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闻重温
1973年02月
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第2版()
专栏：
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水文地质大队委员会
（本文是由水文地质大队的部分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会同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第七棉纺厂、第十七棉纺织厂的部分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一起讨论整理而成）
内容提要：上海市区地面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结束了一九二一年以来逐年下沉的历史，不仅已经连续六年停止沉降，到一九七一年还回升了十六毫米。本文总结了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经验，说明了在寻找地面沉降主要原因、提出控制地面沉降措施和争取控制地面沉降自由中，充满着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识地面沉降的客观规律，必须反复调查、反复实践，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识世界是为着改造世界，要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根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在客观规律面前无所作为的机械唯物论。在初步控制地面沉降后，还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懈地解决新的矛盾，使我们的认识随着实践过程的发展而发展，以争取更大的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工业城市出现地面沉降现象。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地面沉降不仅影响生产，而且直接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又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从一九二一年开始逐年下沉，到一九六五年，最严重的地区下沉了二点三七米。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六年中，上海市区地面不仅已经停止了沉降，而且还回升了十六毫米。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现在终于基本控制了上海地面的沉降。
上海地面沉降的“谜”是怎样解开的？
上海自解放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尽力减少地面沉降给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在江河沿岸修筑了长达一百公里的防洪墙，防止海潮倒灌市区；又建立了许多排水唧站，在发生暴雨积水和海潮倒灌时，尽快把水排出去。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低洼地区的仓库底层不能继续使用，有些桥梁也因为桥墩下沉，大潮汛时船也开不过去。特别是上海地面离海平面不满四米，如果再不迅速控制地面沉降，听任它一年一年下沉，那就势必有一天要沉到海平面以下去。
这种被动局面必须彻底改变。一九六二年我们大队刚建立的时候，党就要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尽快查明上海地面沉降原因，找出控制地面沉降办法。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莫大信任，我们决心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地质部门一小撮走资派执行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而工作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世界观，即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激烈的斗争。
要控制地面沉降，首先要找到沉降的真实原因。一九六二年在一次讨论会上，几个“专家”列举了造成上海地面沉降的“十大因素”：海平面上升，高层建筑的压力，天然气的开采，还有地壳的新构造运动，以及大量抽取地下水，……等等。他们说：这都是西方国家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科学根据”。
这些因素究竟是否有道理？是否可以直接拿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十大因素”中究竟是否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笼统地一概否定是不对的，盲目地全部接受更是错误的。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广大地质工作者在实践中取得的大量资料，就是检验这些因素是否真有道理的根据。
“海平面在不断上升，所以地面相对下沉了。”据说这不仅在国外地质资料上有据可查，而且上海市区几次加高防洪墙、填高沿江路面，也证明海平面在不断提高。这种说法对不对？从地球若干万年长期发展的历史来看，海平面当然是有或升或降等等变化的，因此，它相对地也会引起地面的升或降；问题是目前是否已经影响到上海的地面的沉降。开始，我们去看了某个验潮站历年的记录，潮位果然是一年高过一年；但当我们到另一个验潮站去调查时，那里的记录资料却说明累年平均潮位有高有低，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八年内，升降幅度不超过三十毫米，总的趋势是基本稳定。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记录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验潮站的记录是相对着某个固定的水准点来做的，它只是一种现象，水准点才是更接近本质的东西。我们对两个验潮站的水准点进行了测量，终于发现第一个验潮站的水准点设在沉降区，随着地面的下沉而下沉，水准点下沉的数值，正好就是资料上记载的潮位上升的数值。第二个水准点不在沉降区，因而所测的数值基本稳定。由此可见，所谓“海面上升，地面下降”，对目前的上海地面沉降来说，只是一个假象，不能说明本质。
“地面沉降是高层建筑的压力造成的。”我们查阅了上海市区几幢大楼的历史资料，证明高层建筑在建成以后的几年内，确有沉降现象，但沉降速率一年比一年小，一般过了十五、二十年就很少再沉了。这说明高层建筑对地面沉降只能起局部的、暂时的作用，不可能成为上海地面大面积沉降的主要原因。
“开采地下天然气是造成地面沉降的原因。”根据国外的资料和我们自己在上海的实地勘察，都证明大量开采天然气确实要引起地面沉降。但在上海，除郊区开采少量天然气外，市区早已停止开采。因此，也不能用来解释当时上海地面为什么继续在沉降。
总之，少数“专家”提出来的“十大因素”，有的把假象当作了本质，有的把次要因素看成了主要因素，还有的是把彼时彼地的原因搬来作为此时此地的说明，因而都不能确切地说明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他们也提到了后来被证明是引起上海地面沉降主要原因的“大量抽取地下水”，但只是根据外国资料提出一种可能性，没有具体说明，由于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对是否合乎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判断。地面沉降是一种复杂的地层运动，不同地区的不同地质结构，具有不同的表现。“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矛盾论》）当我们研究上海地面沉降问题时，不但要研究地面沉降的一般规律，特别要研究上海地面沉降的特殊规律，才能引出恰当的结论，做好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的工作。
为了找到造成上海市区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我们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勘察工作，并对大量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时，我们发现：东、西几个工业区地面沉降最为严重。再进一步分析这几个工业区，又以纺织厂比较集中的地区沉降量最大。开凿深井多，地下水用量大，这是纺织厂的特点。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对全市的深井和使用地下水的历史、现状进行了调查，为每口井立了“档案”。上海第一口深井是一八六○年开凿的，到解放前夕，共有七百零八口深井，每天出水量为二十四万吨。一九四八年地面沉降达三十五毫米。解放后，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深井增加到八百五十四口，出水量每天三十四万吨，地面沉降达到五十四毫米，大跃进中，深井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三口，出水量每天达到五十六万吨，地面沉降量也提高到每年九十八毫米。这几个简单的数字，把上海开凿深井、使用地下水和地面沉降三者的关系，清楚地反映出来了：深井越多，地下水用得越多，地面沉降也就越快。
“谜”，终于解开了。大量抽取地下水是造成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我们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经过反复调查、实践而后得出的初步结论。
从地面的沉降看地层内部的运动规律
但是，单凭这样一个初步的而且仅仅是对反映到地面上来的一些现象的认识，是不能得出控制地面沉降的真正有效的办法来的。“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实践论》）要真正解决地面沉降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还必须深入到地层去，掌握地层内部的运动规律。
究竟从何下手呢？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同志提出：如果说，大量抽取地下水必然要引起地面下沉，过去我们在外省有的地方搞地质勘探时，也在深井里大量抽水，为什么就没有出现地面沉降呢？这一反问，给了大家很大启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抽取地下水之所以会引起地面下沉，一定还要受到更深刻的地层内部矛盾的制约。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就从弄清地下水运动与地层内部运动的“关联”入手，到地面沉降的中心地区去进行调查和勘察。
在一家纺织厂里，管理深井的工人向我们反映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厂里几口深井的井管，每年都会自动往上升，今年割去一段，明年又上升了。升了割，割了又升，没有个完。他们问：深井井管埋在地下一百多米的深处，管壁四周被土层紧紧压着，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它顶上来的呢？为着揭开这个“秘密”，我们对全市每口深井都作了调查，更发现了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深井井管都年年上升，巧得很，这些深井不但分布很集中，而且都是设在地面沉降区的。这使我们想到：捉住这个线索，可能是深入地层内部寻找地下水与地层相互作用规律的一把钥匙。
为此，我们实行地质专业队伍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对上海地区地层结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勘察研究工作，又在全市许多地方的各个土层里埋设了几十个测量标和几十个仪器，定期观测在抽取地下水时所引起的地下水位、地层压缩等等细微的变化，取得了大量技术数据资料，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实践论》）的改造制作功夫，终于取得了本质性的认识。到这时，深藏在地层内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秘密”终于揭开了。
原来，上海地层在岩石上有着厚达三百米的“覆盖层”，而这个覆盖层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可分的。离地面一百五十米以下的地方是粘性土层，抗压强度大，不易压缩；而在一百五十米以上的土层里，又有四个土层和两个含水层，其中只有一个土层抗压强度大，其余三个土层都是容易压缩的淤泥质粘性土层。为什么地下水用得多在上海会引起地面沉降而在外地就不一定会？为什么有的深井井管会自动上升有的又不会？都是由上海地层的上述特点决定的。由于从地面到七十五米之间的淤泥质粘性土层抗压强度很低，当地下水被抽走后，水位下降，土层孔隙里的水大量流失，土层就压缩，反映在地面上就是地面下沉。而过去我们在外地搞勘探，是在岩层里抽水，因而不会引起地面沉降。根据同一道理，那些会年年自动上升的深井井管，就因为分布集中，用水量大，地下水抽走后，周围的地面下沉了，但井管是埋在没有同时下沉的七十五米以下的含水层的砂层里的，这就给了人们一个错觉：好象井管“上升”了。
综合分析了这些调查和实践所得的大量材料，我们得出了这样的认识：造成上海地面沉降是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其特殊表现则是三个集中：地层，集中在七十五米到一百五十米之间的两个含水层；地区，集中在东、西几个工业区；时间，集中在夏季。反映在地面沉降上，就是：工业区比用地下水少的其他区沉得多，夏天比冬天沉得多。
这个结论来自广大群众的实践，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地面沉降研究会上，原来坚持“十大因素”的“专家”也不得不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不，远远没有。
在客观规律面前的两种态度
在认识了引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接着研究如何控制地面沉降的时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反映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是利用自然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呢？还是在客观规律面前无所作为，听凭它的摆布？
当时，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几个资产阶级“专家”提出了两种理论，一种是想“一劳永逸”，主张在上海某新工业区搞这样一个试验：把那里的地下水统统抽光，看看地面究竟会沉到那一步。他们说，一旦掌握了这个“最终沉降量”，从此就可以按照这个数据修筑多高的防洪墙，建立多少个排水唧站，“一劳永逸”地解决地面沉降的祸害了。这种所谓“最终沉降量”完全是建立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空想上的，不但办不到，根本连办也不能办，因而后来也就无人理睬。但另一种理论颇热闹了一阵子，这种理论可以叫作“因噎废食”：既然抽取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那么，若要地不沉，除非水不用。为此，他们先制造舆论，开座谈会，搞展览会，都是一个调子：只有不抽取地下水，别无出路；接着发出命令：封井停泵，禁用地下水。
封井还是开井？就成为当时两种世界观斗争的焦点。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对地下水的用途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大约有百分之三十是可以用自来水代替的，其余百分之七十当然还可以有少量节约，但却不可不用。因为一到夏天，地下水温度要比地面水低得多，所以许多工厂为了改善工人劳动条件，降低车间温度或调节空气湿度，都需要用地下水。当然，不用地下水，也可以搞一套蒸喷设备来降温，但那要费去国家大量的建设资金。拿每小时制冷一百万大卡效率来作比较，用地下水比用蒸喷制冷，可以节约投资百分之五十以上，省电百分之七十以上，还可节约大量煤炭。因此，地下水不仅不能禁用，而且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还会要多用。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水要用，地不沉。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称之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新民主主义论》）这种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第一个飞跃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第二个飞跃上。以指导战争为例：“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论持久战》）我们当然不可以不顾地面沉降的客观规律，胡乱去做那些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听任自然规律的摆布而无所作为，看不到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规律去改造世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才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而避免了机械唯物论。
水要用，地不沉，能不能做到呢？用水和地沉，是控制地面沉降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矛盾论》）在地面沉降的过程中，地下水水位下降，是矛盾转化的条件；能不能通过地面水的下灌，使地下水得到补给，从而使地面不沉呢？我们决心开展一个通过回灌地面水、提高地下水位以控制地面沉降的试验活动。
从地面水的下灌看地下水的运动规律
地面沉降的原因：大量地抽取了地下水；
控制沉降的措施：向地下回灌等量的水。
上面这个公式的正确性，似乎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当我们真的动手干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我们面前还有着许多新的问题急待认识。
首先是到那里去灌水？根据我们过去的勘察，证明上海地下水是从长江通过地下古河道得到补给的。上海地下含水层平缓，砂粒细，补给慢，因此，大量抽取地下水以后，造成上海地面沉降。为使地下水就近得到补给，有人提出在市区外围钻几口专门灌水的井来灌。但究竟要灌多少水才能在上海市区得到足以控制地面沉降的地下水补给量呢？这就要测定一系列水文地质数据，而要测定这些数据又非有各种条件不可，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持七十二小时内不变的稳定水位。但上海地下含水层不是实验室，那么多深井昼夜不停的抽水，潮汐的时涨时落，都会影响到地下水位的变动，在永远运动着的自然界里，那里能找得到一个绝对静止的“稳定水位”呢？我们有个勘探队，照着这个方案搞了两个星期，开抽水机烧柴油烧掉了十多桶，结果一个正确的数据也没有算出来。
错误和挫折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远水救近火”证明是不行的，能不能“近水救近火”，在市区原有的深井依靠广大群众来回灌呢？我们带着这个想法去同工人群众商量，当时有关部门“封井停泵”的命令虽然已经发出，但自来水公司许多工人却利用几口旧井坚持在做提高出水量的回灌试验，因而我们的想法立即得到他们大力支持。后来，又到用水工厂同管理深井的工人商量，他们都很高兴，说要干我们就一起干。
到那里灌的问题解决了，接着是怎么向下灌。开始，我们以为有了井灌灌水还不容易吗？用消防龙头向里灌就是了。但没有灌多久，就灌不进去了。过了一夜，索性都溢出来了，井口冒起了很高的一团气泡，象螃蟹吐沫一样。我们把灌进去的水重新抽回来作了分析，不仅有气泡，还有大量渣滓，把进入土层去的水路都堵死了。气泡是灌水时带进去的，渣滓则是气体中的氧同水里的铁的化合物。因此，要解决水路堵塞的问题，就要防止空气进入井管。工人同志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把凡是可能有空气进去的地方都密封了，创造了一套“真空回灌”、定时回扬的操作方法，终于把水灌了下去。
但是，只解决了那里灌和怎么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能够控制地面沉降。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我们控制地面沉降的主要措施是向地下灌水，如果我们的这个措施不合于地下水运动的客观规律性，那么，一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将成为空谈。
地面水的特点是容易流动，地下水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人说，不动。这种说法不符合辩证法，而且根据地下水水位的测量资料，证明还是动的。有人说：“上海的地下是个大海，今天灌进，明天流光，弄不好把国家的钱白白浪费掉了。”说地下是海，当然不符合事实；但如果地下水真有相当流速，发生类似的这种情况又怎么办呢？为此，我们又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认真地作了测试，证明上海地下水的流速，不同地区虽有细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都极其缓慢，在细砂层里，即使在抽水的情况下，一昼夜才流动三米到五米，如果不抽水，更缓慢到几乎测不出来。这时候，我们更感到原来那个想当然的“远水救近火”方案的脱离实际，按照这样的流速，在市区外围灌下去的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流到市中心。经过测试，我们还发现地下水温度，在一两个月之内，几乎没有变化，在半年之内，变化也很微小。
一个是地下水的流速极其缓慢，一个是水温的变化极其缓慢，认识了这两个“极其缓慢”，就使我们整个回灌工作有了客观基础。由于水的流速极其缓慢，可以在地下保留很长时间，才有可能使地下水水位每年保持一定的高度，控制地面沉降。当我们每年冬季利用许多工厂停用地下水的时机，大量回灌、少量抽用时，地下水位逐步提高，地面就开始上升；到第二年夏季工厂大量抽用、少量回灌时，地下水位渐渐降低，地面就开始下沉。地面总是这样一升一降在运动着。我们说，这一年的地面沉降控制住了，是说这一年地面上升相当于下沉，如果上升超过下沉，那就是地面回升。由于水温的变化极其缓慢，即使半年以后，也基本保持原来的自然温度，因而大部分深井“冬灌夏用”，抽上来的水还是冷的；小部分深井“夏灌冬用”，抽上来的水还是热的，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工人同志们风趣地说：“我们的土地真会管家务，又当热水壶，又当冷藏库。”
在向地下灌水过程中争取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
“水要用，地不沉”的理想初步实现了。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了呢？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最近几年以来，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要更多争取控制地面沉降的主动权和自由权。
在分析全市各种回灌记录时，我们发现，同样的回灌水量，效果却很不一样。有一年回灌期一开始，地面就有显著上升，但另一年回灌期开始后上升却很不显著。回灌期结束时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一年停灌后，地面立即有短暂时间的下沉，但另一年却没有下沉。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用水工厂提供的地下水位记录资料中看到：回灌期开始时地面显著上升那一年，水位大面积普遍提高，而地面上升不显著的那一年，水位有的地方提高多，有的地方提高少。而在回灌结束立即出现地面下沉那一年，水位有大面积的短暂回跌，地面没有下沉的那一年，水位没有回跌。我们拿了这个资料，同参加回灌工作的工人一起研究，了解到回灌开始时地面上升显著的一年，是许多工厂一齐起步灌水，因此，地下水位也大面积提高；地面上升慢的那一年，各厂回灌工作起步先先后后，地下水位有高有低，因此地面回升就很少。回灌期结束时，大家一齐停步，就出现地面下沉，先先后后停步，就能保持少沉或不沉。
凡是反复出现的现象，必然带一定的规律性。相同的回灌量，反复出现不同的升和降，反映了什么规律性呢？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知道“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矛盾论》）量变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转化为质变。就在量变阶段中，也还有显著的量变和不显著的量变可分。恩格斯说过：“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反杜林论》）因此，回灌同样数量的水，分散开来和集中起来其作用大不一样。集中回灌，短时间内迅速集中到一定的量，这种作用反映到地面上，就出现了向上的显著的量变（地面回升）；反过来，分步停灌，使较长时间内仍然保留一定的量，就可以延缓发生向下的显著的量变（地面下沉）。掌握了这个矛盾规律，我们控制地面沉降就更自觉、更自由了。每年冬灌期到来之前，大家商定开灌日期，几百口井一齐动手。冬灌期结束前，也排定谁先谁后分几批停灌。这就叫“开灌齐动手，停灌分步走”。以后，又区别各个地区的地层情况和不同行业的用水要求，更发展成为一整套回灌方法，作为全市有关工厂共同遵守的制度。
“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矛盾论》）一定的量可以转化为一定的质，一定的质又可以转化为一定的量。当我们用这个思想来改进地下水的质量的时候，更发挥了以少胜多的巨大威力。
首先提出这个设想的是战斗在回灌工作第一线的棉纺织厂工人同志们。他们想：用掉一吨地下水是要用回灌一吨地面水去补偿的，根据质与量可以互相转化的原理，能不能少抽地下水，而用提高地下水质量的办法做到一吨顶几吨用呢？大家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作为冷源的地下水的质是冷，越冷，降温越是有效。而要使地下水冷就要灌的水冷。这样，回灌工作要尽可能集中在冬季进行。一般是从每年十一月开始，到第二年四月份结束。但即使在这几个月里，气温也是从高转低，又从低转高的，灌进去的水温也是这样一个马鞍形。因此，根据回灌期自然温度的高——低——高，回灌量要努力做到少——多——少。寒冬腊月，正是地下水回灌的“黄金季节”，广大深井工人战斗在井台旁，天越冷干得越欢畅。他们一听到气象台发布“寒潮警报”，就根据气温降得快、水温降得慢的客观规律，利用工厂的淋水塔，把准备回灌的水先送到塔上去喷射一次再灌。采用这个办法，在乍寒有风天气，一般可以使水温降低三、五度。为了在最冷的季节里回灌更多的水，他们还不断改进回灌技术，在原来“真空回灌”的基础上，又用自来水压力进行回灌的“正压回灌”以及“加压回灌”、泵管井管一齐灌等等操作方法，使回灌效率成倍成倍的增长。
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上海地下水的温度越来越低，从工业用水要求来说，也就是质量越来越高。据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测算，原来的地下水温度二十一度，现在十四点五度，实际使用效果现在的一吨相等于过去的二至三吨。反映在全市，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地下水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但实际用水量一九七一年反而比一九六六年节约百分之七。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上海地面从逐年下沉到能够控制并略有回升，又一次生动地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如果不是在毛主席哲学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奋战，要控制上海地面沉降是根本办不到的。就拿回灌试验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参加的还只有三、五个单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迅速发展到一百多个工厂、二百多口深井同时展开。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我们深入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地下水回灌、控制地面沉降的试验工作更加形成千军万马、汹涌澎湃的热潮。群众中不仅出现了不少“井专家”、
“井医生”，更有广大的关心地面沉降的热心人。我们在勘察过程中取得的大量技术数据资料，很多都是由分布在全市各个地区的工人和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组成的群众观测员提供的定期观测记录。我们在外国资料上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城市，想搞控制地面沉降的试验，但由于几个资本家集团尔虞我诈，结果，只落得个长年累月的纸上谈兵。对比我们国家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感到自豪。
但是，回顾我们这几年来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很不自觉的。尤其是在连续两年控制地面沉降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以后，我们有些同志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只要坐坐办公室，算算数据，编编计划，让用水工厂去灌水就是了。有时到工厂去，也是井旁转一转，测一测，就算完事了。正当我们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思想有了抬头的时候，一九六九年高温季节由于用水计划性不够，一度出现了局部地面下沉较多的现象。我们立即下厂，接受工人群众的批评，不仅管好灌水，而且和工人群众一起管好用水，使这一年继续控制了地面沉降。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努力，一九七○、一九七一两年，又取得了控制上海地面沉降工作的更大成绩。我们全大队的同志，牢牢记着一九六九年的教训，时时提醒自己要清除头脑里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残余，肃清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对上海地面沉降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很不完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我们一定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向深层地下水进军，不断开发新水源，不懈地去继续认识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让上海这块东海之滨的大地，更好地更多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改造世界，主宰大地。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三期）
我很无聊地看了一遍，赞。一个时代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