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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 –– 生得要好，老得要慢，病得要晚，死得要快。此为人生幸事。
生 – 生得好，是生下来很健康，没有残疾；
老 – 老得慢，是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了，总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病 – 病得晚，是人老了也没得什么大病，最后年纪很大了才生病；
死 – 死得快，是生病时间不长就死了，没受到病痛的折磨。
很久以前，看过琼瑶女士写的一篇给家人子女的信，当时印象深刻，想不到一生都在描写情情爱爱的柔弱女子会写出这样一封深情但“前卫”的信。今日重读，感同深受，摘抄片段如下:
我已经79岁，明年就80岁了！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为战乱、贫穷、意外、天灾人祸、病痛……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我的叮嘱如下：
一、不论我生了什麽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万一我不能作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
二、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
三、不论什麽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嚥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著！
四、同上一条，不论什麽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五、我已经注记过，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著，意义重大！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下面我要叮咛的，是我的“身后事”！
一、不要用任何宗教的方式来悼念我。
二、将我尽速火化成灰，采取花葬的方式，让我归于尘土。
三、不发讣文、不公祭、不开追悼会。私下家祭即可。死亡是私事，不要麻烦别人，更不可麻烦爱我的人——如果他们真心爱我，都会了解我的决定。
四、不做七，不烧纸，不设灵堂，不要出殡。我来时一无所有，去时但求干净利落！以后清明也不必祭拜我，因为我早已不存在。何况地球在暖化，烧纸烧香都在破坏地球，我们有义务要为代代相传的新生命，维持一个没有污染的生存环境。
五、不要在乎外界对你们的评论，我从不迷信，所有迷信的事都不要做！“死后哀荣”是生者的虚荣，对于死后的我，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不要“死后哀荣”！后事越快结束越好，不要超过一星期。等到后事办完，再告诉亲友我的死讯，免得他们各有意见，造成你们的困扰！
琼瑶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之所以要公开写下这封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是担心子女对父母的爱，成为她“自然死亡”最大的阻力。
她说：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延伸阅读：
医生的死亡之道
文：肯·穆雷 翻译：可锋
几年前，我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医师查理发现自己肚子上出现一个肿块。他找外科医生做了检查，诊断为胰腺癌。这位外科医生是治疗胰腺癌的权威之一，发明过一套新型手术流程，将患者的五年生存期比例增加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谈不上什么生存质量。第二天他回到家中，关闭诊所，从此再没踏入医院一步。他尽可能地多与家人相处，于数月后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也没用多少医疗保险。
医生的死亡方式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极少治疗。尽管总是时时刻刻在帮助别人抵御死神，但当他们本人面对死亡时，往往极为淡定。
当然，医生也不想死，医生也想生存。然而，太了解现代医学的他们知道它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会与家人谈到这一切，确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来时，家人不会试图采取任何夸张的救护措施——他们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被人打断肋骨去做什么心肺复苏术。
几乎所有医疗专业人士都亲眼目睹过人们所受的“徒劳的关怀”。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医生将尖端技术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余，还要忍受无谓的苦难。患者的身体会被剖开，插进导管，与机器相连接，灌入药物。
有一些医务人员随身携带徽章，上面印着“不予急救”字样，告诉医生不要实行心肺复苏术。我甚至看到有医生将其做成纹身。
医生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得天独厚的医护服务？原因很复杂，与患者、医生和医疗系统都有关系。
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请设想一个场景：某人失去知觉，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属恐惧万分，当医生询问是否要“竭尽全力”时，他们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于是，患者的噩梦上演了。
问题的根源是人们对医生的能力期望过高。很多人认为，心肺复苏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实，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过无数经心肺复苏术抢救无效的患者。如果患者病情严重、年老或罹患绝症，心肺复苏术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却令人难以承受。但医生们仍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满足患者及其家人的愿望。
从医数十年里，每当生死攸关的时刻患者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我会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将事情的风险清楚明白地解释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属仍坚持要采用我认为毫无意义或有害的治疗方式，我会将其转到另一位医生或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些被转出去的病例仍令我无法释怀。我最喜欢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师，出身于著名的政客家族。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环很不好，而且，脚部已经出现疼痛。考虑到住院治疗对她的病情不利，我尽一切努力让她避免做手术，但她在医院外咨询了专家，而这些专家与我没有联系。
对于她的病情，专家们并不像我那样熟悉，他们决定为其双脚做血管搭桥手术，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术并没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环状况，刀口始终无法愈合。患者的双脚都感染了坏疽，最终被双双截肢。两周后，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最坏的事情都发生了，她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这个故事中，显而易见，医生和患者都难辞其咎，但在很多情况下，双方都不过是一种更大系统——鼓励过度医疗——的牺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医生们采用“医药费报销”的模式来做每件事，不管它多么没有意义，只要能赚钱就行。
更常见的情况是，医生怕被投诉，对患者言听计从，为了避免麻烦，极少提出反对意见。
但医生绝不会将过度治疗用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年累月地看到这样做的后果。几乎每个医生都能找到适当的方式，更好地减少痛苦，在家中平静地死去。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为患者提供舒适和有尊严的照顾，让他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而非徒劳的治疗。
几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癫痫发作，后被查出是肺癌转移到脑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专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包括每周到医院化疗三至五次，他也许能活四个月。最终，托什拒绝任何治疗，只是吃药控制脑水肿。他搬来与我同住。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们做了很多他喜欢的事，享受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欢乐。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他还是第一次去那儿；我们在家门口闲逛，每天吃我做的饭。吃着中意的饭食，而不是医院里的病号饭，托什甚至还长胖了些。他并不觉得特别疼，一直情绪很好。一天，他没有醒来。之后的三天他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然后，他故去了。八个月来他的医保只用于购买一种药物，总花费约20美元。
托什不是医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追求吗？
如果在生命临终护理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状态，那就是有尊严地死去。
生 – 生得好，是生下来很健康，没有残疾；
老 – 老得慢，是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了，总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病 – 病得晚，是人老了也没得什么大病，最后年纪很大了才生病；
死 – 死得快，是生病时间不长就死了，没受到病痛的折磨。
很久以前，看过琼瑶女士写的一篇给家人子女的信，当时印象深刻，想不到一生都在描写情情爱爱的柔弱女子会写出这样一封深情但“前卫”的信。今日重读，感同深受，摘抄片段如下:
我已经79岁，明年就80岁了！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为战乱、贫穷、意外、天灾人祸、病痛……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我的叮嘱如下：
一、不论我生了什麽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万一我不能作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
二、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
三、不论什麽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嚥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著！
四、同上一条，不论什麽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五、我已经注记过，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著，意义重大！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下面我要叮咛的，是我的“身后事”！
一、不要用任何宗教的方式来悼念我。
二、将我尽速火化成灰，采取花葬的方式，让我归于尘土。
三、不发讣文、不公祭、不开追悼会。私下家祭即可。死亡是私事，不要麻烦别人，更不可麻烦爱我的人——如果他们真心爱我，都会了解我的决定。
四、不做七，不烧纸，不设灵堂，不要出殡。我来时一无所有，去时但求干净利落！以后清明也不必祭拜我，因为我早已不存在。何况地球在暖化，烧纸烧香都在破坏地球，我们有义务要为代代相传的新生命，维持一个没有污染的生存环境。
五、不要在乎外界对你们的评论，我从不迷信，所有迷信的事都不要做！“死后哀荣”是生者的虚荣，对于死后的我，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不要“死后哀荣”！后事越快结束越好，不要超过一星期。等到后事办完，再告诉亲友我的死讯，免得他们各有意见，造成你们的困扰！
琼瑶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之所以要公开写下这封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是担心子女对父母的爱，成为她“自然死亡”最大的阻力。
她说：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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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死亡之道
文：肯·穆雷 翻译：可锋
几年前，我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医师查理发现自己肚子上出现一个肿块。他找外科医生做了检查，诊断为胰腺癌。这位外科医生是治疗胰腺癌的权威之一，发明过一套新型手术流程，将患者的五年生存期比例增加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谈不上什么生存质量。第二天他回到家中，关闭诊所，从此再没踏入医院一步。他尽可能地多与家人相处，于数月后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也没用多少医疗保险。
医生的死亡方式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极少治疗。尽管总是时时刻刻在帮助别人抵御死神，但当他们本人面对死亡时，往往极为淡定。
当然，医生也不想死，医生也想生存。然而，太了解现代医学的他们知道它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会与家人谈到这一切，确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来时，家人不会试图采取任何夸张的救护措施——他们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被人打断肋骨去做什么心肺复苏术。
几乎所有医疗专业人士都亲眼目睹过人们所受的“徒劳的关怀”。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医生将尖端技术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余，还要忍受无谓的苦难。患者的身体会被剖开，插进导管，与机器相连接，灌入药物。
有一些医务人员随身携带徽章，上面印着“不予急救”字样，告诉医生不要实行心肺复苏术。我甚至看到有医生将其做成纹身。
医生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得天独厚的医护服务？原因很复杂，与患者、医生和医疗系统都有关系。
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请设想一个场景：某人失去知觉，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属恐惧万分，当医生询问是否要“竭尽全力”时，他们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于是，患者的噩梦上演了。
问题的根源是人们对医生的能力期望过高。很多人认为，心肺复苏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实，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过无数经心肺复苏术抢救无效的患者。如果患者病情严重、年老或罹患绝症，心肺复苏术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却令人难以承受。但医生们仍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满足患者及其家人的愿望。
从医数十年里，每当生死攸关的时刻患者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我会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将事情的风险清楚明白地解释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属仍坚持要采用我认为毫无意义或有害的治疗方式，我会将其转到另一位医生或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些被转出去的病例仍令我无法释怀。我最喜欢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师，出身于著名的政客家族。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环很不好，而且，脚部已经出现疼痛。考虑到住院治疗对她的病情不利，我尽一切努力让她避免做手术，但她在医院外咨询了专家，而这些专家与我没有联系。
对于她的病情，专家们并不像我那样熟悉，他们决定为其双脚做血管搭桥手术，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术并没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环状况，刀口始终无法愈合。患者的双脚都感染了坏疽，最终被双双截肢。两周后，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最坏的事情都发生了，她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这个故事中，显而易见，医生和患者都难辞其咎，但在很多情况下，双方都不过是一种更大系统——鼓励过度医疗——的牺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医生们采用“医药费报销”的模式来做每件事，不管它多么没有意义，只要能赚钱就行。
更常见的情况是，医生怕被投诉，对患者言听计从，为了避免麻烦，极少提出反对意见。
但医生绝不会将过度治疗用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年累月地看到这样做的后果。几乎每个医生都能找到适当的方式，更好地减少痛苦，在家中平静地死去。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为患者提供舒适和有尊严的照顾，让他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而非徒劳的治疗。
几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癫痫发作，后被查出是肺癌转移到脑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专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包括每周到医院化疗三至五次，他也许能活四个月。最终，托什拒绝任何治疗，只是吃药控制脑水肿。他搬来与我同住。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们做了很多他喜欢的事，享受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欢乐。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他还是第一次去那儿；我们在家门口闲逛，每天吃我做的饭。吃着中意的饭食，而不是医院里的病号饭，托什甚至还长胖了些。他并不觉得特别疼，一直情绪很好。一天，他没有醒来。之后的三天他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然后，他故去了。八个月来他的医保只用于购买一种药物，总花费约20美元。
托什不是医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追求吗？
如果在生命临终护理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状态，那就是有尊严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