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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
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慕容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