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郑永年：为什么“中国叙事”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的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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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太小瞧我们了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一百周年华诞。近年来，围绕着第一个百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历史被大量挖掘出来，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故事，丰富了中共的历史，也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既然中国的经验是丰富的、生动的、成功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叙事话语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呢？
“中国叙事”的方法论思考
正如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所有的历史也是地方历史，所有知识的起源也具有地方性。自然，这里的“地方性”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概念，例如嘉兴南湖、井冈山、古田、延安、西柏坡等，也包括“中国性”，例如“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革命斗争。
“地方性”的挖掘无疑有助于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体现的中国文化性和文明性。不过，在挖掘“地方性”的时候如果不能兼顾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或者“普遍性”，那么就既不符合事实，更不能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所承载的是一整套全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这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传统农民革命区分开来。
现在人们开始怀念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那群西方记者所报道的中国故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被西方人所喜欢、所接受并帮助传播，是因为斯诺讲的是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追求人类普世价值的经历。很多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时，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成就产生了恐惧感并对中国的制度进行妖魔化？
这里就涉及“中国叙事”的方法论问题，表现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基本事实问题，另一个是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问题。尽管基本事实是“事实”，但这些事实一方面需要被挖掘，另一方面需要被人们普遍承认，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他们都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因而，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认为是人们对基本事实在认知层面出现了问题。这也正是今天“历史虚无主义”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认知领域的问题大而复杂。人类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观、情感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不过，在认知问题上，科学研究也发现，对某种事实的认知越是诉诸某种“高深”的东西，人们的分歧就越大，而越是从“常识”出发，人们就越是能够对这一事实达到共识。“高深”是针对哲学家们的，而“常识”是针对所有人的。近代以来，随着大众进入公共领域（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们越来越诉诸“常识”来促成“共识”的形成。美国独立战争鼓吹者潘恩干脆就以《常识》为名来宣传其革命的思想。
“中国叙事”的常识是什么？
那么关乎“中国共产党叙事”的“常识”是什么？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但无论是就事实层面还是认知层面而言，浅显的“常识”至少要做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具体而言，这种统一体现为要处理好三对关系：（1）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2）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3）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统一。只有在实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叙事才能达到事实和认知的统一，才能在中国看到世界，在世界看到中国。
实际上，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追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或者中国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其成功实践的关键。这里先来引用两个陈述。
第一个陈述来自美国学者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其1968年出版的著作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中写道：“20世纪下半世纪属于中国革命，正如20世纪上半世纪属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催生了一个强大国家，宣布自己为世界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发展的榜样。”
第二个陈述来自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宣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引用这两个陈述想说明的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中国共产党也是把自己的实践置于“世界性”之中的。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实践的攻击和妖魔化。历史地看，在事实层面，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更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帮助世界理解。同样，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的世界意义。
“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世界革命的产物。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几个系列的革命。
第一个系列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以极度不平衡的方式伸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世界各国经济状况起起伏伏，但可以说都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个“不发展状态”，促成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英国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很快就成为普世价值观，哪一个国家不想通过工业革命而求得国家的发展呢？这不仅因为如中国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更是因为追求经济发展而获得的人类体面物质生活合乎人类的本性。
不过，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各国之间不均衡，而且在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对所有的传统国家形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外部，面临先发达国家的威胁，很多国家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在内部，国家和社会不是变得更加整合，而是往往相反，即不平衡发展导致国家的分裂。
第二个系列革命是从法国开始的政治革命，延伸到北美和其它很多地区。法国革命种下了政治革命的种子，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法国革命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其本身不是经济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尽管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远早于法国革命，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和目标的法国革命造就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所有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无一不以法国革命为榜样，即所有的革命都想建立在法国革命中所提出的原则基础之上的统一国家。
始于欧洲的这两个系列革命日后塑造了整个世界。这两个系列革命的成果俨然变成了所有新国家革命的目标，即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或者政治整合）。不管如何，所有新国家都期望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即建立一个基于工业和技术之上的、能够创造财富和力量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实现基于一个有效政治制度体系之上的国家统一。尽管这两场革命起源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两场革命的价值很快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想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很难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因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很难同时发生。英国的经济革命促成了其政治的和平演进。法国是政治革命先于经济革命，但这是有代价的，就是说，国家的统一牺牲了经济发展。法国革命因此更是一场社会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讨论导致法国革命的条件时强调，“所有社会革命的本质都是一个针对毁灭整个统治阶层的行动。”也就是说，较之英国，法国的政治史充满了暴力。
即使在英国，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时日。大英帝国和世界市场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最终导向了一个充满创新能力、能够创造财富的经济体系的诞生。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向新兴国家展示，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来催生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新兴国家光把重点置于通过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来获得经济发展，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损害第二个目标，即国家的统一。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通过这种方式的发展往往会导致国家的失衡，经济发展往往集中在沿海港口地区，这些地区通过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而得到发展。那些被西方殖民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峻。不平衡的发展往往造成国家整合的困难，甚至导向分裂。
尽管近代以来所有的革命都是政治和经济革命，但并非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社会革命。德国和日本便不是，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但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在这两个国家，精英主导的革命避免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即旧的统治阶层通过自我革命而避免了被推翻和毁灭的命运。对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不仅没有能力进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更没有能力进行社会革命。
在这个条件下，第三系列的革命发生了，即俄国革命。1917年，俄国发生了自己的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示范意义在于一个后发展国家甚至是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正如列宁主义所显示的，俄国革命模式在于通过政治革命先和西方发达国家“断裂”开来，或者说，先和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脱钩”，再进行一场经济革命，赶超西方国家。同时，俄国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整个旧政权和统治方式都被推翻和取代了。
中国近代革命早于俄国革命，但直到俄国革命模式成功，中国才找到了作为落后的后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模式。自18世纪末开始，中国从开始经历一系列传统式的“造反”直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复杂的革命模式演变过程。传统的“造反”模式即我们后来称之为农民革命的模式。但自从西方影响在中国扩展之后，中国革命就很难和西方割裂开来了。最为著名的是1848—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是第一次至少在表象上深受西方影响的近代革命，主要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尽管太平天国被镇压，但由此开始的革命并未终止。
所有的社会革命都是针对精英阶层。如同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所显示的，革命的目标在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无论是经济的工业化还是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政治领导力量。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必须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这个精英阶层有能力这样做，那么就可以避免社会革命，如德国和日本。但一旦精英阶层失去这样的能力，那么社会革命成为必然。中国属于后者。当晚清统治者失去了领导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能力的时候，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停留在“中国性”找问题，而没有从“世界性”寻找失败的根源。直到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要从“世界性”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被日本打败这个事实是当时所有的精英都难以接受的，中国精英层所受到的羞辱可谓到了极点。从此之后，“再站起来”就成为精英们的目标。晚清精英想通过学习日本式的改革来挽救清皇朝。可惜，为时已晚。革命并且是社会革命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孙中山先生不仅从“世界性”来诊断中国问题，而且想从“世界性”来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他的第一步即用民族主义推翻了满清王朝，应当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他革命的方式过分倚重“世界性”则是不成功的。无论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还是总统民主，他都尝试了，不仅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反而恶化了问题，致使中国最终陷入军阀割据时代。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朝着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即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但国民党无能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其政权所依赖的仍然是地方精英，而地方精英便是传统的主要承载体。在这方面，共产党更了解中国问题的“中国性”，也更擅长以“世界性”来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具有“国际性”。从思想上来说，前面几代领导人都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组织上来说，他们又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较之国民党，他们又具有更多的“中国性”。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导向了共产党对时代的判断，即一个平民主义时代的来临。
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便是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斗争。精英主义是反社会革命的，而社会革命则是平民主义的目标。当奉行精英主义的国民党没有能力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这两个目标的时候，一场社会革命就势在必行。当然，不能忽视的是，促成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外敌入侵因素特别是日本侵略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正如已故美国学者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在其著作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所指出的，日本入侵直接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说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效催化了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解决了“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和世界（西方）密不可分，因此要从世界大趋势中来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寻找“中国问题的世界方案”。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来界定中国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封建和反殖民地。这一点其实和自孙中山开始的国民党的判断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地方有两个领域：
第一，国民党本身便是这个“半封建”系统的一部分，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革命，从这个系统中脱离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找到了“世界方案中国化”的方法，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当时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都没有找到“中国化”的方案。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主义者。“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理论。也正是这些促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成功。用上述美国学者舒尔曼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其强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把“一袋散装的土豆”组织成一个新国家。新国家产生之后，中国共产党想“毕其功于一役”，同时推进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再者，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共产党的领导力是关键。因此，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的口号，意在继续进行政治革命，并且是对自身的政治革命。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时代的复杂性在于以过度理想主义的方式以及乌托邦的理念，几乎同时进行了三场革命，即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中国革命的“复合性质”或者“综合性质”使得中国革命在近代以来世界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理解，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思想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显学”。但也正因为其“复合性”，中国革命很难用任何现存革命的理论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今天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那个时代，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这三场革命，就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发生的巨变。
改革开放促成毛泽东时代三场革命的正负效益全面释放出来。毛泽东的“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的统一方法得到继续应用。邓小平一代领导人也是用“世界性”来界定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但同时也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最显然的就是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并把“贫困社会主义”的中国问题置于这个大趋势中来解决，即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同时，邓小平并没有简单使用世界方法，而是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
因此，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好经验来发展自己，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体现为“全面学习、选择性使用”的特点。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是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另一方面不是简单搬用西方市场经济方法，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三对关系
概括而言，正如其在革命时代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代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其处理好了三对关系：第一，中国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第二，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第三，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第一，中国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这关乎“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和“世界问题、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善于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之中，从世界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强调世界方案的中国化。这与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从苏联革命时期和西方世界“断裂”开来之后，苏联直到现在的俄罗斯还没有真正和西方世界关联。在有能力的时候，苏联和俄罗斯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但很难和自己身外的世界融合。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把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下来解决，b b通过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西方开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结果失去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赖关系。就中国经验而言，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通过学习国际经验得到发展的，中国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时因为中国不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总是通过消化融合到中国经验之中，因为又能保持“中国性”，也就是独立性。从更长历史观来看，这也是中国开放文明的“一贯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们变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第二，西方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因为受五四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多人把现代化理解成为“西方化”或者“苏俄化”（取决于不同的领导人和年代），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人为“西方化”的现象和政策，例如去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直到今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明确意识到现代化并非“西方化”；尽管学习西方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中国追求的现代化是自己本身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性的追求。同时，在追求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其本身的现代化。但是，追求现代性并非抛弃传统性。就其制度演化来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分。只有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西方社会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演变成为西方类型的政党的。但中国共产党从传统中构建其“文明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封闭的；恰恰相反，面向未来和开放性是其特征。
“开放性+文明性”，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保障了其文明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也会在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上遇到挑战，但是开放性赋权其纠正错误，应对挑战。从学术研究来说，通过对其开放性和文明性的研究，人们可以预见这个政党的发展和变化方向。
为什么“中国叙事”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正确处理好这三对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那么，既然中国的经验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的叙事话语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呢？
简单地说，我们的叙事话语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成功的实践，知行不一。人们在聚焦和宣扬“中国性”与“传统性”的同时忘记了“现代化”和“国际性”，我们在强调“世界问题、中国方案”的时候忘记了我们实践中的“中国问题、世界方案”。或者说，我们过度强调了“特殊性”，而忘记了“普遍性”，忘记了我们所具有的“特殊性”就是从“普遍性”发展而来的。在实践层面，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方面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人们所说的“窑洞对”就是很好的一个案例。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问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他提出的是“中国问题”。当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时，他强调的是“世界方案”。但同时，正如日后的实践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世界方案”的“中国化”过程，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制度。
邓小平提出的“贫穷社会主义”是“中国问题”，但其主张的“市场经济”方法则具有世界性。同时，邓小平所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天的中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存共荣的混合经济体系。
一句话，如果不去深刻理解近代以来西方经验对中国制度构建的影响，那么就很难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无论是政治体系还是经济体系。同样，今天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中国问题”的答案需要在世界经验中寻找，但也要用“中国方式”来实现。
一旦过度强调“特殊性”，我们的“中国叙事”话语就会充满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色彩。明明具有普世性，却说成只有特殊性；明明是我们在吸取了他国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基础之上的实践，却说成和外国经验的“对立”；明明是在实践普世性价值，用中国方式实现普世价值，却无端去蔑视和批评普世价值。结果又怎样了呢？不仅扭曲了我们的实践，解释不了我们的实践，更促成和外在世界的对立，甚至对抗。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巨大成功明明可以促使我们坐在世界之巅，但我们表述出来的似乎只是坐井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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