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新分析：中国经济的趋势与变量：未来最有意思的事会发生在中国

[温东仔]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升国际形象，加强对外宣传，《毛泽东选集》先后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这些外文版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英译本。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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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黄洛峰对毛选出版“慎之又慎，制订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只允许少数人接触这项工作，使得现在的调查工作十分困难，因为经手过的人太少了”（王仿子：《出版委员会与〈毛泽东选集〉》，《徐永煐纪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版，213页；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

书友史博鹏藏品，书口刷金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

近年来随着资料的逐渐解密，亲历者或家属们的回忆文章开始出现，陆续披露了一些当年的工作情况，偶尔也能在拍场上见到一些亲历者们的手写资料。手边的这份证明材料名为《入党后的重要情况》，作者为曾任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主任的徐永煐。他在材料中写道：


一九五零年初到北京，本是参加联合国代表团。因为我表示不愿出国，适因英译毛泽东选集工作无人主持，遂调我到中宣部做这个工作。因中文本出版迟延，五三年底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可是基本上算是完了。中宣部的毛泽东选集英译室因此取消，未了工作交外文出版社，我奉调到外交部工作，仍负选集英文本定稿的责任。

徐永煐手稿《入党后的重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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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煐（1902-1968）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位神秘人物，现似声名不彰，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共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有关徐永煐的资料亦不多见，书肆中所见最全面的资料汇编，是徐庆来编著的《徐永煐纪年》。徐庆来对父亲的评价是：“长期旅居海外的职业革命家，新中国第一代外事干部，集体翻译主持人。”（第1页）从美国回国时，为了规避南京政府的通缉，他还使用过徐大年这个名字。

徐永煐像（1902-1968）


少年徐永煐曾负笈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继而赴美学习法律、经济。二十五岁时在旧金山加入美国共产党，他向华侨介绍国内的革命运动，宣讲五卅运动，传播抗日思想，推动和指导侨工运动，并且还主持、建立、主笔了多份进步刊物。他也是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永煐的工作重心转为支持国际反法西斯革命，传播抗日思想，支援祖国抗战。先后成立了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全体华侨抗日委员会，与当地宗社、堂会等群体结成统一战线，分发传单，开展募捐，筹钱出力培训飞行人员。并与美国共产党一起发动海员、码头工人，抵制美国政府向日本运送废旧钢铁和军用物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就是由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


1945年春，赴美国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董必武，将一批毛泽东著作和中共文件及其英译初稿交给徐永煐，让他组织审校和翻译（172页）。

1946年夏，周恩来指示徐永煐回国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成立后，徐永煐担任编译处处长，主要负责翻译《毛泽东选集》和编译土改、宣传介绍解放区文化的材料。1950年接到周恩来、李克农通知后，徐永煐进京主持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工作。

1952年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翻译人手不足，翻译处处长徐永煐主办了应急培训班，还借调了钱锺书、许国璋、吴兴华、巫宁坤等学者前来协助。因为缺乏录音设备，英共总书记波立特（Harry Pollitt，1890-1960）被邀请亲率英共领导人偕夫人来华为大会作速记员，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成员。

1960年毛选中文版第四卷出版，大病初愈的徐永煐再次受命主持英译，半年高强度的工作后，翻译是完成了，但他的身体又垮了。即便如此，病床上的徐永煐还时刻关心翻译工作，积极参与讨论。徐永煐身为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英文水平十分高超，据徐永煐夫人张淑义回忆，周恩来曾评价过，认识的中国人中英文最好的两人，一为徐永煐、一为宋庆龄（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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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英译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艰巨而漫长。全部成员都通过严格的政审，而且都是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翻译家、学者。参加工作的有：钱锺书、金岳霖、陈翰笙、王佐良、吴景荣、许国璋、陈逵、胡敦元、浦寿昌、张祥保、杨承芳、赵一鹤、袁可嘉、郑儒鍼等（见拙文《〈毛泽东选集〉英译组人物之郑儒鍼》,《上海书评》2018年2月22日）。由于其严格的保密性以及工作起迄时间漫长、成员变动频繁，到底有多少学者加入其中，至今仍无定论。笔者另藏有一册好友馈赠的人民出版社一版一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徐永煐送给哲学家、翻译家黄子通（1887-1979）教授的工作用书。徐永煐在纸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附于书后：

黄子通教授：本会送给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本，现寄上。收到后请立即回信。此致敬礼。


徐永煐 十月十六日 回信寄：北京西单堂子胡同十七号

该册毛选发行于1951年10月12日，四天后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中负责英译毛选工作的徐永煐马上将书送给黄教授。有关黄子通参加毛选英译工作的资料极少，只有笼统的一句：“50年代黄子通积极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那么这册图书也是徐永煐组织黄子通翻译毛选工作的实物证明之一，堂子胡同的地址不是徐永煐当时的住所，很可能就是英译组的办公场所。书中七八十处红蓝铅笔所作的划线、标记以及文字说明，或可证明黄子通仔细阅读并使用了这册图书。

黄子通旧藏毛选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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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的证明材料

徐永煐（大年）证明材料


徐永煐的这份证明材料，写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估计是应中央组织部审干工作的要求，外调证明冀朝鼎和孔祥熙的关系、冀朝鼎在美共中央时的工作表现以及美亚案时的情况，他逐一作了说明。在这份材料里，徐永煐披露了冀朝鼎配合孔祥熙工作的真正原因。


全文如下：

冀朝鼎同志证明材料 徐永煐（大年）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


1.一九三六年冀和孔祥熙拉上关系是由当时在美的饶漱石决定的。饶受美共中央书记白劳德的委托，指导美国党的中国同志的工作。那时冀参加美国工人日报的编辑工作，对于和国民党要人拉关系这个任务，表示犹豫。后来他终于接受了，是饶说服的结果。我也参加了这个说服工作。

2.冀参加“今日之中国”英文月刊的工作，是在美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那时美共中央的中国局经常参加指导，我是中央中国局负责人之一。冀的工作表现是好的。

3.美亚杂志案曾经牵连我本人。情况复杂，我一时不大记得清楚。不知道组织部要知道的是哪一些具体问题，和冀有什么关系，因此我感觉不知从何说起。总之在特务的打击之后，这个杂志经过一个时期便停刊了。

冀朝鼎是山西汾阳籍经济学家，徐永煐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窗、好友，也是同事。他们都于1927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也是清华毕业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时的论文名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李约瑟博士对之评价很高：“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清华甲子级同学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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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参加了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的工作，并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等人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并为之撰稿。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从事研究工作。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冀朝鼎先后“跳槽”至陈光甫、孔祥熙处从事经济工作。他在太平洋学会的职位空缺，则介绍给了徐永煐。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对冀朝鼎十分倚重。回国任职的冀朝鼎出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作为孔祥熙的重要助手，冀朝鼎陪同参加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包括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由于体型相近，孔祥熙甚至还将自己崭新的贵重西服送给冀朝鼎。能得到孔祥熙的青睐，除了冀朝鼎出色的经济学才能之外，同为山西老乡的地缘关系，以及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还是孔祥熙的老师，或许也是重要因素。

从徐永煐的证明内容来看，对这项新任命的工作，冀朝鼎开初是有不同意见的，1939年底他才刚刚在陈光甫处落脚，协助处理“桐油贷款”工作，并陪同回国视察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情况。而且冀朝鼎的家小都在美国，抛妻别子重返中国，于公于私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负责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的，是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饶漱石。在服从上级安排并被说服后，冀朝鼎回国协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工作，他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国民党政府金融状况的确切数据，使得中共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判断国民党的战争潜力。徐永煐曾向同事徐鸣说过，冀朝鼎借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之机，向他提供了不少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真实情况。华莱士回国后公开讲话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华莱士还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中共)的可能性更大。”美国政府开始着眼于中共，之后将“美军军事观察组”派至延安，中共对美外交从此开始。

冀朝鼎（1903-1963）


据经济学家薛葆鼎回忆：“据我所知，我们中国学者能够在国外产生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得到外国人钦佩的，只有两个人：冀朝鼎和陈翰笙。冀朝鼎发挥很大的作用是：孔祥熙怕美国人，要拍美国人的马屁，而美国人则拼命拍冀朝鼎，因此孔祥熙也来拼命拍冀朝鼎。”（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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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煐和冀家私交甚笃，除了与冀朝鼎八年清华同窗情谊、美共中国局同事之外，徐永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太原山西法政专门学校任预科英文教员并兼校长英文秘书，该校校长就是冀贡泉。徐永煐向冀校长学习法律问题，冀校长则向这位年轻人学习英文（67页）。1940年夏，冀贡泉加入了徐永煐组织的《美洲华侨日报》，担任过报社的总编辑。《美洲华侨日报》曾刊发过毛泽东、朱德的诗词，这也是他们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绍到美国。胡适也是该报读者。1941年2月初，他曾将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和朱德《移太行侧》《住太行春感》诗作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并作了点评。

冀贡泉主编的这份《美洲华侨日报》办得风风火火：开设专栏大量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还与当地左翼团体合作，举办多种形式的进步活动，“令华侨青年趋之若鹜”。见此情形，何应钦曾不无担心地告诫吴铁城：“（该报）为中共在美有力之宣传机关，抑且为中共在美之活动中心。……气炎尤盛。”解放初，徐永煐履历表“社会关系”一栏内还曾填写上冀朝鼎的名字，在“是否还有联系、对你有何影响”一栏，徐永煐写下了：“有联系，我批评他的时候多，他批评我的时候少。”

材料中还提到了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1891-1973），这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1934-1944年的十年间曾任美共中央总书记。他与徐永煐、冀朝鼎都很熟悉，早在1929年秋就一起交流美共工作与中国革命的情况。抗战期间白劳德率领美共给予中共很大的支持，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特地去信致谢。毛泽东写道：“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1945年7月底，正值白劳德解散美共，另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而遭到批判时，毛泽东还是对白劳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致美共新任总书记福斯特的贺电中说：“白劳德同志在其过去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曾有过许多可感谢的帮助。”而被派遣到中国抗战前线的白求恩，在去世前一天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安排后事：“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

笔者珍藏的友人馈赠：白劳德著作《给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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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末段所说的“美亚杂志案”，即著名的谢伟思案。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是美国驻华外交官，于1944年作为“美军军事观察组”成员，在延安考察近三个月，与毛泽东谈话五十余次。相比于国统区的腐朽不堪，“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谢伟思（左二）参加修建延安机场的义务劳动


谢伟思回到美国后，将自己撰写的一些中国问题报告借给《美亚》杂志主编贾飞（Philip Jaffe）阅读，因而被联邦调查局怀疑向苏联间谍提供情报，随即被捕入狱。美国报纸在头条报道的标题是惊人的《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分裂》。《解放日报》认为该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麦卡锡主义的开始。这位贾飞主编的表妹海丽（Harriet Levine Chi）是美共党员，也是冀朝鼎当时的夫人。根株牵连，徐永煐所说的“美亚杂志案曾经牵连我本人”，指太平洋学会不断受到麦卡锡主义“亲共”的指控和长期调查，迫于压力，1946年徐永煐被学会解职，随即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效力。


建国之后，冀朝鼎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努力突破外界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1963年夏，冀朝鼎突然病逝，周恩来亲自指示安排规格极高的祭礼，十五名主祭人分别是：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南汉宸、廖承志、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艾德勒。周恩来还特地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在秘密工作时期中，能出污泥而不染”，并向大家说明，冀朝鼎的贡献比在座不少人都大。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冀朝鼎的公开资料相对匮乏，这也导致外界猜测纷纷，不实消息层出不穷。陈立夫就在回忆录中把国民党金圆券改革的失利归罪于冀朝鼎，其实冀朝鼎并未参与此事；而冀朝鼎的弟弟、“红墙第一翻译”冀朝铸也曾误解：“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进入二十一世纪，对冀朝鼎的误会还在延续，资中筠所著《我所知道的冀朝鼎》（资中筠：《不尽之思》，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0月版，26页）一文中提及，冀朝鼎作为陈光甫的助手全程参加了1938年的中美“桐油贷款”，并是英文文件的起草人。冀朝鼎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桐油贷款”于1938年12月就已达成协议，而冀朝鼎迟至1939年下半年才第一次见到陈光甫，全职开始工作要到1939年的12月，所以绝无可能“全程参加”。而且陈光甫回忆过：“（我）聘他为我的秘书，写了一篇桐油贷款的报告。”“桐油贷款”金额巨大，整个项目经年累月并颇具波折，其中所需报告不会仅有一篇。根据现有材料能够肯定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冀朝鼎也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英译工作，作为定稿小组的成员之一，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在李敦白看来，冀朝鼎的意译更强调如何使翻译出来的英文能让西方读者觉得流畅通顺、琅琅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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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当年可谓动用了举国之力的毛选英译工作已渐渐隐入历史。而徐永煐为冀朝鼎写的证明材料、给黄子通送的工作用书，也同样证明着徐永煐的工作，他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徐永煐认为：“翻译是沟通国际间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思想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在1952年发表的《谈集体翻译》一文中，他阐述道：“翻译不只是精神劳动，而且是一种极其深刻细腻、曲折复杂的精神劳动。”“只要时间和人力允许，校勘次数也是越多越好。”“原著内容深奥，要求高度精密准确的译品，译稿经过大大小小十几次，以至于二三十次的修改，并不算多。”“没有高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会有高度的思想交流的。”（238-241页）徐永煐对翻译事业的耐心与负责，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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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到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再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标准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严肃而专门的领域，而他对自己的形容则始终是“读书人”，“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


2018年，何帆有了一个宏大的计划：用三十年的时间，观察、调研、记录和阐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去年12月下旬，第一卷年度报告《何帆报告2018-2019》在得到App以音频课程形式发布，图书版报告《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也于年底出版。第二卷年度报告目前正在写作之中。最近何帆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采访，对这一计划做了详尽介绍。

《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温东仔]

2018年对您个人而言，可能是一个关键年份。您“发下大愿”，要用三十年的时间观察、调研、记录和阐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否请您谈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想法的？

何帆：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去年有一次中午和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一块吃饭，聊到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和梦想》，我们俩都是这本书的粉丝。他说中国也需要属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我就口出狂言，说这套书如果我来写，会比曼彻斯特写得好。结果罗老师直接来了句，你干嘛不写呢？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

这个想法决定的时间很短，但是酝酿的时间很长。原来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工作量太大，不敢去做。那么，为什么到了2018年就下定决心了呢？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时间维度。我的调研报告从去年开始撰写，以三十年来计算，正好卡在2019年与2049年之间。这三十年，从两个角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从纵向来看，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三十年。2049年的时候，中国可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波折、受到很大挑战。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应对，是很值得观察和记录的。而从横向来看，未来三十年，全球范围内最有意思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中国。因为其他发达国家已经成型了，未来怎样，一眼就能看到头，而诸多发展中国家当中，即便有一些国家能够像中国过去四十年那样保持高速增长，大概也不会遇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能够身临其境地在中国观察这些变化。

《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是对2018年的调研报告。其中您总结了两个说法，一个叫慢变量，一个叫小趋势。对此应该怎样理解？

何帆：现在大家关心的很多东西都是快变量，比如央行“放水”了吗、美联储降不降息。短期内这些事情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很大，但长远来看，你会觉得没那么重要。而慢变量与我们的距离很远，变化的速度也很慢，大家常常会忽视它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把时间维度放到三十年这么长的话，就不得不重视慢变量。

那么，什么是典型的慢变量呢？比如人口就是个慢变量，出生率、年龄结构、这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代沟，这些对经济、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我理解的技术创新其实也是个慢变量。一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出现之后，不能直接拿来就用，大家都得去适应它。围绕这个技术进步，企业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甚至企业文化都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化最后又会影响整个社会。这个过程很可能要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维度去把握。所以，我们讲的慢变量指的是不为人察觉，但是却起着决定因素的变量。

至于小趋势，这个概念是美国未来学家马克·J.佩恩提出来的。按照他的定义，小趋势就是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一的群体出现的变化。具体到中国，过去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总是有一套宏大叙事，大家按照这个叙事的方向一起前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是体制改革，农村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有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等等。到了九十年代，宏大叙事变成了对外开放，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从此拉开了差距。历史的车轮就在一个又一个宏大叙事之下滚滚向前。现在国内、国际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就国内环境来说，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催生了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改动，都会牵扯很多不同方面；而就国际环境来说，我们即便想继续进行对外贸易，但是人家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了。遇到新的问题，我们就要寻找新的模式。所以在此之前，我们不能凭空构想一个大的趋势，未来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只能从小趋势里面去找。这就是一些边缘的、基层的地方发生的变化，它们是前沿的、交叉的，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不管现在如何，未来会成为主流。

某种程度上，我们寻找小趋势是一种“群众路线”，我们去调研大家都在做些什么，把相关经验提炼出来。其实很多基层的实践是很棒的，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经验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希望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总结和解释，对这些实践背后的逻辑做出梳理和讨论，哪些是地方性的，哪些具有普遍性，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广。

 

[温东仔]

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农用无人机、拼多多、互联网汽车、电子竞技、海尔组织模式创新、东莞多中心城市、义乌城市规模精明收缩、阿亚那社区、留守儿童小学范家小学等。您是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又是如何对它们展开研究的？

何帆：刚开始我们一般会先搭一个框架，顺着这个框架，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选择几个变量去考察。我们去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走向，那么就选择了几个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变量：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此外，又加了一个社会变量。确定不同领域的变量之后，我们先开专家座谈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提供线索，帮助我们筛选“核心故事”，也就是最后能形成报告的故事。确定核心故事之后，我们一般要去现场调研三趟，一方面是看具体的故事细节，寻找现场感，另一方面，要把故事背后的逻辑理出来，然后把不同变量串联起来。整个过程有点像探险，没有任何预设的结论。

调研农用无人机现场

比如说，我们去年最开始的时候，本来想通过电动车的故事，来展现新产业如何升级换代。但是我们调研之后发现，传统的汽车行业才是对的——汽车行业是高度集成化的，互联网那套东西很难打进去。最后，我们讲了一个老兵不死，穿上新军装的故事。又比如说，我们去调研电子竞技，本来想了解一下年轻人喜欢什么，最后我们发现，电竞看起来是新兴行业，但是，如果它想要从边缘走向主流，必须要去理解传统体育产业的精神内核，然后才能创新。

所以我们调研的时候，其实是等着现场的故事来说服自己，然后再来给这个故事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梳理，说服更多的读者。

 

[温东仔]

2018年的报告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创新，您也在很多场合谈论这个话题。那么，您对中国整体上的创新能力如何评价？

何帆：我们去年讲创新，主要关注核心技术还是应用技术更重要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年依然讨论非常多，争议也非常大。我们并不是说核心技术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你最擅长做的是什么？中国其实最擅长的是应用技术创新，因为市场规模很大，竞争也非常激烈。你要是去问中国的企业，他们与外国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答案肯定是速度快。要想在核心技术层面完成创新，教育体制、科研体制要有很大的革命性变化，而且这有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播下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后长成苍天大树，可能需要三十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能光坐着等待，还需要通过发展应用技术，培育更厚的创新土壤，反过来助推核心技术的演化。

从技术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能够看到，有时候应用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成果比核心技术更大。说到底，我们如何衡量技术，就是看它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比如说，我们去年讲了一个流水线的故事。流水线最早出现在福特汽车公司。福特的工人发现，把汽车零部件放到木头托盘上，托盘底下装上轮子，推着来回走，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就技术本身来说，流水线没什么难的，但是如今回看，你会发现，整个工业革命时代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部分是由于流水线的出现：把可以标准化的东西都标准化，然后把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效率尽可能提高，让它们相互配合——这就是工业化的逻辑。所以，最后能够为工业化塑形的，实际上是流水线，而不是内燃机这种核心技术。我觉得，最后在中国出现的应用技术创新，很可能就是一种类似流水线的东西。

福特流水线

这里可以再举一个关于应用技术创新的例子。流水线在美国出现之后，将近五十年没有变，然后出现了丰田生产方式。原来流水线上都是从前往后给单子，丰田生产方式是从后往前，从最后一个生产环节倒逼前面的生产环节，从而提升效率，可以基本上做到零仓储。福特生产方式是适应美国的，因为福特T型车造出来的时候就一款而已，连颜色都只有一种，所以它是大规模、单一化的生产。但是日本汽车市场竞争很激烈，产品很丰富，要求汽车厂商的反应速度很快，这才倒逼出了丰田生产方式，对流水线加以改进。

丰田生产方式

那么，中国的应用技术创新会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因素：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逐渐成型、而且提前超配的基础设施，以及逐渐成长起来的消费市场。这个市场在很多方面，跟日本、美国、欧洲都不一样，它的规模足够庞大，变化非常迅速，而且落差也相当之大。未来适应中国市场而出现的技术创新，也会和之前四十年我们看到的很不一样，对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更会产生巨大影响。到底会怎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年还在继续关注应用技术创新。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如何确保技术创新不断进行下去的问题。我们去年表达过一个观点：其实中国过去一直在创新，但是遭到了忽视，因为这些创新不是来自于科研院所，而主要来自于企业。曾鸣教授曾经提出一个概念，企业的创新是所谓“穷人的创新”。简单来说，就是努力寻找各种压低成本的方式，而且这些方式还不单纯是压低劳动力或者环保成本，不少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打法，保证自己能够把成本压得很低。因为中国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能够跟中国市场相比。所以，中国的企业一直在经受一种独特的、高强度的压低成本的训练。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单纯压低成本无法保证取胜的阶段了，这个时候，需要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性价比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竞争手段，也不再有一个对象让你去模仿技术——比如5G，只能是华为自己往前探索。模仿的时候很容易，自己创新，打法就不一样了。当你已经跑到前列的时候，要想让创新持续下去，最终还是要靠残酷的市场竞争倒逼出来的演化能力——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里那句名言来说：要想留在原地，必须拼命奔跑。中国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温东仔]

那么，您怎么看待目前各种经济学理论框架对创新的描述和阐释，您觉得这些观点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现实？

何帆：在我看来，通过大部分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都可能会看走眼。比如说，目前的认知框架非常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才能够催生创新。其实这是有争议的。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无法保证创新，这是肯定的。然而，知识产权保护本身并不足以激励创新。对企业来说，如果真的有特别厉害的技术创新，一般不会去申请专利，因为一旦申请专利，别人就能猜出来你在干什么——企业里有很多know-how，也就是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独家窍门。对个人来说，很多人单纯就是觉得创新好玩，也不图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激励。也正因如此，在很多创新案例里面，创新得到推广应用之后，对社会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最早提出创新的人最后反而活得很惨。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激励作用需要具体分析，从个体来看和从社会整体来看，不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就是，国外学者一谈中国经济，常常不自觉地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讨论，我一直说，企业是国有还是民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结构。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之下，举个例子，生产电视的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与民营企业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任何企业一旦在这样的市场上托大，一分钟也活不下去。反过来，现在阿里、腾讯这样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典型的垄断企业，这个时候，政府就要确保这样的垄断企业不会阻碍创新。某种程度上，阿里巴巴和腾讯未来会越来越像公用事业企业，为全体国民提供基础设施。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在提供基础设施，哪些企业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创新。

我现在倒觉得，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对理解中国现在的变化，好像更有帮助。当时英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落后于法国，但是英国技术创新的速度却比法国快。这里面有很多因素的作用，比如自然资源的差异，英国当时的煤产量非常高，这对它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领先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力量是有关系的——过去积累起来的资源，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利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吸引了很多外资企业，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优质。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持续投入，使得中国的工人，无论男女，都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和计算能力。比如中国女工至少是初中文化水平，好多还是高考落榜生，与印度的农村妇女相比存在天壤之别。

所以，要想讲好中国的故事，必须突破现在很多主流经济学的框架。我们现在就是尝试从大历史的角度，把商业、科学、技术、教育等等综合起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温东仔]

今年年初，您谈到2019年的主题是寻找中国经济的基本盘，现在今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有哪些内容可以与读者分享一下的？

何帆：去年整个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过度恐慌。我们一下子遇到了贸易冲突，又是从来没见过的打法，大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去年一直强调，在黑暗中要看到亮光，中国社会的几个主要变量都还在，一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今年我觉得大家不再过度恐慌了，而是变成了困惑和迷茫：中国经济究竟会向何处去，如果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如果坏，能坏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把调研主题定为“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到目前为止，我们初步找到的答案线索，其实跟任正非老爷子讲的很像。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无非一个字：人。

所谓基本盘有两个，一个就是你过去已经有、以后还会有的东西。例如过去这么多年建设积累下来的基础设施、技术储备，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哪怕失去了还能重新拥有的东西。任正非老爷子也讲到了，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几乎被战争摧毁了，之后能够迅速恢复，重新崛起，靠的就是受过教育的国民这个基本盘。他们的凝聚力、士气，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和组织形式，都决定了社会未来的发展。顺着这个线索，我们会去看教育体制、组织形式的变化。我们关注企二代，对一个企业来说，接班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企二代如何接班？我们关注消费者，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多没被满足，怎么去满足？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技术的变化、需求的变化而出现的供应链重新调整，中国未来会处在怎样的位置？我们关注教育，一方面我们看到，职业教育做得还不错，踏踏实实地在培养学生的技能，另一方面我们也很不客气批评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大学教育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下一代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我们想要弄明白的是，中国的年轻人会如何定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概念：市场、创新、教育、企业……一旦它们得到了重新定义，就像丰田重新定义流水线一样，我们未来理解的世界，就会和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

 

[温东仔]

您原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工作，曾参与撰写很多关于世界经济的展望和中国经济的分析报告。您过去的工作，与您现在的调研相比有什么异同？

何帆：我现在的调研跟过去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刚开始工作时主要做的是政策研究，与学院式研究还不太一样。我要给政府相关部委写报告，而不同部委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不能局限于自身狭窄的研究领域，而是被逼着练出来一种与记者类似的风格，能够很快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把研究报告写出来。当时我经常到各地调研。记得温州的民间借贷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的时候，总理还特意赶到那边去座谈。在此之前，我正好从温州回来，所以我撰写的相关报告就用上了调研中看到的事例。我的调研报告中有很多这类故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好的故事胜过一千个好的理论。你有你的理论，我有我的理论，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来说，他不能只从逻辑和理论去判断和决策，而事例的说服力会强得多。我现在的写作也会有意识地多举一些事例。

调研范家小学现场

原来的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逼着我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来思考。比如，要给中央和部委领导写研究报告，其实就是逼着你把自己放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努力地去思考和判断。这使得你看问题不会简单化，对现实情况的复杂程度有足够的敬畏，更多地去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是，现在面对的读者不同了。原来的报告写得简单清晰就行，现在还要关心普通读者想什么，怎样能够打动他们。我希望努力把道理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有情节，有冲突，有人物，有细节。

 

[温东仔]

您会模仿史景迁引用康熙文字的方式，在写范家小学的部分中引用托克维尔，而您也一直强调，您的调研报告将超越经济学和管理学，呈现出一种“大历史”的写法，这就意味着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已经相去甚远。能否请您为我们“拆解”一下，您这种写作方式的由来？

何帆：在中国经济学者中，我可能是最有意识地磨练自身写作能力的人——我把这件事当成手艺，在不断练习。对我的写作影响比较大的，是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西方的科普作家，比如理查德·道金斯。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怎么把复杂的道理讲得更生动、更清晰。一个方面是非虚构写作——《南方周末》称之为“特稿”。这类写作往往不是从一个新闻事件，而是从一个人物、一个故事切入，然后呈现全貌。从国内外的非虚构写作里面，我也有不少收获。

当然，更多的养分，来自经典的文学和电影。我的阅读面比较广也比较杂，阅读的时候常常在想，这些内容能不能为我所用？我也会有意识地向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致敬，我有篇文章的结尾其实就是有意识地模仿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电影的叙事方式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常常是一个大的镜头摇进去，再给一个小的细节，我读了很多关于如何拍电影、如何写台词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内容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表达也同样重要，怎么表达可以有很多创新，而且要根据内容和读者来加以调整。很多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里面是藏了很多梗的，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不知道这些东西，也能看得很舒服，但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看到这些梗，就会会心一笑。我想要的效果也一样。不是掉书袋式的故意炫耀，而是把梗都埋在里头，不知道的读者能够很舒服地读下去，而知道的读者会有另外一种快乐。

 

[carnegie]

国歌词作者田汉 “文革”中被逼喝尿 迫害致死

1949年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媒体披露，田汉1968年在禁闭室死的时候，名单上写的是假名，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死的时候一样悲惨。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活活被逼死。


资料显示，田汉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主编《南国月刊》，并从事话剧创作与演出实践，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1931年1月，田汉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执行委员。1932年加入中共，成为活跃在上海文艺界的一名地下党员，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多方利用舆论批国民党不抗战，将不抗日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身在上海的中共文艺家们以及左翼人士在激发中国百姓的激愤情绪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其中自然包括田汉与聂耳。1935年初，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后来的中国“国歌”创作出来。

1949年中共建政后，田汉历任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政务院（即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田汉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1968年12月10日在狱中去世，终年70岁。


香港某亲中共媒体的一个访谈节目披露了田汉狱中被迫害死的残忍一幕，让人唏嘘不已。


节目中介绍，其实田汉遭整肃并非始于“文革”，他的命运起码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定下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田汉到长沙视察工作，看到湘剧的老艺人生活非常贫困，他很沈重。他又跑到上海，很多演员都来找他诉说自己不被信任、不能演戏的痛苦。


原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屠岸介绍，因为剧目都受到控制了，比如领导人认为这个剧目可以上的才能上，否则就不能上，很多青年演员因此青春逝去，最后也没有机会演戏了。听到这些，原本就是剧作家的田汉非常同情他们。


耳闻目睹这一切，让田汉心情沈重。返回北京，他终于按捺不住，公开呼吁——他先在戏剧报上发表两篇名为《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春天请命》的文章。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在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一时间，大鸣大放大辩论进入高潮。


正当田汉满腔热情地帮助自己的党“整风”，对文艺界充满信心的时候，突然间政治风向陡转。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当日，毛泽东亲自执笔发出指示，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


根据这一指示，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


戏剧家协会理事杜高介绍，领导上定了这个吴祖光为“右派”，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剧作家，他作为戏剧电影界的最大一个右派被揪出来，并要田汉来组织对他的批判，因为田汉是戏剧家协会的负责人——但是，让田汉难堪的是，吴祖光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如此的一致。此刻他却不得不坐在台下组织对吴祖光的批判，批判的要点是吴祖光在政协上的一次发言。


对吴祖光来说，一个“右派”的罪名让他此后的人生历经磨难。晚年的吴祖光得知上述情况，还一直对田汉耿耿于怀。


1959年国庆后传达中央文件，要求联系本单位看谁有“右倾思想”，中宣部指示剧协党组批判田汉，田被批判了多次。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材料上，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江青公开以毛泽东夫人身分参加国家政治活动了。江青曾要求田汉把《红色娘子军》改成京戏，把一个反应武装斗争的戏改成京剧，田汉深感为难，曾七易其稿，几次送交江青审查，但都被退回来重写，终究没能完成。1966年文革爆发，中央文革一开始就定了四个重点整肃的部门，青年团一个，文化部一个，中宣部一个，还有就是文联。这四个单位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里面，要斗谁就斗谁，而最“出名”的就是在文联了，所有的艺术家都在那儿。那个时候，田汉是最遭罪的了。

 

[fierysteed]

楼主应该自己总结几点,然后给个全文,让感兴趣读细节的人读细节

像我们这种很忙的人,都是想知道观点先再决定是否细读

 

[温东仔]

　　上海的提篮桥​

一个因监狱出名的地方

不曾想到这里却是个

好吃好喝好玩的老街区

……

我家楼下的美食街第⑦期

带你逛一逛提篮桥

　　提篮桥没有桥​

对于提篮桥一名的由来，流传着很多版本，据说早前在下海浦上是有这么一座桥的，但是现在没有了。

​

大家之所以会知道提篮桥，大都是因为提篮桥监狱，如今提篮桥监狱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很多地方也成了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