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都是被你们这些所谓的民主斗士给挤兑的?!
要我看,如果大家都能心平气和按部就班的商量着来,中共也不至于那么走极端。就是因为一堆无聊的所谓公知和海外民运轮之流恨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像中共搞大跃进一般希冀中国飞进所谓的民主社会,忽悠的一帮脑子不太灵光的人跟着呐喊,才搞得中共如临大敌。
至于中共搞得所谓"本民族和其它民族是敌对关系"则是你老背的眼光不好头脑不清,分不清是非曲直罢了。西方国家不停的妖魔化中国(要知道不仅仅是妖魔化中共,而是中国),你也跟着摇旗呐喊。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西方国家的一份子,也不能说你的做法是错误的。把心目中的敌人忽悠乱了本来就是你们的工作内容之一,不然怎么显示你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伟光正呢?
看看每年久国冻死的那些流浪汉,看看加国作为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成熟的民主社会中那些吃不饱的孩子,那些看病排不上队的人,还有那些挣扎在温饱边缘却沾沾自喜自以为生活在世外桃源的淳朴的加拿大人,你多自豪啊!嘘,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比中国这个所谓的恶魔更好,否则他们的内心一定很崩溃。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多次在全党全国发动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虚心接受群众批评,背老师作为一位普通人民群众,本着对党对国的珍爱,提出一点批评意见,C-C兄如何能横加指责呢? C-C兄忘记了毛主席的嘱托,这倒是应该指责的。
很巧,今天读到一篇文章,转一下
批评者的高贵
"再烂的时代,也能看到高贵的身影;再好的时代,也需要直面黑暗的勇士。——批判者,就是这样一个高贵而勇敢的存在。
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注定是少数,但他们的价值,要比乌泱乌泱的“歌德”派高出千万倍。他们是国家的牛虻,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精神的诊断者。
英国,一个孤悬海上的狭窄岛国,在19世纪取得了迄今为止任何国家也没有取得过的成就:其疆域遍布五大洲,其语言、文化和制度影响和改造了整个世界。作为英国公民,生活在那样的盛世,民族自豪感必定油然而生。
可是,自豪感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也会成为掩盖黑暗的雾帐。所幸,还有人醒着,这些人没有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而是勇敢地揭开大英帝国的疮疤,将肮脏和阴暗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狄更斯。
狄更斯以尖锐和审视的目光,用饱蘸批判的笔墨,无情地书写英国社会光艳“盛世”之下的困苦、仇恨和不公。“不公的本身,对于每一个慷慨和心理正常的人就是一种伤害,是最不堪、最痛苦和最难忍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清白的良心饮恨而死,许多健全的心为之破碎。”他昂起高贵的头颅,为遭遇困苦和不公的人们呐喊,用充满“负能量”的声音刺痛国家的躯体,使沉浸在“盛世”狂欢中的人们清醒。
伟大的国家之所以伟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容纳刺耳的声音。英国是伟大的,她不仅仔细聆听刺耳的“杂音”,而且对在自己的躯体上挖掘丑恶的批判者尊重推崇、褒扬有加——狄更斯生前被誉为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死后也被给予了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最高哀荣。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贫穷、受苦和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和狄更斯同时代还有很多以讴歌颂扬为能事的笔杆子,那么,他们在哪儿呢?如今还有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为了取得抹了丰厚黄油的面包而唱的赞歌,就像一时光艳的驴粪蛋儿一样,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有容纳批判者的胸襟。美国人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合著了一部《丑陋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如获至宝,建议国会将这部书作为每个国会议员的必读书;台湾学者柏杨写了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却因言获罪,被变革前的台湾当局判刑12年;更有甚者,因提了几句建议甚至赞美不够卖力,几百万人遭到虐待和迫害……
心理健康的人,决不会视指出其病情的人为恶意从而讳疾忌医;同理,一个健康的社会,正如那句著名的蔡氏名言所说,“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批判者的呐喊,这呐喊如同国家的听诊器,没有了这个听诊器,很多社会病情将会被掩盖和粉饰。
百年前,胡适先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百年后的今天,胡适先生的这些话,实在还应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
纵观历史,批判者,从来都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危险,抨击时代不公、鞭挞社会丑恶、揭露制度弊端,为的绝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呼唤光明和美好,推动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那些令我们景仰的名字——雨果、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鲁迅——莫不如此。他们因思想深刻而催人猛醒,他们因勇敢无畏而令人敬佩,他们因书写黑暗而高贵、而光明!
林达:德国人告诉我们,回避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不会有真正的民族自信
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
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世界的。
记得在美国和一个德国朋友聊天,朋友提到,在三十多年前,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有过巨大困扰。希特勒和战争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天真无邪长大,却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时候,突然读到了自己民族羞耻的历史。他们的国家似乎整体就是个罪人,他们的父母都回避提到这段历史,他们好像都应该去用头撞墙:我们民族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国民性?
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柏林,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是原海军部的延伸。在二战期间,这里是德军司令部。现在,从一个楼梯上去,一层层,楼梯周围都是一排排头像,他们是今天德国人心中的英雄。
楼上是一个信息密集的永久性展馆,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有大量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其中就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有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反抗;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还有体制内的、甚至军界的抵抗。
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斯陶芬伯格的办公室。导游的英语录音说,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就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就在下面的院子里,与他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被枪杀。
德军司令部的院子是四周楼房围起来的封闭空间,一大片小方石块铺地,尽头是一片小树林。小树林前,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今天站立着一个象征,简朴的石雕全身像:一个裸体的、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沉稳的人。站在他面前,读过这段历史的外人,都难以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那些德国年轻人了。
这个展馆虽然上了旅游书,却很少有外国游客。它的解说词只有德语,主要面对本国人。这个展馆到处都有放在墙边、角落的凳子,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来得很多,一拨拨由老师带来,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上课。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德国是有英雄的,仅斯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整一面墙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其中仅几人幸存。
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他们和一批同龄人、他们的教授,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
2005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立起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也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普世的。
我想起中国人也常常提及国民性,因为我们有过“文革”这样的疯狂。可是在疯狂中,也有无数对疯狂的抵抗者。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