者不乏其人,有人也曾给冯仲云介绍过,也曾有女战士追求过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为此,他还专门写过一首小诗示人,以表心迹: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

  念双亲,重返空凄凉。

  家成灰烬,墓生春草,我的妹妹流落他乡。

  兄仲云,妹妹薛雯;

  十年前,同居于太阳岛。

  松花江上,乘风破浪,分别后藕断情长。

  风凄凄,雪花霏霏;

  夜朦胧,寒鸦觅巢回。

  歌声声我妹能听否?茫茫天涯我无家可归。

  关于这首诗,据抗联老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说,每当冯仲云深情地吟唱这首诗时,我们就问他是否想薛雯了,他都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是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回到东北的冯仲云立即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妻儿。

  1946年7月,冯仲云和爱妻薛雯、女儿忆罗在哈尔滨重逢。不久,陈云、彭真、林彪、林枫四对夫妇在道里区一家小饭馆聚餐欢迎薛雯,大家共同赞扬冯仲云和薛雯的忠贞爱情。

  我是按命令来报到的

  1945年8月26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希金中将召见了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下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八十八旅中现有的中国人员和苏联人员要分别行动;苏联人员暂时不动,中国人员要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的任命;规定29日前报送出军官提级授衔名单。当时,冯仲云被授予上尉军衔。为配合苏军抢占东北战略要地,抗联部队主力在周保中、李兆麟率领下,从9月初开始分批由苏联返回东北,到达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

  抗联部队的战略要地共有12个中心点,这些中心点是:长春,周保中负责;哈尔滨,李兆麟负责;沈阳,冯仲云负责;吉林,王效明负责;延吉,姜信泰负责;齐齐哈尔,王明贵负责;北安,王钧负责;海伦,张光迪负责;绥化,陈雷负责;佳木斯,彭施鲁负责;牡丹江,金光侠负责;大连,原派去董崇斌等7人,后因苏军接管大连,董崇斌等人撤到长春。

  冯仲云带领的沈阳组,于9月10日由长春奔赴沈阳。到沈阳后,冯仲云来到苏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报到就任副司令,苏军司令卡夫通见到冯仲云后傲慢地说:“我是少将,你是上尉,怎么能当我的副司令呢?”

  听了这句极不礼貌且带侮辱性的话,冯仲云说:“我是按命令来报到的。”说着把带去的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命令送上。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就这样,上尉衔的冯仲云当上了沈阳卫戍区的副司令,职权是有关中国事务的联络。

  日本投降后,给中央写信,希望中央尽快派人来东北

  迅速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这是东北党组织多年来的愿望。为了尽快与中央联系上,东北党组织委托负责沈阳地区党和军队工作的冯仲云就近设法与关内联系。1945年9月10日,冯仲云电告在长春的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

  这一消息让周保中异常兴奋,他马上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求助,要求派飞机送代表去延安。当时,华西列夫斯基也正要求就八路军出关事宜与中共中央联系,就同意派出飞机。他命令进驻东北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里诺夫斯基备好飞机,先到沈阳接冯仲云、曾克林等,然后飞抵延安。飞机到沈阳后,冯仲云临时有事不能去延安,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抗联回到东北配合苏军占领各战略要地的情况,并“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

  9月14日,曾克林乘飞机到达延安。15日,向中共中央转交了冯仲云给中央的信,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后,对东北的实际情况加深了了解和认识。当天,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9日,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在取得当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同意后,当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由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

  依据上述战略方针,从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中共大批军队和干部先后进入东北,一路由热河和北宁路开进,一路由胶东渡海进入东北。到11月底,东北的部队有20余万人,党政干部2万余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

  不穿军装的将军

  1946年5月15日,《东北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标题是:《五百万人民朝夕盼望下松江省民主政府成立,抗日英雄冯仲云当选省主席》。松江省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但冯仲云没有忘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捐躯的英烈们。1946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重要的纪念日。这一天,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各界20万群众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冯仲云在会上发表讲话并提议把哈尔滨的3条主要街道改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以纪念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并获通过。早在1945年10月,还在沈阳工作的冯仲云就曾建议把珠河县改为尚志县,以纪念牺牲的赵尚志将军。此后,吉林省蒙江县改为靖宇县,距赵尚志牺牲地最近的合江省鹤立县梧桐镇改为尚志村。

  哈尔滨第一所烈士子弟学校继红小学也是他提议创办的。

  电影《中华儿女》、《赵一曼》都是在冯仲云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拍摄成的,为宣传抗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表彰人民解放军战功卓著的将领,举行了隆重的授衔、授勋仪式,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等将帅授衔、授勋。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身着便装的人,那就是冯仲云。

  勋章是对军人的奖励,而在当时拍摄的影像中,冯仲云身着便装十分引人注意。由于冯仲云当时已离开部队到地方任职,所以不能被授予军衔,但由于他的功绩显赫,所以被授予两枚勋章,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便装授勋,在这一殊荣的背后,是共和国对他和抗联的高度表彰。

  东北抗联与日寇浴血奋战了14年,他们在七七事变以后,几乎被人忘掉了。他们孤悬白山黑水,为着全民族的自由苦苦奋斗着。为了大众的解放,全民族的幸福,他们受尽了饥渴风霜之苦……有的竟没能亲眼看见抗战的胜利,甚至有些人死后连个名字也未曾留下……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和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一起,领导了大小兴安岭、松嫩平原等地的一系列游击战斗,曾攻克过克山、讷河、肇源等县城,震动敌垒,给呻吟于敌人压迫下的同胞以极大的鼓舞。

  冯忆罗回忆说:我母亲曾经跟我讲,我父亲在授勋以后,回到家里特别激动,手里捧着两枚金色的勋章,当时跟她说:我呀,这个不光是给我的荣誉,而且,这个是给我们满洲地下党省委和东北抗联的同志14年浴血奋战的一份荣誉。他说:毛主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特别激动。毛主席对他讲:你是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毛主席还说: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艰苦。​
 
冯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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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东北抗日联军将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建国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曾当选为“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文名冯仲云国 籍中国出生地江苏武进县出生日期1908年逝世日期1968年3月17日
目录
  1. 1 人物生平
  2. 2 人物事迹
  3. 3 社会任职
  4. 4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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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
冯仲云传 冯仲云传
冯仲云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1923年考入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私立蕙兰中学,同年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到同学拥护。在校期间,受《新青年》、《向导》的影响,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
1926年
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当年曾经发现培养华罗庚的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
1927年
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国民党在上海制造了4·12惨案,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北京串通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白色恐怖的环境下,1927年5月,冯仲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中国少了位数学家,却多了位著名的抗联将领。
1929年
冯仲云因参加党的集会被驻防北京的阎锡山部逮捕。在狱中受尽磨难,曾经在刑场陪绑;但这些磨难不但没有消沉他的革命斗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0年冯仲云自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照图 1930年冯仲云自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照图
冯忆罗说:“在当时这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看到就是当是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更重要的他自己就觉得他的路,我一生要走什么样的路已经比较坚定了。”
此后,清华大学的教授介绍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从此他开始了哈尔滨的地下党生活。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
1930年
1930年3月,冯仲云与北平文化界的娄凝先、谢冰莹、刘尊棋、王冶秋等人组织了文学团体“展望社”。
1930年10月冯仲云出狱以后,由于身份暴露,无法再在北京呆下去。经清华大学的教授介绍,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从此他开始了哈尔滨的地下党生活。
1931年
冯仲云(右一) 冯仲云(右一)
冯仲云把远在江南的妻子薛雯接到身边,引导年仅18岁的妻子走上革命的道路,以革命事业为起点的爱情,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白色恐怖下它们东躲西藏的开展党的工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用孩子的哭声掩盖印刷文件的声音。而冯仲云的家也成为满洲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工作站。
1932年
冯仲云奉党的委派出任全满反日总会党组书记。次年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同年与爱妻薛雯别离,直到十二年后,夫妻才重获团圆。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汤原。在那里他整顿组织,发展党员,解决了党团员在民族分布不合理的现象。领导秋收抗租,办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整顿重建受了挫折的汤原游击队。冯忆罗说父亲一直念念不忘朝鲜老奶奶舍身救他的故事:
“就是来了一帮人扛着枪的,也分不清是土匪还是伪军,就说要抓共产党,后来奶奶急中生智把他的眼镜赶快藏起来,你就装哑巴。那些群众真好,说这就是他的哑巴儿子。我父亲一直都记着这个事。他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如果没有李在德奶奶,也没有我今天。”
当冯仲云在老交通员的带领下步行1000多里走回哈尔滨的时候,身上满是虱子,棉袍破旧不堪,和乞丐已无区别。但老交通员的苦难身世和他的话深深印在他的心里。“只要你抗日打鬼子,我一辈子带着你走路”。
1933年11月
1933年11月省委秘书处由马家沟河沟街搬到小戎街2号。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这里安家。省委的全部重要文件都保存在客厅的大沙发靠背里。冯仲云的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总指挥部”和省委的“文件库”。在这里冯仲云夫妇曾多次躲过敌人的检查。
地下斗争是残酷的,危机四伏的,难到他们不怕吗?而且还有一个可人的仅仅才两岁的女儿。冯忆罗深情地说:
“我们现在人对他们没办法理解,我说我能理解。他首先考虑我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完成,因为如果它不完成千千万万个人头就要落地,它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因此他就不怕牺牲了,不怕死了。”
1934年
1934年叛徒的出卖使得哈尔滨不能再呆下去。冯仲云去了抗日游击队,薛雯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的老家。临别前,党组织安排他们见了一次面。冯仲云对妻子说的一段话让冯忆罗至今深深感动:
“咱们这次离别,也可能永久见不到了,但是你即便这样,你决不能辜负党;你回去以后可能你也很快能回来,通过组织找到我去的地方;也可能过十年、十五年咱们还能见面,那就是咱们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我说妈你那个时候哭了没有?她说好像我们那时已经没有眼泪了。爱国家,使得东北人民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感情,成为他神经的每一个细胞了。”
可谁曾想到,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十二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
1936年2月
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党命令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武装部队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原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在北满省委会议上因被指责折中、调和、撤消了他北满省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宣传部长。
1939年
冯仲云以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到下江指导工作。他重整北满抗日阵容,以抗联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之后,部队在嫩江、讷河、德都、北安一线打击日伪反动势力。
李兆麟、冯仲云指挥的抗联第三路军,是当时东北抗日队伍中力量强、战斗频繁,对日寇打击很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1942年
在中共东北委员会的指导下,将三个路军合并为东北抗联野营教导旅,冯仲云任旅情报科长兼政治教员。在此期间,冯仲云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及军事理论及航空兵战术,政治理论和军事科学知识都得到了长足地进步。
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抗战胜利。彭真在沈阳对冯仲云说:“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1945年,回到东北的冯仲云立即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妻儿。
从春到秋,从秋到夏,冯仲云对妻女的感情就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一样坚定,海枯石烂,不变的是心。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事业,造就了两位坚强的战士。在他们不乏浪漫和温馨的生活中,忠贞、卫国、使东北人民不受奴役是他们舍生忘死为之奋斗一生崇高信念。
冯仲云悼念仪式 冯仲云悼念仪式
1949年
冯仲云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烈士遗孤得到了最妥善的安置和最好的教育。
1952年
冯仲云任北京图书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其所保留的新善本(包括老解放区的革命文献、革命领导人手稿名人手稿)至今仍是国图的瑰宝。
1954年至1968年
1954年至1968年冯仲云在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任内为新中国的水电业解决过许多重大科研课题,培育下大批英才。
1968年
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迫害,于1968年3月 17日逝世,终年60岁。
 
顾维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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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署理中華民國大總統
中華民國國務總理
顧維鈞
Wellington Koo 1945.jpg
任期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前任杜錫珪(代理)
继任胡惟德(代理)
任期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出生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
1888年1月29日
大清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
逝世1985年11月14日(97歲)
美國纽约州紐約市
国籍
大清(1888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85年)
政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1942年-1985年)
配偶张润娥(1908年结婚-1914年离婚)
唐宝玥(1914年结婚-1918年病故)
黄蕙兰(1920年结婚-1959年离婚)
嚴幼韻(1959年结婚-1985年丧偶)
亲属子:顧德昌、顾裕昌、顾福昌
女:顧菊珍
学历显示▼
经历显示▼
顧維鈞(英語:Vi Kyuin "Wellington" Koo[註 1],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華民國外交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學博士,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歷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署理大總統國民政府法國英國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註 2]。1985年於美國紐約逝世,享壽97岁。
目录
早年[编辑]

早年的顧維鈞
顾维钧生于大清帝国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初入旧式私塾,于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后攻读政治学。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外交生涯[编辑]
1912年经唐绍仪介绍,回国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4年与唐绍仪女儿唐宝玥结婚。1915年2月获悉中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洩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同年10月赴美国任驻美公使。1915年,獲美国耶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2]
巴黎和会[编辑]
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來源請求],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勢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國於山东的本有權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陸徵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於顧維鈞在會中毫不退縮,與日本代表牧野伸顯雙方唇槍舌戰數十回合,完全未居於下風,讓牧野伸顯左右支絀、不能招架。使與會者震驚,獲得了三巨頭之二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讚賞,連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佩服。克里蒙梭在其回憶錄上寫道:「顧維鈞對於日本,有如靈貓戲鼠,盡顯擒縱之巧技。」因此顧維鈞獲得「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國際輿論盛讚。
1920年顾维钧改任驻英国公使。1921年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华盛顿会议
国务总理[编辑]
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于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在1924年他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1926年10月顾代理内阁总理並署任大總統,1927年1月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並繼續署任大總統,至6月张作霖改组军政府,顾辞职,寓居天津英租界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统一全国,顾维钧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国联调查团[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中国争取利益。
1936年3月,與厲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舉為國際聯盟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3]
1937年1月21日,國際聯盟行政院第九十六屆會議開幕,中國代表顧維鈞任主席[4]:5345。4月9日,國民政府特派顧維鈞為出席國際聯盟特別大會代表[4]:5400。7月23日,國民政府特派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為出席國際聯合會第十八屆大會代表[4]:5513。
二战前后[编辑]
参见:中華民國與美國關係
1941年4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大使。在按照惯例征询英方意见时,英方长时间未予答复,原因是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向英国政府建议:最好由一位国民党高级人士作驻伦敦的代表,而顾不是国民党党员。以这件事为起因,在蒋介石的劝说和他人的安排下,顾维钧于1942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45年6月26日,中華民國代表團赴舊金山會議,獲得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順位,顾维钧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成為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人,其後簽署的順序分別是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宠惠、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魏道明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大公报总编辑胡霖,而原定一同出席的宋子文和胡适則因事缺席。同年9月,随王世杰等人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5]
顾氏一生与中共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交往,其回忆录中仅记载了寥寥数次十分有限的接触。最初的一次是1924年顾与李大钊进行的一次关于外蒙独立问题的辩论。另一次是1945年力主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会议。根據典藏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檔案顯示,顧維鈞在抗戰與內戰時期曾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發等人會晤,接觸內容及結果不詳。1946年6月顧維鈞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對遊說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贡献甚多。赴美上任前,蒋中正与顾维钧谈话,讨论国共问题时顾表示,为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
1947年1月9日,駐美大使顧維鈞在世界問題協會講演,指責雅爾塔協議使蘇聯重新進入中國東北及東北亞[4]:82611月16日,顧維鈞與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會晤,就日本對華賠償等事磋商[4]:8267。2月17日,顧「訪晤馬歇爾商談中美經濟互助」[6],討論中國財政危機,希望日本賠償早日實行,並提出美國援助中國之五項要求[4]:8290。2月18日,駐美大使顧維鈞在紐約中美工商會議上發表演說,促請美國增加對華援助[4]:8291。6月17日,顧維鈞訪美國副國務卿克萊頓,商討亞洲經濟復興問題;顧提議將「馬歇爾經濟援助歐洲計劃」擴展至亞洲,並提出中國分享日本國內工業資產賠償計劃[4]:8372。6月23日及25日,顧維鈞在華盛頓先後會晤美國助理國務卿索普和馬歇爾,要求延長5億美元貨款之撥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億美元貸款,無果[4]:8374。7月3日,顧維鈞致電外交部,已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貨款具體計劃[4]:8378。8月7日,顧維鈞與美國助理國務卿亞莫爾會晤,顧表示中國同意盡早召開對日和會,惟正式和會須在中國舉行[4]:8394-8395。
1948年8月17日,駐美大使顧維鈞晤訪美國國務馬歇爾,催促美國加速接濟軍需物資[4]:8660。在国共决战到了分出胜负的最后关头,顾氏选择了国民党。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确实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们也还是这样想,以求实现变革,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十分厌恶和不满。”、“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我只是认为他们打仗是为了夺取政权……不会象诸如俄国革命时俄国共产党人那样行事……我没有想到他们竟会走极端,他们的行事竟完全违反我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1948年9月24日济南华东野战军攻克。9月29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致杜鲁门的密电,呼吁美国提供特别援助。顾氏感到:“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已成为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指望,顾维钧倾全力游说美国朝野。1948年9、10月间,顾氏在与访美的中国财政部长王云五的两次谈话中,主张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以求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9月,顾对王说:“今后争取美援不必拘泥于货币的形式,而是要求美方“派遣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国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得到他们全面合作”;“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问题”,因为“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10月,顾再次对王说:“我重申在中国面临共产党进攻的严重关头,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的倒是美国不愿与我们通力合作,唯恐卷入我们的反共斗争。不必担心美国的帝国主义,因为共产党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美国将非常急于撤退它的人员。”顾氏特地以美国主动撤离菲律宾,恢复菲律宾独立地位的事实,来证明不必担心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以及美国不是帝国主义的论点。顾在美国频频发表演讲和谈话:“中国与中共作战,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反抗苏联的扩张。”“我们和共产党战斗一天,就意味着为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争取到一天的时间。”此类谈话多不胜举。
当时美政界对蒋介石不满,一再试图扶持副总统李宗仁逼宫,顾氏一再出面为蒋辩护说:“在中国没有人比蒋委员长更爱国,更想为建设中国出力。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不过他的工作方法可能过时了。”1948年11月11日,顾氏拜访了代理国务卿洛维特,探询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华要求,包括:“派遣美国军官到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需要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军官,直至少尉”。对此洛维特的答复是:“问题本身实际已含有答复,就是『不行』。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指挥中国军队,这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接到这种请求是在战局恶化之后,而不是以前。美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无异于为打内战负责,这自然是办不到的。”顾氏探询驻青岛美国海军的去留问题,洛维特答:“如果中国共产党进攻青岛,美国海军将不负防卫责任。那要由中国当局进行抵抗以保卫该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上海或南京。”“美国当前在青岛和上海的地位和1943年以前不同,因为已于1943年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因此,美国无权也没有责任保卫青岛、上海或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那是中国政府的责任。”顾氏对这些答复颇觉“令人沮丧”。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逐渐弄清楚这些情况之后,尽管有内部消息,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我们完成抗战大业后,为什么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继续存在,和為什麼共产党會得勝?直到目前我还不大能理解这一点。”
中共在《人民日报》发布的第一批43人“内战战犯”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7]
中华民国政府遷往台北後,顧維鈞與外交部長葉公超曾代表中華民國於1954年與美國磋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晚年[编辑]

顾维钧
顧維鈞1956年從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職務退休,轉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長。1967年於海牙退休,赴美定居。
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餘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顧維鈞與家屬另委託哥倫比亞大學保管其私人信函與文件,並未出版,研究者需專項申請方能閱覽。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主「中國」席位。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託做統戰工作,章含之拜见顾维钧,并邀请顧访问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国大陆,顧以「身列共產黨戰犯名單」為由拒絕。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病逝。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8]。考量到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高層家族的密切關係,遺孀將顧的遗体葬於有孔祥熙宋靄齡宋子文紐約芬克里夫墓園
家庭[编辑]

顧維鈞和夫人唐寶玥

顾维钧与唐宝玥和儿子
顾维钧有过多段婚姻:
  • 张潤娥,张云骧之女,1908年结婚后共同返美,1914年离婚;
  • 唐宝玥,唐绍仪之女,1914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1918年因患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病逝;
  • 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1920年结婚,生子顾裕昌、顾福昌,1956年离婚;
  • 严幼韵,1959年结婚。2015年慶祝110歲生日,特出版口述自傳《一百零九個春天:我的故事》。[9]
著作[编辑]
  • 《外人在华之地位》
  • 《顾维钧回忆录》
相關電影[编辑]
 
顾维钧后人现状:继承他衣钵的女儿与他隔阂?父女矛盾竟这样化解
记者李满
记者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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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名人,脱去名利的外衣便都只是普通人,便也拥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悲欢、众生苦等,近代最有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也是如此。
顾维钧曾为中国的外外交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1919年因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他成了为中国争取利益的英雄人物;1945年,他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
名利外衣之下的真实顾维钧,曾有过四段婚姻,他的四个女人里,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总理女儿,一个是首富千金,一个是顶级名媛。但这看似丰盛的婚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和谐美好的晚年,顾维钧晚年的家庭生活多少是带着缺憾的。


顾维钧第三、四任夫人
顾维钧晚年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子女。
顾维钧一共有三子一女,其中,他的第二任妻子,即总理女儿唐宝钥为他生育了一子顾德昌、一女顾菊珍;他的第三任妻子,即首富千金黄蕙兰为他生下了两子顾裕昌、顾福昌。
因为婚姻等原因,这四个子女与顾维钧的关系并不如普通父子、父女那般好。
顾维钧晚年时,一直拒绝继承他衣钵而选择从商的二子顾裕昌、三子顾福昌皆英年早逝,这无疑为他的人生披上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外衣。
相比之下,他与唐宝钥所生的两个孩子多少算是给了顾维钧安慰:毕竟,他们都继承了父亲衣钵,且伴他终老。
但相比晚年以大孝子身份出现的顾维钧长子顾德昌,他唯一的女儿顾菊珍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多少带着几丝隔阂,这隔阂的由来,似乎在她出生后不久便被注定了。
顾菊珍生于1918年,她出生几个月后,她的母亲唐宝钥便因为替父亲出席社交活动染病辞世了。这以后,年仅三岁的顾德昌和年仅几个月的顾菊珍便都成了没妈的孩子。


顾维钧与唐宝钥及女儿
人说,“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这话果然没错,母亲过世后,父亲便为了工作匆匆将他们交给了公使馆人员。可怜,这两个刚刚失去亲娘的孩子,马上便迎来了失去亲爹的日子。
或许是感觉长期将孩子交给公使馆人员照抚不妥当,又或许是因为爱情,又或许是因为外界传闻的为了金钱,总之,爱妻死去两年后,顾维钧便与南洋富商黄仲涵之女结成了姻缘。
自此,顾德昌与顾菊珍便都有了后妈,这年,顾德昌5岁,顾菊珍2岁。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母亲死后,父亲再婚对子女多少是有益的,因为这至少代表:家是完整的了。这以后,两兄妹便跟着父亲、继母生活在了伦敦。
这个完整的家曾给过顾菊珍幸福,这点从她晚年的讲述便可知,她觉得后母黄蕙兰曾给过她照顾。但若真指望这位富家千金能给他们母亲般的照顾,那显然是有些过分的。
黄蕙兰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是这样讲述她和孩子们的相处的:
“我只是在每天早上孩子们打扮整齐、欢欢喜喜的时候看见他们,还有晚上我偶尔在家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黄蕙兰实际很少管顾孩子们。毕竟,她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相比黄蕙兰的“忙碌”,父亲顾维钧更“忙”。当时的他成天天南海北地忙,他先后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主任,还代理过国务总理……



从这一连串职务就可以看出,顾维钧的生活大概和陀螺差不多。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与妻子黄蕙兰生下了另外两个孩子,这真真是相当不容易。
黄蕙兰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顾德昌和顾菊珍能从她这里得到的“照顾”自然也更少了。实际上,整个童年、少年,顾菊珍感受最深的便是孤独无疑了。
顾菊珍在回忆中曾讲述过她与继母生活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深院的过往,他们住的这个院子实际是陈圆圆的老院,这个院子最大的特色便是大,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房间就有两百多个。
房子多,人少,自然就很有些空旷、寂寥了。她说:
“房多人少,院子空旷,就更显得距离父母遥远。”
在这样的环境里,顾菊珍的寂寞可想而知。但事物从来两面,这样的寂寞却也让她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也间接培养了她不怕困难和坚韧执着的特性。


顾菊珍
人在有了思想之后,会进步,会更有成就,当然也会有各种想法出来。有了思想后的顾菊珍开始对父亲顾维钧有了想法,她虽然理解父亲的忙碌,却始终为父亲没有太多时间管顾他们而耿耿于怀。
女孩从来细腻,自然,她们往往也需要更多的呵护,当这呵护得不到响应时:她的想法便会开始生出各种不好果子来。
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父母陪伴,顾菊珍羡慕极了,她经常幻想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她总是想:“若是母亲未病逝该有多好!”
原本,幼年丧母的孩子便比寻常孩子需要更多的呵护,可这点顾维钧即使想得到,也终究做不到。乱世的外交官,其工作强度和难度远非寻常人想得到。
小小的顾菊珍知道父亲很忙,但在心里她觉得自己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毕竟她是他唯一的女儿啊。可即便是“唯一”的,她也经常不得不用信件和父亲沟通。即便回到家,他也总是行色匆匆。
成年后的顾菊珍每每想起这段缺乏父母陪伴的成长岁月,就很有些神伤。她对父亲,多少是有些怨恨的。这怨恨越深,她的痛苦便也越深。尝过那种苦痛滋味的她做了母亲后总是尽可能地抽时间陪伴孩子,尽可能做到家庭、事业兼顾,她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曾经的缺憾。
回头看,顾菊珍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父亲的影响。1940年,一次偶然间,她得到了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机会。拿到这个机会后,顾菊珍惊讶极了,她意识到,父亲没有给她安排的路,她却在冥冥之中与它撞上了。
为了得到这份工作,顾菊珍尽心尽力地细化着手头的事情,果然,不久后,在她的努力下,她顺利通过了联合国秘书处的相关审核。当顾菊珍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顾维钧时,他很有些意外。
也正是在得到联合国这份工作的这年,顾菊珍还邂逅了自己一生的最爱、她后来的丈夫钱家骐。钱家骐便是后来被同行誉为“放射治疗中剂量计算机化的伟大之父”的物理学专家,他与妻子顾菊珍一样任职于联合国。


1941年顾菊珍与丈夫结婚照
后来,顾菊珍还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了联合国秘书处政治托管及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长。
当时,顾菊珍主要负责的是调查研究当时处于殖民状态下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以及南得罗尼西亚等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形势,及时向联合国报告。同时,她还兼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
更让顾维钧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女儿最后还亲自更改了他父亲参与起草的《联合国宪章》。
原来,初入职不久后,顾菊珍便发现尽管《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实际上,《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就有违规处,最显著的是福利待遇。
这些影响到女员工切身利益的“差异存在”让顾菊珍和女同事很不满,为了改变现状,很快,她便和联合国女性员工成立“争取平等权利专门组织”(即后来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时,她被选为主席。
这桩轰动世界的维权案中,顾菊珍外柔内刚、敢于反传统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在她和同胞们的坚持下,《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涉及性别的条文全部得到修改……
这期间,世人从始终穿着各式精美旗袍的中国女人顾菊珍身上,看到了她父亲昔日的风采:她头脑灵敏,应答自如,并且她和父亲一样,始终有一颗“高傲的中国心”。
在任何情况下,顾维钧都始终保留着他的中国国籍,顾菊珍亦是如此。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正在联合国工作的顾菊珍开心极了。为了这一刻,她曾多次出面为中国代表团做过不少工作。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顾维钧时,他的眼里放着光,那光里,写满了对国家、对女儿的骄傲。



到此时,顾菊珍便真正地完成了她一生的理想:活成父亲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顾菊珍与父亲的隔阂也在慢慢变小。
1979年,在联合国工作整整32年后,顾菊珍从联合国岗位上光荣退休。此后,她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父亲身上。这一年,顾菊珍61岁,父亲顾维钧92岁。
这期间,顾菊珍经常带着儿子钱澄清、女儿钱英英看望年迈的父亲。有时候,顾菊珍和父亲从容地拉着家常,有时候他们并肩在纽约街头悠闲地散着步。
远看去,像是顾菊珍在陪伴父亲顾维钧。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顾菊珍在通过这种迟来的陪伴弥补自己过往那没有父亲陪伴的岁月。慢慢地,顾菊珍似乎真的享受到了少年时代没能享受到的那份父爱。她的心,在慢慢痊愈。



1984年,顾菊珍父亲97岁这年,她竟意外找到了父亲晚年一直设法寻找的那装有70多个信封的珍贵保险箱。
当顾菊珍打开这个保险箱时,她怎么没想到,她竟就此解开了自己心里的情结。
当顾菊珍小心地打开一个信封时,她竟惊讶地发现,信封里竟有她读小学时的一张成绩单和她写给父亲的信件。那一刻,往事一点点被唤醒。她这才意识到,父亲对她的爱竟是这般深沉、凝重。
只是,这爱,顾菊珍一直都未察觉,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人说父爱如山,因为山从不言语,但不言语的山,他的爱,却从来一分也不少。顾菊珍拿着成绩单,想起昔日父亲看到自己成绩单时的责备才猛然明白,那责备里藏着的是对自己的更大期许,这期许便是父亲对自己的不易察觉的爱!
彻底释怀的顾菊珍想给父亲一份惊喜,这之后,她和丈夫遍访欧美各地,收集了其父外交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照片七十九幅,准备在父亲生日的时候为他展示。
然而遗憾的是,未等到1985年98岁生日那天,顾维钧便意外摔倒了,这以后不久他便辞别了人世。


顾维钧与唐宝钥
父亲死后,顾菊珍开始将她找到的父亲照片做成大型板块运回国内,她还将父亲的遗物,如世界法治和平奖章、纪念章等都运回了国内,创办了全国首个著名外交官的陈列专室……
想来,若顾维钧知道女儿为他做的这一切,他内心当是十分欣慰的。对于顾维钧而言,女儿的释怀是他的大幸,子孙的繁荣昌盛也是他的大幸:
今天,顾维钧的孙子辈们大多生活在美国,且都事业有成。他们中既有哈佛大学的博士,也有加州大学的教授。他们中还有人,将祖父的事业定为了人生理想。
发布于 2019-06-17
 
刘宁一
(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

刘宁一(1907年12月-1994年2月15日),原名史连甲,河北满城人 [1]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2] 。
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 。



中文名 刘宁一 别 名 史连甲 国 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07年12月 逝世日期 1994年2月15日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目录
  1. 1 人物生平
  2. 2 主要著作
  3. 3 曾任职务
  4. 4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刘宁一同志
刘宁一同志(4张)

刘宁一同志1907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五四运动和进步思想的影响,满怀报国救国理想,积极参加和组织爱国学生运动,曾经担任直隶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不畏艰险,长期在唐山、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事工人运动,为党的事业和中国工运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25年,他参加了当地的五卅运动,1927年7月,担任中共满城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29年,担任中共唐山煤矿林西区委书记。这期间,他深入工厂、煤矿,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工人起来革命,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刘宁一同志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他在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工作,同年4月在天津被捕,1932年1月取保释放后赴唐山,5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积极扩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人入党,成立党领导的工会。同年8月第二次被捕,1933年5月被释放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8月第三次被捕,后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判刑12年。在敌人的监狱中,刘宁一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坚持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交涉,他于1937年8月再次获得释放。之后,他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任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工运部部长、保卫部部长,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1943年7月,刘宁一同志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后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参与总结了党的城市工作经验,并参与党的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积极推动党领导的工会工作,通过对“中国劳协”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的统一,受到党中央的嘉奖。


刘宁一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长期致力于工会国际联络工作。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以参加国际工运为突破口,走向世界的指示精神,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1948年后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我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的工作,向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在欧洲工作期间,他积极主动地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接触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知名人士和群众代表,并对华侨工人、海外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我党在海外的影响。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任党组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刘宁一同志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代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他团结广大工会干部,组织动员职工群众,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工业生产,为扩大新中国国际影响、开展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49年,刘宁一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大会理事,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为提高我国工会的国际地位,坚持世界工联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至1965年间,刘宁一同志以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60年,他作为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1965年1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为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到亚非许多国家访问,接见过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宁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相继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顾问,中共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为推动统战工作、经贸工作、纪检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2] 。

1994年2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台湾岛
锁定
台湾岛——中国第一大岛,战略要地。位于东海南部,西依台湾海峡(属于东海),距福建省海岸75~220海里;东濒太平洋;东北与琉球群岛为邻,距冲绳岛约335海里;南隔巴士海峡菲律宾相望,距吕宋岛约195海里。岛形狭长,从最北端富贵角到最南端鹅銮鼻,长约394千米;最宽处在北回归线附近,约144千米。面积3.58万平方千米,占全省面积逾99%,为台湾省主岛,在世界大岛中列第38位。人口约2300万(2006年)。其中汉族约占98%,高山族等约占2%。
 
历史沿革

台湾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7000年前。7000年前起到大约400年前,南岛语系原住民的祖先先后、陆续的漂流到台湾来,成为目前所知台湾最早的居民。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沉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据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后来,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党等还组织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1]
 
自然条件

台湾岛 台湾岛
大陆岛。处于东海大陆架南部边缘。两亿多年前古生代晚期,地壳运动奠定了台湾岛的地质基底。4000万年前开始的喜马拉雅运动,地壳受挤压褶皱上升,形成最初台湾山系;约250万年前,地壳继续褶皱上升,构成台湾岛的现代地形。第四纪冰期海面下降与大陆相连,间冰期水面回升,复成海岛。

岛上多山,山地和丘陵占全岛面积2/3。分布于东部和中部,自东向西有台东、中央、玉山、雪山和阿里山5条平行山脉,呈北北东--南南西走向,以中央山脉为主分水岭。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山地约占全部山地的一半,海拔3500米以上山峰有30余座。最高峰玉山,海拔3997米,为中国东南部第一高峰。丘陵多围绕5大山脉山麓,主要有北部的基隆、竹南丘陵,中部的丰原、嘉义丘陵和南部的恒春丘陵,海拔约在600米左右。北部有大屯火山群,海拔多在1000米以下,是北部的重要屏障。

平原多在西部。台南平原最大,北起彰化,南至高雄,面积达4550平方千米,为岛上农业兴盛、人口密集、城镇较多地区。南部屏东平原和东北部宜兰平原亦为重要农业地区。狭长的台东纵谷平原介于台东山脉与中央山脉之间,是东部南北天然交通孔道。盆地主要有台北盆地台中盆地和中部埔里盆地群。

海岸较为平直,岸线长1139千米,东部从三貂角至旭海为断层海岸,雪山山脉北端、中央山脉北端和南端,台东山脉直逼岸边,峻峭耸立,海底急剧倾斜,离岸数千米,水深即达一二千米;除北部有较大的宜兰平原外,仅在花莲、台东等地有小块冲积平原。北部从三貂角至淡水河口为峡湾海岸,多岬角湾澳。西部从淡水河口至枋寮为沙质海岸,岸线平直,沙滩绵长,较多地段便于登陆;滩涂宽广,多沙洲、?湖,尤以大肚溪口至曾文溪口一带海埔新生地增长迅速。南部从枋寮至旭海为珊瑚礁海岸,多陡峭崖岸,前有裙礁,南端鹅銮鼻与猫鼻头间有较低平的南湾
 
全岛河流共151条,以中央山脉为分水岭,分别向东、西流入海洋,大都流程短、落差大、多险滩瀑布,富水力资源,不宜通航。以中部浊水溪最长,发源于合欢山,西流入海,长186千米,流域面积3155平方千米。河长大于100千米的还有高屏溪、淡水河、曾文溪、大甲溪、大肚溪,皆西流入海。天然湖泊很少,著名的有日月潭
台湾岛 台湾岛

地跨北回归线南北,终年受黑潮影响,属南亚热带和北热带湿润气候,高温、多雨、多风。年平均气温由北而南为21~25℃,7月平均约28℃,1月14~20℃;山地气温随高度而递减,3000米以上山地冬季有积雪。年平均降水量东、中部在2000毫米以上,东北部的火烧寮多达6300毫米以上;西部沿海一带较少,多在1500毫米左右。降水量与季风有关,北部冬季多于夏季,南部适相反。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南风和西南风。夏、秋季常受热带气旋影响,以7~9月最盛,平均每年有3.5次8级以上热带气旋登陆本岛。正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发生频率较高,以花莲及其附近海底最多。东岸属不正规半日潮,大潮差1.2米。西岸北港溪口以北属正规半日潮,潮差中部最大达4.2米,两端为2.6米。北港溪口以南大部为不正规半日潮,潮差1~2米。其中冈山至枋寮段为不正规全日潮,潮差较小,约为0.6米。

本岛西南有澎湖列岛,东北有钓鱼列岛,周围尚有彭佳屿、棉花屿、花瓶屿、基隆岛、和平岛、龟山岛绿岛兰屿七星岩、琉球屿等,连本岛共86座岛屿
 
经济交通

耕地面积约占全岛面积1/4。粮食生产以稻米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为主。其他有茶叶、热带水果、
台湾岛 台湾岛
香茅等,为传统出口产品。森林资源较丰,覆盖率达52%。但木材自给率只占10%~12%。畜收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3,渔业占1/4。现有远洋渔船约2000艘,总吨位约40万吨,近海小渔船1万余艘。

工业主要有制造业、电力业、矿业和建筑业4大部门,以纺织、电子、化学、食品加工等项为主,同时发展以进口原料和出口加工产品工业。主要分布在西部平原地带,并构成以台北台中和高雄为中心的工业区。有大小船舶修造企业250余家,主要制造集装箱船、游艇和渔船及修理船舶。大型船舶修造集中在高雄、基隆,高雄建有可容两艘50万吨级船的船坞。全年造船61.5万载重吨(1990)。台北县石门乡万里乡屏东县恒春镇建有核电厂3座,其装机容量占全岛电力1/3。原油产量不足需求量的1%。

岛内交通以公路为主,由环岛公路、横贯公路和南北高速公路为干线构成公路网,总长约2万千米。其中由基隆至高雄的高速公路,经西部14个县市,长达373.4千米,是岛内交通大动脉。铁路主要为西部纵贯线宜兰、北回、台东、南回和屏东等线构成的环岛干线,全长约913千米,其中由基隆至高雄的纵贯铁路、长408.5千米,已实现电气化,为铁路主干线。另有支线和生产专业铁路约2000千米。有民用和军用机场约50个,桃园和高雄为国际航空港。有大小海港10余个,高雄、基隆、台中、花莲和苏澳为5大港口。主要有通往日、美及东南亚各地的定期海、空航线,对香港的海、空联系均甚频繁。1995年海运总吞吐量达1.41亿吨,其中90%为进出口货物。左营港为本岛专用军港,高雄、基隆、苏澳等港部分作军用。
 
地理

全岛周长原为1139.25公里。面积3.578万平方公里; 此外有海埔新生地38.85平方公里及属岛74.80平方
台湾岛 台湾岛
公里。海岸线共长1239.58公里。岛形南北狭长,北起富贵角,南至鹅銮鼻,长约394公里(旧作385公里)。岛中部东西最宽,自浊水溪口西南海岸东至秀姑峦溪口约144公里。

台湾岛占台湾省全省面积逾99%。全岛海拔百米以下的平原低地约占30%,余皆为山地和丘陵所盘结。其中100~500米约24%,500~1000米约14%,1000~3000约31%,3000米以上仅约1%,但超过3000米的高山,不下百余座,故台湾岛亦被称为“高山岛”。西依台湾海峡(属于东海),距福建省海岸75~220海里;东濒太平洋;东北与琉球群岛为邻,距冲绳岛约335海里;南隔巴士海峡菲律宾相望,距吕宋岛约195海里。
 
军事意义

地处中国海区东南部前沿,又位于亚洲东部岛链中环,为中国东南沿海和近海交通线侧翼的海上屏障,是维护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太平洋海上权益的战略要地。历来常受外国侵占,发生多次重大战事。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日本倭船进犯福建后转而占据台湾岛西南岸,福建都司沈有容率战船队冒风浪经澎湖追歼倭船于台湾岛近岸。南明定武十六年(1661),郑成功率船队乘满潮出敌不意地通过水浅滩多的鹿耳门,驶入大员湾实施登陆。当荷军以舰船两次从海上反扑时,皆被郑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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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英舰曾侵入鹿耳门、鸡笼(今基隆)、大安港等地窥伺和炮击,皆被击退。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派军队在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登陆并进攻石门、牡丹社等地,遭到平埔人顽强抵抗达半年之久,日军终以战死、病亡600人后撤走。

1884年(清光绪十年),法国在进行马江海战前后,皆派舰队攻占台湾北部基隆、淡水后转而在海上对台湾封锁。在大陆军民的支援下,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军民奋起开展反占领、反割台斗争。5月,日军从三貂角一带登陆,先占领岛屿北部,后逐渐向南推进,台湾军民在中部、南部利用有利地形殊死抵抗日军占领。斗争持续达5个月,日军以伤亡约3万人的代价方占领全岛。
 
地质与地貌

全岛为复背斜构造,山系东北—西南走向,地槽开始形成于古生代晚期,经第三纪中新世海水升降活动和上新世造山运动,进入岛孤形成阶段,地槽时代基本结束。更新世剧烈间歇性上升。第四纪冰期曾因海面下降而与大陆相连;间冰期海峡水面回升,复成海岛。现今台湾海峡深度一般不过百米左右。自第四纪初期以来,海浸规模及沉积地层有逐次变小变薄的趋势。台湾海峡沉积率每千年约为15~5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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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复背斜的东西两翼极不平衡。本岛位处太平洋西北部岛弧群的中段、琉球孤与吕宋弧交会点,其本身亦呈浅弧状,向大陆突出。面临太平洋一侧海崖陡降,以约1:10的急坡在去岸约50公里处,海底已深达4000米以下;陆上的内侧则为南北延伸的大断层线。依板块构造理论,本岛应是位处太平洋一方的菲律宾海板块与东北方欧亚大陆板块缝合线(东台纵谷带)上。由于背斜受东来压力为主作用,造成中央山脉地带的上升运动和断层激化,其间玉山地块的形成则可能受自北而南的琉球弧运动影响。本岛主要构造线和断裂均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

台湾山地的脊梁山脉为中央山脉。自东北部苏澳海岸附近起,最后纵贯恒春半岛入海。全长约320公里。山脉东部主要为片岩,主脊及其西部为轻度变质的粘板岩(第三纪千枚岩板岩、硬页岩、变质砂岩等)。其西北的雪山山脉长约180公里,与西南玉山山脉相接;玉山山脉北与雪山山脉皆为粘板岩。西为阿里山脉,其北段亦称加里山脉。再往西有丘陵、台地、盆地相间错。基隆海岸有大屯、基隆等火山群分布(见大屯火山群基隆火山群);高雄、凤山有大小不一的滨海平原,近代冲积层掩覆甚深,海峡东岸前缘滩涂,即为台湾主要“海埔新生地”分布区。中央山脉东隔台东纵谷,有长约150公里的海岸山脉(亦称台东或东台山脉)。后者为夹有大量火山碎屑岩的新第三系山地。所有东西诸脉组成台湾山系,其间多狭长谷地,为重要断层线所经,尤以广2~5公里的东部大纵谷最为典型。

东部的海岸山脉最高峰新港山1682米。中央山脉高峰丛集区,北起南湖大山(3740米),南迄北大武山(3090米),其间相去不下200公里,超过3000米和3500米以上的著名山峰簇聚,其中秀姑峦山3833米,马博拉斯山3805米。玉山主峰海拔3997米(旧测3950米),为台湾最高峰,亦为中国东部最高峰。在玉山峰群中,高逾3900米者尚有东峰(3940米)、北峰(3920米)、南峰(3900米)等。雪山山脉亦多超过3500米的高峰,主峰雪山海拔3884米,其北的大坝尖山3573米,峰顶岩层叠立,景色奇伟。雪山山脉及中央山脉和玉山第四纪冰川发育,有更新世后期冰蚀地形遗迹。

海岸大部分皆甚平直。北部自富贵角以东,南至三貂角,长约120公里,岩石裸露,岬角岐出,但除基隆港外,天然港湾规模狭小。东部海岸除苏澳湾外虽岸外水深,但因断岸逼岸,腹地多山,于建港不利。各河下游及河口冲积平原的发育规模,亦远逊于西部。西岸大部分为滨海平原区,滩涂宽广。海埔新生地以乌溪(大肚溪)河口至曾文溪河口一带,增长最速。除西南部高雄海岸外,西岸砂碛绵亘,缺乏天然良港。

主要平原80%以上集中于西部。若依中央山脉全线为界,以东主要平原仅有东台纵谷狭长地带(包括花莲平原和台东平原)。其间有花莲、秀姑峦和卑南三溪流域的冲积扇群相交错。

北部多丘陵。惟台北市及其附近沿淡水河至关渡一带例外。西部则有新竹平原、海岸平原、彰化平原、台中盆地、浊水溪大冲积扇、嘉南平原、高雄平原、屏东平原、恒春平原。以上西部滨海平原连续成带,如以乌溪(即大肚溪)河口为起点,止于高屏溪口附近,平原面积当不下4500平方公里。 [2]
 
气候

台湾岛属亚热带—热带的过渡区,每年自10月~翌年3月为东北季风盛行期,5~9月为西南季风期,其间分别为两者的转变期,因受东北信风和冬季大陆冷气团影响,东北风的作用特强。东北部与西南部气候有显著差异。南北平地各以台北、恒春为代表,年均温分别为22~23℃和24℃~25℃,年较差前者约13℃,后者约仅7℃。至于最高月均温仅约30℃,最低月概在15℃以上。零下的绝对低温虽偶一出现于北部平原、台地,而霜冻之害不见于台中以南地区。气温垂直变化大,山地年均温,阿里山的2406米测站已低至为10℃左右,玉山的3850米测站更低至4~5℃。后者极端低温可至-12℃。

降水量东北部特高,基隆历年平均值超过3000毫米;最高可达5000毫米(如1953年5173毫米)。宜兰亦可超过3000毫米。台中、台南、高雄皆逾1700毫米,屏东高于2000毫米。但西南部各地的年变率特大,与东北部常年多雨的特点适成对照。东北季风为冬半年主要雨源,年中受台风影响亦较强,致雨机会特多,基隆被称为“雨港”,雨日逾200天,最多可达230多天。宜兰亦常超过200天,最多可逾220天。西南部的台南、高雄等雨日远少于宜兰和基隆,且逐年变化亦大。如高雄1975年雨日为120天,1976年仅65天,1978年69天,1983年114天。1977年高雄雨量曾达2793.9毫米,1980年竟少至572.8毫米。西南部平原区全年日照虽可超过2000小时,却因秋冬少雨,常有较严重旱情。

台湾岛及其近邻海域位于太平洋台风夏秋间频繁出没地带,台风年均不下3~4次,其中尤以横越恒春半岛和北部最多,受影响亦最大。台湾山地多雨,年雨量达4000~5000毫米的山区,全岛有5~6处之多;最高记录为基隆东南方的火烧寮,历年平均超过6000毫米,最大超过8400毫米,即与东北季风和台风二者有密切关系。一次过境台风造成最大的总雨量,可达千毫米以上,如1969年10月17~19日在宜兰南部冬山乡新寮地方的一次台风雨,3天内总雨量达2749毫米, 其中18日一天内达1672毫米。 [3]
山脉与河流

台湾岛上溪河依主源计算,长50公里以上的不过20条,其中西向入海者16条,东向入海者4条。大部分河川流路短,河床比降大,上游水势急湍,下游流路不稳定,流量的丰枯之差甚大。长大河流有:浊水溪源出中部山地,全长仅186公里,流域面积3155平方公里;高屏溪长171公里,流域面积3257平方公里;淡水河长158.7公里,流域面积2726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大甲溪、乌溪(大肚溪)、曾文溪以及东部的卑南溪、秀姑峦溪、花莲溪。淡水河是台湾唯一曾有航运之利的河道,近年因河床淤浅,水运已为陆运所代。台湾岛河流水力资源丰富,总蕴藏估计不下500多万千瓦,其中大甲、浊水二溪各可超过百万千瓦。至1980年,已开发利用及施工和设计中的,共不过约266万千瓦,略多于总蓄积量之半。 [3]
自然资源

土地

台湾岛丘陵、台地和山麓地带多分布红壤。大致海拔800米以上的地区依次为黄壤、 黄棕壤、灰棕壤和灰壤,3000米以上多为石质土。由于降水多,土壤受淋溶作用强烈,土质粘重,盐基已基本淋失,肥力不高。

天然植物自海岸地带的红树林至高山寒温带性的森林无不具备。 南部海拔500米以下地区热带雨林和季风雨林兼备,北部则以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为主。全岛森林面积占全岛土地总面积的52%左右,其中亚热带和热带林共占森林面积约87%,温带林约11%,余为亚寒带或寒带林,见于3000米以上高处。台湾岛植物种属繁多,现存高等植物180多科,4000多种,其中重要森林植物即有800多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约百余种,红桧、台湾扁柏、铁杉、冷杉、台湾云杉、峦大杉、台湾杉肖楠等尤为著名。

动物中原以水鹿分布最广,次为梅花鹿麂等。3500米以下山林地区均有栖息,但近三、四百年间捕猎过度,低山原野几已绝迹,仅在1500~2500米山间尚有少量分布。其他各种野生动物中蝶类、蛇类,本分布甚广,近年被大量捕捉而减少。经济价值较高而数量有限的,如:云豹、台湾鲮鲤、麝香猫、帝雉、台湾雉等,已近绝迹(如云豹),或日见稀少。1971年台湾已宣布野生动物全面禁猎,并设有多处野生动物保护区,如八卦山(台湾猕猴)、 出云山(帝雉、蓝腹雕)、八通关(水鹿、山羊)、拉拉山(台湾熊)、大甲(鹭鸶)等,但成效不显著。
 
资源

台湾岛四面临海,水产资源丰富,海洋渔业发达。水库的淡水鱼繁殖亦颇有发展。 矿产较重要的仅有煤、原油天然气、金、铜、大理石石灰石白云石海盐等9种。能源及金属矿物均不富集。煤多产于基隆至新竹一带。油气田分布苗栗丘陵区,产量甚微;天然气已知储量仅约275亿立方米。地热已探勘的有大屯火山区和宜兰地区等,有待开发。金属矿物以北部瑞芳矿区的金瓜石金铜银矿最著名,但储量不大。大屯火山区的铝矾土正在勘探中,同区的天然硫产量较多,金瓜石矿区亦有较重要的硫化铁矿。但均远不能满足需要。石灰石、大理石、白云石等多见于东部山地,蕴藏甚富;新竹嘉义、高雄等地的石灰岩亦甚重要。
自然地理区

全岛大致可分为4大区:①北部区。北起大屯火山群和基隆海岸,其南界西起大安溪,东接雪山山脉,自桃山附近过思源垭口,沿中央山脉东北段止于苏澳南方的东澳岭。全区西、北、东三面临海,南有大坝尖山、雪山、南湖大山等,淡水河水系流贯境内。丘陵、平地间错,自东而西包括宜兰平原、基隆丘陵、台北盆地、大屯火山群、林口和桃园台地、竹东和苗栗丘陵,及淡水河、大安溪等水系与兰阳溪水系分界的雪山山脉。②西部区。北自大安溪,东以阿里山脉为界墙,东南侧以屏东平原接于中央山脉尾闾。全区以浊水溪冲积扇及嘉南平原为主体。③东部区。自中央山脉西麓以东,包括大断崖、纵谷、海岸山脉及其沿岸、南至恒春半岛东侧构成的地区。④中部区(见台湾省)。 [3]
 
经济交通

耕地面积约占全岛面积1/4。粮食生产以稻米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为主。其他有茶叶、热带水果、香茅等,为传统出口产品。森林资源较丰,覆盖率达52%。但木材自给率只占10%~12%。畜收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3,渔业占1/4。现有远洋渔船约2000艘,总吨位约40万吨,近海小渔船1万余艘。

工业主要有制造业、电力业、矿业和建筑业4大部门,以纺织、电子、化学、食品加工等项为主,同时发展以进口原料和出口加工产品工业。主要分布在西部平原地带,并构成以台北、台中和高雄为中心的工业区。有大小船舶修造企业250余家,主要制造集装箱船、游艇和渔船及修理船舶。大型船舶修造集中在高雄、基隆,高雄建有可容两艘50万吨级船的船坞。全年造船61.5万载重吨(1990)。台北县石门乡和万里乡、屏东县恒春镇建有核电厂3座,其装机容量占全岛电力1/3。原油产量不足需求量的1%。

岛内交通以公路为主,由环岛公路、横贯公路和南北高速公路为干线构成公路网,总长约2万千米。其中由基隆至高雄的高速公路,经西部14个县市,长达373.4千米,是岛内交通大动脉。铁路主要为西部纵贯线和宜兰、北回、台东、南回和屏东等线构成的环岛干线,全长约913千米,其中由基隆至高雄的纵贯铁路、长408.5千米,已实现电气化,为铁路主干线。另有支线和生产专业铁路约2000千米。有民用和军用机场约50个,桃园和高雄为国际航空港。有大小海港10余个,高雄、基隆、台中、花莲和苏澳为5大港口。主要有通往日、美及东南亚各地的定期海、空航线,对香港的海、空联系均甚频繁。1995年海运总吞吐量达1.41亿吨,其中90%为进出口货物。左营港为本岛专用军港,高雄、基隆、苏澳等港部分作军用
 
文化

由于语言、风俗习惯及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高山族内部又分为阿美人、排湾人、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邹(曹)人、雅美人、鲁凯人、卑南人、邵人、平埔人等。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高山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各族群之间的语言差别比较大,共同特点是,都属于多音节的没有声调的胶着语。 [4]
闽南文化

台湾汉族则大多数是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其中,福建以漳、泉两地移民约占 80% ,因此闽南语(又称为 " 福佬话 " )为台湾民间的主要方言,被称为 " 台语 " ,闽南文化又称为“河洛文化”、“福佬文化”。

清代汉人到台湾后,往往是同乡群居在同一村庄,常沿用原乡名为地名,并建庙供奉共同信仰的神明,作为守护神庙,移民透过庙宇的祭祀活动,彼此结合成祭祀组织,庙宇就成为移民社会的信仰及活动中心。不同祖籍的移民,供奉不同的神明,如漳州移民供奉开漳圣王;泉州移民供奉保生大帝及观音、妈祖。 [5]
客家文化



一般而言,客家人原居中国北方(山西、河南、湖北),后因五胡乱华、宋朝南徙等历代因素造成北人南迁,南方居民称他们为客,于是就有了客家一词出现。

台湾客家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潮州和梅县,目前分布于桃、竹、苗地区,或者高雄、屏东、美浓等地。 客家人适应力特别强,为了生活,可以四处为家,漂泊异地。客家人较为保守,有强烈的“我群”意识,珍惜文字、尊重有知识的读书人,比较重视教育成就。

客家山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鲜明的地方色彩。台湾的客家山歌歌词,一般为七字一句、四字一句。从歌的种类来看,大致分为过山调(历史悠久)、山歌仔(即兴创作)、平板调三种。客家人的祖先崇拜,是奉祀在公厅或宗祠。客家族群祭拜的神只以义民爷三山国王为代表,台湾各地只要有客家人开垦的地方,就会有三山国王庙。 [5]
殖民文化

在台湾的许多角落,都可以看到过去殖民时代的影子。淡水的红毛城,是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的遗址;台北人声鼎沸的迪化街、桃园大溪、台南新化等地,可见日据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巴洛克建筑,现在台北的许多日据时期的重要建筑;台北西区的总统府、行政院、旧台大医院等,都加了夜间照明以展现其古典婉约,成了点缀台北夜空的装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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