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毛糞,該你替共匪獻丑了。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0余起
三坑污粪,来帮你美爹洗地吧!
 
1930年美国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被饿死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0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全美有330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冒着怀孕的危险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到街上卖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 40%!

胡佛总统曾经要求喜剧演员通过给人们以欢笑减轻大家的心理压力。纽约大街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摘自《富兰克林·罗斯富全传》

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

以下美国人口数据是从美国人口统计局和劳工部的网页查得。

1900年7621万
1910年9222万
1920年1亿602万
1930年1亿2320万
1940年1亿3216万
1950年1亿5132万
1960年1亿7932万

美国自立国起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应该很有经验和准确。我们做以下统计和比较

就可以得知美国人口在各年份增长的情况:

1900~1910年,增加1601万人;
1910~1920年,增加1380万人;
1920~1930年,增加1700万人;
1930~1940年,增加 896万人;
1940~1950年,增加1916万人;
1950~1960年,增加2800万人。

我们可以看出,在从1900年~1960年期间,美国平均以1700万人(每十年)的速度增长,但在1930年~1940年出现了异常情况,人口仅增长了不到900万人,比正常情况减少800多万人。而1930年~1933年美国暴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饿死2亿人

作者:天下和谐
有关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网上谈的人很多。好象关注民国时期的大饥荒的人不是很多。其实,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下面我整理了部分资料,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大饥荒的一些资料,供网友们参考。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手头上资料不多,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 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以下照片就真实的记录了这段历史:
















前一刻这个饿倒在路边的小孩还在记者的照相机里望着希望能得到吃的

不久后,他就饿死在了街头

长江码头



国民政府开设的救灾粥厂

一名饿死的饥民医生正在做最后的死因确定

前往难民营的灾民

面部严重损毁的饥民正在对着摄影师乞食

黑心商人囤积居奇的粮食

给严重感染的饥民儿童洗澡

一名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前往难民营

在难民营内灾民自己搭建的简易帐篷

严重饥饿的儿童在喝了牛奶以后,因为一下喝得太急,发生了呕吐

在难民营里面休息的孩子

身上裹着棉絮的饥民

饥民向赈灾的修女索要粥

干枯绝收的农田,已经九个月没有下雨了

难民点的一个小孩

在米店门前乞讨的饥民

灾民聚集在男子周围等着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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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干枯绝收的农田,已经九个月没有下雨了

毛糞,

你國餓死四千5百萬人的時候,幾個月沒下雨?
日本鬼子進攻到了哪個省?
你國畝產萬斤全世界贈送糧食算咋回事?
 
干枯绝收的农田,已经九个月没有下雨了

毛糞,

你國餓死四千5百萬人的時候,幾個月沒下雨?
日本鬼子進攻到了哪個省?
你國畝產萬斤全世界贈送糧食算咋回事?


中华民国和日本在抗战卖国条约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国民党承认满洲国,出卖东三省,故国民党一直称8年抗战,因为不敢提1937年之前的各项卖国条约。

中华民国和美国在抗战后签订的卖国条约

《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美机在中国领空作军事调查的充分权利。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美国对中国货币的独占权。

《成渝铁路修建协定》:一九四六年五月成立,美国有此铁路权利。

《中美航空协定草案》: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成立 美国对中国领空权。

《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一九四六年九月 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入使用

《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在北京签订。美帝国主义在华治外法权的复活。

《粤汉铁路借款协定》: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规定美国有投资修建权。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订,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顾维钧在纽约美全国对外贸易会议上的演辞。)。

《中美航空协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中国领空主权,从此全部归入美国掌握。

《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一九四七年一月宣露,

《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一九四七年七月成立,规定美国对两铁路有权管理建筑。

《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哈瓦那(日内瓦)成立,中国关税自主权扫地无余。

《美军驻华美蒋秘密协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为蒋政府所宣布,美国就这样攫得了对中国作无限占领的“合法”权利。

《中美救济协定》: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宣布成立,美国取得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领导权。

《中美海军协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成立, 这是同年十月公布的美军驻华协定的扩大。

《双边协定》: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在南京签订,美国和各美占领区商品来华倾销。     

《中美农业协定》: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在南京以“换文”方式成立

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 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中华民国和苏联卖国条约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8月14日签订,承认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支持国民党内战。长春铁路中苏共有、苏联货物免关税

《关于大连之协定》和《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苏联控制大连和旅顺。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苏联协议完整地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并终结了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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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中美农业协定》: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在南京以“换文”方式成立

看來只有學毛臘肉不和別國交往,才是沒有賣國
毛糞你國巨額外匯儲備是罪大惡極了。
 
《中美农业协定》: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在南京以“换文”方式成立

看來只有學毛臘肉不和別國交往,才是沒有賣國
毛糞你國巨額外匯儲備是罪大惡極了。
你美爹派尼克松和毛谈建交真他妈罪大恶极!!!
 
新版《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爱党爱国……了解党史国情!
了解党史,大吃一惊——为啥我党的总书记总是在叛党、反党?
第一任陈独秀叛党!
第二任瞿秋白叛党!
第三任向忠发叛党!
第四任博古反党!
第五任张闻天反党!
第六任毛泽东家属变成反革命(妻江青、侄毛远新)!
第七任华国锋走反动路线!
第八任总书记胡耀邦走反动路线!
第九任赵紫阳反党!
这到底是什么组织如此荒谬绝伦?
得想一点办法,首先要保证党的总书记绝对忠诚于党……
希望有关部门辟谣!
 
新版《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爱党爱国……了解党史国情!
了解党史,大吃一惊——为啥我党的总书记总是在叛党、反党?
第一任陈独秀叛党!
第二任瞿秋白叛党!
第三任向忠发叛党!
第四任博古反党!
第五任张闻天反党!
第六任毛泽东家属变成反革命(妻江青、侄毛远新)!
第七任华国锋走反动路线!
第八任总书记胡耀邦走反动路线!
第九任赵紫阳反党!
这到底是什么组织如此荒谬绝伦?
得想一点办法,首先要保证党的总书记绝对忠诚于党……
希望有关部门辟谣!
美帝第一任总统是吃软饭的大奴隶主、奴隶贩子、战争狂魔、种族屠杀刽子手、无儿无女孤独终老;
美国两任总统林肯、肯尼迪被暗杀惨死,至今无真相
 
一旦拿起漫罵和人身攻擊作為辯護之詞,只能說明你已經輸得一干二凈了。
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考拉不是熊

小猫是我大哥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




  │1957│ 64,653 │ 34.03 │10.80 │ 23.23 │




  │1958│ 65,994 │ 29.22 │11.98 │ 17.24 │




  │1959│ 67,207 │ 24.78 │14.59 │ 10.19 │




  │1960│ 66,207 │ 20.86 │25.43 │ -4.57 │




  │1961│ 65,859 │ 18.02 │14.24 │  3.78 │




  │1962│ 67,295 │ 37.01 │10.02 │ 26.99 │




  │1963│ 66,172 │ 43.37 │10.04 │ 33.33 │




  │1964│ 70,499 │ 39.14 │11.50 │ 27.64 │




  │1965│ 72,538 │ 37.88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拔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已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文章作者是你爹啊,你也相信?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咱爹咱娘,没有咱爹咱娘就没有咱, 这个论坛就一直静悄悄。 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家园网。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咱爹咱娘,没有咱爹咱娘就没有咱, 这个论坛就一直静悄悄。 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家园网。
没有毛主席,今天中国人口可能还没有美国印第安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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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震惊!中国大陆大饥荒缺的不是粮食!

1959~1962年饿死3775万人的惨剧[1],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俄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不缺粮:

自 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 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 南......[2]

雷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 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3]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 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 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 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 买到一九七 ○年。"[6]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 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 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据中共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 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 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 (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 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9]

真是恬不知耻!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 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 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 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 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 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 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

工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 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 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饿浮遍野的年代,毛泽东等中共大佬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 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 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 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 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 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 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 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 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是给屁民吃的!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惨无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和粮: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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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信陽事件

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一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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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对于当时(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 达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 但是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 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 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 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

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令开仓放粮就可以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 就连信阳那么死亡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

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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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孟昕、錢楠筠等教授研究大饑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饑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畫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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