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南京？先祭这些行不行？

[woodpeker]

你这小朋友，太天真了。
高层背后的接触不会如此简单。
记得美国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国内一片喊杀声，愤青们恨不能立即杀光美国佬。
可你知道前总理去美国干了什么？又说了什么？YOUTUBE上可以查

“中日矛盾激化之际，日高层高村正彦访华被曝是收到中方邀请，中方主动融冰，是否暗示不想开战？”http://v.ifeng.com/v/news/zr/index.shtml?_v_www4#014e2447-7385-4424-b0b7-a5d27bb199c1

只有SB才想开战，如国内解不开锅，那可能性增大。现在正在高速发展，对周边国家是胜算60%以上，越往后中国的筹码越大。
看看2015年南海又可能再增加5-6个人工岛，台湾的局势趋于平衡。最主要的国内的反腐行为部分转为常规的法律行为（例如房屋登记信息化，全国一体化，看看谁还敢用收入外的金钱购房及固定资产），有效的反腐制度慢慢越来越紧。

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急于挑食的不是中国。

 

[woodpeker]

大家看看为什么大饥荒两次都发生在河南，安徽一带。甘肃山西陕西的情况，上面的人不可能不知。很多问题远远超出了大家都想象。
毛公，一个煞星下凡，他的远见/思维非常人所比。蒋公其实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唉！

 

[woodpeker]

画龙不可能再点睛，各位好好揣摩一下两位民族主义者的思路吧。

 

[woodpeker]

两广的大量的严重的鸦片吸食者（40-60岁）的确在大饥荒时挺不过来。

 

[川菜厨子]

我也对那些说三年中饿死千万级的数量表示怀疑！！百万级的我相信，因为从多个文件 和当时人们的回忆中可以印证出几百万人死亡是与饥饿相关的，或饥饿引起免疫力低下病死的。我问过父辈，他们单位 有老家在全国各地的，也很少听到饿死的，说几百万人饿死，父辈们都说没有那么多。

另一个事实是：当时育齡妇女大多因为营养不良，不能怀孕！于是那些年人口出生率低。身边的事实是：我姑当时在大学 里上学，她说她们班里大多数女孩子长时间 没有例假。而大学生可是粮食受保证的人，那些没有保障的小城镇和农村，妇女的情况 可推想而知。
还一个事实是，我大姐出生于1963年，父母结婚是59年，他们可没有采取过什么节育措施。姐姐上学时，比他们 高几级的孩子很少，一年级十几个，而从他们以后，一年级三十几个孩子。

现在好多推测几千万人死去的数量多引用“中国人口年鉴”。那几年人口负增长，他们按正常的生育率推算，差额约等于饿死的！很显然这是不科学和肤浅的。试想，如果把现在欧洲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也说成是饿死或什么 特定原因是不是很荒诞？！

事实 求是说事情。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即使不好也不能说是就坏到什么 程度 了，同理，说好也不能说一切都 好。一个罪犯判定，不能因为他坏就把罪行夸大直接枪毙吧。

话说回来，对这次公祭，本人持 否定态度，没有这个必要嘛，如果逢个整十年或特殊年可以大张旗鼓一下，平常，好好做好执政者该做的，才是兴邦之计！！

饿死千万级的数量你表示怀疑，百万级你表示相信？ 你说的“从多个文件 和当时人们的回忆”包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 目录
第二编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 年9 月―1966 年5 月)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纠“左”的曲折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

二、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及其严重后果
继续“大跃进”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1959 年的旱灾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受旱面积达5 亿亩，其
他灾害面积1 亿多亩。1960 年1 月至7 月，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6.7 亿亩。其
中受旱面积6 亿亩，主要受旱地区是华北、西南、华南及西北部分地区。7 月上
半月，全国洪涝面积共3900 万亩。广东、福建台风侵袭受灾面积1000 万亩。黑
龙江、吉林内涝面积1100 万亩，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大部地区连降暴雨，
受害面积1000 多万亩。其他灾害(冰雹、霜雪冻害)约3000 多万亩。由于严重的
自然灾害，1959 年粮食少收600 亿斤左右。
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粮。一方面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的销售
量却因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地向农
村下达征购指标。由于高估产，1958 年至1960 年连续三年，国家每年的征购量
都高达1000 亿斤以上，几乎占当年总产量的30%―40%。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
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不断动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 年后，库存急剧减
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危
险。五六月间，中央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
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
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十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
天。
1960 年7 月5 日至8 月1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
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受当时中苏关系的影响，特别是赫鲁晓夫
在7 月16 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0]，使中国一些
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
在试验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7 月31 日，周恩来就苏联专家撤走和外贸问题向
会议作报告。报告说，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
划收购，影响对苏出口，对苏贸易欠账达25 亿卢布。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强调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会议形成了三个文件: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全党动手，大办农
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会议确定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战线的方针；坚决缩短基
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
9 月底，全国82 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不到正常
库存量的1/3。过去大量调出粮食的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也因连年挖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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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无力继续大量调出。在此情况下，尽管采取诸如在调拨上搞南北季节性调剂、
在销售上限制居民每次购买的数量等许多措施，但仍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得靠
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用
食品等办法，来渡过缺粮难关。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许多省区农民的
口粮也在急剧减少。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
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
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
减少1000 万[11]。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9 个县死亡率超过100‰，
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12]。
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
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
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

[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年版，
第103 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0 年版，第6 页。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74 页。

 

[FlyingHawk]

公祭南京大屠杀，和祭祀楼主所说的，完全是两码事，没啥先后之分。
只是后者现在还不具备政治条件，但无论祭不祭后者，前者还是要公祭的。

 

[反清复明]

公祭南京大屠杀，和祭祀楼主所说的，完全是两码事，没啥先后之分。
只是后者现在还不具备政治条件，但无论祭不祭后者，前者还是要公祭的。

思维差别： 某朝廷为了不让大家祭后者或者最好忘记忍耐麻木后者，所以要大张旗鼓公祭前者。

 

[FlyingHawk]

思维差别： 某朝廷为了不让大家祭后者或者最好忘记忍耐麻木后者，所以要大张旗鼓公祭前者。

就别老猜测习的心思了。
抛开动机，从行为上看，这种祭祀也不是啥坏事。
动机这事，你也没法验证啊，这就和法律一样。

比如某人捐款了1000万，你可以说他做了慈善，你也可以说他在炫富，在为自己捞名誉，或者是捐钱祈求免灾。
那些都是动机，别人并无法验证。但从行为结果讲，他捐钱就是好的。

 

[反清复明]

就别老猜测习的心思了。
抛开动机，从行为上看，这种祭祀也不是啥坏事。
动机这事，你也没法验证啊，这就和法律一样。

比如某人捐款了1000万，你可以说他做了慈善，你也可以说他在炫富，在为自己捞名誉，或者是捐钱祈求免灾。
那些都是动机，别人并无法验证。但从行为结果讲，他捐钱就是好的。

不论动机和行为都是非常负面的，给下一代进行仇恨教育是落后文明的表现。 中国，从来就没有走出这样的怪圈。

 

[banff]

得势的时候就打击报复，完全的小人得志嘴脸，这样怪不得别人更残酷的报复。世上这样的悲剧不要太多。

不论动机和行为都是非常负面的，给下一代进行仇恨教育是落后文明的表现。 中国，从来就没有走出这样的怪圈。

 

[整蛊之霸]

抛开国界和种族，共产党再坏，也没小鬼子坏，地球人都知道，洗个鸡毛啊？

按你的说法，公祭无非是一个坏蛋在骂另一个更坏的坏蛋，好比东条英机在指责希特勒杀人太多。

 

[woodpeker]

不论动机和行为都是非常负面的，给下一代进行仇恨教育是落后文明的表现。 中国，从来就没有走出这样的怪圈。

按您的逻辑，又何必将所谓的3千万饿鬼来公祭。
饿鬼是自然灾害及工作理念造成，何况是不是这个数字？
看来是您自己没有走出阴暗的心理。

 

[woodpeker]

http://blog.cz001.com.cn/?uid-3698-action-viewspace-itemid-1277361
正确的数字应该是在300-400万之间，但政府要为这些错误做出道歉，也希望有心和无心的造谣及传谣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死亡数字。

 

[woodpeker]

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
·方舟子·

新观察论坛，这个被众网友称为“汉奸论坛”的政治论坛，这个打着“理性”
的旗号由版主集团躲在幕后以代号日夜监视保证舆论导向的偏见论坛，这个鼓励、
怂恿对被划入敌对政治阵营的人（本人也被列入其中）进行谩骂、攻击的造谣论
坛，最近又上演了一出滑稽戏：建了一个“大饥荒档案”， 纠集了一帮未上好统
计课、连数量级是什么意思也没搞明白的自封的“人口学专家”论证“大跃进饿
死三、四千万”之为无可质疑的事实，为了丑化质疑这个数字的众网友，又以
“作为思想史资料，我们也想保存各种不同观点，适量收集网上有关大饥荒的争
鸣文章”的堂皇借口，采用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前后贴关系、只收原始贴不收
以后的补充说明等卑鄙的手法，收了一些网友的异议“示众”，做为靶子加以
“回应”，而完全不顾这些网友的反驳。其中也摘录了本人的若干言论。从这些
被巧妙地隔离了上下文关系的摘录看，未追踪网上对此事的争论的人，也容易误
以为本人全盘否认大跃进导致了大批非正常死亡。 新观察论坛主办者的用意，也
就是要将一切质疑“饿死三千万”这个数据的人，全都打成否认大跃进饿死人的
异己分子，他们甚至欣赏“否认饿死三千万就是否认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否
认纳粹杀害犹太人几百万”的弱智类比。事实上本人从未否认过大跃进导致几百
万乃至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本人反感的是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毫无起码的科
学理性精神，在没有确切的统计证据的情况下，将一个还有争议的问题当成铁板
丁丁的事实，不顾常识无限地夸大死亡数字，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普遍的反感，
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模糊了对这场历史大悲剧的认识。
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
因为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只能估算。 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的估算：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
October 1997这本小册子中，将这三年的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
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被《南
华早报》驻北京记者Jasper Becker写进了畅销书《饿鬼：毛的秘密饥荒》（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ct Famine），以后这个数字就成了西方媒体的共
识，在提到这段时期时必说“饿死了三千多万”。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的估算：
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生存与发
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
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
展(1958—1965)》估计为“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
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三千五百万是个下
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因
此“饿死四千万人”就成了网上常见的说法，“民运”、“台独”人士对此尤其
津津乐道。
云儿《大饥荒饿莩知多少？－－从官方统计看“非正常死亡”》一文中称：
“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大饥荒导致两千万到四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事
实认定，已经解决。”

但是所有这些估算，都是根据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
靠不住的，如云儿一文所承认的 ：“目前大家一致公认，从大跃进到１９６４年
这六年的人口统计，问题多多，准确性很差。”主要问题是虚报人口。在大跃进
期间虚报的人口，以后被纠正时，就会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实际上这个
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据阿姆斯特丹大学汉学家Wim F.
Werthheim的回忆，当时主管人口普查的官员就认为统计结果是被大大夸大的，
而这一结果，构成了以后人口统计的基础。
另一组数据是当时公安局上报的死亡数字。有人根据这组数字，做了一番简
单的加减后认为三年期间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成了
下限，据说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和瞒报，如何估算这些遗漏和瞒报，就完全是靠主
观认定了。我认为也可能存在着多报。 那些逃荒的人，做为失踪人口也可能被当
成死亡而上报注销户口。而在饥荒期间，逃荒的无疑是非常多的。
总之，因为当时的统计数字非常不可靠，以之为基础的估算都属于数字游戏。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任何估算都能有上千万人的出入，连丁抒也承认：“ 作
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
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
因为缺乏准确的统计，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无法知道，也许永远无法
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哪种结果是可以相信的。按紫弦通过
建立50年人口模型的方法估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了七百万到一千四百万，还是一
个可以接受的数字，而翻番到两千万，再翻到四千万，却是一个荒唐的数字。 四
千万非正常死亡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中国人口六亿七千万，这意味着每十六、
七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按祖孙三代平均六人算，这又意味着平
均每两、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直系亲属非正常死亡，可能吗？
(转贴者石华宁注:当时受灾最重发生饿死人情况的七个省份,总人口不到3亿人,农村人口大约2.5亿,如果按饿死3千万人计算,死亡比例是12%.也就是一百个人就要饿死12个人,鬼才能相信这个数据.说饿死4千万人,比例就成了16%，相当于七个省的2.5亿农民，每一百人就有16人饿死.更是不着边的谎言。)
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
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就是大家都在饿肚子，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因此，本来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
的，在这时候就没法再靠医疗活下去，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
崩溃而提前死亡了。这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1962-1963年
的死亡率特别低，是不是就是因为本应该在这两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
掉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
证明这个荒唐的数字？是不是觉得中国人的命不值钱，饿死几百万、上千万都算
不上骇人听闻的大悲剧，非得饿死个三、四千万才算数？但是当他们把结论推到
了荒唐的极端时，结果却适得其反，使人怀疑其动机，结果连饿死许多人这个事
实也怀疑起来了。 这里面显然有政治的动机，但是也有心理因素。人性有夸大悲剧的倾向，而
一旦知道实情觉得上当受骗后，反而对悲剧麻木了。六四的时候一开始听说死了
几百人，大家义愤填膺，后来又传到死了几千人、几万人，大家还是一样义愤填
膺。现在呢，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死几百人是比较可靠的，结果反而都不再觉得死
“那点”人有什么了不得了，还觉得受了谣言的欺骗特委屈。今天非要证明饿死
了几千万人，还要把它当定论，明天要是被证明只死了几百万、一千多万人，大
家是不是会觉得没什么了不得了？

2000.6.1

 

[小和尚]

这次没用猪头祭，养猪很是不满。

 

[woodpeker]

请相信3千万的朋友们，查核：山东 孙经先教授

 

[woodpeker]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
　　有关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3000万”的说法近来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辟谣，《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9日刊载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指出“饿死3000万”是国内某杂志副主编“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而制造出来的“重大谣言”，并对该学者书中引用的数据进行了反驳。
　　这是孙经先教授近期以来第二次发文澄清这一谣言。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刊载孙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应该怎么算？》，从我国户籍统计制度的发展变化解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变动。
　　孙经先教授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经先是中国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专家，1992年起享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孙经先在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领域中进行了长达30年的科学研究，2010起开始关注人口统计学研究，利用数学思维和方法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进行研究。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的新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即将出版，该书也直接反驳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尽管该书还未上市，就得到了网友的热情评价，超过95%的网友给这本他们还未看过的书打了一颗星，给该书贴上了“垃圾”、“脑残”、“伪书”等标签。
　　以下为孙经先9日文章全文：
“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smartworm]

扯數字不准的同學，怎麼不想想為什麼數字不准？在每一個地富反壞右都會被揪出來的時代和國家，這個數字一定是有的，無非是被刻意抹去或者篡改。數字是個量的問題，是天災還是人禍是質的問題。總在扯沒有猜對被刻意隱瞞的數字，無非是偷換概念，轉移話題。

 

[paulyang]

请相信3千万的朋友们，查核：山东 孙经先教授

三年灾害死亡人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那为什么同样是证据不清晰的南京大屠杀，30w大家喊得都很起劲呢？

 

[欢乐灌水]

不论动机和行为都是非常负面的，给下一代进行仇恨教育是落后文明的表现。 中国，从来就没有走出这样的怪圈。

记得很清楚，当年中日建交之时，前周总理对日本总理大臣说：中日一衣带水，两国要向前看，世代友好
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所以，这些政治家的言语和行动，比放气还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