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小葡萄
- 发布时间 2012-10-19
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当他存在那样去生活。关心自己的生活，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命的意义胜过生命本身。对于未知的事存敬畏之心。
回复: 什么宗教都一样？谈谈基督信仰 （有兴趣的请进）
一点粗浅看法：
民主并不能消除罪恶，民主只不过让罪恶看上去文明一点罢了。用西方人自己民主的标准，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至少对他们认为的恐怖分子是不能“民主”的；对反对民主的人也不能民主。所以，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可灵活调整的概念。武力的存在和使用，就体现了民主的“主观性”。
知道萨科和范塞蒂的故事吗？他们是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在美国的土地上，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后来被平反翻案；这是一起著名的冤假错案，源于不同政见。
这就是所谓民主吗？从宗教的角度你如何看
额对温哥华的印象因为这相当多的人渣存在而打了不少折。
一点粗浅看法：
民主并不能消除罪恶，民主只不过让罪恶看上去文明一点罢了。用西方人自己民主的标准，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至少对他们认为的恐怖分子是不能“民主”的；对反对民主的人也不能民主。所以，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可灵活调整的概念。武力的存在和使用，就体现了民主的“主观性”。
知道萨科和范塞蒂的故事吗？他们是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在美国的土地上，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后来被平反翻案；这是一起著名的冤假错案，源于不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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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冤假错案，例一：
萨科和范塞蒂的冤魂
南布雷特里（South Braintree）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南方的一个工业小镇。1920年4月15日下午，在这个小镇的街道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家工厂的出纳和守卫在运送15，776美元的工资时受到两名持枪者的袭击，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14小时后死于医院。歹徒得手后跳上一辆已经有三个人在内的汽车全速逃脱。有目击者声称持枪者是长有意大利人面孔的两个人。
三个星期后，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鞋匠萨科（Nicola Sacco ）和鱼贩子范塞蒂（Bartolomeo Vanzetti），两个人都是出生在意大利的移民。两个人被捕时都持有枪支，一枝点三二手枪用的子弹和死者体内取出的子弹型号相同。
这样一件普通的刑事案，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社会环境中，起先并没有什么特殊影响。《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甚至没有报道这个新闻。但是随后发生的一切，超过当时所有人的想象，这个案子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声名狼籍的审判之一，也是美国司法史上分水岭式的事件，它的国际影响之大更是不让法国的德雷福斯案。
在美国，1919年-1920年正是所谓红色恐慌时期（the Big Red Scare ），与苏联和中国的红色恐怖不同，这是指由于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发展而引起的美国当局对反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和政治压迫。
萨科和范塞蒂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杂志《Cronaca Sovversiva》的撰稿人和捐助者，两个人在战争期间都出走到墨西哥以逃避兵役。和他们一起出走墨西哥的人中，有一个曾经当过《Cronaca Sovversiva》编辑的人叫Carlo Valdinoci。此老兄于1919年6月2日在针对当时的司法部长帕尔莫（A. Mitchell Palmer）住宅的一次炸弹袭击中炸死了自己，这种炸弹袭击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抗现存制度的武装行动的方法。这次袭击的一个后果就是司法部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未来的联邦调查局之父埃德加胡佛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发生在这个恐慌时期的高潮中。这两个人又恰恰是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审判的色彩就不可避免的掺杂到这个刑事案件中来。
比这个案子更早一点的1919年12月24日，波士顿南方30英里的小镇布利奇沃特（Bridgewater ）也发生了一起抢劫未遂的案件。四个人向一家工厂的运款车动手，一个人用短枪射击，但没有伤到任何人，歹徒没有得手而逃窜。这个案件的目击者同样证明开枪者是意大利人的模样。
6月11日，范塞蒂首先在地方法院因为布利奇沃特的未遂抢劫案受审，并很快被定罪，徒刑最高至为15年。审判中有很多可质疑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范塞蒂其实有很有力的辩护方证人 ，但是这些证人都是意大利移民，基本不会英语，他们的证言在经过翻译后，不能给陪审团以很大的说服力。同时因为范塞蒂的激进政治观点，影响了他的作证。
对于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来说，这个判决的刑期是非常重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也是个不祥的预示。主审此案的是韦伯斯特塞尔（Webster Thayer）法官，他这位普通的地方法官不仅声震全球，而且在司法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虽然未必是良好的声誉。
二
1921年5月，案件开始在马萨诸塞州Dedham审理，主审法官仍然是韦伯斯特塞尔。法庭上控辩双方分辨提交了自己的证人和证据。在对目击证人的询问中，陪审团不得不听取各种自相矛盾、冗长枯燥的发言。
检察官方面提交的证人充分说明了为了给两个工人定罪，控方是尽了多大的努力。其中包括一个不承认自己先前指认萨科证词的，至少两个事后推翻自己证词的，一个隐瞒了真实姓名发誓的重罪犯。范塞蒂更被一个证人说是抢匪的司机，而另一个证人说他坐在汽车的后座。当辩护方请求指出其中一个证人自身的罪行指控时，塞尔法官毫不留情地当庭驳回。后来，法官倒是对两个被告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倾向十分感兴趣，允许控方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有关盘问，还允许对被告不愿被送到欧洲屠宰场的逃避兵役的非爱国主义表现进行抨击。
案件的审理很快就拖到了6月底。决定性的武器鉴定专家们出场了。
据说是最权威的刑事弹道鉴定专家普罗克托（William Proctor）上尉，是一位警察局长，他自称善于鉴定点二八和点三二手枪，却在法庭上闹出了不能把子弹推进枪管的笑话，最后只好放弃了努力，而宣称无须把弹头推进枪管也能鉴定。在法庭的询问中，正是这个专家普罗克托和控方的合谋制造了最大的误导。
检察官问到，标记为Ⅲ的致命弹头是不是从萨科的科尔特手枪中射出的？普罗克托回答，“我认为，从弹头的外观看，可以说它和这支手枪射出的弹头是一样的（consistent with）……”。事后证明，普罗克托和控方在作证前就秘密达成了协议，故意只使用“consistent with”这种误导性词语，而回避是否有依据能证明杀人弹头是不是被告的手枪射出的说法。普罗克托在案件宣判以后终于承认了这个所谓法庭上的问答是被事先精心安排好的，他没有证据说明子弹是从萨科的枪中射处的。但是12个已经被炎夏酷热和矛盾证言折磨得疲惫不堪的陪审团成员当时是听不出这位最权威的鉴定专家的证词中的玄机的。
随后还有双方其他的专家登场作证，就弹道的鉴定表达意见，包括被告辩护方的四名专家认为弹头不是Ⅲ号致命弹头是不是从萨科手枪中射出的。 法庭上还有一个细节和后来的辛普森被控杀妻案中的血手套情节颇为相象，萨科试戴了一下凶案现场发现的帽子，根本不合适，虽然一个证人发誓说那和他的帽子很像。
陪审团即将就案件裁决了，塞尔法官提醒他们：“让你们的双眼在所有的同情或者偏见的光线前变盲，让它们只接受真理的慷慨阳光。”无论如何，这是一句正确的话语。
1921年7月14日，陪审团裁决，萨科和范塞蒂一级谋杀罪和抢劫罪指控成立。两个人都被判为死刑。
三
从审判结束后的两年之内，至少有六项提请重新审理此案的动议。一项动议因为有证据表明陪审团一名成员谈到也许被告无罪时说“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被绞死”，另一项是因为一个控方证人收回证词，还有一项是因为发现控方的一位证人是用假名发誓的重罪犯等等。所有这些动议都被塞尔法官，接着被州最高法院驳回。
1925年底，一名葡萄牙罪犯（Celestino Medeiros）承认他参加的一个抢劫团伙（The Morelli Gang）应该对南布雷特里案件负责，这个团伙一直在罗得岛和马萨诸塞进行类似的勾当，也拥有一样的武器。因此而要求法庭重新审理的动议仍然被驳回。
这场闹剧一直上演了七年之久，而“整个世界上也未必找到一个人真正相信萨科和范塞蒂有罪”（拉别尔金 Р. С. Белкин）。从一开始，反对政治迫害的呼声就在世界上沸腾。为这个案件挺身而出的有萧伯纳、赫伯特威尔斯（H. G. Wells）、约翰哥索奥西 （John Dos Passos）、亨利巴比塞、爱因斯坦、捷克总统马萨里克、以及先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冤案受害者德莱福斯本人等等。甚至两名被告的祖国意大利的政府也对两个人提供了支持，请记住那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时代呀！
1927年8月23日，萨科和范塞蒂上了电椅。两个人在死亡面前无比镇静，范塞蒂谈到：“这是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胜利。在一生中，我们本来绝对没有奢望为了宽容、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而如此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在意外中做到了。”
虽然诉讼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两个人恢复名誉的斗争没有停止。1959年，马萨诸塞州州议会在听取了法学专家们的意见后，得出了被处决者无辜的结论，但是却把昭雪的责任推给了州长。在死刑整整50年之后，1977年8月23日，马萨诸塞州长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承认了审判的不公，为两名被告平反，并宣布当天为“萨科和范塞蒂纪念”日。他在声明中给审判作了这样的评价：
“今天是萨科和范塞蒂纪念日，对他们的审判的气氛和指控中充满了对外国人和非正统政治观点的偏见。案件中很多公务人员的操行在他们能否公平和公正地参与起诉和审理的愿望和能力上表现出很大的疑问。”
这大概才是案件最后的结尾。
四
程序公正作为一项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保护公民免受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当权者迫害的核心体制。它尽力去保证所有人在正义的法律面前的平等。但是由于作为个体的嫌疑人与强大的专政机关实质上是不可能平等的，所以在另一个极端，即使审判程序是公正的，当专政权力要不惜代价迫害无辜者时，单纯一个程序公正的面对罪恶是独木难支、无力回天的。
从萨科和范塞蒂案件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刑事审判对间接证据的倚重，让程序公正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程序公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刑事侦察机关的合法取证假如被告有辛普森那样的财力和运气的话；另一方面，因为一个弹道鉴定这样的技术性证据（在现代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据，比如DNA鉴定），就能左右案件的走向，所以让清白者蒙冤成为了实验室里更换标本或者改动数据就可以轻易做到的工作假如国家机器有意如此的话。
在德国的例子中，1933年季米特洛夫能在国会纵火案中宣判无罪，不得不归功于纳粹党掌权时间太短，还没有深入渗透到司法系统中。如果案件发生在1939年，即使审判程序没有发生变化，希特勒的检察官们也会“发明”出一堆“证人”和一堆“刑事鉴定专家”的证词等等来给他定罪。
虽然程序公正是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核，但是只要国家机器愿意努力，它也能变成只是行刑队的一件美丽的外衣。实际上世界上还不存在什么仅仅用一个制度就能制止恶政府滥用权力的灵丹妙药，正如程序正义并不能制止伪证。正因如此，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保证国家权力的实质正义同样重要，否则仅有单纯的程序正义一样是难有作为的。
从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可以同样看到，公民陪审团制度虽然被称为“是英美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基石要素之一”（贺卫方），但是陪审团不能自然地因为“公平的机制和人们的基本理性及生活经验”就可以作出正义的裁决。每个人都要受到自身认识的局限，尤其是当12个普通的公民面对被指控为射杀自己社区邻居的“外国”激进破坏分子的时候，恐怕别尔金所说的检察官的“轻信的听众”的评论更加恰当。
和公民陪审团这样的裁判一样，法官中立性虽然是程序公正的首要要求，也是现代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但是一旦案件涉及了政治因素，其实际的操作往往不理想。就美国而言，“在政治审判中，通常都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相联系；”（麦克斯J斯基德摩 ，马歇尔卡特特里普等.《美国政府》）。在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同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法官的倾向性也很明显，根据汉堡大学彼得波罗夫斯基的记载，从1919年1月到1922年6月，376起政治谋杀案中左翼肇事22起，右翼肇事354起，左翼分子的刑期是右翼嫌犯的四倍半，十个死刑全部是左翼分子，值得说明的是，刺杀了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都是右翼分子。
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对美国法所注重的“正当程序”原则和美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两个很可能是无辜的人，也许是因为个人政治观点被审判和处决，这个可怕的事实与合众国的立国理念是如此违背，这个案件也就成为了美国司法反面教材的代表作品之一。
美国的冤假错案，例一：
萨科和范塞蒂的冤魂
南布雷特里（South Braintree）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南方的一个工业小镇。1920年4月15日下午，在这个小镇的街道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家工厂的出纳和守卫在运送15，776美元的工资时受到两名持枪者的袭击，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14小时后死于医院。歹徒得手后跳上一辆已经有三个人在内的汽车全速逃脱。有目击者声称持枪者是长有意大利人面孔的两个人。
三个星期后，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鞋匠萨科（Nicola Sacco ）和鱼贩子范塞蒂（Bartolomeo Vanzetti），两个人都是出生在意大利的移民。两个人被捕时都持有枪支，一枝点三二手枪用的子弹和死者体内取出的子弹型号相同。
这样一件普通的刑事案，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社会环境中，起先并没有什么特殊影响。《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甚至没有报道这个新闻。但是随后发生的一切，超过当时所有人的想象，这个案子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声名狼籍的审判之一，也是美国司法史上分水岭式的事件，它的国际影响之大更是不让法国的德雷福斯案。
在美国，1919年-1920年正是所谓红色恐慌时期（the Big Red Scare ），与苏联和中国的红色恐怖不同，这是指由于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发展而引起的美国当局对反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和政治压迫。
萨科和范塞蒂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杂志《Cronaca Sovversiva》的撰稿人和捐助者，两个人在战争期间都出走到墨西哥以逃避兵役。和他们一起出走墨西哥的人中，有一个曾经当过《Cronaca Sovversiva》编辑的人叫Carlo Valdinoci。此老兄于1919年6月2日在针对当时的司法部长帕尔莫（A. Mitchell Palmer）住宅的一次炸弹袭击中炸死了自己，这种炸弹袭击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抗现存制度的武装行动的方法。这次袭击的一个后果就是司法部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未来的联邦调查局之父埃德加胡佛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发生在这个恐慌时期的高潮中。这两个人又恰恰是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审判的色彩就不可避免的掺杂到这个刑事案件中来。
比这个案子更早一点的1919年12月24日，波士顿南方30英里的小镇布利奇沃特（Bridgewater ）也发生了一起抢劫未遂的案件。四个人向一家工厂的运款车动手，一个人用短枪射击，但没有伤到任何人，歹徒没有得手而逃窜。这个案件的目击者同样证明开枪者是意大利人的模样。
6月11日，范塞蒂首先在地方法院因为布利奇沃特的未遂抢劫案受审，并很快被定罪，徒刑最高至为15年。审判中有很多可质疑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范塞蒂其实有很有力的辩护方证人 ，但是这些证人都是意大利移民，基本不会英语，他们的证言在经过翻译后，不能给陪审团以很大的说服力。同时因为范塞蒂的激进政治观点，影响了他的作证。
对于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来说，这个判决的刑期是非常重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也是个不祥的预示。主审此案的是韦伯斯特塞尔（Webster Thayer）法官，他这位普通的地方法官不仅声震全球，而且在司法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虽然未必是良好的声誉。
二
1921年5月，案件开始在马萨诸塞州Dedham审理，主审法官仍然是韦伯斯特塞尔。法庭上控辩双方分辨提交了自己的证人和证据。在对目击证人的询问中，陪审团不得不听取各种自相矛盾、冗长枯燥的发言。
检察官方面提交的证人充分说明了为了给两个工人定罪，控方是尽了多大的努力。其中包括一个不承认自己先前指认萨科证词的，至少两个事后推翻自己证词的，一个隐瞒了真实姓名发誓的重罪犯。范塞蒂更被一个证人说是抢匪的司机，而另一个证人说他坐在汽车的后座。当辩护方请求指出其中一个证人自身的罪行指控时，塞尔法官毫不留情地当庭驳回。后来，法官倒是对两个被告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倾向十分感兴趣，允许控方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有关盘问，还允许对被告不愿被送到欧洲屠宰场的逃避兵役的非爱国主义表现进行抨击。
案件的审理很快就拖到了6月底。决定性的武器鉴定专家们出场了。
据说是最权威的刑事弹道鉴定专家普罗克托（William Proctor）上尉，是一位警察局长，他自称善于鉴定点二八和点三二手枪，却在法庭上闹出了不能把子弹推进枪管的笑话，最后只好放弃了努力，而宣称无须把弹头推进枪管也能鉴定。在法庭的询问中，正是这个专家普罗克托和控方的合谋制造了最大的误导。
检察官问到，标记为Ⅲ的致命弹头是不是从萨科的科尔特手枪中射出的？普罗克托回答，“我认为，从弹头的外观看，可以说它和这支手枪射出的弹头是一样的（consistent with）……”。事后证明，普罗克托和控方在作证前就秘密达成了协议，故意只使用“consistent with”这种误导性词语，而回避是否有依据能证明杀人弹头是不是被告的手枪射出的说法。普罗克托在案件宣判以后终于承认了这个所谓法庭上的问答是被事先精心安排好的，他没有证据说明子弹是从萨科的枪中射处的。但是12个已经被炎夏酷热和矛盾证言折磨得疲惫不堪的陪审团成员当时是听不出这位最权威的鉴定专家的证词中的玄机的。
随后还有双方其他的专家登场作证，就弹道的鉴定表达意见，包括被告辩护方的四名专家认为弹头不是Ⅲ号致命弹头是不是从萨科手枪中射出的。 法庭上还有一个细节和后来的辛普森被控杀妻案中的血手套情节颇为相象，萨科试戴了一下凶案现场发现的帽子，根本不合适，虽然一个证人发誓说那和他的帽子很像。
陪审团即将就案件裁决了，塞尔法官提醒他们：“让你们的双眼在所有的同情或者偏见的光线前变盲，让它们只接受真理的慷慨阳光。”无论如何，这是一句正确的话语。
1921年7月14日，陪审团裁决，萨科和范塞蒂一级谋杀罪和抢劫罪指控成立。两个人都被判为死刑。
三
从审判结束后的两年之内，至少有六项提请重新审理此案的动议。一项动议因为有证据表明陪审团一名成员谈到也许被告无罪时说“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被绞死”，另一项是因为一个控方证人收回证词，还有一项是因为发现控方的一位证人是用假名发誓的重罪犯等等。所有这些动议都被塞尔法官，接着被州最高法院驳回。
1925年底，一名葡萄牙罪犯（Celestino Medeiros）承认他参加的一个抢劫团伙（The Morelli Gang）应该对南布雷特里案件负责，这个团伙一直在罗得岛和马萨诸塞进行类似的勾当，也拥有一样的武器。因此而要求法庭重新审理的动议仍然被驳回。
这场闹剧一直上演了七年之久，而“整个世界上也未必找到一个人真正相信萨科和范塞蒂有罪”（拉别尔金 Р. С. Белкин）。从一开始，反对政治迫害的呼声就在世界上沸腾。为这个案件挺身而出的有萧伯纳、赫伯特威尔斯（H. G. Wells）、约翰哥索奥西 （John Dos Passos）、亨利巴比塞、爱因斯坦、捷克总统马萨里克、以及先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冤案受害者德莱福斯本人等等。甚至两名被告的祖国意大利的政府也对两个人提供了支持，请记住那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时代呀！
1927年8月23日，萨科和范塞蒂上了电椅。两个人在死亡面前无比镇静，范塞蒂谈到：“这是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胜利。在一生中，我们本来绝对没有奢望为了宽容、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而如此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在意外中做到了。”
虽然诉讼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两个人恢复名誉的斗争没有停止。1959年，马萨诸塞州州议会在听取了法学专家们的意见后，得出了被处决者无辜的结论，但是却把昭雪的责任推给了州长。在死刑整整50年之后，1977年8月23日，马萨诸塞州长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承认了审判的不公，为两名被告平反，并宣布当天为“萨科和范塞蒂纪念”日。他在声明中给审判作了这样的评价：
“今天是萨科和范塞蒂纪念日，对他们的审判的气氛和指控中充满了对外国人和非正统政治观点的偏见。案件中很多公务人员的操行在他们能否公平和公正地参与起诉和审理的愿望和能力上表现出很大的疑问。”
这大概才是案件最后的结尾。
四
程序公正作为一项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保护公民免受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当权者迫害的核心体制。它尽力去保证所有人在正义的法律面前的平等。但是由于作为个体的嫌疑人与强大的专政机关实质上是不可能平等的，所以在另一个极端，即使审判程序是公正的，当专政权力要不惜代价迫害无辜者时，单纯一个程序公正的面对罪恶是独木难支、无力回天的。
从萨科和范塞蒂案件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刑事审判对间接证据的倚重，让程序公正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程序公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刑事侦察机关的合法取证假如被告有辛普森那样的财力和运气的话；另一方面，因为一个弹道鉴定这样的技术性证据（在现代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据，比如DNA鉴定），就能左右案件的走向，所以让清白者蒙冤成为了实验室里更换标本或者改动数据就可以轻易做到的工作假如国家机器有意如此的话。
在德国的例子中，1933年季米特洛夫能在国会纵火案中宣判无罪，不得不归功于纳粹党掌权时间太短，还没有深入渗透到司法系统中。如果案件发生在1939年，即使审判程序没有发生变化，希特勒的检察官们也会“发明”出一堆“证人”和一堆“刑事鉴定专家”的证词等等来给他定罪。
虽然程序公正是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核，但是只要国家机器愿意努力，它也能变成只是行刑队的一件美丽的外衣。实际上世界上还不存在什么仅仅用一个制度就能制止恶政府滥用权力的灵丹妙药，正如程序正义并不能制止伪证。正因如此，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保证国家权力的实质正义同样重要，否则仅有单纯的程序正义一样是难有作为的。
从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可以同样看到，公民陪审团制度虽然被称为“是英美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基石要素之一”（贺卫方），但是陪审团不能自然地因为“公平的机制和人们的基本理性及生活经验”就可以作出正义的裁决。每个人都要受到自身认识的局限，尤其是当12个普通的公民面对被指控为射杀自己社区邻居的“外国”激进破坏分子的时候，恐怕别尔金所说的检察官的“轻信的听众”的评论更加恰当。
和公民陪审团这样的裁判一样，法官中立性虽然是程序公正的首要要求，也是现代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但是一旦案件涉及了政治因素，其实际的操作往往不理想。就美国而言，“在政治审判中，通常都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相联系；”（麦克斯J斯基德摩 ，马歇尔卡特特里普等.《美国政府》）。在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同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法官的倾向性也很明显，根据汉堡大学彼得波罗夫斯基的记载，从1919年1月到1922年6月，376起政治谋杀案中左翼肇事22起，右翼肇事354起，左翼分子的刑期是右翼嫌犯的四倍半，十个死刑全部是左翼分子，值得说明的是，刺杀了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都是右翼分子。
萨科和范塞蒂案件对美国法所注重的“正当程序”原则和美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两个很可能是无辜的人，也许是因为个人政治观点被审判和处决，这个可怕的事实与合众国的立国理念是如此违背，这个案件也就成为了美国司法反面教材的代表作品之一。
最后编辑: 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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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对民主寄于过高的厚望。
虽然像英国的 SUN 和美国的 GLOBE 这样的小报容易被发现瞎编故事，但只能说他们比较露骨。我相信任何媒体都有主观立场，没有哪家媒体是纯粹客观的。只是正规的大型媒体的立场性比较隐藏而已。
就算是科学界也是有话语权利的。我们认识一个朋友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申请某名校教师职位。他必须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否则没戏。而这些杂志当然也是有观点倾向的。做科学的人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明白行情。科学里面也有派别的，谁有权谁说话；并非是谁对谁说话。
话语权利永远都存在。
我先生对精神病人有一点分析我比较赞同。他说精神病人跟正常人的差别在于，精神病人失去了“掩饰”的功能，他不能组织思维、掩饰内心的罪恶和不堪，常常把心里的想法应有尽有地说出来。而“正常人”则会组织思维、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掩饰，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这并非说人人都很虚伪。这只是说明，看上去很正常的人未必是那样“正常”。看上去很民主很客观的媒体，也未必就真的客观、民主。其他让人诧异的“疯狂”媒体，只是做的比较露骨而已。
所以，不要对民主寄于过高的厚望。
虽然像英国的 SUN 和美国的 GLOBE 这样的小报容易被发现瞎编故事，但只能说他们比较露骨。我相信任何媒体都有主观立场，没有哪家媒体是纯粹客观的。只是正规的大型媒体的立场性比较隐藏而已。
就算是科学界也是有话语权利的。我们认识一个朋友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申请某名校教师职位。他必须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否则没戏。而这些杂志当然也是有观点倾向的。做科学的人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明白行情。科学里面也有派别的，谁有权谁说话；并非是谁对谁说话。
话语权利永远都存在。
我先生对精神病人有一点分析我比较赞同。他说精神病人跟正常人的差别在于，精神病人失去了“掩饰”的功能，他不能组织思维、掩饰内心的罪恶和不堪，常常把心里的想法应有尽有地说出来。而“正常人”则会组织思维、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掩饰，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这并非说人人都很虚伪。这只是说明，看上去很正常的人未必是那样“正常”。看上去很民主很客观的媒体，也未必就真的客观、民主。其他让人诧异的“疯狂”媒体，只是做的比较露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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