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吴维尊传记节选，还原拳匪义和团的真实面貌。作者的外公是清朝的二品官袁昶，这一节选讲述义和团之乱和外公因为反对屠杀外国人而被义和团杀害的过程。
外公名袁昶[chǎng]（爽秋）。他青年时，曾因「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清朝官方称之为「长毛之乱」）而从中国南方只身逃难到北京，有一个在北京的官吏，见他有志气、勤奋好学，就收留了他、培养他，后来又把自己的女儿（我外婆）嫁给他。外公又努力考上了科举，也做了官。听母亲说，他曾在安徽芜湖作「道台」（地方官），曾为芜湖人民搞过水利工程，当时芜湖老百姓都感谢并尊敬他。后来他升官到了北京，作了「蕃台」（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官员），是个二品官，侍候在朝中。他曾主持与沙俄订过一个在那些年代中唯一的平等条约。他的政治主张大概接近于康有为和光绪皇帝方面。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是一个朝廷内部的革新运动）失败后，光绪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由太后自己在朝廷中「垂帘听政」、代替皇帝，外公仍在朝中。
1900年以前，即19世纪末，有义和团运动（又称作「拳匪」）在北方不少地方兴起，自称练有功夫、可以刀枪不入。他们的政治特点，主要是排斥一切外国人（其中大都是宣教士），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他们称欧美等外国人为「大毛子」，要杀大毛子，赶出国门之外，烧教堂(礼拜堂)。同时也要杀「二毛子」，就是与外国宣教士接近的中国基督徒。强迫中国信徒否认主耶稣的名、即所谓的「退教」，否则也要杀、也要烧。初期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基督徒大受逼迫，经历着血的考验和试炼。许多忠心向着主的基督徒被杀、被烧；外国人（主要是宣教士、福音使者）则更为严重。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人数极其众多，在广大的北方得到朝廷等官方的支持势力更大。他们的领袖端王等也在朝中当官，慈禧太后十分信任他们，以为这个运动真是救国之道，也是清廷对屡吃洋人败仗的复仇之道。
外公在朝中甚是焦急（反对「义和团」的朝臣也有约三五个），他竟公开当着端王等义和团首领的面，向慈禧太后竭力进谏，说义和团的「救国」办法如何不好，「刀枪不入」如何靠不住、是假的，只会给列强各国以入侵的口实、闯下大祸，既贻害满清王朝又危及全国。可是外公的谏言太后听不进去，在旁的端王等首领却听在耳中、看在眼里，把外公等反对者恨之入骨，设下阴谋要杀害他们。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00那年某一天，有一些「二爷」（即官员手下的差人、有权势，老百姓称他们作「二爷」）到我家来找外公，诓说：「请老爷快去××处平乱」。外公一听要「平乱」，立刻信以为真，义不容辞地赶紧带着自己的人马乘轿子出行。这是一个毒辣的骗局。义和团的人员早就布置好、在半路埋伏等候着。轿子一到，义和团人蜂拥而上，就在那里把我外公砍头杀死。同样被杀的另有两个朝中官员。那年1900年，我母亲才十二岁。
在外婆家里，同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外公平时家规很严，其中的一个家规是：非到过年过节，家中不许吃饺子。（北方人把饺子当作是最好吃的饭）。平时大家（包括外婆在内的所有主人和仆人，母亲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大姨和三舅都早已夭亡）都很馋、很想吃饺子，只因外公在家，就都不敢。现在见外公出外办公事去了，大家都很高兴，赶快切菜、剁馅、和面、包饺子，大锅也开了，要下饺子。正此时，几个二爷跑回家，报告了外公的噩耗，全家大哭，谁也吃不下一个饺子。吃不下饺子是小事，这可是重大政治事件呀，弄得不好，「满门抄斩」的危险性也存在。快，快，全家准备行装、逃难，北京可呆不下去了。真是全家乱成一团。幸好，过去外公家在松江府上海县（当年清朝，上海县是在松江府的直属之下，今天则倒了过来，松江成了上海市下属的郊区县）置有房子、田地，现在正好可以作为全家南逃的避难之所。感谢神的大恩，在灾难中为我们预备了避难所，虽然外公全家飞来横祸，神仍在灾祸中为我母亲能信主耶稣得拯救预备了好条件。
另一方面，义和团得势后，大烧大杀，不可一世，激起了欧美和日本列国的公愤，立即组成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后，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义和团大言不惭声称、炼有「刀枪不入」的功夫，结果照样被枪弹打死，溃不成军，作鸟兽散。慈禧太后更是仓促离开北京、逃难去长安（即今之西安），她后悔已来不及了。八国联军也杀了不少中国人作为报复，并烧了中国皇家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把其中的无数国宝抢劫一空。其损失和毁坏之巨大，至今仍无法恢复和重建。慈禧太后无奈，只好自己认错、下了「罪己诏」，派人与八国订了最不平等的条约，赔了巨大银款，不但沿海一带、还开放了全国广大内地，允许各国宣教士到各省各地传福音、建造礼拜堂、开医院、办教会学校等等，并且都受到清廷政府保护；还有许多未能一一详述。从此，中国这个几千年来骄傲封闭的大国、文明古国，也向全世界敞开了。
我们回顾1900年：神差来中国的福音使者（大毛子），受到历史上空前的大逼迫、大烧杀、大伤害，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经受了烈火的考验。不但外国的福音使者，还加上中国开始的神的教会和众基督徒（二毛子），尤其是那些忠心至死、不肯否认主名、不肯出卖主和主仆人的圣徒们，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经受到了血与火的考验。连我外公也因此惨遭残杀，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决不是白死的。他们的血在至高神、永生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用这个血的代价所换取到的，是中国几千年关闭着的福音大门，在1900年之后，被彻底打开了；不但沿海的各省各地打开，连广大内地的各省各地，也都通通大开了。这不是任何人（包括掌权者）所能作到的事，而是神自己作的，仇敌想挡、也挡不住。对传福音和建教会来说：1900年，的确是个很大的转折点。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也作了一些补偿的工作。她给五位朝臣平了反，尤其对我外公在内的三个被害朝臣，在杭州西湖边上，专门建造了一个「三忠祠」，【后来，1945年夏，母亲与我经过杭州时，还特领我乘西湖小游船、专去三忠祠和外公墓两处往访，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并封我外婆为「一品夫人」等。
外公生前曾为幼年的母亲订了亲，因外公在朝为官和3位朝臣比较亲近。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祖父吴品衍（浙江省东阳县人）。由第3方作媒，就把二女儿（我母亲）许配给吴家的二儿子（我父亲），三女儿（我三姨，大姨和三舅已夭亡）许配给吴家的三儿子（我三叔）。
关于我外公，还有两件事该提一提。一件是：母亲告诉我，外公被杀之前，义和团打算滥施烧杀外国侨民之时，外公曾为了减轻动乱之害而几次暗中告知外国侨民特别是宣教士们，要他们提早撤退因而减轻了许多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害。这件事广泛流传在外国宣教士之间，许多宣教士都十分感激我外公，也知道我母亲就是这个官吏的女儿。但这件事的具体情形却已无法查考了，连我外婆家也不知道，是宣教士们后来告诉我母亲的。我想，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外公当时虽还不认识真神、没有听过福音，但这事既作在神所差的福音使者（超过主「最小的弟兄」了）身上，就是作在主身上了；即使只给一杯凉水的好处，也不能不得神的赏赐。
另一件小事：50年代初，我母亲传道工作已年老退休，住在北京我三哥三嫂家，并一起在神仆人王明道先生处聚会。开放后，王先生出狱住在上海，上海一位弟兄写信告诉我：王先生曾对肢体们提起我母亲，还特别补充说：「她是忠臣袁昶的女儿」，间接为我外公作了见证。
外公名袁昶[chǎng]（爽秋）。他青年时，曾因「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清朝官方称之为「长毛之乱」）而从中国南方只身逃难到北京，有一个在北京的官吏，见他有志气、勤奋好学，就收留了他、培养他，后来又把自己的女儿（我外婆）嫁给他。外公又努力考上了科举，也做了官。听母亲说，他曾在安徽芜湖作「道台」（地方官），曾为芜湖人民搞过水利工程，当时芜湖老百姓都感谢并尊敬他。后来他升官到了北京，作了「蕃台」（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官员），是个二品官，侍候在朝中。他曾主持与沙俄订过一个在那些年代中唯一的平等条约。他的政治主张大概接近于康有为和光绪皇帝方面。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是一个朝廷内部的革新运动）失败后，光绪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由太后自己在朝廷中「垂帘听政」、代替皇帝，外公仍在朝中。
1900年以前，即19世纪末，有义和团运动（又称作「拳匪」）在北方不少地方兴起，自称练有功夫、可以刀枪不入。他们的政治特点，主要是排斥一切外国人（其中大都是宣教士），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他们称欧美等外国人为「大毛子」，要杀大毛子，赶出国门之外，烧教堂(礼拜堂)。同时也要杀「二毛子」，就是与外国宣教士接近的中国基督徒。强迫中国信徒否认主耶稣的名、即所谓的「退教」，否则也要杀、也要烧。初期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基督徒大受逼迫，经历着血的考验和试炼。许多忠心向着主的基督徒被杀、被烧；外国人（主要是宣教士、福音使者）则更为严重。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人数极其众多，在广大的北方得到朝廷等官方的支持势力更大。他们的领袖端王等也在朝中当官，慈禧太后十分信任他们，以为这个运动真是救国之道，也是清廷对屡吃洋人败仗的复仇之道。
外公在朝中甚是焦急（反对「义和团」的朝臣也有约三五个），他竟公开当着端王等义和团首领的面，向慈禧太后竭力进谏，说义和团的「救国」办法如何不好，「刀枪不入」如何靠不住、是假的，只会给列强各国以入侵的口实、闯下大祸，既贻害满清王朝又危及全国。可是外公的谏言太后听不进去，在旁的端王等首领却听在耳中、看在眼里，把外公等反对者恨之入骨，设下阴谋要杀害他们。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00那年某一天，有一些「二爷」（即官员手下的差人、有权势，老百姓称他们作「二爷」）到我家来找外公，诓说：「请老爷快去××处平乱」。外公一听要「平乱」，立刻信以为真，义不容辞地赶紧带着自己的人马乘轿子出行。这是一个毒辣的骗局。义和团的人员早就布置好、在半路埋伏等候着。轿子一到，义和团人蜂拥而上，就在那里把我外公砍头杀死。同样被杀的另有两个朝中官员。那年1900年，我母亲才十二岁。
在外婆家里，同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外公平时家规很严，其中的一个家规是：非到过年过节，家中不许吃饺子。（北方人把饺子当作是最好吃的饭）。平时大家（包括外婆在内的所有主人和仆人，母亲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大姨和三舅都早已夭亡）都很馋、很想吃饺子，只因外公在家，就都不敢。现在见外公出外办公事去了，大家都很高兴，赶快切菜、剁馅、和面、包饺子，大锅也开了，要下饺子。正此时，几个二爷跑回家，报告了外公的噩耗，全家大哭，谁也吃不下一个饺子。吃不下饺子是小事，这可是重大政治事件呀，弄得不好，「满门抄斩」的危险性也存在。快，快，全家准备行装、逃难，北京可呆不下去了。真是全家乱成一团。幸好，过去外公家在松江府上海县（当年清朝，上海县是在松江府的直属之下，今天则倒了过来，松江成了上海市下属的郊区县）置有房子、田地，现在正好可以作为全家南逃的避难之所。感谢神的大恩，在灾难中为我们预备了避难所，虽然外公全家飞来横祸，神仍在灾祸中为我母亲能信主耶稣得拯救预备了好条件。
另一方面，义和团得势后，大烧大杀，不可一世，激起了欧美和日本列国的公愤，立即组成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后，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义和团大言不惭声称、炼有「刀枪不入」的功夫，结果照样被枪弹打死，溃不成军，作鸟兽散。慈禧太后更是仓促离开北京、逃难去长安（即今之西安），她后悔已来不及了。八国联军也杀了不少中国人作为报复，并烧了中国皇家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把其中的无数国宝抢劫一空。其损失和毁坏之巨大，至今仍无法恢复和重建。慈禧太后无奈，只好自己认错、下了「罪己诏」，派人与八国订了最不平等的条约，赔了巨大银款，不但沿海一带、还开放了全国广大内地，允许各国宣教士到各省各地传福音、建造礼拜堂、开医院、办教会学校等等，并且都受到清廷政府保护；还有许多未能一一详述。从此，中国这个几千年来骄傲封闭的大国、文明古国，也向全世界敞开了。
我们回顾1900年：神差来中国的福音使者（大毛子），受到历史上空前的大逼迫、大烧杀、大伤害，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经受了烈火的考验。不但外国的福音使者，还加上中国开始的神的教会和众基督徒（二毛子），尤其是那些忠心至死、不肯否认主名、不肯出卖主和主仆人的圣徒们，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经受到了血与火的考验。连我外公也因此惨遭残杀，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决不是白死的。他们的血在至高神、永生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用这个血的代价所换取到的，是中国几千年关闭着的福音大门，在1900年之后，被彻底打开了；不但沿海的各省各地打开，连广大内地的各省各地，也都通通大开了。这不是任何人（包括掌权者）所能作到的事，而是神自己作的，仇敌想挡、也挡不住。对传福音和建教会来说：1900年，的确是个很大的转折点。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也作了一些补偿的工作。她给五位朝臣平了反，尤其对我外公在内的三个被害朝臣，在杭州西湖边上，专门建造了一个「三忠祠」，【后来，1945年夏，母亲与我经过杭州时，还特领我乘西湖小游船、专去三忠祠和外公墓两处往访，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并封我外婆为「一品夫人」等。
外公生前曾为幼年的母亲订了亲，因外公在朝为官和3位朝臣比较亲近。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祖父吴品衍（浙江省东阳县人）。由第3方作媒，就把二女儿（我母亲）许配给吴家的二儿子（我父亲），三女儿（我三姨，大姨和三舅已夭亡）许配给吴家的三儿子（我三叔）。
关于我外公，还有两件事该提一提。一件是：母亲告诉我，外公被杀之前，义和团打算滥施烧杀外国侨民之时，外公曾为了减轻动乱之害而几次暗中告知外国侨民特别是宣教士们，要他们提早撤退因而减轻了许多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害。这件事广泛流传在外国宣教士之间，许多宣教士都十分感激我外公，也知道我母亲就是这个官吏的女儿。但这件事的具体情形却已无法查考了，连我外婆家也不知道，是宣教士们后来告诉我母亲的。我想，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外公当时虽还不认识真神、没有听过福音，但这事既作在神所差的福音使者（超过主「最小的弟兄」了）身上，就是作在主身上了；即使只给一杯凉水的好处，也不能不得神的赏赐。
另一件小事：50年代初，我母亲传道工作已年老退休，住在北京我三哥三嫂家，并一起在神仆人王明道先生处聚会。开放后，王先生出狱住在上海，上海一位弟兄写信告诉我：王先生曾对肢体们提起我母亲，还特别补充说：「她是忠臣袁昶的女儿」，间接为我外公作了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