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秋某日，上海天气舒爽。我走过某区正负门口，看到很多人，有大客车，有井查，还有拉横幅的人。我拍了几张照片，被一个井查看见。他大声呵斥：你，拍什么拍？我笑笑，想继续走路，被拦下，要我把照片删了。我气不过，仗着是“公民”，抗辩。
身边很快围了三四个人，两个便衣的，警告我，不删，就进去坐坐。作为胆小如鼠的上海男人，我立时三刻吃瘪，删了，虽然心里还是骂，MMB，和尚摸得，老子就摸不得？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拍照？大概就是觉得发在朋友群里也算是个谈资吧。不然呢? 普利策奖？
所以我老婆老骂我，你这人就是不安分。她骂比井查还管用。
晚上，和一位记者朋友微信，把这事告诉了他，一起愤愤不平。
在日本，很有一些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他们能用一连串“证据”证明，南京城里，当时的人口杀不够300,000的。
即使屠杀了300,000 + 1，流血漂杵，30万这个数字终是捏造，是谎言。
今年第一天，我国大张旗鼓，在最最最权威的TV上，将一条关于“杀死”的谣言公布于众。再次警告，一切地方都是法内之地。自然，妄言族和不安分辈都吓得屁滚尿流。
于是民众释然，幸福地生活在法内之地，受着保护，也知道这一次武汉的病毒，是“杀不死”。照样的歌舞升平，照样的国富民强，高铁如蛟龙出海，飞机划绚丽彩虹，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归思，将早早订了旅游行程去展示新四大发明的人群，送向八方四面。
及至闯了大祸，一众官员仍振振有词。说骗骗你们是出于谨慎的原则。早些预警，没有授权也没有证据。多死几个人，关卿家何事？
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样的证据。总之常识在他们眼里是个屁。死人都不算证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说动他们的证据？
想起电视剧里演过，古代也有瘟疫。那时没有基因分析，太医院也不设疾控中心，没这么一帮闲人，皇帝老子不晓得去问哪个要证据，真正是替他担忧。到底有没有瘟疫？史书上写得有，但证据何在？光靠那些死人？这在专家和官员眼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这倒是像要重写历史的。
还有说是要讲政治的。你和我讲政治，我没得办法，要认的。但你同病毒讲政治，你脑袋到底被故宫哪个门轧了？
我们终于知道，这一次李医生们所讲的“杀死”，是一条无限接近真相的谣言，是一个如同30万 + 一般血淋淋的，垫了很多人白骨的真相，虽然在最高法院的认知里，30万 + 之类的“杀死”，虽则可以宽容，终究还有捏造。平反可以，尾巴要留，免得你们以为从今以后没有法内之地了。
所以下一次我走过区正负门口，摸，还是不摸手机，依然会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身边围了三四个大汉，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是连签训诫书的勇气都没的。
我活了这么多年，心里是明白一些道理的，这其中包括，我的头上、周遭包括脚下，是有一张密密匝匝的网的，我不安分，不惟我老婆，任何一根线抽一下，就可以让我这样的升斗小民，要么绑在半空中恐惧，不晓得什么时候摔个半死，要么扔在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里，很多人照脸唾我。
我们中国人，死者为大，因此这几天，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死，大家的胆子，包括我的胆子，忽然有点肥，想起了遗忘很久的“限法”权利。今天的微信群里，有了武大十教授的公开信，引用我们的“限法”，要有关部门公开给死者平反。
教授说到底还是迂得可爱，明知“限法”限制不了他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却还要写信。
我小学一年级，第一课课文，“毛主席万岁”，第四课之后似乎有副统帅的语录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学字嘛。仰望，仰望，再仰望。但后来的故事，却不堪回首。
有一年去蒙古国，主人拉着我去一顶蒙古大帐吃饭。大帐旁边，放着几片飞机残骸，主人告诉我来自林副统帅的专机。
风吹草低，我心苍茫。
长大后就觉得，大家都是凡人，牛人是有，别人考了清华北大，你考个说不出口的学校，不能不自卑。但谁要告诉我，某人全知全能，我就会觉得，这人要么脑子瓦特了，要么，心怀叵测。
但活着活着，又有全知全能者出世，如邻国不世出姓金的，贵族气息，不怒自威。于是上下肃然，混沌立清，一言九鼎。他每年摇晃在你眼前，三千里江山，阿里郎阿里郎，一种声音，你能奈他何？
街上的人都麻木地走，搭地铁，开奔驰，向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山呼万岁。
欧洲布鲁塞尔城里，有一座小童撒尿的雕像。那小童起夜，当时欧洲也是邋遢，没抽水马桶，便直接往城墙下倾注，不意把敌人炸城墙的炸药导火线给浇灭了，救了一座城。这城的人没说这孩子是英雄，不过立了雕像永久纪念，一泡童子尿也一直滋着。
今天，也有人讲要为我们的年轻医生立像。但为什么立，似乎没有说透。
如果从此以后，我们竦身一摇，终于敢于大声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救了我们的权利，那便是他牺牲的价值，是他值得我们永世纪念的理由。
小童浇灭炸药只是幸存。城外的军队不会因为一个炸药包被浇灭就消失了。城，仍旧是被围着的，布鲁塞尔的人们还是在城里苟且着，恐惧着，不能自由地去向郊外，去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李医生没想当英雄。他是一个医者，尽医生的一份责任。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普通人，被训诫了，就喏喏地认了。正如我，心有不甘，把手机里的照片删除了。我是有些臭不要脸，因为他发出的信息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精神历程是一样的。
所有的历史巧合都聚焦到了李医生的身上，使他照亮了一段黑暗的日子。他没想做英雄，但注定是一个符号，活在国家的历史中，活在人们心里。很多人会永远记得他，因为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在病床上，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的“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医嘱足以照亮很多人的前路。
这一次的医嘱，他是用了命来签字的。
17年前的蒋医生，也有资格担当英雄这个称号的。有多少人还记得蒋医生？有人为他树立雕像了吗？连他的生死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有些人盼着大家尽快忘掉他，盼着我们早点忘记非典，猪瘟和2020年的武汉。
而我晦涩地写了那么多，蹭点热度发发牢骚，心里还是怕的。
身边很快围了三四个人，两个便衣的，警告我，不删，就进去坐坐。作为胆小如鼠的上海男人，我立时三刻吃瘪，删了，虽然心里还是骂，MMB，和尚摸得，老子就摸不得？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拍照？大概就是觉得发在朋友群里也算是个谈资吧。不然呢? 普利策奖？
所以我老婆老骂我，你这人就是不安分。她骂比井查还管用。
晚上，和一位记者朋友微信，把这事告诉了他，一起愤愤不平。
在日本，很有一些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他们能用一连串“证据”证明，南京城里，当时的人口杀不够300,000的。
即使屠杀了300,000 + 1，流血漂杵，30万这个数字终是捏造，是谎言。
今年第一天，我国大张旗鼓，在最最最权威的TV上，将一条关于“杀死”的谣言公布于众。再次警告，一切地方都是法内之地。自然，妄言族和不安分辈都吓得屁滚尿流。
于是民众释然，幸福地生活在法内之地，受着保护，也知道这一次武汉的病毒，是“杀不死”。照样的歌舞升平，照样的国富民强，高铁如蛟龙出海，飞机划绚丽彩虹，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归思，将早早订了旅游行程去展示新四大发明的人群，送向八方四面。
及至闯了大祸，一众官员仍振振有词。说骗骗你们是出于谨慎的原则。早些预警，没有授权也没有证据。多死几个人，关卿家何事？
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样的证据。总之常识在他们眼里是个屁。死人都不算证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说动他们的证据？
想起电视剧里演过，古代也有瘟疫。那时没有基因分析，太医院也不设疾控中心，没这么一帮闲人，皇帝老子不晓得去问哪个要证据，真正是替他担忧。到底有没有瘟疫？史书上写得有，但证据何在？光靠那些死人？这在专家和官员眼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这倒是像要重写历史的。
还有说是要讲政治的。你和我讲政治，我没得办法，要认的。但你同病毒讲政治，你脑袋到底被故宫哪个门轧了？
我们终于知道，这一次李医生们所讲的“杀死”，是一条无限接近真相的谣言，是一个如同30万 + 一般血淋淋的，垫了很多人白骨的真相，虽然在最高法院的认知里，30万 + 之类的“杀死”，虽则可以宽容，终究还有捏造。平反可以，尾巴要留，免得你们以为从今以后没有法内之地了。
所以下一次我走过区正负门口，摸，还是不摸手机，依然会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身边围了三四个大汉，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是连签训诫书的勇气都没的。
我活了这么多年，心里是明白一些道理的，这其中包括，我的头上、周遭包括脚下，是有一张密密匝匝的网的，我不安分，不惟我老婆，任何一根线抽一下，就可以让我这样的升斗小民，要么绑在半空中恐惧，不晓得什么时候摔个半死，要么扔在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里，很多人照脸唾我。
我们中国人，死者为大，因此这几天，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死，大家的胆子，包括我的胆子，忽然有点肥，想起了遗忘很久的“限法”权利。今天的微信群里，有了武大十教授的公开信，引用我们的“限法”，要有关部门公开给死者平反。
教授说到底还是迂得可爱，明知“限法”限制不了他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却还要写信。
我小学一年级，第一课课文，“毛主席万岁”，第四课之后似乎有副统帅的语录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学字嘛。仰望，仰望，再仰望。但后来的故事，却不堪回首。
有一年去蒙古国，主人拉着我去一顶蒙古大帐吃饭。大帐旁边，放着几片飞机残骸，主人告诉我来自林副统帅的专机。
风吹草低，我心苍茫。
长大后就觉得，大家都是凡人，牛人是有，别人考了清华北大，你考个说不出口的学校，不能不自卑。但谁要告诉我，某人全知全能，我就会觉得，这人要么脑子瓦特了，要么，心怀叵测。
但活着活着，又有全知全能者出世，如邻国不世出姓金的，贵族气息，不怒自威。于是上下肃然，混沌立清，一言九鼎。他每年摇晃在你眼前，三千里江山，阿里郎阿里郎，一种声音，你能奈他何？
街上的人都麻木地走，搭地铁，开奔驰，向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山呼万岁。
欧洲布鲁塞尔城里，有一座小童撒尿的雕像。那小童起夜，当时欧洲也是邋遢，没抽水马桶，便直接往城墙下倾注，不意把敌人炸城墙的炸药导火线给浇灭了，救了一座城。这城的人没说这孩子是英雄，不过立了雕像永久纪念，一泡童子尿也一直滋着。
今天，也有人讲要为我们的年轻医生立像。但为什么立，似乎没有说透。
如果从此以后，我们竦身一摇，终于敢于大声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救了我们的权利，那便是他牺牲的价值，是他值得我们永世纪念的理由。
小童浇灭炸药只是幸存。城外的军队不会因为一个炸药包被浇灭就消失了。城，仍旧是被围着的，布鲁塞尔的人们还是在城里苟且着，恐惧着，不能自由地去向郊外，去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李医生没想当英雄。他是一个医者，尽医生的一份责任。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普通人，被训诫了，就喏喏地认了。正如我，心有不甘，把手机里的照片删除了。我是有些臭不要脸，因为他发出的信息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精神历程是一样的。
所有的历史巧合都聚焦到了李医生的身上，使他照亮了一段黑暗的日子。他没想做英雄，但注定是一个符号，活在国家的历史中，活在人们心里。很多人会永远记得他，因为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在病床上，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的“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医嘱足以照亮很多人的前路。
这一次的医嘱，他是用了命来签字的。
17年前的蒋医生，也有资格担当英雄这个称号的。有多少人还记得蒋医生？有人为他树立雕像了吗？连他的生死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有些人盼着大家尽快忘掉他，盼着我们早点忘记非典，猪瘟和2020年的武汉。
而我晦涩地写了那么多，蹭点热度发发牢骚，心里还是怕的。
最后编辑: 2020-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