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作者：戴老板，素材&数据支持：远川研究，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紧张，摩托罗拉集团总裁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却准备不走寻常路，决定冒险访问中国。
飞机降落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首都国际机场，在穿过了无数由测温计、白口罩和铁栏杆组成的防线后，扎菲罗夫斯基抵达了东道主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他在这里代表摩托罗拉向中国捐赠了价值1180万人民币的设备物资，并对发改委主任马凯说：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难。无独有偶，在他抵达北京20天后，高盛集团CEO亨利·保尔森的专机也降落首都机场，《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患难之中见英雄”。这些长期耕耘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高管们心里清楚，“患难之交”的身份在东方的文化和生意里，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这笔无形资产是扎菲罗夫斯基急需的，在他访华的同时，一场秘密谈判正在南方的深圳进行。
谈判的对象，是日后横扫全球的华为。到扎菲罗夫斯基访华的2003年5月，两家公司的谈判已经进行了接近一年。二者彼时体量悬殊，摩托罗拉2002年收入高达267亿美金，华为勉强超过100亿人民币。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互补性又很强：摩托罗拉电信部门的短板是核心网，这正是华为的强项。
扎菲罗夫斯基很清楚华为的价值，因此极力推动此事。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他旋即飞往深圳，督促项目组继续谈判。又经过了6个多月的反复拉锯，收购条款才最终敲定：摩托罗拉出资75亿美金收购华为100%股权，华为的6个业务部门3个独立发展，3个合并吸收进摩托罗拉[1]。
2003年12月底，扎菲罗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国，入驻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这座刚开业不久的五星级度假村，被谈判双方包下了一半房间。后来任正非回忆道[2]：“……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准。”
一张内部照片被拍了下来，运动员身材的扎菲罗夫斯基和一脸轻松的任正非在沙滩上散步，直到谈判的15年后，这张照片才公布与众。
海南亚龙湾，2003年12月，图片来源: FT
扎菲罗夫斯基对此胸有成竹。事实上，摩托罗拉CEO小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由于跟董事会严重分歧，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留任岗位直到董事会决定继任人选。出身通用电气的扎菲罗夫斯基业绩突出作风强悍，被小高尔文连续火箭提拔，在公司内部呼声极高，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选。
天雷滚滚的是，2004年1月5日，摩托罗拉董事会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银湖资本（Silver Lake）董事总经理爱德华·詹德出任CEO，扎菲罗夫斯基被判出局。詹德既不了解华为，也不重视中国，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收购，正在等待消息的华为和任正非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历史的必然往往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在那个星期，两家公司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扎菲罗夫斯基心灰意冷，更是跟新领导水火不容，这是个“空降老大”和“强势老二”之间的经典博弈，但拥有董事会支持的詹德逐渐占了上风。知道大势已去的扎菲罗夫斯基选择离职，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头担任CEO，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
并购华为的交易无疾而终，但无论是执掌摩托罗拉的爱德华·詹德，还是执掌北电的扎菲罗夫斯基，他们跟华为的纠缠和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01. 余晖：首席执行官的6辆跑车
扎菲罗夫斯基的新东家北电网络血统高贵，其诞生可以追溯到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
贝尔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里，1876年他在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后，很快就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并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来制造电话机。后来这家分公司的机械制造部门于1895年逐渐独立，并于1914年成立了北电网络的前身“北方电子”。
Northern Electric成立仪式，加拿大，1914年
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是加拿大“国宝级”科技公司，其在二战时为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军用电话、微波雷达和无线电设备，战功彪炳。后面几经重组，公司在1995年100周岁生日时更名北电（Nortel），并迎来了其诞生以来最强势的CEO：John Roth（中文名罗世杰）。
罗世杰1969年就加入北电，从工程师做起，一路做到北电的研发中心BNR（Bell-Northern Research）的总裁，并在1995年担任集团CEO。他上台时对媒体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很多人喜欢防御，而我却喜欢进攻。"而时代也给了他也一个豪赌进攻的机会：90年开启的光纤革命。
罗世杰，Bell-Northern Research,，1986年
当时光纤通信已经大规模应用，但人们普遍认为2.5G的带宽就是极限，再高的速度也不会有人用。罗世杰对此有不同看法，上任伊始就豪赌研发，带领北电开发出10G的光通信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彻底甩开最大的竞争对手朗讯，市占有率高达90%，罗世杰一战成名。
在豪赌研发的同时，罗世杰大手笔并购，先后将Bay Network、Aptis、Qtera、Cambrian等公司纳入麾下，用以完善公司的产品线。而随着90年代科技股和互联网热潮的升温，罗世杰发现一个秘密：并购可以大幅度提升股价，而资本市场似乎并不在乎你到底买的是什么。
股价跟罗世杰的奖金激励息息相关。工程师出身的罗世杰此时已经完全是一副跨国公司CEO派头：热衷豪宅、赛车和高尔夫，他需要高额的奖金来满足自己的生活。而90年代末的科技股狂热为他提供了便利，他利用泡沫化的股价进行增发并购，又进一步推高股价，形成“良性循环”。
从1997年底到2001年10月，北电花了321亿美元进行并购，但所收购公司的净资产总额全部加起来，只有11亿美元[4]。
除此之外，北电向员工，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发放了十几亿美金的股票期权，甚至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竖立在了位于Brampton总部的大堂里，上面滚动着公司股价，每个员工在路过时都在暗自计算自己的身价，而伴随着公司股价的节节高涨，公司每天都洋溢着狂热和兴奋的情绪。
北电员工参加公司组织的高尔夫球培训课，1999年
缔造这一切的罗世杰更是获益丰厚：仅在2000年就兑现了1.3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凭借着抛售股票所得，他在风景秀丽的Caledon Hills建造了华丽的豪宅，为求安静甚至把周围邻居的房产全部买下，把昂贵精致的模型火车摆在翻新的谷仓里，还在车库里塞了6辆顶级跑车。
2000年，北电的收入和股价达到了顶峰：2000年收入高达303亿美元，占据全球光纤设备市场的43％，几乎是第二名朗讯的３倍；同时总市值飙涨到2670亿美元，占据了整个多伦多交易所总市值的37%，并催发出惊人的财富效应：总部所在地渥太华的房价一年涨了60%。
参加Nortel招聘活动的人群，2000年
这一切全部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结束：科技股大幅度下跌，电信运营商纷纷破产，北电的客户数量从4000家缩水到400家，昔日的订单全部化为乌有，残存的客户宁肯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提货，超过65亿美元的产品被积压在北电的仓库中，其业绩和股价遭遇重创。
人们在回过头来复盘时，才会发现泡沫对企业的伤害：例如北电花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叫做Promatory的公司，17个月后就把公司关掉人员裁光；再比如，北电2000年花了78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Alteon Websystem，等到9年之后将其卖掉，价格只有1800万美元，缩水98%。
于此同时，公司最重要的中央研发部门BNR却被随意拆解，研发能力逐渐掉队，自2000年起，北电就再也没能推出革命性的产品。
但这一切都跟罗世杰无关了，他在2001年2月向董事会提出辞职。啼笑皆非地是，其指定的继任者，北电首席运营官Clarence Chandran不想接这个烂摊子，借口旧伤复发拒绝接班，董事会敦促罗世杰继续留任直到找到继任者，这让罗世杰非常生气，但也只好勉强同意。
最终，公司首席财务官Frank Dunn（中文名邓富康）接任北电CEO，只比任正非大两岁的罗世杰“功成身退”，拿着股票套现的巨款去过逍遥日子了。这家百年历史的公司，尽管还拥有4万名员工、8000项专利和百亿美金的营收，但已经露出了颓势，无可救药地向深渊滑去。
02. 垂危：棺材板上密集的钉子
邓富康搞财务出身，擅长控制成本，这对陷入亏损泥潭的北电来说似乎很对路，但也正是他，用“娴熟”的财务技巧又给北电捅了一刀。
互联网泡沫破灭对北电影响极大，2001年二季度亏损高达192亿美元，股价从1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影响了所有高管的奖金。因此，董事会要求邓富康在2002年之前结束亏损状态，但这在互联网寒冬的背景下谈何容易，无米之炊的邓富康只好在自己擅长的财务领域做起了文章。
当然，邓富康对于搞好业绩有很强的个人动机：他劝说董事会通过了一项议案，规定只要北电扭亏为盈，就要向管理层发放“盈利回归”奖金。二到了2004年1月，在邓富康的妙手腾挪下，北电终于回春，公布了一份靓丽的年报：盈利7.32亿美元，股价随即大涨。
Frank Dunn在北电业绩发布会，2004年
根据之前的议案，北电要向43位经理人发放总计7,000万美元的“盈利回转”奖金，其中780万美元的奖金发给了邓富康。但靓丽的业绩引起了北电独立审计师德勤和公司一位董事的怀疑，他们秘密聘请了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对财报进行审查，发现了邓富康造假的痕迹。
董事会痛定思痛，决定清理门户。2004年3月10日，北电表示要重新审计年报，推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2003年度报告，这引起舆论大哗；3月15日，邓富康以及相关财务人员被强制休假。4月5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对北电的调查。4月28日，北电解雇了邓富康。
财务丑闻给北电的棺材上又钉上了一颗钉子，不仅让股价暴跌名誉扫地，更把北电拖入了集体诉讼和巨额罚款的泥潭，最终向股东赔偿了24.5亿美元。
邓富康被解雇后，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比尔·欧文斯（当时是董事会成员）被任命为临时CEO，但很显然，北电急需一个“救世主”来拯救公司，正在这时，北电向担任摩托罗拉总裁的扎菲罗夫斯基伸出了橄榄枝，郁郁不得志的扎菲罗夫斯基正想跳槽，于是两者一拍即合。
扎菲罗夫斯基是那种标准的西方公司白人CEO：精力充沛、热爱运动、毫不疲倦。他出生于南斯拉夫，1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俄亥俄州，一点儿英语都不会说，但两年后却能考入大学。他热衷游泳和铁人三项，在摩托罗拉担任总裁时，他经常冒着30度的高温跑步，让同事瞠目结舌。
北电的新CEO扎菲罗夫斯基，2006年
困境中北电对扎菲罗夫斯基寄予厚望，甚至代他向摩托罗拉赔偿了1150万美元的跳槽违约金，但交给扎菲罗夫斯基的摊子确是一笔烂账。更重要的是，公司连年亏损和巨额罚款，已经无法承受巨额的研发投入，北电必须选择性放弃一些业务，节省资金来做重点突破。
在扎菲罗夫斯基接任北电CEO的当天，北电的股价大涨5个百分点，这位差点儿买下华为的人，能让北电起死回生吗？
03. 崩溃：大象如何被冲进马桶
2006年11月，扎菲罗夫斯基再次访问北京，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北电网络的CEO。
跟摩托罗拉一样，北电跟中国渊源很深，早在1972年，其就为尼克松和毛主席的握手提供卫星转播设备；1988年4月，北电和电子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电信合资公司；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北电捐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8000门程控交换机，号称价值400万美金，很会来事儿。
扎菲罗夫斯基此次访华的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北电在中国的市场关系，二是出席中国区总部大楼的落成典礼。大楼位于北京望京，投资3200万人民币，占地5.5万平方米，气派非凡。但时隔三年重返中国，无论是华为，还是中国的发展的速度，都让扎菲罗夫斯基感到惊叹。
北电中国区总部大楼，望京，北京，2006年
没有卖身成功的华为，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任正非后来回忆道[7]：“这个想法（卖掉华为）没能实现之后，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
走出冬天的华为，开始展露出狼性的獠牙，无论是摩托罗拉还是北电网络，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冲击。
为了节省研发费用，扎菲罗夫斯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3G技术路线上押注CDMA2000，并将UMTS（即WCDMA技术，也是当年中国联通的3G路线）部门以3.6亿美元卖给了阿尔卡特。后来结局证明：WCDMA大获全胜，CDMA2000 则被边缘化，北电在3G时代彻底沦为看客。
与此同时，华为却在重点开发WCDMA技术，国内卖不出去（3G牌照2009年才发），就出海远征，结果势如破竹，2005年的海外收入就超过了50亿美金，后来更是开发出了明星级的Single-RAN产品，横扫欧洲几乎所有运营商，让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逼近爱立信。
除了错失WCDMA之外，扎菲罗夫斯基还将押错了WiMAX。这门技术表面上是Intel、IBM和摩托罗拉等一众美国公司推动，背后推手是美国政府，后者用政治手段在3G标准提交截止9年之后，将WiMAX强行纳入成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一切紧跟美国的加拿大北电上了美国的船，并不令人意外。
后来的结局是：违背世界潮流的WiMAX路线失败，北电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无法转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财务问题进一步放大。
危急时刻，扎维罗夫斯基向加拿大政府求助，但哈珀政府拒绝了北电10亿美元援助申请，他们认为糟糕的局面是北电自己一手制造的，因此拒绝援助。但讽刺的是，200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毫不犹豫掏出137亿美元，来购买美国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股票。
终于，在2009年1月14日，北电无法偿还一笔1.07亿美元的债务利息，不得不向法院申请了破产，百年科技巨头就此终结。
破产后的北电被巨头分食：爱立信11.3亿美元买下CDMA和LTE资产，Avaya4.75亿美元收购了企业网业务， Ciena花5.21亿美元收购了光纤城域网部门，GenBand1.82亿美元收购网络电话部门。而在2011年7月，苹果、微软、爱立信等组成的财团以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6000项专利。
加拿大自由党领导人Michael Ignatieff 对此评论道[7]：“欧洲永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诺基亚和爱立信身上，但一向主张一切都要服务于美国的加拿大却允许北电资产落入外国手中。在他们宁可花血本拯救美国人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时候，他们并未想过我们能否重组加拿大人的北电，以保留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
北电总部，2000年，现为加拿大国防部所在地
北电破产对加拿大科技行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8年，北电所在的渥太华和加蒂诺地区高科技行业就业人数为5.8万人，十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4.4万人。渥太华当地媒体的一名记者伤感地写道：北电就像一头被肢解的大象，尸体被冲进下水道，什么都没有剩下[6]。
排队领取养老金和补偿金的北电员工，2009年
除了北电之外，加拿大其他科技企业也后劲不足：昔日风光无限的黑莓（RIM公司）追随诺基亚后尘，最大的芯片公司ATI被并购，最大的医药公司Valeant被曝光为“制药业的安然”。在2018年世界500强加拿大上榜的11家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等金融类公司。
在破产10年之后，昔日北电所在的安大略省也迎来新的明星企业Canopy Growth，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公司。
04. 抹黑：谁杀死了北电？
在北电破产的2009年，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一群研究人员就行动起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研究北电到底因何衰落？
这项研究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他们采访了从1997年至2009年1月期间所有北电高管人员的48％，还采访了53位北电的客户，以及若干竞争对手、记者、学者、行业观察员、产业顾问和政府官员，做了133次直接采访，收集到了343项调查报告，素材笔记多达2,500多页[8]。
报告给出了三个结论：1. 外部环境变化：北电误读市场，无法应对竞争和技术的快速迭代；2. 客户质疑 ：丑闻导致主要客户不再相信北电长期服务客户的能力；3. 缺乏弹性：北电糟糕的战略、架构、财务、人员和文化降低了公司适应全球经济衰退和竞争加剧等环境的能力。
结论相对枯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35页的报告概述中，华为被提到了0次。
2009年之后，两本研究北电衰落的出版物相继面世：Adventures in Innovation: Insid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el和100 Days: The rush to judgement that killed Nortel。在这两本研究北电破产的专著中，华为仅被提到了2次，且被纯粹称作“来自亚洲的低成本电竞争对手”。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北电研究者，都会把北电破产归咎在公司自己身上。但从2012年起，事情开始起了变化，一位叫做Brian Shields的前北电员工，开始四处散播关于华为黑客攻击北电的谣言，并将北电破产的原因直接扣给了华为：华为黑进了北电系统，所以北电破产了。
一副神秘打扮的Brian Shields，2016年
这种“要证据没有，但我偏要这么说”的态势，在2018年之前并没有多少市场，媒体也懒得理他。但在2018年之后，形势突然变化，北美媒体纷纷开始采访这位Brian Shields，CBS甚至在著名节目《60 Minutes》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这显然为“华为恐惧症”添油加火了一把。
北电的失败，是由草率并购、财务丑闻、研发失误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真正衰落是在2000年之后，此时北电技术上跟华为基本上是两条路，“华为偷走北电技术导致北电破产”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这种阴谋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就有人那么轻易地信了。
一位前北电员工在Hacker News上这样评论道：“北电消失并非因为华为，如今，中国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被当做替罪羊。”
如果说华为跟北电的破产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在北电破产后吸纳了不少人才，例如在北电做到了全球网络技术实验室主管的童文博士，其于2009年北电破产后加入了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成为华为无线通信首席科学家。他现在的身份则更加知名：华为5G首席科学家。
中间捧奖牌者为童文博士，2019年
当然，北电作为一个大型企业失败标本，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任正非面前，这是千金难买的商学院案例。华为从中得到的，远远不止几个顶级人才那么多。
05. 教训：科技企业的九死一生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一条就是：永不上市。
北电一名叫做Tom McKinney的前研发经理在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指出了北电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现任和前任北电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公司高管的所有薪酬都与股票激励相关联，这种就像特朗普一样只关心股票价格，不关注真相和长期的机制，最终决定了公司的存亡。”
北电的管理层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暴跌之后，就陷入维护股价的疲于奔命之中，却意外地造成了财务丑闻，进而大幅影响了公司对研发的投入，只能螺狮壳里做道场，在技术路线之中做“选择题”，最后却赌错了方向，丧失了所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被债务拖进破产的漩涡。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二条就是：死贴客户。
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电通过为大客户提供技术服务，与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但在90年代后期，傲慢的研发部门不再倾听客户需求，而是想当然的认为“我研发什么，你就应该用什么”。事实上，北电之所以赌错了WCDMA和WiMAX，主要原因就是离客户太远。
而反观华为，摩根斯坦利斯蒂芬·罗奇曾带队去华为考察，任正非安排同事接待，没有亲自出面。事后罗奇有些失望：“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000亿美元的团队。”任正非对此事的回应则是：“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
任正非从北电身上学到的第三条就是：居安思危。
北电在鼎盛的90年代末期，挥金如土并购如麻，却再也没有为下一代技术做提前准备，结果2000年后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没能推出过任何新的重磅产品，基本上以升级为主。导致到了2005年至2006年，大多数客户担心北电无法在未来五年内生存，不愿意做出长期销售承诺。
相反，华为居安思危的案例很多，这里讲一个小案例：研发中心二线化。
1995年至2008年间，华为在深圳一共拿到了160万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个亿，均价只有375/平，当然那个时候地便宜，地方政府自然也愿意给低价土地，在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不过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
华为的一位高管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难，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强度，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奋斗？
因此，在其他公司还在为自己物业升值而沾沾自喜时，华为已经意识到了房价会削弱年轻人的战斗力，开始把研发中心向东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等地迁移。
百年北电的破产，对电信业界和华为最大的震撼，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了科技行业的九死一生。从c&c08万门机研发的豪赌，到差点儿被摩托罗拉收购，华为其实是由无数偶然铸就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幸运的，而非历史后视镜里呈现出的必然。
06. 尾声：中国拖拉机产业的损失
2009年8月，扎菲罗夫斯基在北电破产12天后辞职，成为加拿大媒体唾弃的对象。这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标准美式公司CEO，可能到今天也无法明白：昔日弱小的中国同行，是如何一步步摘得电信领域的皇冠，营收15年狂飙60倍，并在2018年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所有媒体的焦点。
不过对于摩托罗拉那75亿美金的收购巨款，任正非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当年的想法[9]：
为了避免跟美国竞争，在十几年前我们真的想把公司出售了，连出售以后的计划都已经想好了。有一种假设，是把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中国拖拉机的最大问题是漏油、不耐高温，我们用IPD的研究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拖拉机1000美金一辆，我们把质量提高以后卖2000美金，如果走了这条路，也许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
历史没有偶然，中国拖拉机行业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这是它们的重大损失。
一位日本网友在读了任正非的采访之后，写了如下的感慨：现在，明明是最新的报告，却有种在读江户幕府末期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的文献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