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目前担任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稍早前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武汉肺炎可人传人、发展曲线等做出了精准的判断。
当年SARS最初是在珠三角几个城市发病,之后是北京和香港。
SARS的60%-70%的感染者都是来自个别超级传播者,传播链很清晰,只要封堵那几个人的接触者就可以了。但是这次,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了了。而且控制成本,应该要几何级数字计。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