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六十年来，是那些狗娘养的一再对中国看走眼？
戳穿“公知”们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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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2-12-12 11:19:22 来源：雅虎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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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编者按：
该文对公知、南方系、韩寒及薛涌等时下非常热点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脍炙人口的点评，文风犀利而又飘逸，可谓寓庄于谐。尽管文中有部分观点值得商榷，比如对中国文化是否缺乏孕育“知识分子”的土壤，百家争鸣时期的各家是否未体现出公共关怀和公共良知，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表态无疑是草率的。但就这篇文章的主旨而言，文章对“公知”的批判性分析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相信读者对文中的观点能做出自己的判断。[/FONT]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被称为继亚里斯多德之后第一本综合性政治学著作，其在第二十一节“中华帝国”中评论中国人道：“一切因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和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哈耶克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谨以此两段话增与“公知”们。
哈耶克本人和《论法的精神》一书向来为中国的“公知”捧为圭皋，经济学类“公知”奉哈耶克为精神领袖;文史哲法律类“公知”视《论法的精神》为圣经。无论真懂还是装懂的“公知”，谅必都能接受这两句话。恳请读之、思之。
是为序。
一、 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
知识分子首先得是掌握某方面知识的专家，但只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并不能成就“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技术专家、官僚、律师和学者们，我将他们归于“知道分子”之类。只有在品德上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在行动上参与社会意识，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的专家，方能称之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有二。其一是俄国，对十二月党人的称呼；其二为法国，以左拉于1898年1月23日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为标志，它源于人权历史上著名的事件，1894年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案件，包括雨果在内的大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为之辩护。以此标示“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我以为是准确的。
中国文化的底蕴中，缺乏孕育“知识分子”的土壤。战国年代，百家争鸣，各种思想自由的、激烈碰撞，是我国思想界的黄金时期，但只是哲学上的争辩、术之效用的争辩，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和推销一种谋生手段，无论是儒道墨法名阴阳，都未体现出公共关怀和公共良知。秦汉以降，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基本束缚在儒道两家中，那么，掌握知识以后，就剩两条路可走，要么，达则兼济天下，卖出去了，是儒家;要么，穷则独善其身，砸手里了，退而为道家。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是靠了知识而生活的人，而不是为了知识而生活的人，这是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正如路易斯?科塞说的：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宋朝时，朱熹是第一个对“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的人，“存天理，灭人欲”。可腐儒和现代激进的“知道分子”们完全曲解了“人欲”，特别是现当代的“公知”们，习惯性地从自身思维的起点下三路出发，认为“人欲”就是“性欲”，而且只是“性欲”，所以偏见地认为朱熹扼杀人性、钳制自由。如果“知道分子”们能够将眼光抬高到裤裆以上思考，就能明白“人欲”所指，它指的是个人利益、圈子利益、特定人群的利益。朱熹是要求读书人，追求和坚持真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和特定人群的利益而肆意曲解和践踏“天理”。可以说朱熹在宋朝就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要求。在当代，陈寅恪和顾准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游学欧洲十几年，没拿任何文凭，完全是为了求知识而活，他表现出来的是人格的力量。而顾准的“有学术的思想”，则更多的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
公共知识分子，至少应具备这样的道德：“对公共事务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
当仁不让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还能举出两位，傅斯年和储安平。
傅斯年在抗战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坚持汉贼不两立，不录用周作人这些沦陷期间伪北大的教职员，这是从“良知”出发。在担任国民参议员时，两度上书弹劾，先后使两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去职，这是基于“理性”。李敖曾在《李敖有话说》中推崇傅斯年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同样，储安平表现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时，完全没有党见，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1947年3月8日，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写道：“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主张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这才是坚守“天理”的发声。同时，也撕去了利益集团的伪饰，从来“老百姓”都是利益集团为谋取自身利益而祭出的招幌。“公知”们的幌子上则写的是“自由、民主、理性”。
“公知”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在现实的中国，“公知”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它属于一个有着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母体按社会学家的分类，叫作：新阶级。据说讨论新阶级最令人瞩目而又有新意的，当属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福柯，但我还是比较属意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因其浅显，我能看得懂。
作为文化资本家的新阶级，由专业人士的知识匠所组成，他们有技术和道德的优越感，喜欢将自己看成正义与法理权威的典范，批判式的言论是他们共有的意识形态。新阶级的目标是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新阶级与政权公开争论的话题包括：司法独立、学术自由、反腐败、保护消费者、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等，以技术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进行斗争。他们最关心的是保障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基本战略是与工人、农民、无产者结盟，激化矛盾，再领导和操纵这个联盟。
六十年前，新阶级已经成功地操纵无产者联盟取得了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始终被新阶级成员所掌握，1921年——1965年，二十九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二十五位出国留过洋。作为同盟者的结局如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正在进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员的专政”。现今中国的新阶级是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群落。相对于同属新阶级的专业人士、技术官僚，一批具有财富诉求和权利诉求的新阶级成员就构成了“公知”阶层。对，“公知”就是新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他们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实质是上流社会的内讧，对财富和权利分配不满而发生的内讧。诺姆?乔姆斯基曾尖锐地指出，新阶级从来没真正反对过当权机构，他们争名夺利，热衷于为政府和商人提供服务和辩护，随时准备做权力的奴仆。
“公知”与六十年前的新阶级有显著不同，“公知”似乎不愿与工人、农民结成联盟，叫嚣要杀戮人民。如此看来，“公知”的诉求点不高，但是，我可以肯定，统治阶级的答复决不会满足“公知”的诉求。
在韩寒的三论叫嚣“杀戮人民”之前，杀戮人民的行动就早已开始。药家鑫一案中，“公知”们用道德优越感的眼光、悲天悯人的情怀、文本技术的理性来讨论死刑废除的问题，这正是违背“天理”而对人民采取杀戮的态度。其中，有个据说著名的“公知”叫熊培云的这样写道：“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这种极其“悲天悯怀”的浪漫抒情、而又脑残得近乎白痴的调调，充斥着“公知”们讨论的所有话题。不能就事论事。为了杀戮人民的信仰的“天理”宁愿扯蛋。而韩寒的三论，实质是代表“公知”向统治阶级表达没有别的更高诉求，只是求分一杯羹而已。韩寒三论背后的枪手，自然不是韩一和路金波。
“公知”们的底牌交出去了，没有同盟，也不想有同盟，统治阶级可以高枕无忧，但允许“公知”分点残汤剩炙吗?更加不许。“公知”们现在依仗的就是几句空头口号：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和理性。然而，这些漂亮的幌子在“公知”杀戮人民的过程中，早已被自己践踏到泥里去了，人民凭什么还相信你们?统治阶级凭还什么忌惮你们、还妄想火中取粟来分一杯羹?
通过阳谋收获的正义，只能是邪恶。“公知”们，还是再次温习你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哈耶克的这句话吧：“通往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用造假、蒙骗的方式尤其是。
二、 公民、意见领袖、当代鲁迅
公民、意见领袖和当代鲁迅这三项过誉的桂冠，都是南方系的报刊扣在韩寒的头上的，是误判还是参与造假?在所有证据链和常识都指向造假时，一家负责任的报纸应该勇于否认自己，特别是一家以“自由民主”为号召的报纸，更应如此，决不会登载《差生韩寒》这样越抹越黑的文章，这也许是“公知“们的傲慢，傲慢地面对常识、傲慢地面对民众。即使韩寒没有造假，他当得起“公民、意见领袖和当代鲁迅”吗?确定韩寒瘦弱的颈项能顶得起这三顶硕大无比的帽子?南方系至少应该重新估判。
公民某某，显然是套用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人民在法律都可称之为公民，公民也就是人民的另一称呼，用“公民某某”来评价一个人，看似普通，实则崇高。是说此人是公民的典范、大写的人，而又不是像雷锋般的人造伪人。我国缺少公民教育，南方系用“公民韩寒”冠之，也算煞费苦心。似清楚还朦胧。公民，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公民教育本起步很早，中途缺失，1913年，上海群益书社就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一书，其第一编：公民初步，第一编的第七章：公民之权利与义务。推荐南方系诸公阅读，简单对照文本，看看韩寒是否担得起“公民”二字。
“公知”也许认为在电视访谈中，用“活好”来评价女人是个人私权利，国家公权力无权介入，但不妨碍一般人行使个人私权来鄙视。我们先放开公民不谈，只是针对一个拿了身份证的有独立刑事、民事能力的人来说，韩寒现在的行为愧对他的身份证、愧对他三十岁的年纪。
胡适二十九岁在北大当教授时，也遭到学生的质疑，以致要被学生联名驱逐。胡适不吵不闹、不赌咒也不砸钱，而是用学识去征服。今天韩寒被质疑，又谩骂又赌咒还砸钱，就是吝啬学识，更可笑的是时时藏于父亲的羽下寻求保护。韩天才，你都三十岁了!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一个男人，在小时候就得靠自己，被人欺负了，告家长告老师，是被伙伴们瞧不起的行为。如果自己主动去撩拨别人，打不过时，又是找家长帮忙又是求老师给做主，尤其可耻。韩寒的告官，跟这一样，可他竟然不是小朋友，可他竟然是三十岁的大男人，这样的大男人竟然被称为“公民韩寒”。“公民”二字，在南方系眼里是不是廉价了点、是不是有重新给韩寒换顶帽子的必要?
如果南方系的“公知”们认为公民就该像韩寒这般，出了事去告官，恰恰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作为普通人的我，固执地坚持韩寒是造假的骗子，即使官说韩寒是一朵花，在这节骨眼上，我仍然相信常识。南方系的“公知”不愿取下“公民”这顶帽子，那也由他。反正是小丑，多一顶不合适的帽子，平添些许滑稽。但“意见领袖”这顶桂冠，“公知”们或可商榷否?
我以为能担起“意见领袖”的，或是意见本身有含金量，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或是意见人具有人格魅力，具备领导群伦的感召力。
仍举傅斯年与储安平为例。储安平的意见就“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1957年6月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这关系一个政府的组成和走向，之中写道：“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 姑且抛开意见本身正确与否不说，像这样的意见，我认为有含金量。傅斯年，则在求学期间就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以后，在学界、知识阶层有着同样的感召力。这样的人，才能顶得起“意见领袖”的帽子。
考量韩寒在这两个方面如何呢?“意见”，散见于他的博客中，其中没有一件属于独立思考、高屋建瓯、发微见著、具有可操作性的。皆是对具体的事件的牢骚，要命的是这些牢骚还皆非韩寒原创，网上草民早已将事件条分细缕，定论是固定的，牢骚也是现成的，只不过换种语句再说一遍。何以能领袖?着实不明白。在影响力方面，上了美国时代，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怎么认定的?投票，计得票多寡。这次倒韩事件中，大批韩粉倒戈，爆出有组织的刷票内幕，因为刷票造假而“有影响”。这就是程序造假，南方系当初可以说不知道，现在决不可说不知道。程序正义，是“公知”们信奉的第一要义，没有了程序正义，还有什么真可言?南方系当务之急，是尽快割离韩寒这个骗子，取下强扣在韩寒头上的这顶“意见领袖”大而不当的帽子，“公知”们的形象可救抑或烂掉，也还为未可知。
但南方系的“公知”们，当初用“意见领袖”替韩寒装扮时的心态很值得探究。
但南方系的“公知”们，当初用“意见领袖”替韩寒装扮时的心态很值得探究。南方系的“公知”诸公们，之所以将捧韩寒为“意见领袖”，自己甘愿隐身幕后，很大原因是给既当权者一颗定心丸，又是要挟。看，我们“公知”的意见不过尔尔，我们“公知”的领袖不过一混混，我们“公知”并无政治上的要求，识相的就赶快分我等一杯羹，因为混混自有混混的战法。大概这就是南方系的“公知”们借韩寒欲传达的意思。
南方系的“公知”们将“当代鲁迅”的大帽子扣在韩寒头上，我觉得特别扭，要说“公民”“意见领袖”尚可以误判来辩解，可鲁迅与韩寒，从思想、人格、文风、为文的角度，没有任何相似处。可能“公知”以为鲁迅爱骂人、又比较被各阶层接受，是个广受崇敬的人，所以就将为文粗鄙不堪的韩寒类比于鲁迅。鲁迅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中国人人性方面的弱点，现在的韩寒，倒很似鲁迅先生指出的那种人。鲁迅言辞尖刻，但不粗鄙;鲁迅与人论战，往往抓住其言行不一致、或文章前后的逻辑矛盾加以引申、以致荒谬，再施以痛打。韩寒现在的表现呢?是自己为文矛盾迭出、逻辑混乱，无法解释，只会一句我是天才，我能。说过我能却不肯走两步给大家观赏，看看不都解决了，用得着赌咒发誓报官吗?
最主要是鲁迅有人格、铮铮铁骨，当他遭到质疑时，他是拿起手中笔予以反击。先是徐源质疑，后徐志摩于1926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质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剽窃自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先生随即发表了《不是信》的长文反击。我们看到鲁迅先生不仅是走了两步，而且直冲过去，走得很快，质疑随之烟散了无痕。作家，是可以自证的。当你反击时，你的学识、你的观点就会自然显现，有没有干货在你的笔端会自然流露。无需过多辩解，懂行的人自然知道，韩寒担心的“作家无法自证”纯属从来没写过文章的文盲在杞人忧天。时年鲁迅35岁，可30岁的韩寒被质疑就只往他爹怀里钻，除此之外，只剩击鼓鸣冤求大人做主了。
将韩寒小儿呼为“当代鲁迅”，实欺我中华无人。
假如鲁迅先生看到一个小骗子坐在一堆稿纸中间，摆一个poss就妄想证明稿纸上的内容都是他的原创，而这个小骗子被“公知”们呼为“当代鲁迅”，后果将会如何，按鲁迅的脾气，将会向“公知”们索命。好自为之吧，南方系的“公知”们。
三、 南方系
南方系一般指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网站和出版社，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南方周末》，但我以为《南方都市报》办得最好，订阅这份报纸直到2010年10月，并非它质量差了，而是因为我离开了深圳，订阅不方便，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是最好，不是之一。《南方周末》我一向购阅，曾经将看过的《南方周末》装订成册收藏，但这几年不大买它，是因为反感，偶尔买一份翻阅，总看到只讲自己的道理使人反感的文章，所以就放弃了。《南方人物周刊》，只看过几期，很恶心，大多以一种解构文化和人类基本道德的方式来造神，打造韩寒这尊伪神《周刊》可算使了吃奶的力，它以前还打造过罗永浩这尊神。这家媒体的掌门人实在应该记住，他叫“西门不暗”。
南方系旗下的媒体以“民主”为号召，践“言论自由”之行为，俨然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帜。这样一面旗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属于《世界经济导报》，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份报纸上，传播的是哲学层面的民主、展开的是体制方面的话题，姑且不论结论正确与否，我以为：这是超越新阶级的立场的思考和议论，不愧为公共知识分子。反观南方系，多是切入个案，没有将个案提出来上升一个层面进行思考，流于就事论事。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也相对肤浅，甚至完全反向，将精英专制主义理解为民主，同时简单地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体形式，不能接受“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
再者，南方系本事隶属广东省委宣传部，可以理解的原因，南方系的知识分子在狭缝里生存，本身需要腾挪的轻功方能避免触雷，在躲闪腾挪中，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子，就是与权力或资本结盟，为权力和资本说话，前提是允许知识分子说些不伤筋骨的“民主”“自由”的话。产生这种结盟，知识分子大致不外两种心态，一种是投机心态，为了个人物质和精神利益;另一种仍是投心态，为了阶层利益，为了阶层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南方系传播的民主和自由更似权力博弈，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这从南方系报刊选题的倾向性可以读明白，“民主”与“自由”只是神仙打架时操的兵器，与老百姓所说的“民主”“自由”完全十三不靠。当因为这样那样不得已的原因与权力和资本结为一体时，南方系的“知识分子”们自然而必然地蜕变为了“公知”。
南方系“公知”大将“西门不暗”，名许庆亮，《南都周刊》的主编。此人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成色不大清楚，有也是不辨花香屎臭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者，为了反对某个目标而反对，不分是非曲直，为了反对可以不要做人的底线。
2011年9.18时，他在微博上这样戏谑：“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于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随后在一则微博说，某组织宣传八年抗战，而从不提十四年抗战，完全是欺骗。这真得给“公知”主编大人补补课，之所以说八年抗战，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算起，之前的战争算局部战争，不仅共产党这样算，国民党也是这么算，国民政府在1949年以前都是这么个算法。不能因为要反对就罔顾事实、栽赃谩骂啊。骂的起因不成立，骂法更显示你这个“公知”枉披一张人皮。随后，在怒斥声中，许庆亮在微博上向被侮辱的女性道歉了，道歉最后一句是这样：“爱国男青年们，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哪里凉快哪里呆着”。这就将这个南方系的“公知”做人的底线和他的愚蠢尽情展示在世人们面前。你错不仅是下流，是你伤害了民众的民族感情，错在没尽到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你不明白吗?你不明白别人指责你什么吗?愚蠢如斯，真为南方系的“公知”们汗颜。这种行为，在你们推崇备至、无比向往的国度里，除了引咎辞职别无他途。
南方系的“公知”又是如何看待徐庆亮?百般维护，全无是非，只有小圈子利益。南方系“公知”群体的表现更像是一个黑社会的社团组织。
公民，这个普通而崇高的称谓，许庆亮他担不起，但就是这个自身也担不起“公民”的许庆亮却为我们塑造出了“公民韩寒”。《公民韩寒》就是《南都周刊》以封面文章形式鼓吹天下的。其间“公民”的成色我看是几近于无。
我怀疑，南方系“公知”里，如许庆亮这般格调低下、不分场合、不知轻重、又听不懂人话的妄人不在少数，“公知”的整体水平，说句不客气的话，在笔者之下、在许多普通网友之下。因为08年他们搞了份整体亮相的宣言书：《08宪章》，就是从这份《宪章》，我读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极其浮躁、民主意识或缺的行为艺术表演爱好者，之所以不称“艺术家 ”，是因为他们简单地模仿哈维尔，所以不能称“家”。
《宪章》的核心内容是19项基本主张，第一项“修改宪法”，明确了“主权在民”的立法原则。可从内容看，怎么看都似上表陈情的请愿书，而不是《宪章》。《宪章》应该将你们认为对的一二三详列明示，而不应说你们要怎样、要求如何。文本内容和体例就不恰。在《宪章》中，同时用了“人民”和“公民”两个概念，但都没界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条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没有激昂革命情绪的废话，清清楚楚，也不玩概念游戏。集海内外“公知”合力弄出的县长却如此不严谨，然而，这些“公知”又都有较高的学历，同时，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除了浮躁，别无解释。
“公知”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也是千里之谬。
县长中有个要求，就是要求立法，立个“出版法”以保证出版自由。殊不知，在宪法规定下，任何附加条款都是对该项自由的禁锢和践踏。不明白“公知”们何以主动强求别人给他上副镣铐，而且情绪激动，不给还不行，只能说“公知”们作秀。他们民主自由的意识会使先贤汗颜。九十多年前，北洋政府也想限制人民的出版和言论自由，于民国三年颁布《出版法》。1920年，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微、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联名在《晨报》上发表文章，“争自由的宣言”。指斥《出版法》违反宪法，是限制出版自由。文中说：“《出版法》把人民著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书图书的自由，交给警察官署或县知事处理，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故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推行新闻检查制度，各地即以拒检运动相抗衡。2008年，“公知”们殚精竭虑撰成个县长，竟是请愿要求制定“出版法”! 如果读读五四时期，章士钊、高一涵等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阐述，就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当代“公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先贤比较，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出版的自由，以及所有县长里所提及的自由。你们重新提一遍，意义何在?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督促政府切实履行这些宪法保障的自由，而不是节外生枝，在宪法允若之外在行立法去限制它。政府不行，“公知”们要求更不行。公共知识分子会切实推动民主进程，给人民带来可见的利益，而不会像“公知”们这般如戏子做戏，签名贴一纸标签，入了梨园就取得表演的资格登台唱戏。你们不是自由民主的追求者，你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公知”们的浮躁和对自由民主的误解是他们与权力和资本结盟的内在因素。南方系“公知”一旦与权力和资本结盟，必然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民主为其所用而存、自由为其服务而在，事实确然如此。
2007年夏天，《南方都市报》全面封杀海外学人薛涌的文章，起因是薛涌写了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被拒绝刊载，而后，薛涌认为《南方都市报》违背了一个媒体应该持有的公正立场，也违反了当初他们两者的君子协定，一家鼓吹民主自由的媒体，置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契约精神于不顾、说明中国民主道路还很漫长。《南方都市报》回复根本不存在“君子协定”这一说，编辑有权决定稿件的取舍，同时认为薛涌在这篇文章的基本判断错误，编辑说根据现实经验和个人与茅接触的体验判断 ，茅于轼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说其为既得利益者代言与事实不符。之后，薛涌被南方系全面封杀，薛与南都报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关于南方系封杀薛涌，我有如下解读。
编辑决定稿件的用弃，确实是他的权利，比如我投稿，全是泥牛入海，这时编辑的标准是，作者是谁、有无名气?文笔如何?所述是否事实、得出结论和判断有无价值。这当然对。可《南方都市报》既然请薛涌开专栏，当然对“名气”和“文笔”是认可的，那么只有违背事实、结论和判断毫无价值这方面，使编辑行使他否决的权力。然而，果真没有滥用媒体的权利吗?
茅于轼说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基于这个事实，薛涌判断茅于轼是为既得利益者代言并提出批评。也许这个判断和结论是错误的，可也是一家之言、一种声音，南方系报刊既然允许正确的一方发言，又何惧错误的言论刊载呢。学者之间辩论，正确与否，普通百姓能够瞧得明白，如果“正确”，那么在言论交锋中就能更加凸显出他的正确、更加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南方都市报》有何惧哉?《南方都市报》似不必打抱不平为“正确”的一方灭另一方的批评声音，如此所为，倒显得“正确”得毫无根基，被人一指头就能戳倒似的，必得南方系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牌坊来维护。就此，《南方都市报》失去了它“言论自由”的立场。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取己所好，不合自己胃口的言论也是不给“自由”的，与民主自由人士所不屑的“五毛”报刊其实没有分别，区别就在于所持的观点和立场。
当然，一家媒体有倾向性，无可厚非;对有悖于倾向的观点，组织文章进行批驳，这也正当，但对批评直接封杀，则匪夷所思。除非是被批评的对象荒谬绝伦，一批就倒，怕草根民众看到其中的骗局，所以出手保护;或者，媒体人自以为是上帝，掌握了绝对真理，自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引导民众走上一条光明的“民主”大道，而草根民众是群氓，不可有所怀疑、复置一词。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自以为上帝的幻觉。上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先生聚集了一批时贤，在打倒了北方军阀后，计划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实现共和国的宪政。军政即为军事管制，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成分自不必说。训政则是将政党当成了人民的保姆、人民的教师、人民的守护神，教人民怎么做主人，训导人民这个阿斗如何行使“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也许，孙中山怀有善良的愿望，但通过邪恶的手段一定会得到邪恶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训政的结果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后来，另一党团结一批反独裁争自由的精英推翻了国民党，但他们同样认为人民是愚蠢的，需要他们来代表，进而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母亲。那么，孩子是没权利向母亲要民主的，其结果如何?政党，由人组成，如果这些人一直以来以母亲的身份指导人民如何生活，他会在某一天太阳升起时，说：“今天开始，民主了，母亲不做了，改做丫鬟了”。会吗?你信吗?
南方系媒体持之以恒地提醒我们“不会”，却欲使草根民众相信他们会，他们是圣人。即使是圣人，也无权剥夺普通民众独立思考、个人判断的权利啊。或正如南都报编辑所说，茅于轼是个高尚的人，他不可能为既得利益者代言。那是你媒体的观点，或许你对，但要允许错误的观点存在不是?遇到我二傻子偏喜欢坚持错误，勿须你替我引导方向、教我识别好人坏人。独立思考和个人自由不正是南方系所坚持所维护的吗?为什么用在自己身上，就那么爱代表呢，还要代表别人思想、代表别人进行判断?何况，南都报的判断是那么经不起推敲，一个人是否高尚，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一个人待人接物是否谦逊，也决不能说明此人不会做“既得利益者”的狗。
基于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的实践，《南方都市报》即使没有与薛涌的君子协定，也当允许薛涌的批评文章，否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君子协定”据薛涌说，就是如果不是官方撤稿，编辑不可凭个人好恶取夺，《南方都市报》编辑否定有此协定。南方系的“公知”，有着中国所有知识人特具的癖性，就是掌握知识的傲慢，而南方系的“公知”则有天生掌握“民主”“自由”的傲慢。这“民主”“自由”对民众傲慢起来，民众就当你们放屁。其中，《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的屁，尤其花样百出，竟然左右开弓能将自个脸给煽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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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老爷 ，43岁注册日期: 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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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反人性的民奴思维· 多重国籍？对你们有什么用？
反人性的民奴思维2012-11-29 05:36:48
中国前几天开始在自己的第一艘航母上升降战机其实只是建立航母战斗群的一小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