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威权主义体制带来的必然结果，我觉得下面描述还是比较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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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他的“南巡讲话”进一步使原先的“中右联盟”之“盟友”保守派边缘化了。此后，技术官 僚的政治威权统治得到了城市的新兴中间层的支持，出现了中间派威权政治。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结 果。
90年代以来的“脱两极化”过程意味着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上的两极势力之消退，这削弱了大规模政治参与活动的社会动员基础。当政者继承 了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专政机器，经济发展又极大地充实了政府手中的可运用资源，再加上不存在来自政治光谱两极的压力，当政者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地收紧对社会 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而不会遇到强烈的反弹，社会成员普遍表现出政治泠淡心态。在这种威权政治环境里，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政治参与对决 策者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即使决策出现失误，决策者面对的压力也比80年代小得多。由于体制外挑战者的消失，也由于威权体制下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弥散 性腐败日益加剧。中国的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困境，是中央政权对弥散性腐败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失去存在着两极化政治压力时的那种敏感，其结果是出现弥漫性的腐 败化与分利集团化以及部份地方政权的“苏丹化”。[13]
“脱两极化”过程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充满世俗物欲、缺乏理想精神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矛盾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展开， 而是在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所以官方多次强调，“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之间，从本位出发，甚至带有个人 强烈情绪，互相指责、攻击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开党代表大会以后，思想、步调会更分散、更不协调的情况。”
从90年代开始，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政治已经淡出，政治体制转变成具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的新威权主义政治。与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威权主义政 权相比，中国当前的新威权主义体制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徵。它承继了极权式国家的各种政治手段，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统治具有更强的社会控制力。党通 过其各级组织对社区、传媒和国家机器的严密控制，成了稳定新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新威权主义的执政者不会从价值理性出发推行政治民主化，但他们在没有 “政治风险”的情况下或许会从功利角度实行一些新措施。例如，当现行体制中某些旧的部份逐渐失效时，他们可能会考虑选择民主制度的一些方法来取而代之。但 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避免采用任何可能危及其执政地位的新措施，不会让新的措施对现行体制产生剧烈的排异作用。在这种状态下，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 的，不可能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在中国，民主还需要人们积极争取；民主政治还远在地平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