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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