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Faria
- 发布时间 2016-08-01
廖家安: 当局的思路还是先抓人再找罪名|推倒高瑜“莫须有”罪名(3)|明镜
其实不是一个“七不讲”的泄密问题，如果是有关部门发现“七不讲”泄密了，去查是谁泄的密，案宗不会这么复杂。所以还是先抓人，再找罪名…..
编者按：高瑜或许可以算当代中国最具有世界声誉的新闻记者——她先後荣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 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近年来，年届古稀的高瑜笔锋不老，身居北京的她，密切关注、及时反映中国的变化，凝聚共识，呼吁宪政。2014年4月24日，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运牵动海内外衆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讯新闻网和中国研究院联合举行研讨会，来自中 国、美国、德国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纷纷发言。明镜新闻网记者根据录音整理了这些发言，除个别人士未能联络到外，都经过了本人审订。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4-9-8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8-2
韦石：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对高瑜比较熟悉，或者见过高瑜。中国比较残酷的地方就在这儿：刚刚还坐在一起讨论，过一段不知道谁就“进去”了。博讯的撰稿者中经常有人被抓，我与他们经常联系，两三天没有露面，我就有这个担心。对於被抓的人，有些我们没有报道，例如向南夫同案被抓的还有一个人，比向案还提前两三个月，现在关押在广西，我们一直没有公开。高瑜被捕以後，各界反响很强烈，博讯刊登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为高瑜呼吁，讲高瑜在“六四”中的一些事迹，作者叫廖家安，今天也在座。他是人大的硕士，在读博士期间因为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被判刑。
廖家安（旅美学人）：
我今年刚来美国。高瑜老师和我师出同门，她是丁子霖的学生，我是丁教授的先生蒋培坤的研究生。
我来美国不久就得知高老师被抓，十分关注。看到海外华文媒体对高老师的报道，形象很含混，我跟郭宝胜谈怎麽能帮助高老师——但是也有担忧：是不是可能帮倒忙？後来我们就商量，我先写一篇文章，主要想写高老师是一个什麽样的人，帮助别人去了解她。像今天各位谈的，都有助於大家认识高瑜是一个什麽样的人。
我本人跟高老师有二十多年的接触，那还是在人民大学的时候。1990年8月28日她第一次放出来之後，过了两天，她得知丁子霖的孩子死在“六四”，去看望丁子霖，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1989年以後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关起来了，我们不服气，还在讨论一些问题，还在人民大学组织学生社团——胡平老师的杂志上介绍过，在1989年以後的高校社团中，我们算是比较有影响的，也编杂志，高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指点。我们那时对政府不满，高校当时有思想的那些人基本上逃的逃了，沈默的沈默了，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何家栋、张显扬这样一批人认识，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为我们出杂志捐钱。
刚才有人说我是军涛多年前的粉丝。爲什麽这样说？当时我们看到了高瑜报道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的案子，看到他们的辩护词，受到了极大震动，还复印下来，好给社团中的年轻人看。我们期待着有人能站出来为“六四”说话，而不是抹黑“六四”，我对王军涛当时为“六四”辩护感到非常钦佩。在这种感召下我们也做了些活动，也把自己送到秦城监狱去了。
“六四”两周年，我们在北大撒了些传单，挂了“我们永远不忘六四”的条幅。当时国际上四大通讯社比较关注学生“六四”还有什麽活动，《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个时候大家和海外媒体联系很少，是通过高老师的渠道，得到了海外的声援和支持，包括我的家人请律师的费用和我在监狱里的费用，其实都是通过高瑜向海外呼吁得到的。
我这些年来主要转到教育领域里去了，不太想掺合到政治中间来。为什麽後来还是不能厕身事外，要站出来？主要还是为高老师感到很难过。我和丁子霖通电话，她谈到高老师请律师了，律师没有谈到钱的问题，但律师事务所谈到了钱的问题，她家人委托办理，需要交20万。丁老师觉得这个钱应该出，不要让高瑜觉得因为钱的问题要换律师，感觉不好，律师也和她熟悉，也没有说要给了律师事务所钱才办事。当时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凑钱。我看到这种情况，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谈了我了解的高瑜的情况：她是一个天才记者，她还为许多在国内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了帮助的渠道，她也是“天安门母亲”这件事最开始的推手——没有高瑜，那个群体也不能那麽快地形成。文章在博讯发表之後，没想到博讯影响力还挺大，有很多回馈，包括媒体的回馈和普通读者的回馈，有的人说愿意帮高瑜的孩子出国，前几天还有个美国西岸的女士讲非常喜欢高瑜，愿意为高瑜买机票，等等，我感到很温暖！
目前我希望尽我的力量来帮助高瑜。当时我被抓起来时，我的家庭是农民，更没钱，让家人来为我筹集律师费是对他们的双重伤害。所以我想，对高瑜这次的事，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她的家人。她的儿子原来没有工作，今年刚刚可以打点零工，又在取保候审期间。高瑜老师的政治光谱在哪里，说实话我也不太知道，我们和人大校友就是想为她做一点事，当年高瑜帮助过我们，我们应该回馈她。
高瑜的案情，应该说比较简单，律师看了卷宗，卷宗很厚，共12卷，但是因为没有给钱，家属就不太好要求律师怎麽做，律师也非常忙，最近又出去十天，卷宗还没看完。案情很简单，主要就是“七不讲”，但是卷宗很复杂，12卷！大致我们也能推论出来，它其实不是一个“七不讲”的泄密问题，如果是有关部门发现“七不讲”泄密了，去查是谁泄的密，案宗不会这麽复杂。所以还是先抓人，再找罪名，估计是这种思路。
编者按：高瑜或许可以算当代中国最具有世界声誉的新闻记者——她先後荣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 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近年来，年届古稀的高瑜笔锋不老，身居北京的她，密切关注、及时反映中国的变化，凝聚共识，呼吁宪政。2014年4月24日，高瑜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高瑜的命运牵动海内外衆多人士的心。9月8日，博讯新闻网和中国研究院联合举行研讨会，来自中 国、美国、德国的多位她的校友、同行，纷纷发言。明镜新闻网记者根据录音整理了这些发言，除个别人士未能联络到外，都经过了本人审订。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4-9-8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8-2
韦石：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对高瑜比较熟悉，或者见过高瑜。中国比较残酷的地方就在这儿：刚刚还坐在一起讨论，过一段不知道谁就“进去”了。博讯的撰稿者中经常有人被抓，我与他们经常联系，两三天没有露面，我就有这个担心。对於被抓的人，有些我们没有报道，例如向南夫同案被抓的还有一个人，比向案还提前两三个月，现在关押在广西，我们一直没有公开。高瑜被捕以後，各界反响很强烈，博讯刊登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为高瑜呼吁，讲高瑜在“六四”中的一些事迹，作者叫廖家安，今天也在座。他是人大的硕士，在读博士期间因为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被判刑。
廖家安（旅美学人）：
我今年刚来美国。高瑜老师和我师出同门，她是丁子霖的学生，我是丁教授的先生蒋培坤的研究生。
我来美国不久就得知高老师被抓，十分关注。看到海外华文媒体对高老师的报道，形象很含混，我跟郭宝胜谈怎麽能帮助高老师——但是也有担忧：是不是可能帮倒忙？後来我们就商量，我先写一篇文章，主要想写高老师是一个什麽样的人，帮助别人去了解她。像今天各位谈的，都有助於大家认识高瑜是一个什麽样的人。
我本人跟高老师有二十多年的接触，那还是在人民大学的时候。1990年8月28日她第一次放出来之後，过了两天，她得知丁子霖的孩子死在“六四”，去看望丁子霖，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1989年以後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关起来了，我们不服气，还在讨论一些问题，还在人民大学组织学生社团——胡平老师的杂志上介绍过，在1989年以後的高校社团中，我们算是比较有影响的，也编杂志，高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指点。我们那时对政府不满，高校当时有思想的那些人基本上逃的逃了，沈默的沈默了，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何家栋、张显扬这样一批人认识，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为我们出杂志捐钱。
刚才有人说我是军涛多年前的粉丝。爲什麽这样说？当时我们看到了高瑜报道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的案子，看到他们的辩护词，受到了极大震动，还复印下来，好给社团中的年轻人看。我们期待着有人能站出来为“六四”说话，而不是抹黑“六四”，我对王军涛当时为“六四”辩护感到非常钦佩。在这种感召下我们也做了些活动，也把自己送到秦城监狱去了。
“六四”两周年，我们在北大撒了些传单，挂了“我们永远不忘六四”的条幅。当时国际上四大通讯社比较关注学生“六四”还有什麽活动，《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个时候大家和海外媒体联系很少，是通过高老师的渠道，得到了海外的声援和支持，包括我的家人请律师的费用和我在监狱里的费用，其实都是通过高瑜向海外呼吁得到的。
我这些年来主要转到教育领域里去了，不太想掺合到政治中间来。为什麽後来还是不能厕身事外，要站出来？主要还是为高老师感到很难过。我和丁子霖通电话，她谈到高老师请律师了，律师没有谈到钱的问题，但律师事务所谈到了钱的问题，她家人委托办理，需要交20万。丁老师觉得这个钱应该出，不要让高瑜觉得因为钱的问题要换律师，感觉不好，律师也和她熟悉，也没有说要给了律师事务所钱才办事。当时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凑钱。我看到这种情况，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谈了我了解的高瑜的情况：她是一个天才记者，她还为许多在国内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了帮助的渠道，她也是“天安门母亲”这件事最开始的推手——没有高瑜，那个群体也不能那麽快地形成。文章在博讯发表之後，没想到博讯影响力还挺大，有很多回馈，包括媒体的回馈和普通读者的回馈，有的人说愿意帮高瑜的孩子出国，前几天还有个美国西岸的女士讲非常喜欢高瑜，愿意为高瑜买机票，等等，我感到很温暖！
目前我希望尽我的力量来帮助高瑜。当时我被抓起来时，我的家庭是农民，更没钱，让家人来为我筹集律师费是对他们的双重伤害。所以我想，对高瑜这次的事，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她的家人。她的儿子原来没有工作，今年刚刚可以打点零工，又在取保候审期间。高瑜老师的政治光谱在哪里，说实话我也不太知道，我们和人大校友就是想为她做一点事，当年高瑜帮助过我们，我们应该回馈她。
高瑜的案情，应该说比较简单，律师看了卷宗，卷宗很厚，共12卷，但是因为没有给钱，家属就不太好要求律师怎麽做，律师也非常忙，最近又出去十天，卷宗还没看完。案情很简单，主要就是“七不讲”，但是卷宗很复杂，12卷！大致我们也能推论出来，它其实不是一个“七不讲”的泄密问题，如果是有关部门发现“七不讲”泄密了，去查是谁泄的密，案宗不会这麽复杂。所以还是先抓人，再找罪名，估计是这种思路。
我在国内已退休，拿着中国发的养老金，我又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生活，嫌太吵，噪音太大。再加上唯一的女儿又在加拿大，可以给我们办移民，所以我们就到加拿大来生活了。办移民是为了进出加拿大方便，不用老去加拿大使馆签证，也可免去入境时繁琐的问话。所以我现在是持中国护照，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侨民。既方便我回中国看望父母，又方便和女儿一家见面。再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别入外国籍了。世界现在这么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住在别人的国家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没准什么时候加拿大要反华了，全家人都入加籍了，想回中国也回不了了。当然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居安思危的意识应该有。
cic说，你们够了。
都经历过移民又决定一起回流的，夫妻一般都比较同心。不同心都不用搞这么复杂了，在加拿大估计就分了。
可能你是很有自信，但在建议别人的时候，不是说希望他们离婚，但要告诉他们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