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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隔离后的第二天,我与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吃饭。聚会是我从加拿大出发回国前就定了的。
居家隔离时,疫情风声日紧,我同组局的同学A君聊了一下,他问了一下饭店,说没关系。
我是最早到的,有时间从房间窗口拍一张外景(如上图)。其他同学大约早不屑于这样的外景。这便是久不回国的人和久居国内的人的区别之一了。
A君事业家庭都很顺,单位一把手,有专车司机。儿子媳妇牛津博士,我等望尘莫及,所以,凡给我接风,饭钱一向自动由他出,几次下来,倒成了习惯,省了我不少银子。但我逐渐是有些心理负担了。
约了8个人,两个请假。一个安徽出差,一个三亚看海,似乎疫情不算太碍事。
席间难免谈到些敏感话题,把想进门的服务妹子赶出去,告诉她我们谈国事,她笑笑把门带上。
然后,同学B君和A君就争。B君是一系统内党校校长,与A是死党,但在有些事情上在我看来渐有成“死敌”之势。A与B在对Dang忠诚这件事情上有分歧。B觉得党外人士非议Dang的事情,他不反对,唯独Dang员是不可以的,不然就退。C君认为Dang的纪律固然重要,但Dang员最重要的是追求真理,坚守良知。
A君后来便不发言了,任由我们围攻B。A的头发一丝不苟,牙齿整整齐齐,比读书时白了不止一个度,老狐狸的样子,似乎怕电灯里有窃听器似的。我忽然觉得他既熟悉又陌生。
我早就知道这分歧永远争不清楚,我多聪明,我没入过团,党于我更是遥远。但我又何尝不是最笨的。
不到一年里,B君服侍过的两位主官都上了报纸网络,被圈禁,非旨不得外出,而且第二位的消息还是才出笼的,自然是新瓜,好谈资。哪晓得他也知道得不多,或者不愿意说。可见当年上下铺的兄弟,有时也是有所保留。所幸他没啥问题。有两三年,他负责一所大学新校区的建设,相当于前敌委员会主任,我去他现场办公室,在他床上躺了一会儿,听他讲怎样引进第三方把账目做得无懈可击,我知道他出不了事情。然后,几年后他的顶头上司便出事了。
顶头上司出事我一点不意外。那种权力之下,不出事的难度大于出事。现在听说要判了,十五年,儿子也牵连进去。又据说,刑期是要到北京批一下的,这才知道连判决的事情也是高级一点的。然位高权重者一旦失去一切,心理落差大约是更大的。如此想来,忽忽一生,爬高跌重,幸耶不幸?倒是白丁如我,浑浑噩噩,这辈子怕是无缘牢饭了。于是小人一把,欣欣然如阿Q兄。人生得意须尽欢,上白酒!
说说笑笑,吃喝一通,很畅快。不拍照,不录象,都是同学,没啥好拍的,而且我估计是忌讳的了。再吵再闹,都是戏谑。几十年的同学,不会翻车。但观点的分歧和不同,实实在在比十几年前更多了。
我想这也正常。即使进了棺材,每个人的墓碑也还有大小。
最后编辑: 202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