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肃清彭惊涛余毒的时候了
蒙特利尔几万华人， 在彭惊涛做总领事的两年期间冒出几百个社团，每个社团自封会长、副会长、正副秘书长若干，就是所谓的侨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说英文，没有海外学历与文凭、没有正式工作，标准的四无人员。最突出的是华商会、社团联盟、北京同乡会、河南同乡会、山东同乡会……， 而且往往女人爱出风头远胜男人。有的人当年来，攻击中共、申请政治避难，身份解决后，摇身成为爱国爱党的积极分子（张会长、胡主任就是如此）
这些空头爱国社团都建有自己的群，共同特点是“不允许谈政治”，违者移除。
有学者说：“按说我们国家现在是百废待兴，政通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生活中对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或政府有什么新要求或不满足之处，完全可以提出来讨论交流，利于改善发展，大可不必胆怯于发声、交流、批评啊。”
微信群里，群主往往就是自封的侨领，他们动辄奉劝“不要谈政治”，其实就是做中领馆的爪牙，帮助中共在海外封杀言论。其实，这是违法加拿大价值的， 被拉黑的人完全可以去人权法院控告这些群主。
不可谈政治，因为共产党会找你麻烦，有危险，这是恐惧心理；不可谈，因为谈了也没用；不可谈，因为跟我没什么关系。这就是那些侨领的逻辑，是带着自我智力优越感的逻辑。真是奇了怪了，我们移民加拿大，这里是法治社会，这是加拿大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这点权利都不敢当真的人，真不知道他们何以当群主? 为何成侨领，谁承认你的领导？
“有时候在寒风刺骨的冬夜，我们不能要求某个人为了众人的温暖而裸奔于冰雪中寻找火源；但如果有人确实这么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满怀敬意呢？至少，我们不应该报以打击、封杀吧？”
“再者，政治的本质真有那么高大上吗？当然不是。对于个人而言，政治无非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对于群体而言，政治无非共同或不同的利益诉求。政治其实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今天拆别人的房子，也许哪天就拆到你或你亲人朋友的家；没有那么多律师之前的呼吁，罪恶的劳教制度就不会取消；当年沒有人关注孙Z刚的死亡，就不会有取消收容遣送制度；没有那么多布衣学者的坚持，至少到今天也不见得真正开放二胎；没有民间舆论的倒逼，聂树斌也许还是强奸杀人案犯”。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只许歌颂，而是可以反对，不是只能感谢，而是可以批判。批评是最好的爱国！
那些所谓的侨领，你们为吃一顿领馆免费的自助餐，有必要把自己同乡踢出群，仅因为他转载一篇弱者维权的文章？别以为不关心政治有多高尚，慕容雪村在一次演讲里说：如果你要幸福，仅有权利和金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一句话，没有关注政治的责任感，就没有匡扶正义的态度，这种人就是伪侨领，就是我们讨厌的狗屎。而尊严与权利一样，都是靠我们一点一滴去争取得来，而绝非某个政党或伟人的恩赐或无端赠与。我们都不愿意谈论政治。其实谈政治、争人权，不是为别人就为自己，就为了家庭，为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以及孩子将来的孩子的孩子……
蒙特利尔华人中的卑劣侨领（张XX， 男、邵XX， 男， 孙XX、女，李XX， 女）升红旗、照下像、喊口号就是“爱国”的行动， 广大海外华人已经厌恶至极，他们的无聊爱国除了形式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对中国毫无实际支持与帮助，又极易招致英法语主流社会的疑虑，虚名未得而实祸已至。他们只是为挣钱，让领馆给他们经济好处，上面提到几个人在列次中共外派文艺义演中靠门票收入不少。
建议加拿大立法把这些充当他国意识形态与独裁统治海外的打手的“侨领”驱除出境，让他们回到他们喜欢的共党统治之中去。
彭惊涛走了， 是中领馆肃清其在蒙特利尔余毒的时候了，回归正常，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签证、外交），身边不要整天围着些名为“侨领“实为”社会闲杂的四无人员。
某些华人把“主义”做成“生意”， 政治投机令唐人街招灾祸
28日，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在头版用半版篇幅，以悉尼歌剧院大幅照片为背景，配以中英文大字标题《欢迎来到华人城》,异常扎眼。其副标题是：“随着华裔人口增长500%，悉尼如何从‘欧洲’变为‘亚洲’？”
英国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The Coming War On China）
尽管统计显示华人在澳总人口占比尚未超过5%，却丝毫不妨碍媒体使用如此带有浓烈种族主义暗示的标题，这在标榜多元文化、种族平等的澳大利亚非常罕见。比如，澳大利亚政坛犹太裔政客相当活跃，某些城区穆斯林居多，澳媒绝不敢用“犹太人议会”或“穆斯林城”作为标题哗众取宠。
尽管民调显示对华友好在澳民意中居主导地位，但背离民意、选择华人为攻击对象仍成为近期澳部分主流媒体的秀场。在《每日电讯报》的恶俗标题之前，私营的《悉尼晨锋报》与国营的ABC电视台合作，推出系列联合报道，罗织勾连，将当地华人正当的政治参与“抹红”为中国及中共的软实力渗透，集中展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反华的中国威胁论与当地排华的种族主义的奇怪组合，引发全球关注。
尴尬的高调参政者
澳媒的情况虽显极端，但并非孤立。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及中华民族影响力持续回升，“中国威胁论”不时在一些国家沉渣泛起，当地华人则往往成为被攻击的首要对象。这背后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回避，也不容忽视：当地华社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投机风气，“唐人街形式主义”自我种祸。
近年来，澳洲亚裔不甘做“哑裔”，在政治参与方面比以往更为积极主动。在本轮澳媒的反华浪潮中，原被当作主要攻击目标的，是在澳洲主流社会有着相当影响力、积极推动亚裔参政的华裔侨领黄向墨、周泽荣。尽管相关澳媒精心策划近半年，却始终没有挖到此二人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或不检之处。
澳媒随后转而针对一些并不知名、在政治参与中比较活跃的华人，却挖出颇令华社尴尬的故事：一些如今高调“爱党爱国”、在各种“示威”场合相当活跃的人士，当年居然是靠公开宣扬反共、反华的决绝政治表态而获取澳“绿卡”;这些人士平日高调渲染与澳洲政客有亲密关系，亦被相关政客公开否定。
类似的尴尬，出现在热心参政的华社中等层次人士中，并不罕见。政治变轨角度如此之大，的确令普通澳洲人难以理解，遑论本就戴着有色眼镜的部分媒体从业者。对于澳媒来说，一个呼之欲出的合理推测似乎是：中国或中共深谋远虑，在当年那样的大风波中还埋伏下大量的“深海同志”。
被做成生意的“主义”
当然，对于如此推测，唐人街大量知情人士无非会心一笑。与唐人街人士不同，大多数澳洲人恐怕很难理解，某些华人为获取利益而进行政治投机、将“主义”做成“生意”，已相当娴熟：先塑造自己作为“中国暴政”的受害者形象，以反共反华获取绿卡，在绿卡到手后再摇身变成“爱党爱国”的侨领，以期分享中国发展的现实红利。
以政治投机的方式获取绿卡，在澳洲、美国的唐人街上绝非个案、亦非秘密，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区甚至形成相应产业链。尤其是当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实际上成为大批量“搭便车”获取绿卡的良机，仅澳大利亚一国就集中批准4万人，创下西方接收“政治难民”的纪录，其中有多少是真正为“信仰”，彼此心照不宣。当然，西方政客们未必不知道其中的猫腻，但他们需要“群众演员”的配合，双方各取所需。毫无疑问，“搭便车”者的批量涌入，本身就说明政治投机的红利相当可观，他们的行为习惯注入唐人街后，也加剧唐人街的政治作秀，令唐人街原本对故土故国的淳朴情感变得复杂而功利。
相比于扶危济困、敬老爱幼等需要低调而持久的传统社区互助活动，那些更有舞台感、更能引起媒体关注、更能令“国内领导满意”的活动，越来越热闹。比如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这本是全世界中华儿女捍卫祖产的本分，但海外华人毕竟首先是居住国的公民，不能不考虑如何将族群情感与国家效忠相结合，至少要为此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合点，以有效地向主流社会解释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如何符合居住国的长远利益。
这就需要海外华人建立与主流社会有效沟通的渠道，而非简单地上街游行。那种认为举举红旗、喊喊口号就是“爱国”的想法，不仅是懒惰、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既对中国毫无实际支持与帮助，又极易招致主流社会的疑虑，虚名未得而实祸已至。
祖籍国情感的打开方式
在任何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国家，如何摆正对居住国“国家效忠”和对祖籍国的“族群感情”之间的关系，是每个“非土著”族裔不容回避、必须正视的第一课题。无论是英格兰裔、苏格兰裔还是爱尔兰裔，无论是犹太裔还是阿拉伯裔，无论是华裔还是日裔，都必须在正视这一课题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自己对祖籍国情感的正确、恰当、有效的打开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形式主义的政治作秀若成为唐人街主旋律，不利党、不利国、不利族，甚至极易给当地唐人街招来无谓的灾祸。
我们也必须承认，唐人街形式主义的背后，除了一部分人的无知、另一部分人的投机之外，也与中国相关部门尚需更为努力克服的形式主义有关。中国相关部门应认识到，这三十多年来，包括澳洲在内，海外华人华侨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政治参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侨务政策，要清醒、客观、充分认识到华人华侨在当地扎根安居才最为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要鼓励华人华侨摆正对居住国“国家效忠”和对祖籍国的“族群感情”之间的关系，减少和避免空喊口号、表演重于实质的“唐人街形式主义爱国”。
这些对中国来说，不仅意味着必须更为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而且涉及更为深刻的政府职能转变。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唐人街形式主义对中华形象的拖累。对海外华人来说，只有少些政治投机秀，踏实勤勉，才更能够理直气壮地反击带着傲慢、自卑及偏见的无良媒体，真正融入主流社会。
蒙特利尔几万华人， 在彭惊涛做总领事的两年期间冒出几百个社团，每个社团自封会长、副会长、正副秘书长若干，就是所谓的侨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说英文，没有海外学历与文凭、没有正式工作，标准的四无人员。最突出的是华商会、社团联盟、北京同乡会、河南同乡会、山东同乡会……， 而且往往女人爱出风头远胜男人。有的人当年来，攻击中共、申请政治避难，身份解决后，摇身成为爱国爱党的积极分子（张会长、胡主任就是如此）
这些空头爱国社团都建有自己的群，共同特点是“不允许谈政治”，违者移除。
有学者说：“按说我们国家现在是百废待兴，政通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生活中对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或政府有什么新要求或不满足之处，完全可以提出来讨论交流，利于改善发展，大可不必胆怯于发声、交流、批评啊。”
微信群里，群主往往就是自封的侨领，他们动辄奉劝“不要谈政治”，其实就是做中领馆的爪牙，帮助中共在海外封杀言论。其实，这是违法加拿大价值的， 被拉黑的人完全可以去人权法院控告这些群主。
不可谈政治，因为共产党会找你麻烦，有危险，这是恐惧心理；不可谈，因为谈了也没用；不可谈，因为跟我没什么关系。这就是那些侨领的逻辑，是带着自我智力优越感的逻辑。真是奇了怪了，我们移民加拿大，这里是法治社会，这是加拿大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这点权利都不敢当真的人，真不知道他们何以当群主? 为何成侨领，谁承认你的领导？
“有时候在寒风刺骨的冬夜，我们不能要求某个人为了众人的温暖而裸奔于冰雪中寻找火源；但如果有人确实这么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满怀敬意呢？至少，我们不应该报以打击、封杀吧？”
“再者，政治的本质真有那么高大上吗？当然不是。对于个人而言，政治无非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对于群体而言，政治无非共同或不同的利益诉求。政治其实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今天拆别人的房子，也许哪天就拆到你或你亲人朋友的家；没有那么多律师之前的呼吁，罪恶的劳教制度就不会取消；当年沒有人关注孙Z刚的死亡，就不会有取消收容遣送制度；没有那么多布衣学者的坚持，至少到今天也不见得真正开放二胎；没有民间舆论的倒逼，聂树斌也许还是强奸杀人案犯”。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只许歌颂，而是可以反对，不是只能感谢，而是可以批判。批评是最好的爱国！
那些所谓的侨领，你们为吃一顿领馆免费的自助餐，有必要把自己同乡踢出群，仅因为他转载一篇弱者维权的文章？别以为不关心政治有多高尚，慕容雪村在一次演讲里说：如果你要幸福，仅有权利和金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一句话，没有关注政治的责任感，就没有匡扶正义的态度，这种人就是伪侨领，就是我们讨厌的狗屎。而尊严与权利一样，都是靠我们一点一滴去争取得来，而绝非某个政党或伟人的恩赐或无端赠与。我们都不愿意谈论政治。其实谈政治、争人权，不是为别人就为自己，就为了家庭，为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以及孩子将来的孩子的孩子……
蒙特利尔华人中的卑劣侨领（张XX， 男、邵XX， 男， 孙XX、女，李XX， 女）升红旗、照下像、喊口号就是“爱国”的行动， 广大海外华人已经厌恶至极，他们的无聊爱国除了形式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对中国毫无实际支持与帮助，又极易招致英法语主流社会的疑虑，虚名未得而实祸已至。他们只是为挣钱，让领馆给他们经济好处，上面提到几个人在列次中共外派文艺义演中靠门票收入不少。
建议加拿大立法把这些充当他国意识形态与独裁统治海外的打手的“侨领”驱除出境，让他们回到他们喜欢的共党统治之中去。
彭惊涛走了， 是中领馆肃清其在蒙特利尔余毒的时候了，回归正常，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签证、外交），身边不要整天围着些名为“侨领“实为”社会闲杂的四无人员。
某些华人把“主义”做成“生意”， 政治投机令唐人街招灾祸
28日，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在头版用半版篇幅，以悉尼歌剧院大幅照片为背景，配以中英文大字标题《欢迎来到华人城》,异常扎眼。其副标题是：“随着华裔人口增长500%，悉尼如何从‘欧洲’变为‘亚洲’？”
英国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The Coming War On China）
尽管统计显示华人在澳总人口占比尚未超过5%，却丝毫不妨碍媒体使用如此带有浓烈种族主义暗示的标题，这在标榜多元文化、种族平等的澳大利亚非常罕见。比如，澳大利亚政坛犹太裔政客相当活跃，某些城区穆斯林居多，澳媒绝不敢用“犹太人议会”或“穆斯林城”作为标题哗众取宠。
尽管民调显示对华友好在澳民意中居主导地位，但背离民意、选择华人为攻击对象仍成为近期澳部分主流媒体的秀场。在《每日电讯报》的恶俗标题之前，私营的《悉尼晨锋报》与国营的ABC电视台合作，推出系列联合报道，罗织勾连，将当地华人正当的政治参与“抹红”为中国及中共的软实力渗透，集中展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反华的中国威胁论与当地排华的种族主义的奇怪组合，引发全球关注。
尴尬的高调参政者
澳媒的情况虽显极端，但并非孤立。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及中华民族影响力持续回升，“中国威胁论”不时在一些国家沉渣泛起，当地华人则往往成为被攻击的首要对象。这背后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回避，也不容忽视：当地华社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投机风气，“唐人街形式主义”自我种祸。
近年来，澳洲亚裔不甘做“哑裔”，在政治参与方面比以往更为积极主动。在本轮澳媒的反华浪潮中，原被当作主要攻击目标的，是在澳洲主流社会有着相当影响力、积极推动亚裔参政的华裔侨领黄向墨、周泽荣。尽管相关澳媒精心策划近半年，却始终没有挖到此二人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或不检之处。
澳媒随后转而针对一些并不知名、在政治参与中比较活跃的华人，却挖出颇令华社尴尬的故事：一些如今高调“爱党爱国”、在各种“示威”场合相当活跃的人士，当年居然是靠公开宣扬反共、反华的决绝政治表态而获取澳“绿卡”;这些人士平日高调渲染与澳洲政客有亲密关系，亦被相关政客公开否定。
类似的尴尬，出现在热心参政的华社中等层次人士中，并不罕见。政治变轨角度如此之大，的确令普通澳洲人难以理解，遑论本就戴着有色眼镜的部分媒体从业者。对于澳媒来说，一个呼之欲出的合理推测似乎是：中国或中共深谋远虑，在当年那样的大风波中还埋伏下大量的“深海同志”。
被做成生意的“主义”
当然，对于如此推测，唐人街大量知情人士无非会心一笑。与唐人街人士不同，大多数澳洲人恐怕很难理解，某些华人为获取利益而进行政治投机、将“主义”做成“生意”，已相当娴熟：先塑造自己作为“中国暴政”的受害者形象，以反共反华获取绿卡，在绿卡到手后再摇身变成“爱党爱国”的侨领，以期分享中国发展的现实红利。
以政治投机的方式获取绿卡，在澳洲、美国的唐人街上绝非个案、亦非秘密，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区甚至形成相应产业链。尤其是当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实际上成为大批量“搭便车”获取绿卡的良机，仅澳大利亚一国就集中批准4万人，创下西方接收“政治难民”的纪录，其中有多少是真正为“信仰”，彼此心照不宣。当然，西方政客们未必不知道其中的猫腻，但他们需要“群众演员”的配合，双方各取所需。毫无疑问，“搭便车”者的批量涌入，本身就说明政治投机的红利相当可观，他们的行为习惯注入唐人街后，也加剧唐人街的政治作秀，令唐人街原本对故土故国的淳朴情感变得复杂而功利。
相比于扶危济困、敬老爱幼等需要低调而持久的传统社区互助活动，那些更有舞台感、更能引起媒体关注、更能令“国内领导满意”的活动，越来越热闹。比如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这本是全世界中华儿女捍卫祖产的本分，但海外华人毕竟首先是居住国的公民，不能不考虑如何将族群情感与国家效忠相结合，至少要为此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合点，以有效地向主流社会解释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如何符合居住国的长远利益。
这就需要海外华人建立与主流社会有效沟通的渠道，而非简单地上街游行。那种认为举举红旗、喊喊口号就是“爱国”的想法，不仅是懒惰、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既对中国毫无实际支持与帮助，又极易招致主流社会的疑虑，虚名未得而实祸已至。
祖籍国情感的打开方式
在任何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国家，如何摆正对居住国“国家效忠”和对祖籍国的“族群感情”之间的关系，是每个“非土著”族裔不容回避、必须正视的第一课题。无论是英格兰裔、苏格兰裔还是爱尔兰裔，无论是犹太裔还是阿拉伯裔，无论是华裔还是日裔，都必须在正视这一课题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自己对祖籍国情感的正确、恰当、有效的打开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形式主义的政治作秀若成为唐人街主旋律，不利党、不利国、不利族，甚至极易给当地唐人街招来无谓的灾祸。
我们也必须承认，唐人街形式主义的背后，除了一部分人的无知、另一部分人的投机之外，也与中国相关部门尚需更为努力克服的形式主义有关。中国相关部门应认识到，这三十多年来，包括澳洲在内，海外华人华侨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政治参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侨务政策，要清醒、客观、充分认识到华人华侨在当地扎根安居才最为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要鼓励华人华侨摆正对居住国“国家效忠”和对祖籍国的“族群感情”之间的关系，减少和避免空喊口号、表演重于实质的“唐人街形式主义爱国”。
这些对中国来说，不仅意味着必须更为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而且涉及更为深刻的政府职能转变。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唐人街形式主义对中华形象的拖累。对海外华人来说，只有少些政治投机秀，踏实勤勉，才更能够理直气壮地反击带着傲慢、自卑及偏见的无良媒体，真正融入主流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