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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冒个泡，师长，你快回来呀！听讲温哥华又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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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 Part 5
- 主题发起人 lemon25
- 发布时间 2007-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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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尊重五毛， 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
大家要尊重五毛， 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
同时也不要轻易给人扣上一个“五毛”的帽子！真有“五毛”那也是人家的工作，并非是人家个人的真实想法，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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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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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休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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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在中国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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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师长的山地师是不成军的。呼唤师长解除“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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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如果师长还有人身自由，他一定会注册一个马甲上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看来师长已经失去人身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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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他，是毛的顶头上司，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文章提交者：范学德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他，是毛的顶头上司，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范学德
1985年秋我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刘宏章先生是我的导师，张岱年先生是刘老师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经刘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张先生并有幸成了他的私塾弟子，那几年，我时常骑自行车到中关园张先生的家中，听他讲哲学。期间，老先生讲了一些他老兄的故事。
他的老兄名叫张嵩年（1893年6月15日－1986年），字申甫。
这我才知道，他老兄张申府太厉害了。中国的创始人哪！以前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大陆出版的党史书对此只字不提。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陈独秀，李大钊（“南陈北李）两人一起，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在给张申府的信中说，创 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而张国焘是他们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也可以说是的第四个党员。张申府的妻子――刘清扬，则是第一个女党员。
11月，张申府去法国留学，又于1921年春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个在欧洲的小组。他亲自介绍周恩来入党，又和周一起，介绍朱德入党。不过，张申府晚年在接受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舒衡哲的采访说，当时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而已，“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申府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小组在 1921年的创立经过。”
张申府还“坚持说周恩来的 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纯然是友好的表示，”特别是基于对周本人的信任。他张申府又强调：“早期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张申府先生1923年底回国，第二年又参与了创建黄埔军校，担任该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把周恩来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1924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分歧。张申府退党。
“一二九运动”，他因为担任游行总指挥而被捕入狱，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但48年底被开除。
1948年10月23 日，在解放军于东北战场取得胜利之际，张申府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呼吁和平》，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拥护其“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 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
这些访谈被舒衡哲整理为《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一书，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张申府访谈录》，其实，应该翻译为“说出真相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张与舒说的第一句话。据说，《张申府访谈录》一书中间有删节，我估计这与“真相”有关。
以上这些，都不是激起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不久前我看到了千家驹的一篇文章，千在文章中说，1949年年底，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由朱德和周恩来陪同，到河北的西柏坡觐见毛泽东，毛仔细地问了每一个人的名字和经历，轮到千家驹时，千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毛听后立即冷嘲：““哦，大学教授呵！我 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民主人士还说了一句看似玩笑的真话：“你们上了我们的贼船了。” 千家驹还永远忘不了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负责人们的一次谈话：当谈到外国给不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时，毛泽东轻蔑地回答：“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由千家驹“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的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了张岱年先生对我说的两个小故事，他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曾经在申府先生的手下工作过，因为一些小事，我的老兄得罪了毛泽东，毛一直对此怀恨在心。
这件小事，张申府在回忆中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 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脸色很难看。’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写一叠图书卡片。”
现在的几个资料都记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他是我的上级，我怎么好安排他的工作？”
毛不安排，别人也不敢安排，最后，是总理把张申府安排到了到北京图书馆任职，时间是1949年9月2日。
张岱年先生说的是另外一个小故事，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提过。应该是50年代初，也是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出的，大意是张申府先生早就是教授了，现在给安排的职位是不是太低了。（请有心人查一下，张当时在北京图书馆只是个三级的研究员）毛回答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张岱年先生几次跟我说的毛泽东的话，毛说，“我这样待他就不薄了，当年在北大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求见其一面而不可得。现在，我这样待他就不薄了。”
张岱年曾经问过他的老兄申府先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张申府怎么也回忆不起拒见毛的事情，张申府说，也许，毛润之某次说了什么，但他的湖南口音太重，我根本就听不懂。再加上大家都忙，这件事就错过去了。张申府怎么也没想到，这不仅结下了毛与他个人的私仇，而且，播下了毛对大知识分子恨之入骨的又一粒种子。
当年，毛泽东确实恨死了北京大学的这些大知识分子，他给老同学周世钊写信说，“我恨死了那些教授”。此后，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中，毛又说了他在北大的经历，他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 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
1957年，毛终于遂了多年的心愿，他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置于死地，这其中，就有他“当年的顶头上司”――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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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7 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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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毛的顶头上司，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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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我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刘宏章先生是我的导师，张岱年先生是刘老师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经刘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张先生并有幸成了他的私塾弟子，那几年，我时常骑自行车到中关园张先生的家中，听他讲哲学。期间，老先生讲了一些他老兄的故事。
他的老兄名叫张嵩年（1893年6月15日－1986年），字申甫。
这我才知道，他老兄张申府太厉害了。中国的创始人哪！以前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大陆出版的党史书对此只字不提。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陈独秀，李大钊（“南陈北李）两人一起，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在给张申府的信中说，创 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而张国焘是他们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也可以说是的第四个党员。张申府的妻子――刘清扬，则是第一个女党员。
11月，张申府去法国留学，又于1921年春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个在欧洲的小组。他亲自介绍周恩来入党，又和周一起，介绍朱德入党。不过，张申府晚年在接受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舒衡哲的采访说，当时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而已，“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申府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小组在 1921年的创立经过。”
张申府还“坚持说周恩来的 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纯然是友好的表示，”特别是基于对周本人的信任。他张申府又强调：“早期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张申府先生1923年底回国，第二年又参与了创建黄埔军校，担任该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把周恩来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1924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分歧。张申府退党。
“一二九运动”，他因为担任游行总指挥而被捕入狱，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但48年底被开除。
1948年10月23 日，在解放军于东北战场取得胜利之际，张申府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呼吁和平》，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拥护其“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 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
这些访谈被舒衡哲整理为《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一书，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张申府访谈录》，其实，应该翻译为“说出真相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张与舒说的第一句话。据说，《张申府访谈录》一书中间有删节，我估计这与“真相”有关。
以上这些，都不是激起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不久前我看到了千家驹的一篇文章，千在文章中说，1949年年底，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由朱德和周恩来陪同，到河北的西柏坡觐见毛泽东，毛仔细地问了每一个人的名字和经历，轮到千家驹时，千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毛听后立即冷嘲：““哦，大学教授呵！我 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民主人士还说了一句看似玩笑的真话：“你们上了我们的贼船了。” 千家驹还永远忘不了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负责人们的一次谈话：当谈到外国给不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时，毛泽东轻蔑地回答：“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由千家驹“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的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了张岱年先生对我说的两个小故事，他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曾经在申府先生的手下工作过，因为一些小事，我的老兄得罪了毛泽东，毛一直对此怀恨在心。
这件小事，张申府在回忆中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 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脸色很难看。’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写一叠图书卡片。”
现在的几个资料都记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他是我的上级，我怎么好安排他的工作？”
毛不安排，别人也不敢安排，最后，是总理把张申府安排到了到北京图书馆任职，时间是1949年9月2日。
张岱年先生说的是另外一个小故事，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提过。应该是50年代初，也是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出的，大意是张申府先生早就是教授了，现在给安排的职位是不是太低了。（请有心人查一下，张当时在北京图书馆只是个三级的研究员）毛回答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张岱年先生几次跟我说的毛泽东的话，毛说，“我这样待他就不薄了，当年在北大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求见其一面而不可得。现在，我这样待他就不薄了。”
张岱年曾经问过他的老兄申府先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张申府怎么也回忆不起拒见毛的事情，张申府说，也许，毛润之某次说了什么，但他的湖南口音太重，我根本就听不懂。再加上大家都忙，这件事就错过去了。张申府怎么也没想到，这不仅结下了毛与他个人的私仇，而且，播下了毛对大知识分子恨之入骨的又一粒种子。
当年，毛泽东确实恨死了北京大学的这些大知识分子，他给老同学周世钊写信说，“我恨死了那些教授”。此后，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中，毛又说了他在北大的经历，他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 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
1957年，毛终于遂了多年的心愿，他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置于死地，这其中，就有他“当年的顶头上司”――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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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访谈录
（美）舒衡哲 著（美）李绍明 译
张申府在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课，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因参加“一二 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
挥而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张申府访谈录》，作者是美国人舒衡哲，她利用五年的时间采访了张申府，用日记体写成了此书。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
1921年新年
张申府从马赛抵达巴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欧洲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以来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青年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的问题。在11月离华之前，张往上海探访陈独秀，再次像往常一样，得到陈的信任和教以政治策略。这位行将赴欧的哲学家还被委托一项新的任务：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张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三年间，他为这个激进团体吸收到一些日后证明影响中国命运的男女，他们之中包括刘清扬、周恩来和朱德。此外，张申府在1921年春成立第一个在欧洲的小组。一年之后的1922年，他成为在中国国内的党组织和在欧洲各地员组织的正式联络人。
然而，经过一个短暂而关键的创党活动后，张申府却突然从共产的公开记录中销声匿迹。在好几十年中，此人好像从未存在。
1922年秋天，柏林
一幅图片，两个故事版本，两种关于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看法。我遇到的第一个故事版本，是在50年代出版的书籍中看到的。这些书籍介绍中国留欧学生的活动，并描述他们如何趋于激进和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使叙述更为动人，这些书都千篇一律举出周恩来为例子，说他是这些留学生其中的一个。
因此，这营造了以下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周总理在欧洲”。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题为“周总理在柏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林”，复印在哈蒙特（EDHAMMOND）的《周恩来图片传记》里），显示周在小艇握桨游湖的神情。他看起来是严肃的青年，面向镜头，穿一套西服，结上领带。他是共产主义志士的缩影。这历史版本显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胜利。但这个是从1949年回望过去的版本。
但张申府1979年11月从他私人档案里拿出来给我看的相片却是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周恩来仍然双手握着船桨，但他再不是独个儿坐在船上。其实相片里总共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正在柏林云西湖上荡舟游乐。
在船尾坐着长发戴眼镜的张申府，他的身份是中国旅欧总支部的书记兼通讯员。刘清扬，旅欧支部第一位女党员，肩上围着狐毛裘，坐在张和周恩来之间，前者是她的爱人，后者则是她的多年朋友和天津同志。在周之后坐着另一位天津朋友赵光宸。
我现在看到，50年代大量印行的周恩来图像，其实是从这张照片剪出来另外印刷的。这张完整相片所表达的故事，和它剪开来的大为不同。 “周总理在欧洲”所切割出的图片，以周恩来为故事的开头，以预期的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为结束。周的个人照片象征党的远见和力量，但这只不过是剪制的视像而已，遗漏了的是许多欧洲早期中国人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
有张申府坐在船尾，有刘清扬围上毛裘，这张相片就添上许多色彩。它展示周恩来不过是许多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他们到欧洲寻找自我和理想。正如他们的西式服装一样，这些青年男女品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完整的图片，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可以让我们从事历史人物和思想的探索，甚或娱乐欣赏。
1962年3月2日，广州
周恩来亲自升起他早期员生活的神秘帷幕。他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承认他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仍然需要他，经过大跃进的困难，中国要恢复经济和重新鼓舞国民精神，知识分子必须得到尊重。
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周转到他本身的历史，并举出一个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人物：“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例如张申府等的宽恕和重视的态度，没能长期维持。虽然有一段时期，一些一度被禁的思想大师例如罗素和弗洛伊德等可以和毛泽东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到1966年文化大爆发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从1962年到1966年，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入。60年代早期，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一些新的党史问题亦乘便公开提出。
1980年2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小组在 1921年的创立经过。”
建党初期第一年的，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年轻的党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没有列宁的三申五令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教条。当这些禁令后来成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时，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它的羁縻。
1981年5月
一本天津出版的杂志刊登一篇张申府访问记，主题是既安全而又热门的：周恩来在欧洲的早期活动。透过周恩来，张申府也得到公开说话的机会。
访问者找到张申府，要他谈谈中国人在欧洲的组织生活。张告诉他们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在国内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在整个访问中，张的语调以纠正时下的错误看法为主。他坚持说周恩来的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根据张的忆述，周入党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使他的访问者对旅欧共产活动大惑不解的是，张谈到巴黎和柏林小组的自由性质，这两个小组都是张首先带动，然后和那位未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负责的。张告诉他的访问者，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张申府和他的天津客人曾就一问题略有争论，这是欧洲组织的性质问题。访问者想证实这是一个列宁式的架构组织，但这位老人却记得并非如此。他反复告诉来访者，早期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从见诸文字的回答可以看到，访问者所希冀的，是一个主题更为集中的历史版本，而这并非张申府愿意或能够满足他们的。例如他们问：“请告诉我们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的情况。”张申府答：“旅欧中国少年是一个许多人误用的名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注：《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1年5月）
1985年7月10日
张申府名誉的恢复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他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和祖国的贡献。张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说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欧洲的小组合
1985年5月27日，巴黎
张申府的回忆又再一次带我来到他巴黎的家：爱歌里路50号。这是他小组开会的地方。隔了60年之久，这里已没有20年代这群中国青年的踪影了。我怎能重组张申府在巴黎的世界呢？他在陌生土地上的共产活动的日子和我战后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的日子是这样的不同。我这个时候，苏联已对它的东欧附庸强施严厉的列宁主义和更加严厉的斯大林统治。
相反，张申府在巴黎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我可以想像到他早晨拉开他面临爱歌里路的洁白美观的窗帘，走出有铁栏围着的小阳台，手里拿着一杯茶或咖啡，望着索邦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盘算着今天有什么好做呢？是去听著名心理学大师耶纳（JANET）的课吗？或会不会有中国的名人学者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访呢？又或是不是和刘清扬或周恩来闲谈几个小时呢？这事实上是这位人在巴黎的每天生活，他的党组织就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聚谈。
我再察看那座爱歌里路的坚固庞然的建筑物，看来这是一个读书、做爱、谈政治（但不要太多）的好地方。这索邦的公寓已被党史遗忘，它只存在张申府的记忆和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我过去几天不停发掘这档案，经过六个小时的搜索翻阅，我在一个记着“492中国人在巴黎的活动”的文件夹里，找到两份文件。首先是张申府的地址，是从一个中国学生的笔记本中搜到的，这学生在1921年秋天被法国当局因事拘捕。另一份文件是法警局的记录，记着刘清扬曾在巴黎女青年会住了四个月。两文件都没有注上日期，大概都是当时警方搜出的资料片断而已。
1980年5月19日
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话后，张申府对他的欧洲时期作最后的补充和润色。今天我们集中谈他在巴黎的情况：
“我是在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我到达时完全没有什么麻烦。我乘坐法国邮船歌狄娜号头等舱到达，我的证件说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这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这身份十分有用和需要。事实上，蔡先生是聘请我做新设在里昂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我的薪酬是每月八百法郎，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所以我可以租住爱歌里路50号，我也可以有空去学习、上课和写作。
“同时，我也着手组织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是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
“我一开始便打算创立刊物，以便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之中传播社会主义。战后在法国的华人真是多得很。但我需要经费，最后我和章士钊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章当时也在欧洲，他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前是政府官员，他在战后亲身来欧洲考察政治的改变。在英国，他会见了萧伯纳和威尔士等著名人士。
“我在中国时已认识章士钊。他是湖南人，是个很有名气的学者政治家。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和他的夫人吴若男很要好。章士钊经过巴黎时，我和他讲我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支持，并提供资金给我们创办《少年》杂志。我1921年能在欧洲创办这杂志，就是得到章士钊的财政支持。”
小团体的学术生活
1922年秋末，哥廷根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8个中国人聚集在大学的休息室里拍一张合照。坐在最左边的外表仍和以前一样一丝不苟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朱当时的妻子。站在朱旁边的是孙炳文，朱的老朋友。在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的笑容的是章伯钧。
这8个人的服饰就和他们的姿态一样，一看便知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每人都各怀心事，都有一个追求，都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及外在风光有迷恋，都对中国和自己的前途抱有不同梦想。在他们的西服和严肃的面容下面，在他们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下面，隐含一个共同的渴望：追求新的意念和经验。
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深受欢迎，因为这些演讲为人们追求新的人生观提供了养分。追求新的人生观开始于五四运动，但在学潮中脱了轨，现在这些学生可以在德国重新尝试，一如他们尝试新的衣服一样：章伯钧在柏林大学上哲学、朱德在哥廷根旁听社会科学，而张申府，他们之中最饱学的一个，则追索数学和物理学最新的发展。
在柏林的小组聚会上，张申府谈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而在哥廷根，他却被另一项个人喜爱现代科学所吸引。透过中国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负责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资深学者希伯德（DAVIDHILBERT）。希氏于1862年出生，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盛名。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房勒尔（MAXVONLAUE），法兰克（JAMESFRANK）和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在希氏主理哥廷根学院期间在此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14日
“我在1922年认识希伯德时，他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创始人，这个学派透过逻辑给予数学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兴趣。
“刘清扬和周恩来去哥廷根的次数没有我这样多。对我来说，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张申府在哥廷根开始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译书从没有完成，它成为张的广泛兴趣的另一牺牲品。这未完成的计划证明张有能力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以及跟随他崇敬的思想大师作学术探求。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张日后所写的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所影响。它引领张申府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道路和其他当时在欧洲后来成为人的中国人都不同。
1920年11月11日
对张申府广博的头脑的又一赞赏，见于罗素给他一位法国学生的信，这学生是年轻的数学家尼确（JEANNICOD）：“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1980年6月9日
张申府仍然保持着这60年前的信。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没有向尼确请教：
“是的，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个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张申府又再把自己视作撒种人，他所撒的不止是共产主义，范围也不只是限于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朋友圈子，而还扩大到其他人，其他从他张申府丰富的好奇心获得益处的人。
今天，张申府讲到自己漂离了尼确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另一学生）时，不禁莞尔一笑：“不过，我曾回到维特根斯坦。1927年政治失败后，我是第一个把《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的人。
“在巴黎和柏林时，我阅读任何吸引我的题材和读物。那时弗洛伊德及心理分析是我的第一兴趣，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想着它们。我对性和说真话感到迷惑不已，弗洛伊德协助我明白自我欺骗的原理。于是我在索邦旁听一些心理学的课，我特别喜欢上耶纳的课，他是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学的先行者。耶纳也开始研究歇斯底里，1921年他在索邦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学者，出版了好几种心理学著述。”
1921年7月张申府写好了一封给《新青年》杂志的公开信，在信中张首先批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然后提出了他的真正主题：欧洲英国和法国人的学术生活。
张申府的信保持他1918年在《新青年》初次登场时的主题和风格特色（见诸他那充满热情的《劝读杂志》），也是对杂志的调查介绍。在信中张逐一列举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巴比斯（HENRIBAR－BUSSE）的《光明》（CLARTE）和以伦敦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评论》。
在文中，张申府介绍各种杂志，但在半途他岔开一笔，谈到另一新主题：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纳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译按：FREUD，现通译弗洛伊德）之‘心解’（译按：即心理分析）相近而不同。
改变人心不是张申府或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新课题，但在巴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张对这仍然锲而不舍，显示他对这课题的态度有异于建党的工作。在巴黎如在柏林一样，张不断致力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文化反叛启蒙工作，以求他的同胞达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变。
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张申府对启蒙的热情。在他五年的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收回他的话和问题，无论他的观点是怎样与众不同。他由头到尾都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他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他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并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必须和社会同步并进。
党政治的再现
1979年12月17日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王府仓胡同。张申府正把我一步一步带入他的哲学思想中偏僻深入的地带。我觉得迷失、不知所措。过去一个月我们没有谈他生平的政治大事。
我的专业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我没有足够的哲学修养去了解他的哲学奥义。我们已谈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讨论完他创建中国的角色，并探讨了他和周恩来及刘清扬的政治关系。
今天张申府要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他透过我们的谈话把他的观念铺陈出来。
自从我们初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晤后，张申府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免不了说到罗素，他个人的浮筏。罗素似乎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不致没顶的救生圈即使全中国沉溺在一浪连一浪的政治狂热中。但今天他加进一些新内容：“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我从我的笔记本望上来，眼光接触到张申府冷冷的笑容。他知道他关于孔子和罗素的言论有些怪特，但却想试探一下我对他的思想接受得有多少。到最后，变得相干的倒不是我是否同意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是我是否认同东方和西方应予沟通的问题。
罗素和孔子我们越谈得多，我越察觉这两位哲人是张申府倾慕的对象：“我读过很多哲学的著作。在这些哲学家中，这两人是我最敬重和仰慕的。”在罗素和孔子成为张申府的研究对象之前，在张殚精竭虑致力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滤出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起了迷思，因为他们回应了他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扩阔了他的视野。当他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活命的泉源。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张申府无穷的兴趣之源，因为他们已成为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一部分。
张申府访谈录
（美）舒衡哲 著（美）李绍明 译
张申府在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课，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因参加“一二 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
挥而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张申府访谈录》，作者是美国人舒衡哲，她利用五年的时间采访了张申府，用日记体写成了此书。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
1921年新年
张申府从马赛抵达巴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欧洲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以来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青年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的问题。在11月离华之前，张往上海探访陈独秀，再次像往常一样，得到陈的信任和教以政治策略。这位行将赴欧的哲学家还被委托一项新的任务：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张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三年间，他为这个激进团体吸收到一些日后证明影响中国命运的男女，他们之中包括刘清扬、周恩来和朱德。此外，张申府在1921年春成立第一个在欧洲的小组。一年之后的1922年，他成为在中国国内的党组织和在欧洲各地员组织的正式联络人。
然而，经过一个短暂而关键的创党活动后，张申府却突然从共产的公开记录中销声匿迹。在好几十年中，此人好像从未存在。
1922年秋天，柏林
一幅图片，两个故事版本，两种关于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看法。我遇到的第一个故事版本，是在50年代出版的书籍中看到的。这些书籍介绍中国留欧学生的活动，并描述他们如何趋于激进和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使叙述更为动人，这些书都千篇一律举出周恩来为例子，说他是这些留学生其中的一个。
因此，这营造了以下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周总理在欧洲”。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题为“周总理在柏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林”，复印在哈蒙特（EDHAMMOND）的《周恩来图片传记》里），显示周在小艇握桨游湖的神情。他看起来是严肃的青年，面向镜头，穿一套西服，结上领带。他是共产主义志士的缩影。这历史版本显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胜利。但这个是从1949年回望过去的版本。
但张申府1979年11月从他私人档案里拿出来给我看的相片却是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周恩来仍然双手握着船桨，但他再不是独个儿坐在船上。其实相片里总共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正在柏林云西湖上荡舟游乐。
在船尾坐着长发戴眼镜的张申府，他的身份是中国旅欧总支部的书记兼通讯员。刘清扬，旅欧支部第一位女党员，肩上围着狐毛裘，坐在张和周恩来之间，前者是她的爱人，后者则是她的多年朋友和天津同志。在周之后坐着另一位天津朋友赵光宸。
我现在看到，50年代大量印行的周恩来图像，其实是从这张照片剪出来另外印刷的。这张完整相片所表达的故事，和它剪开来的大为不同。 “周总理在欧洲”所切割出的图片，以周恩来为故事的开头，以预期的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为结束。周的个人照片象征党的远见和力量，但这只不过是剪制的视像而已，遗漏了的是许多欧洲早期中国人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
有张申府坐在船尾，有刘清扬围上毛裘，这张相片就添上许多色彩。它展示周恩来不过是许多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他们到欧洲寻找自我和理想。正如他们的西式服装一样，这些青年男女品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完整的图片，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可以让我们从事历史人物和思想的探索，甚或娱乐欣赏。
1962年3月2日，广州
周恩来亲自升起他早期员生活的神秘帷幕。他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承认他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仍然需要他，经过大跃进的困难，中国要恢复经济和重新鼓舞国民精神，知识分子必须得到尊重。
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周转到他本身的历史，并举出一个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人物：“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例如张申府等的宽恕和重视的态度，没能长期维持。虽然有一段时期，一些一度被禁的思想大师例如罗素和弗洛伊德等可以和毛泽东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到1966年文化大爆发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从1962年到1966年，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入。60年代早期，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一些新的党史问题亦乘便公开提出。
1980年2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小组在 1921年的创立经过。”
建党初期第一年的，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年轻的党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没有列宁的三申五令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教条。当这些禁令后来成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时，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它的羁縻。
1981年5月
一本天津出版的杂志刊登一篇张申府访问记，主题是既安全而又热门的：周恩来在欧洲的早期活动。透过周恩来，张申府也得到公开说话的机会。
访问者找到张申府，要他谈谈中国人在欧洲的组织生活。张告诉他们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在国内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在整个访问中，张的语调以纠正时下的错误看法为主。他坚持说周恩来的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根据张的忆述，周入党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使他的访问者对旅欧共产活动大惑不解的是，张谈到巴黎和柏林小组的自由性质，这两个小组都是张首先带动，然后和那位未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负责的。张告诉他的访问者，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张申府和他的天津客人曾就一问题略有争论，这是欧洲组织的性质问题。访问者想证实这是一个列宁式的架构组织，但这位老人却记得并非如此。他反复告诉来访者，早期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从见诸文字的回答可以看到，访问者所希冀的，是一个主题更为集中的历史版本，而这并非张申府愿意或能够满足他们的。例如他们问：“请告诉我们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的情况。”张申府答：“旅欧中国少年是一个许多人误用的名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注：《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1年5月）
1985年7月10日
张申府名誉的恢复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他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和祖国的贡献。张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说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欧洲的小组合
1985年5月27日，巴黎
张申府的回忆又再一次带我来到他巴黎的家：爱歌里路50号。这是他小组开会的地方。隔了60年之久，这里已没有20年代这群中国青年的踪影了。我怎能重组张申府在巴黎的世界呢？他在陌生土地上的共产活动的日子和我战后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的日子是这样的不同。我这个时候，苏联已对它的东欧附庸强施严厉的列宁主义和更加严厉的斯大林统治。
相反，张申府在巴黎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我可以想像到他早晨拉开他面临爱歌里路的洁白美观的窗帘，走出有铁栏围着的小阳台，手里拿着一杯茶或咖啡，望着索邦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盘算着今天有什么好做呢？是去听著名心理学大师耶纳（JANET）的课吗？或会不会有中国的名人学者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访呢？又或是不是和刘清扬或周恩来闲谈几个小时呢？这事实上是这位人在巴黎的每天生活，他的党组织就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聚谈。
我再察看那座爱歌里路的坚固庞然的建筑物，看来这是一个读书、做爱、谈政治（但不要太多）的好地方。这索邦的公寓已被党史遗忘，它只存在张申府的记忆和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我过去几天不停发掘这档案，经过六个小时的搜索翻阅，我在一个记着“492中国人在巴黎的活动”的文件夹里，找到两份文件。首先是张申府的地址，是从一个中国学生的笔记本中搜到的，这学生在1921年秋天被法国当局因事拘捕。另一份文件是法警局的记录，记着刘清扬曾在巴黎女青年会住了四个月。两文件都没有注上日期，大概都是当时警方搜出的资料片断而已。
1980年5月19日
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话后，张申府对他的欧洲时期作最后的补充和润色。今天我们集中谈他在巴黎的情况：
“我是在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我到达时完全没有什么麻烦。我乘坐法国邮船歌狄娜号头等舱到达，我的证件说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这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这身份十分有用和需要。事实上，蔡先生是聘请我做新设在里昂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我的薪酬是每月八百法郎，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所以我可以租住爱歌里路50号，我也可以有空去学习、上课和写作。
“同时，我也着手组织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是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
“我一开始便打算创立刊物，以便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之中传播社会主义。战后在法国的华人真是多得很。但我需要经费，最后我和章士钊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章当时也在欧洲，他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前是政府官员，他在战后亲身来欧洲考察政治的改变。在英国，他会见了萧伯纳和威尔士等著名人士。
“我在中国时已认识章士钊。他是湖南人，是个很有名气的学者政治家。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和他的夫人吴若男很要好。章士钊经过巴黎时，我和他讲我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支持，并提供资金给我们创办《少年》杂志。我1921年能在欧洲创办这杂志，就是得到章士钊的财政支持。”
小团体的学术生活
1922年秋末，哥廷根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8个中国人聚集在大学的休息室里拍一张合照。坐在最左边的外表仍和以前一样一丝不苟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朱当时的妻子。站在朱旁边的是孙炳文，朱的老朋友。在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的笑容的是章伯钧。
这8个人的服饰就和他们的姿态一样，一看便知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每人都各怀心事，都有一个追求，都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及外在风光有迷恋，都对中国和自己的前途抱有不同梦想。在他们的西服和严肃的面容下面，在他们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下面，隐含一个共同的渴望：追求新的意念和经验。
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深受欢迎，因为这些演讲为人们追求新的人生观提供了养分。追求新的人生观开始于五四运动，但在学潮中脱了轨，现在这些学生可以在德国重新尝试，一如他们尝试新的衣服一样：章伯钧在柏林大学上哲学、朱德在哥廷根旁听社会科学，而张申府，他们之中最饱学的一个，则追索数学和物理学最新的发展。
在柏林的小组聚会上，张申府谈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而在哥廷根，他却被另一项个人喜爱现代科学所吸引。透过中国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负责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资深学者希伯德（DAVIDHILBERT）。希氏于1862年出生，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盛名。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房勒尔（MAXVONLAUE），法兰克（JAMESFRANK）和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在希氏主理哥廷根学院期间在此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14日
“我在1922年认识希伯德时，他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创始人，这个学派透过逻辑给予数学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兴趣。
“刘清扬和周恩来去哥廷根的次数没有我这样多。对我来说，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张申府在哥廷根开始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译书从没有完成，它成为张的广泛兴趣的另一牺牲品。这未完成的计划证明张有能力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以及跟随他崇敬的思想大师作学术探求。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张日后所写的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所影响。它引领张申府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道路和其他当时在欧洲后来成为人的中国人都不同。
1920年11月11日
对张申府广博的头脑的又一赞赏，见于罗素给他一位法国学生的信，这学生是年轻的数学家尼确（JEANNICOD）：“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1980年6月9日
张申府仍然保持着这60年前的信。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没有向尼确请教：
“是的，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个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张申府又再把自己视作撒种人，他所撒的不止是共产主义，范围也不只是限于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朋友圈子，而还扩大到其他人，其他从他张申府丰富的好奇心获得益处的人。
今天，张申府讲到自己漂离了尼确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另一学生）时，不禁莞尔一笑：“不过，我曾回到维特根斯坦。1927年政治失败后，我是第一个把《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的人。
“在巴黎和柏林时，我阅读任何吸引我的题材和读物。那时弗洛伊德及心理分析是我的第一兴趣，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想着它们。我对性和说真话感到迷惑不已，弗洛伊德协助我明白自我欺骗的原理。于是我在索邦旁听一些心理学的课，我特别喜欢上耶纳的课，他是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学的先行者。耶纳也开始研究歇斯底里，1921年他在索邦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学者，出版了好几种心理学著述。”
1921年7月张申府写好了一封给《新青年》杂志的公开信，在信中张首先批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然后提出了他的真正主题：欧洲英国和法国人的学术生活。
张申府的信保持他1918年在《新青年》初次登场时的主题和风格特色（见诸他那充满热情的《劝读杂志》），也是对杂志的调查介绍。在信中张逐一列举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巴比斯（HENRIBAR－BUSSE）的《光明》（CLARTE）和以伦敦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评论》。
在文中，张申府介绍各种杂志，但在半途他岔开一笔，谈到另一新主题：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纳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译按：FREUD，现通译弗洛伊德）之‘心解’（译按：即心理分析）相近而不同。
改变人心不是张申府或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新课题，但在巴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张对这仍然锲而不舍，显示他对这课题的态度有异于建党的工作。在巴黎如在柏林一样，张不断致力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文化反叛启蒙工作，以求他的同胞达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变。
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张申府对启蒙的热情。在他五年的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收回他的话和问题，无论他的观点是怎样与众不同。他由头到尾都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他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他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并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必须和社会同步并进。
党政治的再现
1979年12月17日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王府仓胡同。张申府正把我一步一步带入他的哲学思想中偏僻深入的地带。我觉得迷失、不知所措。过去一个月我们没有谈他生平的政治大事。
我的专业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我没有足够的哲学修养去了解他的哲学奥义。我们已谈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讨论完他创建中国的角色，并探讨了他和周恩来及刘清扬的政治关系。
今天张申府要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他透过我们的谈话把他的观念铺陈出来。
自从我们初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晤后，张申府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免不了说到罗素，他个人的浮筏。罗素似乎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不致没顶的救生圈即使全中国沉溺在一浪连一浪的政治狂热中。但今天他加进一些新内容：“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我从我的笔记本望上来，眼光接触到张申府冷冷的笑容。他知道他关于孔子和罗素的言论有些怪特，但却想试探一下我对他的思想接受得有多少。到最后，变得相干的倒不是我是否同意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是我是否认同东方和西方应予沟通的问题。
罗素和孔子我们越谈得多，我越察觉这两位哲人是张申府倾慕的对象：“我读过很多哲学的著作。在这些哲学家中，这两人是我最敬重和仰慕的。”在罗素和孔子成为张申府的研究对象之前，在张殚精竭虑致力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滤出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起了迷思，因为他们回应了他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扩阔了他的视野。当他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活命的泉源。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张申府无穷的兴趣之源，因为他们已成为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一部分。
回复: 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张申府访谈录
（美）舒衡哲 著（美）李绍明 译
张申府在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课，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因参加“一二・ 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
挥而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张申府访谈录》，作者是美国人舒衡哲，她利用五年的时间采访了张申府，用日记体写成了此书。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
1921年新年
张申府从马赛抵达巴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欧洲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以来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青年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的问题。在11月离华之前，张往上海探访陈独秀，再次像往常一样，得到陈的信任和教以政治策略。这位行将赴欧的哲学家还被委托一项新的任务：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张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三年间，他为这个激进团体吸收到一些日后证明影响中国命运的男女，他们之中包括刘清扬、周恩来和朱德。此外，张申府在1921年春成立第一个在欧洲的小组。一年之后的1922年，他成为在中国国内的党组织和在欧洲各地员组织的正式联络人。
然而，经过一个短暂而关键的创党活动后，张申府却突然从共产的公开记录中销声匿迹。在好几十年中，此人好像从未存在。
1922年秋天，柏林
一幅图片，两个故事版本，两种关于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看法。我遇到的第一个故事版本，是在50年代出版的书籍中看到的。这些书籍介绍中国留欧学生的活动，并描述他们如何趋于激进和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使叙述更为动人，这些书都千篇一律举出周恩来为例子，说他是这些留学生其中的一个。
因此，这营造了以下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周总理在欧洲”。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题为“周总理在柏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林”，复印在哈蒙特（EDHAMMOND）的《周恩来图片传记》里），显示周在小艇握桨游湖的神情。他看起来是严肃的青年，面向镜头，穿一套西服，结上领带。他是共产主义志士的缩影。这历史版本显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胜利。但这个是从1949年回望过去的版本。
但张申府1979年11月从他私人档案里拿出来给我看的相片却是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周恩来仍然双手握着船桨，但他再不是独个儿坐在船上。其实相片里总共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正在柏林云西湖上荡舟游乐。
在船尾坐着长发戴眼镜的张申府，他的身份是中国旅欧总支部的书记兼通讯员。刘清扬，旅欧支部第一位女党员，肩上围着狐毛裘，坐在张和周恩来之间，前者是她的爱人，后者则是她的多年朋友和天津同志。在周之后坐着另一位天津朋友赵光宸。
我现在看到，50年代大量印行的周恩来图像，其实是从这张照片剪出来另外印刷的。这张完整相片所表达的故事，和它剪开来的大为不同。 “周总理在欧洲”所切割出的图片，以周恩来为故事的开头，以预期的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为结束。周的个人照片象征党的远见和力量，但这只不过是剪制的视像而已，遗漏了的是许多欧洲早期中国人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
有张申府坐在船尾，有刘清扬围上毛裘，这张相片就添上许多色彩。它展示周恩来不过是许多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他们到欧洲寻找自我和理想。正如他们的西式服装一样，这些青年男女品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完整的图片，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可以让我们从事历史人物和思想的探索，甚或娱乐欣赏。
1962年3月2日，广州
周恩来亲自升起他早期员生活的神秘帷幕。他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承认他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仍然需要他，经过大跃进的困难，中国要恢复经济和重新鼓舞国民精神，知识分子必须得到尊重。
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周转到他本身的历史，并举出一个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人物：“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例如张申府等的宽恕和重视的态度，没能长期维持。虽然有一段时期，一些一度被禁的思想大师例如罗素和弗洛伊德等可以和毛泽东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到1966年文化大爆发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从1962年到1966年，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入。60年代早期，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一些新的党史问题亦乘便公开提出。
1980年2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小组在 1921年的创立经过。”
建党初期第一年的，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年轻的党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没有列宁的三申五令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教条。当这些禁令后来成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时，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它的羁縻。
1981年5月
一本天津出版的杂志刊登一篇张申府访问记，主题是既安全而又热门的：周恩来在欧洲的早期活动。透过周恩来，张申府也得到公开说话的机会。
访问者找到张申府，要他谈谈中国人在欧洲的组织生活。张告诉他们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在国内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在整个访问中，张的语调以纠正时下的错误看法为主。他坚持说周恩来的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根据张的忆述，周入党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使他的访问者对旅欧共产活动大惑不解的是，张谈到巴黎和柏林小组的自由性质，这两个小组都是张首先带动，然后和那位未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负责的。张告诉他的访问者，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张申府和他的天津客人曾就一问题略有争论，这是欧洲组织的性质问题。访问者想证实这是一个列宁式的架构组织，但这位老人却记得并非如此。他反复告诉来访者，早期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从见诸文字的回答可以看到，访问者所希冀的，是一个主题更为集中的历史版本，而这并非张申府愿意或能够满足他们的。例如他们问：“请告诉我们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的情况。”张申府答：“旅欧中国少年是一个许多人误用的名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注：《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1年5月）
1985年7月10日
张申府名誉的恢复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他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和祖国的贡献。张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说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欧洲的小组合
1985年5月27日，巴黎
张申府的回忆又再一次带我来到他巴黎的家：爱歌里路50号。这是他小组开会的地方。隔了60年之久，这里已没有20年代这群中国青年的踪影了。我怎能重组张申府在巴黎的世界呢？他在陌生土地上的共产活动的日子和我战后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的日子是这样的不同。我这个时候，苏联已对它的东欧附庸强施严厉的列宁主义和更加严厉的斯大林统治。
相反，张申府在巴黎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我可以想像到他早晨拉开他面临爱歌里路的洁白美观的窗帘，走出有铁栏围着的小阳台，手里拿着一杯茶或咖啡，望着索邦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盘算着今天有什么好做呢？是去听著名心理学大师耶纳（JANET）的课吗？或会不会有中国的名人学者――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访呢？又或是不是和刘清扬或周恩来闲谈几个小时呢？这事实上是这位人在巴黎的每天生活，他的党组织就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聚谈。
我再察看那座爱歌里路的坚固庞然的建筑物，看来这是一个读书、做爱、谈政治（但不要太多）的好地方。这索邦的公寓已被党史遗忘，它只存在张申府的记忆和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我过去几天不停发掘这档案，经过六个小时的搜索翻阅，我在一个记着“492――中国人在巴黎的活动”的文件夹里，找到两份文件。首先是张申府的地址，是从一个中国学生的笔记本中搜到的，这学生在1921年秋天被法国当局因事拘捕。另一份文件是法警局的记录，记着刘清扬曾在巴黎女青年会住了四个月。两文件都没有注上日期，大概都是当时警方搜出的资料片断而已。
1980年5月19日
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话后，张申府对他的欧洲时期作最后的补充和润色。今天我们集中谈他在巴黎的情况：
“我是在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我到达时完全没有什么麻烦。我乘坐法国邮船歌狄娜号头等舱到达，我的证件说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这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这身份十分有用和需要。事实上，蔡先生是聘请我做新设在里昂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我的薪酬是每月八百法郎，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所以我可以租住爱歌里路50号，我也可以有空去学习、上课和写作。
“同时，我也着手组织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是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
“我一开始便打算创立刊物，以便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之中传播社会主义。战后在法国的华人真是多得很。但我需要经费，最后我和章士钊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章当时也在欧洲，他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前是政府官员，他在战后亲身来欧洲考察政治的改变。在英国，他会见了萧伯纳和威尔士等著名人士。
“我在中国时已认识章士钊。他是湖南人，是个很有名气的学者政治家。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和他的夫人吴若男很要好。章士钊经过巴黎时，我和他讲我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支持，并提供资金给我们创办《少年》杂志。我1921年能在欧洲创办这杂志，就是得到章士钊的财政支持。”
小团体的学术生活
1922年秋末，哥廷根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8个中国人聚集在大学的休息室里拍一张合照。坐在最左边的――外表仍和以前一样一丝不苟――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朱当时的妻子。站在朱旁边的是孙炳文，朱的老朋友。在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的笑容的是章伯钧。
这8个人的服饰就和他们的姿态一样，一看便知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每人都各怀心事，都有一个追求，都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及外在风光有迷恋，都对中国和自己的前途抱有不同梦想。在他们的西服和严肃的面容下面，在他们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下面，隐含一个共同的渴望：追求新的意念和经验。
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深受欢迎，因为这些演讲为人们追求新的人生观提供了养分。追求新的人生观开始于五四运动，但在学潮中脱了轨，现在这些学生可以在德国重新尝试，一如他们尝试新的衣服一样：章伯钧在柏林大学上哲学、朱德在哥廷根旁听社会科学，而张申府，他们之中最饱学的一个，则追索数学和物理学最新的发展。
在柏林的小组聚会上，张申府谈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而在哥廷根，他却被另一项个人喜爱――现代科学所吸引。透过中国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负责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资深学者希伯德（DAVIDHILBERT）。希氏于1862年出生，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盛名。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房勒尔（MAXVONLAUE），法兰克（JAMESFRANK）和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在希氏主理哥廷根学院期间在此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14日
“我在1922年认识希伯德时，他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创始人，这个学派透过逻辑给予数学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兴趣。
“刘清扬和周恩来去哥廷根的次数没有我这样多。对我来说，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张申府在哥廷根开始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译书从没有完成，它成为张的广泛兴趣的另一牺牲品。这未完成的计划证明张有能力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以及跟随他崇敬的思想大师作学术探求。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张日后所写的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所影响。它引领张申府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道路和其他当时在欧洲后来成为人的中国人都不同。
1920年11月11日
对张申府广博的头脑的又一赞赏，见于罗素给他一位法国学生的信，这学生是年轻的数学家尼确（JEANNICOD）：“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1980年6月9日
张申府仍然保持着这60年前的信。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没有向尼确请教：
“是的，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个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张申府又再把自己视作撒种人，他所撒的不止是共产主义，范围也不只是限于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朋友圈子，而还扩大到其他人，其他从他张申府丰富的好奇心获得益处的人。
今天，张申府讲到自己漂离了尼确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另一学生）时，不禁莞尔一笑：“不过，我曾回到维特根斯坦。1927年政治失败后，我是第一个把《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的人。
“在巴黎和柏林时，我阅读任何吸引我的题材和读物。那时弗洛伊德及心理分析是我的第一兴趣，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想着它们。我对性和说真话感到迷惑不已，弗洛伊德协助我明白自我欺骗的原理。于是我在索邦旁听一些心理学的课，我特别喜欢上耶纳的课，他是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学的先行者。耶纳也开始研究歇斯底里，1921年他在索邦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学者，出版了好几种心理学著述。”
1921年7月张申府写好了一封给《新青年》杂志的公开信，在信中张首先批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然后提出了他的真正主题：欧洲英国和法国人的学术生活。
张申府的信保持他1918年在《新青年》初次登场时的主题和风格特色（见诸他那充满热情的《劝读杂志》），也是对杂志的调查介绍。在信中张逐一列举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巴比斯（HENRIBAR－BUSSE）的《光明》（CLARTE）和以伦敦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评论》。
在文中，张申府介绍各种杂志，但在半途他岔开一笔，谈到另一新主题：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纳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译按：FREUD，现通译弗洛伊德）之‘心解’（译按：即心理分析）相近而不同。
改变人心不是张申府或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新课题，但在巴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张对这仍然锲而不舍，显示他对这课题的态度有异于建党的工作。在巴黎――如在柏林一样，张不断致力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文化反叛启蒙工作，以求他的同胞达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变。
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张申府对启蒙的热情。在他五年的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收回他的话和问题，无论他的观点是怎样与众不同。他由头到尾都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他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他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并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必须和社会同步并进。
党政治的再现
1979年12月17日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王府仓胡同。张申府正把我一步一步带入他的哲学思想中偏僻深入的地带。我觉得迷失、不知所措。过去一个月我们没有谈他生平的政治大事。
我的专业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我没有足够的哲学修养去了解他的哲学奥义。我们已谈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讨论完他创建中国的角色，并探讨了他和周恩来及刘清扬的政治关系。
今天张申府要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他透过我们的谈话把他的观念铺陈出来。
自从我们初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晤后，张申府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免不了说到罗素，他个人的浮筏。罗素似乎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不致没顶的救生圈――即使全中国沉溺在一浪连一浪的政治狂热中。但今天他加进一些新内容：“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我从我的笔记本望上来，眼光接触到张申府冷冷的笑容。他知道他关于孔子和罗素的言论有些怪特，但却想试探一下我对他的思想接受得有多少。到最后，变得相干的倒不是我是否同意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是我是否认同东方和西方应予沟通的问题。
罗素和孔子――我们越谈得多，我越察觉这两位哲人是张申府倾慕的对象：“我读过很多哲学的著作。在这些哲学家中，这两人是我最敬重和仰慕的。”在罗素和孔子成为张申府的研究对象之前，在张殚精竭虑致力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滤出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起了迷思，因为他们回应了他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扩阔了他的视野。当他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活命的泉源。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张申府无穷的兴趣之源，因为他们已成为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一部分。
张申府访谈录
（美）舒衡哲 著（美）李绍明 译
张申府在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课，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因参加“一二・ 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
挥而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张申府访谈录》，作者是美国人舒衡哲，她利用五年的时间采访了张申府，用日记体写成了此书。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
1921年新年
张申府从马赛抵达巴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欧洲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以来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青年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的问题。在11月离华之前，张往上海探访陈独秀，再次像往常一样，得到陈的信任和教以政治策略。这位行将赴欧的哲学家还被委托一项新的任务：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张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三年间，他为这个激进团体吸收到一些日后证明影响中国命运的男女，他们之中包括刘清扬、周恩来和朱德。此外，张申府在1921年春成立第一个在欧洲的小组。一年之后的1922年，他成为在中国国内的党组织和在欧洲各地员组织的正式联络人。
然而，经过一个短暂而关键的创党活动后，张申府却突然从共产的公开记录中销声匿迹。在好几十年中，此人好像从未存在。
1922年秋天，柏林
一幅图片，两个故事版本，两种关于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看法。我遇到的第一个故事版本，是在50年代出版的书籍中看到的。这些书籍介绍中国留欧学生的活动，并描述他们如何趋于激进和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使叙述更为动人，这些书都千篇一律举出周恩来为例子，说他是这些留学生其中的一个。
因此，这营造了以下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周总理在欧洲”。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题为“周总理在柏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林”，复印在哈蒙特（EDHAMMOND）的《周恩来图片传记》里），显示周在小艇握桨游湖的神情。他看起来是严肃的青年，面向镜头，穿一套西服，结上领带。他是共产主义志士的缩影。这历史版本显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胜利。但这个是从1949年回望过去的版本。
但张申府1979年11月从他私人档案里拿出来给我看的相片却是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周恩来仍然双手握着船桨，但他再不是独个儿坐在船上。其实相片里总共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正在柏林云西湖上荡舟游乐。
在船尾坐着长发戴眼镜的张申府，他的身份是中国旅欧总支部的书记兼通讯员。刘清扬，旅欧支部第一位女党员，肩上围着狐毛裘，坐在张和周恩来之间，前者是她的爱人，后者则是她的多年朋友和天津同志。在周之后坐着另一位天津朋友赵光宸。
我现在看到，50年代大量印行的周恩来图像，其实是从这张照片剪出来另外印刷的。这张完整相片所表达的故事，和它剪开来的大为不同。 “周总理在欧洲”所切割出的图片，以周恩来为故事的开头，以预期的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为结束。周的个人照片象征党的远见和力量，但这只不过是剪制的视像而已，遗漏了的是许多欧洲早期中国人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
有张申府坐在船尾，有刘清扬围上毛裘，这张相片就添上许多色彩。它展示周恩来不过是许多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他们到欧洲寻找自我和理想。正如他们的西式服装一样，这些青年男女品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完整的图片，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可以让我们从事历史人物和思想的探索，甚或娱乐欣赏。
1962年3月2日，广州
周恩来亲自升起他早期员生活的神秘帷幕。他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承认他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仍然需要他，经过大跃进的困难，中国要恢复经济和重新鼓舞国民精神，知识分子必须得到尊重。
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周转到他本身的历史，并举出一个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人物：“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例如张申府等的宽恕和重视的态度，没能长期维持。虽然有一段时期，一些一度被禁的思想大师例如罗素和弗洛伊德等可以和毛泽东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到1966年文化大爆发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从1962年到1966年，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入。60年代早期，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一些新的党史问题亦乘便公开提出。
1980年2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小组在 1921年的创立经过。”
建党初期第一年的，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年轻的党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没有列宁的三申五令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教条。当这些禁令后来成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时，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它的羁縻。
1981年5月
一本天津出版的杂志刊登一篇张申府访问记，主题是既安全而又热门的：周恩来在欧洲的早期活动。透过周恩来，张申府也得到公开说话的机会。
访问者找到张申府，要他谈谈中国人在欧洲的组织生活。张告诉他们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在国内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在整个访问中，张的语调以纠正时下的错误看法为主。他坚持说周恩来的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根据张的忆述，周入党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使他的访问者对旅欧共产活动大惑不解的是，张谈到巴黎和柏林小组的自由性质，这两个小组都是张首先带动，然后和那位未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负责的。张告诉他的访问者，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张申府和他的天津客人曾就一问题略有争论，这是欧洲组织的性质问题。访问者想证实这是一个列宁式的架构组织，但这位老人却记得并非如此。他反复告诉来访者，早期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从见诸文字的回答可以看到，访问者所希冀的，是一个主题更为集中的历史版本，而这并非张申府愿意或能够满足他们的。例如他们问：“请告诉我们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的情况。”张申府答：“旅欧中国少年是一个许多人误用的名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注：《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1年5月）
1985年7月10日
张申府名誉的恢复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他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和祖国的贡献。张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说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欧洲的小组合
1985年5月27日，巴黎
张申府的回忆又再一次带我来到他巴黎的家：爱歌里路50号。这是他小组开会的地方。隔了60年之久，这里已没有20年代这群中国青年的踪影了。我怎能重组张申府在巴黎的世界呢？他在陌生土地上的共产活动的日子和我战后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的日子是这样的不同。我这个时候，苏联已对它的东欧附庸强施严厉的列宁主义和更加严厉的斯大林统治。
相反，张申府在巴黎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我可以想像到他早晨拉开他面临爱歌里路的洁白美观的窗帘，走出有铁栏围着的小阳台，手里拿着一杯茶或咖啡，望着索邦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盘算着今天有什么好做呢？是去听著名心理学大师耶纳（JANET）的课吗？或会不会有中国的名人学者――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访呢？又或是不是和刘清扬或周恩来闲谈几个小时呢？这事实上是这位人在巴黎的每天生活，他的党组织就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聚谈。
我再察看那座爱歌里路的坚固庞然的建筑物，看来这是一个读书、做爱、谈政治（但不要太多）的好地方。这索邦的公寓已被党史遗忘，它只存在张申府的记忆和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我过去几天不停发掘这档案，经过六个小时的搜索翻阅，我在一个记着“492――中国人在巴黎的活动”的文件夹里，找到两份文件。首先是张申府的地址，是从一个中国学生的笔记本中搜到的，这学生在1921年秋天被法国当局因事拘捕。另一份文件是法警局的记录，记着刘清扬曾在巴黎女青年会住了四个月。两文件都没有注上日期，大概都是当时警方搜出的资料片断而已。
1980年5月19日
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话后，张申府对他的欧洲时期作最后的补充和润色。今天我们集中谈他在巴黎的情况：
“我是在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我到达时完全没有什么麻烦。我乘坐法国邮船歌狄娜号头等舱到达，我的证件说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这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这身份十分有用和需要。事实上，蔡先生是聘请我做新设在里昂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我的薪酬是每月八百法郎，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所以我可以租住爱歌里路50号，我也可以有空去学习、上课和写作。
“同时，我也着手组织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是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
“我一开始便打算创立刊物，以便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之中传播社会主义。战后在法国的华人真是多得很。但我需要经费，最后我和章士钊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章当时也在欧洲，他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前是政府官员，他在战后亲身来欧洲考察政治的改变。在英国，他会见了萧伯纳和威尔士等著名人士。
“我在中国时已认识章士钊。他是湖南人，是个很有名气的学者政治家。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和他的夫人吴若男很要好。章士钊经过巴黎时，我和他讲我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支持，并提供资金给我们创办《少年》杂志。我1921年能在欧洲创办这杂志，就是得到章士钊的财政支持。”
小团体的学术生活
1922年秋末，哥廷根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8个中国人聚集在大学的休息室里拍一张合照。坐在最左边的――外表仍和以前一样一丝不苟――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朱当时的妻子。站在朱旁边的是孙炳文，朱的老朋友。在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的笑容的是章伯钧。
这8个人的服饰就和他们的姿态一样，一看便知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每人都各怀心事，都有一个追求，都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及外在风光有迷恋，都对中国和自己的前途抱有不同梦想。在他们的西服和严肃的面容下面，在他们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下面，隐含一个共同的渴望：追求新的意念和经验。
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深受欢迎，因为这些演讲为人们追求新的人生观提供了养分。追求新的人生观开始于五四运动，但在学潮中脱了轨，现在这些学生可以在德国重新尝试，一如他们尝试新的衣服一样：章伯钧在柏林大学上哲学、朱德在哥廷根旁听社会科学，而张申府，他们之中最饱学的一个，则追索数学和物理学最新的发展。
在柏林的小组聚会上，张申府谈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而在哥廷根，他却被另一项个人喜爱――现代科学所吸引。透过中国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负责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资深学者希伯德（DAVIDHILBERT）。希氏于1862年出生，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盛名。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房勒尔（MAXVONLAUE），法兰克（JAMESFRANK）和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在希氏主理哥廷根学院期间在此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14日
“我在1922年认识希伯德时，他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创始人，这个学派透过逻辑给予数学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兴趣。
“刘清扬和周恩来去哥廷根的次数没有我这样多。对我来说，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张申府在哥廷根开始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译书从没有完成，它成为张的广泛兴趣的另一牺牲品。这未完成的计划证明张有能力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以及跟随他崇敬的思想大师作学术探求。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张日后所写的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所影响。它引领张申府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道路和其他当时在欧洲后来成为人的中国人都不同。
1920年11月11日
对张申府广博的头脑的又一赞赏，见于罗素给他一位法国学生的信，这学生是年轻的数学家尼确（JEANNICOD）：“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1980年6月9日
张申府仍然保持着这60年前的信。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没有向尼确请教：
“是的，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个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张申府又再把自己视作撒种人，他所撒的不止是共产主义，范围也不只是限于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朋友圈子，而还扩大到其他人，其他从他张申府丰富的好奇心获得益处的人。
今天，张申府讲到自己漂离了尼确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另一学生）时，不禁莞尔一笑：“不过，我曾回到维特根斯坦。1927年政治失败后，我是第一个把《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的人。
“在巴黎和柏林时，我阅读任何吸引我的题材和读物。那时弗洛伊德及心理分析是我的第一兴趣，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想着它们。我对性和说真话感到迷惑不已，弗洛伊德协助我明白自我欺骗的原理。于是我在索邦旁听一些心理学的课，我特别喜欢上耶纳的课，他是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学的先行者。耶纳也开始研究歇斯底里，1921年他在索邦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学者，出版了好几种心理学著述。”
1921年7月张申府写好了一封给《新青年》杂志的公开信，在信中张首先批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然后提出了他的真正主题：欧洲英国和法国人的学术生活。
张申府的信保持他1918年在《新青年》初次登场时的主题和风格特色（见诸他那充满热情的《劝读杂志》），也是对杂志的调查介绍。在信中张逐一列举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巴比斯（HENRIBAR－BUSSE）的《光明》（CLARTE）和以伦敦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评论》。
在文中，张申府介绍各种杂志，但在半途他岔开一笔，谈到另一新主题：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纳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译按：FREUD，现通译弗洛伊德）之‘心解’（译按：即心理分析）相近而不同。
改变人心不是张申府或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新课题，但在巴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张对这仍然锲而不舍，显示他对这课题的态度有异于建党的工作。在巴黎――如在柏林一样，张不断致力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文化反叛启蒙工作，以求他的同胞达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变。
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张申府对启蒙的热情。在他五年的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收回他的话和问题，无论他的观点是怎样与众不同。他由头到尾都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他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他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并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必须和社会同步并进。
党政治的再现
1979年12月17日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王府仓胡同。张申府正把我一步一步带入他的哲学思想中偏僻深入的地带。我觉得迷失、不知所措。过去一个月我们没有谈他生平的政治大事。
我的专业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我没有足够的哲学修养去了解他的哲学奥义。我们已谈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讨论完他创建中国的角色，并探讨了他和周恩来及刘清扬的政治关系。
今天张申府要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他透过我们的谈话把他的观念铺陈出来。
自从我们初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晤后，张申府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免不了说到罗素，他个人的浮筏。罗素似乎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不致没顶的救生圈――即使全中国沉溺在一浪连一浪的政治狂热中。但今天他加进一些新内容：“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我从我的笔记本望上来，眼光接触到张申府冷冷的笑容。他知道他关于孔子和罗素的言论有些怪特，但却想试探一下我对他的思想接受得有多少。到最后，变得相干的倒不是我是否同意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是我是否认同东方和西方应予沟通的问题。
罗素和孔子――我们越谈得多，我越察觉这两位哲人是张申府倾慕的对象：“我读过很多哲学的著作。在这些哲学家中，这两人是我最敬重和仰慕的。”在罗素和孔子成为张申府的研究对象之前，在张殚精竭虑致力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滤出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起了迷思，因为他们回应了他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扩阔了他的视野。当他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活命的泉源。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张申府无穷的兴趣之源，因为他们已成为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一部分。
回复: 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发表于：2010-07-28 15:31:50
历史尘封的哲人
记张申府先生
章立凡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一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革”的劫难，一个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 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象《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二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 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 在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三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四 建党退党：从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五 国难深重：参政迎头遭“尚黑”
“无私心不发公论。”
你不必批评人，待机会给你，你也是这样作的。
你不妨批评人，待你这样作时，同样受批评，就是了。
您批评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对的么？
张申府《肺腑语》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我在抗战时到开封劳军二十多天后到陕西，原拟赴延安。在西安办事处见到习仲勋，用电话联系，当地气候恶劣，于是飞到成都，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到重庆后即发生与蒋介石冲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 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
六 党派联合：吾兄主持之成果
人生而无理想，人生值不得生活；人生而有理想，非有相当的疑，非有相当的作，非有相当的求，必不会趋近而实现。
张申府《所思》（其二）
民主宪政，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至今仍未放弃。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的民主运动，是我比较关注的一段历史。
虽然申府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多已淡忘，但保留了邹韬奋先生在1939年11月给他的两封信，兹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昨日座谈会事，结果不坏，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成果，深为佩慰，特此慰劳。
昨日所决三点，当待积极推动与督促，始能有实际功效。衡老一时尚未能来，须多多偏劳吾兄，尚希再接再厉，至所珍祷。即颂
大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六日
申府吾兄：
日前奉一函谅蒙察阅。顷得衡老来函，云飞机票买不到，须十四五始有，其势不能提早赶回矣。明日所商之问题，似应推动最后推定之，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以免聚餐时匆匆而散，无具体成就，因时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为盼。即颂
早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申府先生对信中所谈之事，记忆已经模糊。最近我又重新考证了一下，这两封信，应当是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重要文献。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当时经常召开的“宪政座谈会”，会务例由申府先生一人办理。但他很有民主作风，开会时总是请别人做主席。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两信的发出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显。信中的“衡老”即救国会的老家长沈钧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系指伯钧先生还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断是后者。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是父亲与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一语，当指此事。
但救国会内部当时也有不少纠纷，父亲翌年即因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问题的分歧，退出了救国会。他在回忆录《我和救国会》中谈到申府先生和沈老的矛盾，周天度先生主编《救国会》一书时，将此文收入。申府先生对于这类不愉快的往事，往往不愿意多说，曾表示希望将这句话删掉。我商之天度先生，他说：“还是要保留，当时确实有人事纠纷。”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拒绝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周恩来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后，仍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盖因历年出版的民主党派历史，多以党史为蓝本；甚至在党史研究已经向历史真相靠拢时，民主党派史的研究仍然滞后。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
“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 ‘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
“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革”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象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博览广搜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象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 “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 ；“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
对于，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被人误解了。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迷恋现实，必无之可说。脱离现实，也必失其根据。” 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 “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 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唯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 。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完）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16日《社会科学报》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发表于：2010-07-28 15:31:50
历史尘封的哲人
记张申府先生
章立凡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一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革”的劫难，一个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 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象《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二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 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 在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三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四 建党退党：从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五 国难深重：参政迎头遭“尚黑”
“无私心不发公论。”
你不必批评人，待机会给你，你也是这样作的。
你不妨批评人，待你这样作时，同样受批评，就是了。
您批评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对的么？
张申府《肺腑语》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我在抗战时到开封劳军二十多天后到陕西，原拟赴延安。在西安办事处见到习仲勋，用电话联系，当地气候恶劣，于是飞到成都，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到重庆后即发生与蒋介石冲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 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
六 党派联合：吾兄主持之成果
人生而无理想，人生值不得生活；人生而有理想，非有相当的疑，非有相当的作，非有相当的求，必不会趋近而实现。
张申府《所思》（其二）
民主宪政，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至今仍未放弃。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的民主运动，是我比较关注的一段历史。
虽然申府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多已淡忘，但保留了邹韬奋先生在1939年11月给他的两封信，兹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昨日座谈会事，结果不坏，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成果，深为佩慰，特此慰劳。
昨日所决三点，当待积极推动与督促，始能有实际功效。衡老一时尚未能来，须多多偏劳吾兄，尚希再接再厉，至所珍祷。即颂
大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六日
申府吾兄：
日前奉一函谅蒙察阅。顷得衡老来函，云飞机票买不到，须十四五始有，其势不能提早赶回矣。明日所商之问题，似应推动最后推定之，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以免聚餐时匆匆而散，无具体成就，因时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为盼。即颂
早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申府先生对信中所谈之事，记忆已经模糊。最近我又重新考证了一下，这两封信，应当是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重要文献。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当时经常召开的“宪政座谈会”，会务例由申府先生一人办理。但他很有民主作风，开会时总是请别人做主席。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两信的发出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显。信中的“衡老”即救国会的老家长沈钧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系指伯钧先生还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断是后者。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是父亲与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一语，当指此事。
但救国会内部当时也有不少纠纷，父亲翌年即因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问题的分歧，退出了救国会。他在回忆录《我和救国会》中谈到申府先生和沈老的矛盾，周天度先生主编《救国会》一书时，将此文收入。申府先生对于这类不愉快的往事，往往不愿意多说，曾表示希望将这句话删掉。我商之天度先生，他说：“还是要保留，当时确实有人事纠纷。”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拒绝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周恩来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后，仍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盖因历年出版的民主党派历史，多以党史为蓝本；甚至在党史研究已经向历史真相靠拢时，民主党派史的研究仍然滞后。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
“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 ‘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
“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革”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象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博览广搜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象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 “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 ；“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
对于，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被人误解了。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迷恋现实，必无之可说。脱离现实，也必失其根据。” 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 “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 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唯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 。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完）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16日《社会科学报》
回复: 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发表于：2010-07-28 15:31:50
历史尘封的哲人
――记张申府先生
章立凡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一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革”的劫难，一个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 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象《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二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 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 在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三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四 建党退党：从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五 国难深重：参政迎头遭“尚黑”
“无私心不发公论。”
你不必批评人，待机会给你，你也是这样作的。
你不妨批评人，待你这样作时，同样受批评，就是了。
您批评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对的么？
――张申府《肺腑语》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我在抗战时到开封劳军二十多天后到陕西，原拟赴延安。在西安办事处见到习仲勋，用电话联系，当地气候恶劣，于是飞到成都，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到重庆后即发生与蒋介石冲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 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
六 党派联合：吾兄主持之成果
人生而无理想，人生值不得生活；人生而有理想，非有相当的疑，非有相当的作，非有相当的求，必不会趋近而实现。
――张申府《所思》（其二）
民主宪政，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至今仍未放弃。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的民主运动，是我比较关注的一段历史。
虽然申府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多已淡忘，但保留了邹韬奋先生在1939年11月给他的两封信，兹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昨日座谈会事，结果不坏，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成果，深为佩慰，特此慰劳。
昨日所决三点，当待积极推动与督促，始能有实际功效。衡老一时尚未能来，须多多偏劳吾兄，尚希再接再厉，至所珍祷。即颂
大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六日
申府吾兄：
日前奉一函谅蒙察阅。顷得衡老来函，云飞机票买不到，须十四五始有，其势不能提早赶回矣。明日所商之问题，似应推动最后推定之，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以免聚餐时匆匆而散，无具体成就，因时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为盼。即颂
早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申府先生对信中所谈之事，记忆已经模糊。最近我又重新考证了一下，这两封信，应当是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重要文献。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当时经常召开的“宪政座谈会”，会务例由申府先生一人办理。但他很有民主作风，开会时总是请别人做主席。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啭；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两信的发出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显。信中的“衡老”即救国会的老家长沈钧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系指伯钧先生还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断是后者。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是父亲与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一语，当指此事。
但救国会内部当时也有不少纠纷，父亲翌年即因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问题的分歧，退出了救国会。他在回忆录《我和救国会》中谈到申府先生和沈老的矛盾，周天度先生主编《救国会》一书时，将此文收入。申府先生对于这类不愉快的往事，往往不愿意多说，曾表示希望将这句话删掉。我商之天度先生，他说：“还是要保留，当时确实有人事纠纷。”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拒绝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周恩来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后，仍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盖因历年出版的民主党派历史，多以党史为蓝本；甚至在党史研究已经向历史真相靠拢时，民主党派史的研究仍然滞后。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
“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 ‘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
“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革”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象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博览广搜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象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 “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 ；“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
对于，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被人误解了。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迷恋现实，必无之可说。脱离现实，也必失其根据。” 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 “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 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唯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 。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完）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16日《社会科学报》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发表于：2010-07-28 15:31:50
历史尘封的哲人
――记张申府先生
章立凡
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少年时代翻阅父亲书架上的《新名词词典》，读到“张申府”这个词条，关于他的历史只简述到被民盟开除盟籍为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于是向父亲询问。他回答说：“申府先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在救国会的老同事。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犯了错误，如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养起来了。”
一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革”的劫难，一个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 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象《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二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 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 在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三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四 建党退党：从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五 国难深重：参政迎头遭“尚黑”
“无私心不发公论。”
你不必批评人，待机会给你，你也是这样作的。
你不妨批评人，待你这样作时，同样受批评，就是了。
您批评人，必是人家不合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对的么？
――张申府《肺腑语》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这段历史已见诸很多史料，这里就不重复了。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我在抗战时到开封劳军二十多天后到陕西，原拟赴延安。在西安办事处见到习仲勋，用电话联系，当地气候恶劣，于是飞到成都，又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到重庆后即发生与蒋介石冲突之事。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 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
六 党派联合：吾兄主持之成果
人生而无理想，人生值不得生活；人生而有理想，非有相当的疑，非有相当的作，非有相当的求，必不会趋近而实现。
――张申府《所思》（其二）
民主宪政，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至今仍未放弃。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的民主运动，是我比较关注的一段历史。
虽然申府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多已淡忘，但保留了邹韬奋先生在1939年11月给他的两封信，兹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昨日座谈会事，结果不坏，是皆吾兄辛苦主持之成果，深为佩慰，特此慰劳。
昨日所决三点，当待积极推动与督促，始能有实际功效。衡老一时尚未能来，须多多偏劳吾兄，尚希再接再厉，至所珍祷。即颂
大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六日
申府吾兄：
日前奉一函谅蒙察阅。顷得衡老来函，云飞机票买不到，须十四五始有，其势不能提早赶回矣。明日所商之问题，似应推动最后推定之，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以免聚餐时匆匆而散，无具体成就，因时期已迫也。弟已有一信致章先生，仍乞兄鼎力加工为盼。即颂
早安
弟 韬奋 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申府先生对信中所谈之事，记忆已经模糊。最近我又重新考证了一下，这两封信，应当是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重要文献。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当时经常召开的“宪政座谈会”，会务例由申府先生一人办理。但他很有民主作风，开会时总是请别人做主席。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啭；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两信的发出时间正好在这一时段。从书信的内容来看，申府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昭然凸显。信中的“衡老”即救国会的老家长沈钧儒先生，“左”即左舜生先生，而“章”系指伯钧先生还是先父乃器先生，我判断是后者。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信约》和《简章》，是父亲与左舜生一同起草的，故信中“希左、章诸先生在事前作充分之准备”一语，当指此事。
但救国会内部当时也有不少纠纷，父亲翌年即因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问题的分歧，退出了救国会。他在回忆录《我和救国会》中谈到申府先生和沈老的矛盾，周天度先生主编《救国会》一书时，将此文收入。申府先生对于这类不愉快的往事，往往不愿意多说，曾表示希望将这句话删掉。我商之天度先生，他说：“还是要保留，当时确实有人事纠纷。”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拒绝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周恩来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后，仍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盖因历年出版的民主党派历史，多以党史为蓝本；甚至在党史研究已经向历史真相靠拢时，民主党派史的研究仍然滞后。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
“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 ‘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
“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革”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象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博览广搜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象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 “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 ；“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
对于，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被人误解了。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迷恋现实，必无之可说。脱离现实，也必失其根据。” 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 “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 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唯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 。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完）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16日《社会科学报》
回复: 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蒸发密令
蒸发密令
回复: 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RR
RR
回复: 柠檬花园--加拿大第十山地师
师长的心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他不可能不来。lemon25消失后，来这里的都是老朋友，而且这里一定有柠檬。
俺的赶脚，自由万岁（FreeU13）的风格很像师长。
师长的心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他不可能不来。lemon25消失后，来这里的都是老朋友，而且这里一定有柠檬。
俺的赶脚，自由万岁（FreeU13）的风格很像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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