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4月底，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报刊上，先后刊登了这么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嘉兴中国银行遭太湖强盗抢劫。与此同时，嘉兴城内为防太湖强盗再次前来抢劫，全城实行宵禁，各街口、巷弄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那么，当时的嘉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的结局又如何？我翻阅了当时江、浙、皖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上海《申报》及有关资料，试着还原当年那起惊天银行抢劫案。
要说到这起抢劫大案，得先简要地说一说当时横行江、浙、皖地区的太湖强盗。
清朝中晚期，在太湖上有诸多盐枭。这些盐枭原本也是贫苦的农民，以贩卖私盐为生，但在当时，私自贩盐是官府绝对禁止的。于是，为了反抗官府的官盐专卖政策，这些贩卖私盐的农民就聚集在一起，共同贩盐，并购置了枪支等武器，以对抗官府的追捕。因太湖水面辽阔，便于隐蔽，横跨江浙两省不同的县域，久而久之，这帮盐枭就以太湖为中心，形成了打家劫舍的强盗帮，人称太湖强盗。
这些太湖强盗不仅仅和官府斗，也经常在水上抢劫船民、渔民，绑票劫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官府虽进行清剿，但打心眼里也害怕太湖强盗，常常是将他们从这个县赶至另一个县，没有从根本上剿灭。甚至有些官兵还和强盗串通一气，共同坑害老百姓。如此，到了民国年间，太湖强盗的势力越来越大，当时的太湖匪帮有人有枪有快船，作案逃逸速度极快，根本就不把官府放在眼里。
再来说说当年的嘉兴中国银行。
清末的咸丰十年（1860）四五月间，清军与太平军在嘉兴激战，导致嘉兴县城损毁严重。此后，嘉兴的商贸集市逐渐从城东移向城北。到了民国初年，嘉兴城区的市集以城北的塘湾街（今北京路）、北门大街（今建国北路）、中街（今中基路）最为繁盛。尤其是500多米的塘湾街依傍运河，交通便利，因此南货、北货的客商云集于此，热闹非凡。据民国十八年（1929）陆志鸿所著的《嘉兴新志》记载，当时，塘湾街上共有商店150家，以钱庄、旅馆及南货、北货、腌腊、水果行、颜料行、米行等批发行为最多。正因为塘湾街商贸繁华，日出斗金，民国三年（1914）8月，在这条街上的祥润弄口，创立了中国银行嘉兴支行。这是近代嘉兴第一家全国性银行的分支机构，专门办理商家的银票汇兑、银元存取、黄金兑现等业务。
塘湾街的繁盛，尤其是嘉兴中国银行进出钱款这么多，引得太湖强盗眼红。更令这些强盗心动的是，银行所在的塘湾街，在北城墙外。虽说当时县城正在启动拆城墙，但北城墙尚未拆除，而城外的警卫力量相当薄弱。因此，太湖匪帮将抢劫目标锁定在塘湾街上的嘉兴中国银行，并派出许多眼线四处探查银行四周的情况。
1929年4月28日晚上6时许，嘉兴城北的运河上驶过来许多条渔船和丝网船，大小不一。其中三四条船紧靠住停泊在杉青闸的嘉兴水警队炮舰“致果号”。这艘“致果号”平时也挺威风，除了在嘉兴水域巡逻，有时也驶到太湖去巡逻侦查湖匪行踪，可逮住的湖匪寥寥。这批太湖强盗娴熟地“跳帮”（指越过船间缝隙直接跳到对方船上），一下子就把留守在舰上的几名水警给制服了，缴了他们的枪，并将他们捆绑在舰舱里。另有一帮人在塘湾街南上岸，一路来到位于坛弄的警察分驻所，以极快的速度将所内警察制服。这样，北城墙外的警卫力量基本被解除了。
晚上7时许，中国银行嘉兴支行附近的北门码头驶来汽船一艘，船上的20多名湖匪蜂拥上岸，径直奔往北门外塘湾街中国银行嘉兴支行，一批人分散于银行大门附近，并在周边设置了步哨。因这家银行在塘湾街的繁华地段，平日的警惕性不高，所以天黑后还没有关门。匪徒布置好后，部分匪徒持枪冲进了银行。
这时，银行的职员都已下班回家，只剩下茶房和钱库守卫人员。匪徒进入银行后，抓住一名茶房，让他带路到钱库门口，准备进入钱库，抢劫所存放的银钱。但是这个钱库门做得十分坚固，匪徒根本就破不开。接着，匪徒抓住了钱库警卫人员王远，喝令他将钱库钥匙交出来。王远不肯，于是匪徒用手枪对着王远开了一枪，子弹从王远的左眼穿过，从脑后飞出，王远顿时应声倒下。匪徒从他身上搜出钥匙，将钱库打开，将库内银钱一抢而空。
枪声响起时，守护银行的另一门警徐有才跑到钱库门口，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结果迎面被土匪数枪打成重伤，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得手后的匪徒将钱库内的9.6万银元分别装在布袋中，快速登上汽船，往北边的太湖方向疾驶而去（据1929年4月30日《申报》）。
随即，上海的中国银行接到了来自嘉兴的报告。4月29日晨，上海方面将此案件通报给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认为嘉兴支行被抢劫，国库之款被盗，有关国计民生，而且这些盗匪都已逃逸，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军严密缉拿，务获破案，以重公款，而维治安”。
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报案后，通过情报分析，认定匪徒一定会逃往上海藏匿，于是立即通知驻扎在上海北站的6师13旅31团第1营严密盘查旅客。当天，有12名下车的河南、浙江旅客因身上带着较多的银元，卫兵将他们扣留，并将他们押往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审问。但在审问中，这些嫌疑人纷纷喊冤，表示自己是守法的买卖人，所带银元都是做生意所用。当时，这些被扣留的嫌疑人都有家人或亲戚朋友接站。一番调查后，警备司令部下令暂时放人。于是，经担保人作保画押，这些人获得保释。
此时，破案线索一时断线，侦查部门只得另寻他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沪杭铁路警务处，在沪杭铁路上海龙华徐家汇及上海南站、北站等要道严加盘查，对来往路人严格检查；警备司令部第5师第26团特务排、侦查队和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则分驻各要道检查行人。淞沪警备司令部还知会浙江省政府协同追查线索，沪杭铁路为警备司令部管辖，第5师分管嘉兴以东地区；嘉兴至杭州的路段，则由浙江省政府保安队负责。
被湖匪打成重伤的嘉兴中行门警徐有才当时才21岁，后被急送嘉兴福音医院（今嘉兴第二医院）救治。但因伤及腹部，于5月1日晚上8时许因公殉职。嘉兴警察三分所全体警员扶柩公送，举行追悼仪式，并向上级申请抚恤金，以安慰死者和家属。
面对各方的联合追捕，隐匿的太湖强盗气焰则十分嚣张，叫嚣着还要对嘉兴来一次大抢劫，甚至在嘉兴县王店镇（今秀洲区王店镇）还发现了匪徒的恐吓标语。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嘉兴县及周边县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嘉兴城区每晚戒备森严，晚上10时以后的来往行人都要被严加盘查；晚上12时以后则禁止通行。小西门、杉青闸、东门外的戒备尤为森严。市区除了国货陈列馆游艺场、寄园剧场（今勤俭路人民剧院）照常营业外，其他商店晚上一律停止营业。嘉善县西塘镇因为紧挨江苏省黎里镇，而黎里镇之前不久刚被湖匪抢劫，为了以防万一，西塘连忙召开防务联席会议，确定由水警第八队、商团、保卫团、警察所联合布防，加派岗哨，组织巡逻队，专管盘查行人、搜检船只，以防匪徒混迹其中。
此案经江、浙、沪各大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嘉兴县政府、商会等纷纷去电或派代表到省政府，要求增派兵力前来嘉兴守城。嘉兴各群众团体也接连电告省政府，要求尽快破案、捉拿匪徒。
浙江省政府于是悬赏5000元捉拿匪徒。
到了5月7日，此案有了一线转机：嘉兴警察局得到密报，称有盗匪藏匿在杭州某处。于是，嘉兴警察三分所由一名姓曹的巡长带队，和杭州市公安局探员一起，抓住了此案嫌疑犯薛士林。5月14日，嘉兴县警察局三分所所长王家谟带着一干警员，会同杭州市公安局，在杭州荐桥农村的一个草棚内，抓获嫌疑犯刘培清，并抓获窝藏犯蔡某及其妻，缴获勃朗宁手枪一支。警方对嫌疑人进行了审讯，被捕者均供认不讳。于是几名嫌疑人交由嘉兴法庭审判。
“4·28”嘉兴中行抢劫大案如此重大，更何况还有警员被绑、枪支被劫，当时，此类案件在全国也不多见，但抓获的匪徒寥寥，有关报道持续在江浙沪各大媒体发酵，给政府和警方压力巨大。嘉兴内河水警局局长给发案地嘉兴水警第二区区长下了死命令，限令一定要严加缉拿。同时，内河水警局派出经验丰富的水警，秘密分赴江苏、上海等地，联系线人，认真侦缉。6月初，根据线人指认，嘉兴、上海的便衣警察先后在上海汉口路悦宾楼等处，抓获“4·28”嘉兴中行抢劫大案盗匪“陈小哥子”陈必哥、“江山老鹰”曹志刚、“曾小凡子”曾柏林及潘才广、李干全等五人。经查实，这帮盗匪属于太湖强盗中的“江北帮”成员。
随即，警方将罪犯解送省政府，交保安处军法科审讯，各犯供认抢劫中国银行及水陆警枪械不讳。根据犯罪情节，将陈必哥、曹志刚、曾柏林、潘才广四名罪犯判处死刑；李干全因当时未持枪械，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决书由省政府核准后，6月15日上午，嘉兴警方将陈必哥、曹志刚、曾柏林、潘才广四名罪犯押回嘉兴，从东门开始游街示众，经过犯案地点塘湾街，一直到杉青闸，随后执行枪决。
此后，随着侦查的继续进行，警方又陆续抓获多名罪犯，依照法律给予了惩处，算是给了社会舆论一点交代。但还是有部分罪犯逃脱追捕。
当然，最倒霉的还是银行方面。据中国银行财务报表所列，被劫钱款共9.6万元，损失巨大，盗劫的钱财均被盗匪挥霍，分文未能返还。这笔亏空挂在银行账目上，次年起分三年摊入损益科目中处理。案发后，嘉兴中行公告暂停营业。但当时正是春茧上市期间，银行不能中断营业，后经县政府、县商会和省政府商议，请中国银行嘉兴支行早日复业，“以调剂金融，而利茧市”。于是，5月16日起，中国银行嘉兴支行恢复营业，照常通汇。
那么，当时的嘉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的结局又如何？我翻阅了当时江、浙、皖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上海《申报》及有关资料，试着还原当年那起惊天银行抢劫案。
要说到这起抢劫大案，得先简要地说一说当时横行江、浙、皖地区的太湖强盗。
清朝中晚期，在太湖上有诸多盐枭。这些盐枭原本也是贫苦的农民，以贩卖私盐为生，但在当时，私自贩盐是官府绝对禁止的。于是，为了反抗官府的官盐专卖政策，这些贩卖私盐的农民就聚集在一起，共同贩盐，并购置了枪支等武器，以对抗官府的追捕。因太湖水面辽阔，便于隐蔽，横跨江浙两省不同的县域，久而久之，这帮盐枭就以太湖为中心，形成了打家劫舍的强盗帮，人称太湖强盗。
这些太湖强盗不仅仅和官府斗，也经常在水上抢劫船民、渔民，绑票劫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官府虽进行清剿，但打心眼里也害怕太湖强盗，常常是将他们从这个县赶至另一个县，没有从根本上剿灭。甚至有些官兵还和强盗串通一气，共同坑害老百姓。如此，到了民国年间，太湖强盗的势力越来越大，当时的太湖匪帮有人有枪有快船，作案逃逸速度极快，根本就不把官府放在眼里。
再来说说当年的嘉兴中国银行。
清末的咸丰十年（1860）四五月间，清军与太平军在嘉兴激战，导致嘉兴县城损毁严重。此后，嘉兴的商贸集市逐渐从城东移向城北。到了民国初年，嘉兴城区的市集以城北的塘湾街（今北京路）、北门大街（今建国北路）、中街（今中基路）最为繁盛。尤其是500多米的塘湾街依傍运河，交通便利，因此南货、北货的客商云集于此，热闹非凡。据民国十八年（1929）陆志鸿所著的《嘉兴新志》记载，当时，塘湾街上共有商店150家，以钱庄、旅馆及南货、北货、腌腊、水果行、颜料行、米行等批发行为最多。正因为塘湾街商贸繁华，日出斗金，民国三年（1914）8月，在这条街上的祥润弄口，创立了中国银行嘉兴支行。这是近代嘉兴第一家全国性银行的分支机构，专门办理商家的银票汇兑、银元存取、黄金兑现等业务。
塘湾街的繁盛，尤其是嘉兴中国银行进出钱款这么多，引得太湖强盗眼红。更令这些强盗心动的是，银行所在的塘湾街，在北城墙外。虽说当时县城正在启动拆城墙，但北城墙尚未拆除，而城外的警卫力量相当薄弱。因此，太湖匪帮将抢劫目标锁定在塘湾街上的嘉兴中国银行，并派出许多眼线四处探查银行四周的情况。
1929年4月28日晚上6时许，嘉兴城北的运河上驶过来许多条渔船和丝网船，大小不一。其中三四条船紧靠住停泊在杉青闸的嘉兴水警队炮舰“致果号”。这艘“致果号”平时也挺威风，除了在嘉兴水域巡逻，有时也驶到太湖去巡逻侦查湖匪行踪，可逮住的湖匪寥寥。这批太湖强盗娴熟地“跳帮”（指越过船间缝隙直接跳到对方船上），一下子就把留守在舰上的几名水警给制服了，缴了他们的枪，并将他们捆绑在舰舱里。另有一帮人在塘湾街南上岸，一路来到位于坛弄的警察分驻所，以极快的速度将所内警察制服。这样，北城墙外的警卫力量基本被解除了。
晚上7时许，中国银行嘉兴支行附近的北门码头驶来汽船一艘，船上的20多名湖匪蜂拥上岸，径直奔往北门外塘湾街中国银行嘉兴支行，一批人分散于银行大门附近，并在周边设置了步哨。因这家银行在塘湾街的繁华地段，平日的警惕性不高，所以天黑后还没有关门。匪徒布置好后，部分匪徒持枪冲进了银行。
这时，银行的职员都已下班回家，只剩下茶房和钱库守卫人员。匪徒进入银行后，抓住一名茶房，让他带路到钱库门口，准备进入钱库，抢劫所存放的银钱。但是这个钱库门做得十分坚固，匪徒根本就破不开。接着，匪徒抓住了钱库警卫人员王远，喝令他将钱库钥匙交出来。王远不肯，于是匪徒用手枪对着王远开了一枪，子弹从王远的左眼穿过，从脑后飞出，王远顿时应声倒下。匪徒从他身上搜出钥匙，将钱库打开，将库内银钱一抢而空。
枪声响起时，守护银行的另一门警徐有才跑到钱库门口，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结果迎面被土匪数枪打成重伤，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得手后的匪徒将钱库内的9.6万银元分别装在布袋中，快速登上汽船，往北边的太湖方向疾驶而去（据1929年4月30日《申报》）。
随即，上海的中国银行接到了来自嘉兴的报告。4月29日晨，上海方面将此案件通报给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认为嘉兴支行被抢劫，国库之款被盗，有关国计民生，而且这些盗匪都已逃逸，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军严密缉拿，务获破案，以重公款，而维治安”。
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报案后，通过情报分析，认定匪徒一定会逃往上海藏匿，于是立即通知驻扎在上海北站的6师13旅31团第1营严密盘查旅客。当天，有12名下车的河南、浙江旅客因身上带着较多的银元，卫兵将他们扣留，并将他们押往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审问。但在审问中，这些嫌疑人纷纷喊冤，表示自己是守法的买卖人，所带银元都是做生意所用。当时，这些被扣留的嫌疑人都有家人或亲戚朋友接站。一番调查后，警备司令部下令暂时放人。于是，经担保人作保画押，这些人获得保释。
此时，破案线索一时断线，侦查部门只得另寻他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沪杭铁路警务处，在沪杭铁路上海龙华徐家汇及上海南站、北站等要道严加盘查，对来往路人严格检查；警备司令部第5师第26团特务排、侦查队和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则分驻各要道检查行人。淞沪警备司令部还知会浙江省政府协同追查线索，沪杭铁路为警备司令部管辖，第5师分管嘉兴以东地区；嘉兴至杭州的路段，则由浙江省政府保安队负责。
被湖匪打成重伤的嘉兴中行门警徐有才当时才21岁，后被急送嘉兴福音医院（今嘉兴第二医院）救治。但因伤及腹部，于5月1日晚上8时许因公殉职。嘉兴警察三分所全体警员扶柩公送，举行追悼仪式，并向上级申请抚恤金，以安慰死者和家属。
面对各方的联合追捕，隐匿的太湖强盗气焰则十分嚣张，叫嚣着还要对嘉兴来一次大抢劫，甚至在嘉兴县王店镇（今秀洲区王店镇）还发现了匪徒的恐吓标语。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嘉兴县及周边县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嘉兴城区每晚戒备森严，晚上10时以后的来往行人都要被严加盘查；晚上12时以后则禁止通行。小西门、杉青闸、东门外的戒备尤为森严。市区除了国货陈列馆游艺场、寄园剧场（今勤俭路人民剧院）照常营业外，其他商店晚上一律停止营业。嘉善县西塘镇因为紧挨江苏省黎里镇，而黎里镇之前不久刚被湖匪抢劫，为了以防万一，西塘连忙召开防务联席会议，确定由水警第八队、商团、保卫团、警察所联合布防，加派岗哨，组织巡逻队，专管盘查行人、搜检船只，以防匪徒混迹其中。
此案经江、浙、沪各大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嘉兴县政府、商会等纷纷去电或派代表到省政府，要求增派兵力前来嘉兴守城。嘉兴各群众团体也接连电告省政府，要求尽快破案、捉拿匪徒。
浙江省政府于是悬赏5000元捉拿匪徒。
到了5月7日，此案有了一线转机：嘉兴警察局得到密报，称有盗匪藏匿在杭州某处。于是，嘉兴警察三分所由一名姓曹的巡长带队，和杭州市公安局探员一起，抓住了此案嫌疑犯薛士林。5月14日，嘉兴县警察局三分所所长王家谟带着一干警员，会同杭州市公安局，在杭州荐桥农村的一个草棚内，抓获嫌疑犯刘培清，并抓获窝藏犯蔡某及其妻，缴获勃朗宁手枪一支。警方对嫌疑人进行了审讯，被捕者均供认不讳。于是几名嫌疑人交由嘉兴法庭审判。
“4·28”嘉兴中行抢劫大案如此重大，更何况还有警员被绑、枪支被劫，当时，此类案件在全国也不多见，但抓获的匪徒寥寥，有关报道持续在江浙沪各大媒体发酵，给政府和警方压力巨大。嘉兴内河水警局局长给发案地嘉兴水警第二区区长下了死命令，限令一定要严加缉拿。同时，内河水警局派出经验丰富的水警，秘密分赴江苏、上海等地，联系线人，认真侦缉。6月初，根据线人指认，嘉兴、上海的便衣警察先后在上海汉口路悦宾楼等处，抓获“4·28”嘉兴中行抢劫大案盗匪“陈小哥子”陈必哥、“江山老鹰”曹志刚、“曾小凡子”曾柏林及潘才广、李干全等五人。经查实，这帮盗匪属于太湖强盗中的“江北帮”成员。
随即，警方将罪犯解送省政府，交保安处军法科审讯，各犯供认抢劫中国银行及水陆警枪械不讳。根据犯罪情节，将陈必哥、曹志刚、曾柏林、潘才广四名罪犯判处死刑；李干全因当时未持枪械，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决书由省政府核准后，6月15日上午，嘉兴警方将陈必哥、曹志刚、曾柏林、潘才广四名罪犯押回嘉兴，从东门开始游街示众，经过犯案地点塘湾街，一直到杉青闸，随后执行枪决。
此后，随着侦查的继续进行，警方又陆续抓获多名罪犯，依照法律给予了惩处，算是给了社会舆论一点交代。但还是有部分罪犯逃脱追捕。
当然，最倒霉的还是银行方面。据中国银行财务报表所列，被劫钱款共9.6万元，损失巨大，盗劫的钱财均被盗匪挥霍，分文未能返还。这笔亏空挂在银行账目上，次年起分三年摊入损益科目中处理。案发后，嘉兴中行公告暂停营业。但当时正是春茧上市期间，银行不能中断营业，后经县政府、县商会和省政府商议，请中国银行嘉兴支行早日复业，“以调剂金融，而利茧市”。于是，5月16日起，中国银行嘉兴支行恢复营业，照常通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