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患肝癌去世的。从医生告诉我到他去世，18天。直到父亲火化，我都有一种荒谬、不真实的感觉，像一场梦。
多希望真的只是一个梦。
那年四月一日，把孩子送到补课老师那里，给父母买了鞋子。天气转暖了，换薄一点的鞋子。母亲说，正好。父亲坐在阳台上，试了一下，说，穿不进。我说，不会啊，这是您的鞋码。他说，我脚肿了。
那时不明白脚浮肿意味着什么。
下午，把父亲带到离我自己家不远的医院。父亲有心脏房颤的毛病，况且他觉得心脏不舒服，所以挂了心内科。医生看了看，问父亲几天没小便了，父亲说好几天了。于是，挂水。晚饭时我回家，带着饭菜再回医院，父亲已去过卫生间了，急，尿液留在了裤子和床单上。大约是利尿剂的作用吧。我从未看到过如此仓皇失措的父亲。他总是沉稳从容的，举重若轻的，不露声色间搞定一切的。一瞬间，我的心中泛起酸楚。父亲真的老了。
父亲留在了医院，再没回家。三年前他发高烧，发到昏昏沉沉，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来一下。我知道情况严重了，不然他还会扛着不说。那一次烧成肺炎，住院三个星期，把40多年的烟瘾戒了。他是老兵，去过朝鲜，见过了生死，学会了烟酒。但他没戒酒，虽喝得少了，还是喜欢。我哥告诉我，父亲最后一次喝酒是春节后的一次亲戚聚会，喝了几口，喝不下了。也许肝脏很疼吧。而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一通手忙脚乱后，是住院的各种检查。第三天做B超，医生叫我进去，让我看影像。看着屏幕上星星点点粒子后面的阴影，我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直到医生说出肝脏实质性占位，我还在妄想良性还是恶性的问题。三年前，也是住院检查，也是肝脏发现疑似占位，我托了朋友找权威专家读片，说是囊肿。从此我懂得了占位这个隐讳的医学名词。
这一次，医生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父亲的哥哥姐姐都死于同样的毛病，我本该放弃这样的幻想的，但他在苦涩的生活里比哥哥姐姐多活了十几年，让我曾经觉得他能逃脱家族的宿命。
18天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快到来不及相信。生死之间，是一条线，跨线的一瞬间，他去了永恒的那头，把我留在了声色犬马的这头。
打电话告诉我哥，脑子里有很多空白，像一部接得不好的老片子，一会儿有图像，一会儿没有。我问我自己，这三年为什么没带着父亲多跑跑医院，多检查几次身体，哪怕只是吃点保肝药，那样的话，也许这一天很久以后才会到来。
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如果父亲离开了我，我该怎么办。然后心里充满了负罪感。怎么可以这样去想爸爸呢？那时，觉得父亲是不会老的。
小时候，母亲脾气不好，父亲在家话不多。在外面，父亲大小是个干部，但在家里拿母亲没办法。母亲翻来覆去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说着说着就说到父亲头上，然后，越骂越难听。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会大吼一声爆发出来，我的心便像被一只手抓住了，喘不过气来。
高中住校，发现自己很依恋父亲，不晓得其他男孩子是不是一样。
我会想起小学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或者用砂轮机磨刀差点切断手指，父亲抱着我去医院，我把头伏在他肩上，闻着他身上的味道。骨折那年，我三年级，有点分量了，他有些气喘，边走边说：以后还皮不皮了。
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我会期待和父亲挤在一起，闻着他身上的味道睡着。很久以后我领悟到，那是汗水和烟草混合的味道。他似乎没教过我什么人生哲理，但却深深影响了我，包括他的理性和处变不惊。现在，父亲就要离开了，不可逆的结局若隐若现，我无法不惊，泪如决堤。在时间无尽的藤蔓上，生命终将凋零，但癌症会让多数人形销骨立，痛不欲生，我祈求上苍对父亲仁慈一些。
开始几天，父亲一如既往，总在病房引起笑声。病友问他什么毛病，他说开了房产（房颤）公司。有一天他对邻床说，有个地方包治百病。人家问是那里，他说，漕溪路200号。那是殡仪馆。大家哈哈大笑，是啊，去了都不想出来的。
对于死，父亲好像并不忌讳，虽然我没告诉他病情，他大概已感觉到真相。我不甘心，打电话给朋友，安排去仁济东院尽快做了核磁共振，结果和B超一致。
医生说，已经到了晚期，转院没有意义。但后面几天父亲全身发黄，查出了丙型黄疸肝炎。第十天，让父亲转院。这病会传染，不能放在普通病房。仓促之间，不知道哪里去找床位。我直接跑到六院的隔离病房，抓住白大褂就问，居然被我问着了。主任看了我给的资料，说，下午来吧，icu正好空出一个床位。
父亲说，路不远，坐你车去吧。我太缺乏医疗常识，也怕麻烦。他应该坐专门的传染病救护车，用担架送去病房的。病房在三楼，父亲是自己走上去的，只在中间停顿了一两次，喘喘气。等他到了病房，医生惊讶地问：他自己上来的？
大概绝少ICU病人是自己走到病床边的吧。
父亲在ICU病房的第四或第五天，医生对我说，你爸情况不乐观，估计时间不多了。我问：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医生说：很难说，也许一个星期，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没可能。
我不相信。怎么可能，我的父亲，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离开我。况且，他几乎没有消瘦，没有喊过疼。
病急乱投医，我去龙华医院挂了专家门诊，是10天以后的号。回到病房，父亲问，什么时候看中医？我如实回答。他说，要那么久啊！便沉沉地睡了。自从来到ICU，父亲快速虚弱下去。他变得安静，喘气更加吃力。虽然每日还会笑，但上卫生间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了。配了便盆，但他固执地不要在床上拉，好像这关乎他的尊严。
“要那么久啊！”很多年里，老想起父亲的这句话，不能释怀。谁不留恋生命，然而我能够为他做的却那么有限。面对死神的脚步，我感觉无力，挫败。
ICU第九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通知家里人来见见面吧，应该就这两天了。我还是不相信。即使是晚期肝癌，不是都能有两三个月的吗？第二天下午我进病房，父亲昏睡着，醒来后，问我，你看到沈书记走过吗？病房还住着我们认识的人吗？我说，没有，没看见啊。我想父亲大约是做梦了，后来明白，他产生幻觉了。晚上九点多，父亲睡着了，或者是昏迷了，护工说，你回去睡会儿吧。父亲到ICU 之后我哥就没来过，大约大嫂不让，怕传染。我确实累了，回家睡了。
第二天七点不到，手机响了，护工说，快来，正在抢救！
赶到病房时，看到父亲上身裸露，床边围着医生护士。医生做了电击，他的身体好像从床上弹起，头挣扎着，抗拒着插到喉咙里的管子。这是我深爱的人，我儿时英雄般的父亲。
我赶快打电话给所有人，回到床边呼唤着父亲。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我在叫他，但心电图慢慢走成了直线。
我走到病房外面，靠着墙，身体却不由自主滑了下去，泣不成声。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我哭泣。
儿时，他是我无所不能的父亲，永远允许我在饭桌上挑精捡瘦；念书时，他是好像无所不知的父亲，有刚健漂亮的字体，手指在算盘上龙走蛇舞。他是坚韧的男人，是幽默欢快的男人，走到哪里都能引发一串笑声。但病床上那个虚弱的、闭着眼睛痛苦挣扎的父亲，深深刺痛了我。
对面普通病房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爸爸三四点钟时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外面，他应该在等你吧。
我觉得我是个混蛋。很长时间里，每次想起父亲临终难受的样子，想起他睁大眼睛等待我的情景，我会不自禁地一激灵，猛烈地甩动一下脑袋，好像要挣脱什么东西。我想起自己欠父亲很多东西。他的上海牌手表坏了，让我修一下，我拖着，终于让手表不见了踪影。那时候，我戴着他凑钱给我买的英纳格手表。他的爱让我的怠慢和拖延有恃无恐，但从此后，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如此宽容我。
那天晚上，我想，父亲会不会在冰柜里醒来，会不会很冷，我不在，他会多么无助。我抱紧双臂，有些颤抖，抑制自己到医院太平间救他出来的冲动。
父亲没有太受病痛的折磨，使我心里觉得宽慰。他在病房里一直很平和，几乎没有烦躁，直到离开也没喊过疼。但他真的不疼吗，还是他已经习惯了忍受？这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谜。
办丧事时，长辈说，你爸一辈子都不愿意麻烦别人，连死亡这件事情也如此干脆，他是在照顾你。
是的吧，他总在照顾我。回想起来，他好像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很久的准备。晚年的他手头有了一些钱便总要给我们兄弟倆。每一次我拒绝，他总说，最终还是你们的，拿着吧。
有几年，每一周或两周我都要去精神病院看母亲，听她嚷嚷要出院，嘀咕她的精神多么正常，看她胖起来，温柔地提起父亲，在不狂躁的日子里，让我依稀记起那个娇小美丽、大眼睛充满柔情的小女人。我考上好学校，她告诉亲戚时，转过脸来看我的眼神就是那样的，温柔得像要把我融化，让我羞涩，局促。那些年，在医院的档案里，我成了母亲的监护人。我在心里说，妈妈，我也是爱你的，但从没说出口。如果，时代没有给她重创，她应该是我平和美丽的母亲吧，而父亲或许可以活得更久。上天让我们成了一家人，寒来暑往，风风雨雨，人间几十年相伴，然而，何匆匆。
父亲的追悼会和墓碑上，我选了一张他眉花眼笑的照片，所有人都说，这张最好。照片上的父亲那么灿烂，让我即使在丧礼中也会与他相顾一笑，好像从前的某一天，与父亲对上了眼神。在经历了最初的痛彻心扉之后，我便很少流泪。丧礼中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筹划应付，有时候是顾不上伤心了。好在上海的丧礼相对简单，我的长辈们又很照顾我。直到我致悼词的那一刻，我说，爸爸，来世我还做你的孩子。眼泪又一次汹涌而出。
火花后，我们送父亲去墓地。那是喧闹的人间四月，院里的山茶花开了，35牌座钟在房间里落寞地报时。此后的年年岁岁，花自盛开，起舞弄影，只是当年的栽花人，永别了。启程前，我看到两只粉色的蝴蝶翩翩飞过院子，飞远了。
墓地在几十里外。空墓穴打开时，我又看见两只蝴蝶钻进人群，在墓穴上飞舞几圈，然后，又飞走了。我不迷信。但这一次，我宁愿相信，这是父亲在另外一个世界用他神秘而又美丽的语言与我交流。
父亲离开后的很多年，晚上散步时，我经常会仰望天空，我相信父亲一定在那里，看着我，并且，笑着。
父亲已离去多年，今日忆起，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行文至此，泪水涟涟。
多希望真的只是一个梦。
那年四月一日，把孩子送到补课老师那里，给父母买了鞋子。天气转暖了，换薄一点的鞋子。母亲说，正好。父亲坐在阳台上，试了一下，说，穿不进。我说，不会啊，这是您的鞋码。他说，我脚肿了。
那时不明白脚浮肿意味着什么。
下午，把父亲带到离我自己家不远的医院。父亲有心脏房颤的毛病，况且他觉得心脏不舒服，所以挂了心内科。医生看了看，问父亲几天没小便了，父亲说好几天了。于是，挂水。晚饭时我回家，带着饭菜再回医院，父亲已去过卫生间了，急，尿液留在了裤子和床单上。大约是利尿剂的作用吧。我从未看到过如此仓皇失措的父亲。他总是沉稳从容的，举重若轻的，不露声色间搞定一切的。一瞬间，我的心中泛起酸楚。父亲真的老了。
父亲留在了医院，再没回家。三年前他发高烧，发到昏昏沉沉，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来一下。我知道情况严重了，不然他还会扛着不说。那一次烧成肺炎，住院三个星期，把40多年的烟瘾戒了。他是老兵，去过朝鲜，见过了生死，学会了烟酒。但他没戒酒，虽喝得少了，还是喜欢。我哥告诉我，父亲最后一次喝酒是春节后的一次亲戚聚会，喝了几口，喝不下了。也许肝脏很疼吧。而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一通手忙脚乱后，是住院的各种检查。第三天做B超，医生叫我进去，让我看影像。看着屏幕上星星点点粒子后面的阴影，我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直到医生说出肝脏实质性占位，我还在妄想良性还是恶性的问题。三年前，也是住院检查，也是肝脏发现疑似占位，我托了朋友找权威专家读片，说是囊肿。从此我懂得了占位这个隐讳的医学名词。
这一次，医生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父亲的哥哥姐姐都死于同样的毛病，我本该放弃这样的幻想的，但他在苦涩的生活里比哥哥姐姐多活了十几年，让我曾经觉得他能逃脱家族的宿命。
18天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快到来不及相信。生死之间，是一条线，跨线的一瞬间，他去了永恒的那头，把我留在了声色犬马的这头。
打电话告诉我哥，脑子里有很多空白，像一部接得不好的老片子，一会儿有图像，一会儿没有。我问我自己，这三年为什么没带着父亲多跑跑医院，多检查几次身体，哪怕只是吃点保肝药，那样的话，也许这一天很久以后才会到来。
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如果父亲离开了我，我该怎么办。然后心里充满了负罪感。怎么可以这样去想爸爸呢？那时，觉得父亲是不会老的。
小时候，母亲脾气不好，父亲在家话不多。在外面，父亲大小是个干部，但在家里拿母亲没办法。母亲翻来覆去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说着说着就说到父亲头上，然后，越骂越难听。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会大吼一声爆发出来，我的心便像被一只手抓住了，喘不过气来。
高中住校，发现自己很依恋父亲，不晓得其他男孩子是不是一样。
我会想起小学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或者用砂轮机磨刀差点切断手指，父亲抱着我去医院，我把头伏在他肩上，闻着他身上的味道。骨折那年，我三年级，有点分量了，他有些气喘，边走边说：以后还皮不皮了。
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我会期待和父亲挤在一起，闻着他身上的味道睡着。很久以后我领悟到，那是汗水和烟草混合的味道。他似乎没教过我什么人生哲理，但却深深影响了我，包括他的理性和处变不惊。现在，父亲就要离开了，不可逆的结局若隐若现，我无法不惊，泪如决堤。在时间无尽的藤蔓上，生命终将凋零，但癌症会让多数人形销骨立，痛不欲生，我祈求上苍对父亲仁慈一些。
开始几天，父亲一如既往，总在病房引起笑声。病友问他什么毛病，他说开了房产（房颤）公司。有一天他对邻床说，有个地方包治百病。人家问是那里，他说，漕溪路200号。那是殡仪馆。大家哈哈大笑，是啊，去了都不想出来的。
对于死，父亲好像并不忌讳，虽然我没告诉他病情，他大概已感觉到真相。我不甘心，打电话给朋友，安排去仁济东院尽快做了核磁共振，结果和B超一致。
医生说，已经到了晚期，转院没有意义。但后面几天父亲全身发黄，查出了丙型黄疸肝炎。第十天，让父亲转院。这病会传染，不能放在普通病房。仓促之间，不知道哪里去找床位。我直接跑到六院的隔离病房，抓住白大褂就问，居然被我问着了。主任看了我给的资料，说，下午来吧，icu正好空出一个床位。
父亲说，路不远，坐你车去吧。我太缺乏医疗常识，也怕麻烦。他应该坐专门的传染病救护车，用担架送去病房的。病房在三楼，父亲是自己走上去的，只在中间停顿了一两次，喘喘气。等他到了病房，医生惊讶地问：他自己上来的？
大概绝少ICU病人是自己走到病床边的吧。
父亲在ICU病房的第四或第五天，医生对我说，你爸情况不乐观，估计时间不多了。我问：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医生说：很难说，也许一个星期，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没可能。
我不相信。怎么可能，我的父亲，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离开我。况且，他几乎没有消瘦，没有喊过疼。
病急乱投医，我去龙华医院挂了专家门诊，是10天以后的号。回到病房，父亲问，什么时候看中医？我如实回答。他说，要那么久啊！便沉沉地睡了。自从来到ICU，父亲快速虚弱下去。他变得安静，喘气更加吃力。虽然每日还会笑，但上卫生间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了。配了便盆，但他固执地不要在床上拉，好像这关乎他的尊严。
“要那么久啊！”很多年里，老想起父亲的这句话，不能释怀。谁不留恋生命，然而我能够为他做的却那么有限。面对死神的脚步，我感觉无力，挫败。
ICU第九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通知家里人来见见面吧，应该就这两天了。我还是不相信。即使是晚期肝癌，不是都能有两三个月的吗？第二天下午我进病房，父亲昏睡着，醒来后，问我，你看到沈书记走过吗？病房还住着我们认识的人吗？我说，没有，没看见啊。我想父亲大约是做梦了，后来明白，他产生幻觉了。晚上九点多，父亲睡着了，或者是昏迷了，护工说，你回去睡会儿吧。父亲到ICU 之后我哥就没来过，大约大嫂不让，怕传染。我确实累了，回家睡了。
第二天七点不到，手机响了，护工说，快来，正在抢救！
赶到病房时，看到父亲上身裸露，床边围着医生护士。医生做了电击，他的身体好像从床上弹起，头挣扎着，抗拒着插到喉咙里的管子。这是我深爱的人，我儿时英雄般的父亲。
我赶快打电话给所有人，回到床边呼唤着父亲。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我在叫他，但心电图慢慢走成了直线。
我走到病房外面，靠着墙，身体却不由自主滑了下去，泣不成声。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我哭泣。
儿时，他是我无所不能的父亲，永远允许我在饭桌上挑精捡瘦；念书时，他是好像无所不知的父亲，有刚健漂亮的字体，手指在算盘上龙走蛇舞。他是坚韧的男人，是幽默欢快的男人，走到哪里都能引发一串笑声。但病床上那个虚弱的、闭着眼睛痛苦挣扎的父亲，深深刺痛了我。
对面普通病房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爸爸三四点钟时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外面，他应该在等你吧。
我觉得我是个混蛋。很长时间里，每次想起父亲临终难受的样子，想起他睁大眼睛等待我的情景，我会不自禁地一激灵，猛烈地甩动一下脑袋，好像要挣脱什么东西。我想起自己欠父亲很多东西。他的上海牌手表坏了，让我修一下，我拖着，终于让手表不见了踪影。那时候，我戴着他凑钱给我买的英纳格手表。他的爱让我的怠慢和拖延有恃无恐，但从此后，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如此宽容我。
那天晚上，我想，父亲会不会在冰柜里醒来，会不会很冷，我不在，他会多么无助。我抱紧双臂，有些颤抖，抑制自己到医院太平间救他出来的冲动。
父亲没有太受病痛的折磨，使我心里觉得宽慰。他在病房里一直很平和，几乎没有烦躁，直到离开也没喊过疼。但他真的不疼吗，还是他已经习惯了忍受？这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谜。
办丧事时，长辈说，你爸一辈子都不愿意麻烦别人，连死亡这件事情也如此干脆，他是在照顾你。
是的吧，他总在照顾我。回想起来，他好像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很久的准备。晚年的他手头有了一些钱便总要给我们兄弟倆。每一次我拒绝，他总说，最终还是你们的，拿着吧。
有几年，每一周或两周我都要去精神病院看母亲，听她嚷嚷要出院，嘀咕她的精神多么正常，看她胖起来，温柔地提起父亲，在不狂躁的日子里，让我依稀记起那个娇小美丽、大眼睛充满柔情的小女人。我考上好学校，她告诉亲戚时，转过脸来看我的眼神就是那样的，温柔得像要把我融化，让我羞涩，局促。那些年，在医院的档案里，我成了母亲的监护人。我在心里说，妈妈，我也是爱你的，但从没说出口。如果，时代没有给她重创，她应该是我平和美丽的母亲吧，而父亲或许可以活得更久。上天让我们成了一家人，寒来暑往，风风雨雨，人间几十年相伴，然而，何匆匆。
父亲的追悼会和墓碑上，我选了一张他眉花眼笑的照片，所有人都说，这张最好。照片上的父亲那么灿烂，让我即使在丧礼中也会与他相顾一笑，好像从前的某一天，与父亲对上了眼神。在经历了最初的痛彻心扉之后，我便很少流泪。丧礼中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筹划应付，有时候是顾不上伤心了。好在上海的丧礼相对简单，我的长辈们又很照顾我。直到我致悼词的那一刻，我说，爸爸，来世我还做你的孩子。眼泪又一次汹涌而出。
火花后，我们送父亲去墓地。那是喧闹的人间四月，院里的山茶花开了，35牌座钟在房间里落寞地报时。此后的年年岁岁，花自盛开，起舞弄影，只是当年的栽花人，永别了。启程前，我看到两只粉色的蝴蝶翩翩飞过院子，飞远了。
墓地在几十里外。空墓穴打开时，我又看见两只蝴蝶钻进人群，在墓穴上飞舞几圈，然后，又飞走了。我不迷信。但这一次，我宁愿相信，这是父亲在另外一个世界用他神秘而又美丽的语言与我交流。
父亲离开后的很多年，晚上散步时，我经常会仰望天空，我相信父亲一定在那里，看着我，并且，笑着。
父亲已离去多年，今日忆起，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行文至此，泪水涟涟。
最后编辑: 2019-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