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然而，答案的线索还不是答案。不错，六四事件压下了一批知识精英， 但是，知识界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细检索九十年代大陆的公开出版 物可以发现，宣扬自由化的文字未必少于八十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 前，甚至多有过之。
异议人士的批判抗议之声连绵不断，而且比六四前更加 鲜明。老百姓的“什幺话都敢说”的情况并没有衰减，而且更尖锐、更普 遍——如今，连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评共产党了。甚至当 局对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八十年代更弱而不是更强。许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 批的观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显得稀松平常，通行无阻（例如人道主义的观 念）。
现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感慨是：并非我们不敢批判，并非 当局压制得太严，问题是如今的听众数量较六四前大为减少，我们的呼声缺 少广泛的回应，别人都忙着下海挣钱奔小康去了。无怪乎一批论者要把矛头 指向商业化世俗化及大众文化了。
我并不否认经济大潮的冲击。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起了新一轮经改 热潮，这确实转移和减轻了政治专制所面对的压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导致 自由呼声缺少回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滥成灾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心态。这是 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恶劣的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