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城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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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秋某日,上海天气舒爽。我走过某区正负门口,看到很多人,有大客车,有井查,还有拉横幅的人。我拍了几张照片,被一个井查看见。他大声呵斥:你,拍什么拍?我笑笑,想继续走路,被拦下,要我把照片删了。我气不过,仗着是“公民”,抗辩。

身边很快围了三四个人,两个便衣的,警告我,不删,就进去坐坐。作为胆小如鼠的上海男人,我立时三刻吃瘪,删了,虽然心里还是骂,MMB,和尚摸得,老子就摸不得?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拍照?大概就是觉得发在朋友群里也算是个谈资吧。不然呢? 普利策奖?

所以我老婆老骂我,你这人就是不安分。她骂比井查还管用。

晚上,和一位记者朋友微信,把这事告诉了他,一起愤愤不平。

在日本,很有一些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他们能用一连串“证据”证明,南京城里,当时的人口杀不够300,000的。

即使屠杀了300,000 + 1,流血漂杵,30万这个数字终是捏造,是谎言。

今年第一天,我国大张旗鼓,在最最最权威的TV上,将一条关于“杀死”的谣言公布于众。再次警告,一切地方都是法内之地。自然,妄言族和不安分辈都吓得屁滚尿流。

于是民众释然,幸福地生活在法内之地,受着保护,也知道这一次武汉的病毒,是“杀不死”。照样的歌舞升平,照样的国富民强,高铁如蛟龙出海,飞机划绚丽彩虹,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归思,将早早订了旅游行程去展示新四大发明的人群,送向八方四面。

及至闯了大祸,一众官员仍振振有词。说骗骗你们是出于谨慎的原则。早些预警,没有授权也没有证据。多死几个人,关卿家何事?

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样的证据。总之常识在他们眼里是个屁。死人都不算证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说动他们的证据?

想起电视剧里演过,古代也有瘟疫。那时没有基因分析,太医院也不设疾控中心,没这么一帮闲人,皇帝老子不晓得去问哪个要证据,真正是替他担忧。到底有没有瘟疫?史书上写得有,但证据何在?光靠那些死人?这在专家和官员眼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这倒是像要重写历史的。

还有说是要讲政治的。你和我讲政治,我没得办法,要认的。但你同病毒讲政治,你脑袋到底被故宫哪个门轧了?

我们终于知道,这一次李医生们所讲的“杀死”,是一条无限接近真相的谣言,是一个如同30万 + 一般血淋淋的,垫了很多人白骨的真相,虽然在最高法院的认知里,30万 + 之类的“杀死”,虽则可以宽容,终究还有捏造。平反可以,尾巴要留,免得你们以为从今以后没有法内之地了。

所以下一次我走过区正负门口,摸,还是不摸手机,依然会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身边围了三四个大汉,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是连签训诫书的勇气都没的。

我活了这么多年,心里是明白一些道理的,这其中包括,我的头上、周遭包括脚下,是有一张密密匝匝的网的,我不安分,不惟我老婆,任何一根线抽一下,就可以让我这样的升斗小民,要么绑在半空中恐惧,不晓得什么时候摔个半死,要么扔在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里,很多人照脸唾我。

我们中国人,死者为大,因此这几天,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死,大家的胆子,包括我的胆子,忽然有点肥,想起了遗忘很久的“限法”权利。今天的微信群里,有了武大十教授的公开信,引用我们的“限法”,要有关部门公开给死者平反。

教授说到底还是迂得可爱,明知“限法”限制不了他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却还要写信。

我小学一年级,第一课课文,“毛主席万岁”,第四课之后似乎有副统帅的语录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学字嘛。仰望,仰望,再仰望。但后来的故事,却不堪回首。

有一年去蒙古国,主人拉着我去一顶蒙古大帐吃饭。大帐旁边,放着几片飞机残骸,主人告诉我来自林副统帅的专机。

风吹草低,我心苍茫。

长大后就觉得,大家都是凡人,牛人是有,别人考了清华北大,你考个说不出口的学校,不能不自卑。但谁要告诉我,某人全知全能,我就会觉得,这人要么脑子瓦特了,要么,心怀叵测。

但活着活着,又有全知全能者出世,如邻国不世出姓金的,贵族气息,不怒自威。于是上下肃然,混沌立清,一言九鼎。他每年摇晃在你眼前,三千里江山,阿里郎阿里郎,一种声音,你能奈他何?

街上的人都麻木地走,搭地铁,开奔驰,向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山呼万岁。

欧洲布鲁塞尔城里,有一座小童撒尿的雕像。那小童起夜,当时欧洲也是邋遢,没抽水马桶,便直接往城墙下倾注,不意把敌人炸城墙的炸药导火线给浇灭了,救了一座城。这城的人没说这孩子是英雄,不过立了雕像永久纪念,一泡童子尿也一直滋着。

今天,也有人讲要为我们的年轻医生立像。但为什么立,似乎没有说透。

如果从此以后,我们竦身一摇,终于敢于大声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救了我们的权利,那便是他牺牲的价值,是他值得我们永世纪念的理由。

小童浇灭炸药只是幸存。城外的军队不会因为一个炸药包被浇灭就消失了。城,仍旧是被围着的,布鲁塞尔的人们还是在城里苟且着,恐惧着,不能自由地去向郊外,去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李医生没想当英雄。他是一个医者,尽医生的一份责任。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普通人,被训诫了,就喏喏地认了。正如我,心有不甘,把手机里的照片删除了。我是有些臭不要脸,因为他发出的信息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精神历程是一样的。

所有的历史巧合都聚焦到了李医生的身上,使他照亮了一段黑暗的日子。他没想做英雄,但注定是一个符号,活在国家的历史中,活在人们心里。很多人会永远记得他,因为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在病床上,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的“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医嘱足以照亮很多人的前路。

这一次的医嘱,他是用了命来签字的。

17年前的蒋医生,也有资格担当英雄这个称号的。有多少人还记得蒋医生?有人为他树立雕像了吗?连他的生死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有些人盼着大家尽快忘掉他,盼着我们早点忘记非典,猪瘟和2020年的武汉。

而我晦涩地写了那么多,蹭点热度发发牢骚,心里还是怕的。
 
最后编辑: 20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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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秋某日,上海天气舒爽。我走过某区正负门口,看到很多人,有大客车,有井查,还有拉横幅的人。我拍了几张照片,被一个井查看见。他大声呵斥:你,拍什么拍?我笑笑,想继续走路,被拦下,要我把照片删了。我气不过,仗着是“公民”,抗辩。身边很快围了三四个人,两个便衣的,警告我,不删,就进去坐坐。作为胆小如鼠的上海男人,我马上认怂,删了,虽然心里还是骂,MMB,和尚摸得,老子就摸不得?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拍照?大概就是觉得发在朋友群里也算是个谈资吧。不然呢? 普利策奖?

所以我老婆老骂我,你这人就是不安分。她骂比井查还管用。

晚上,和一位记者朋友微信,把这事告诉了他,一起愤愤不平。

在日本,很有一些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他们能用一连串“证据”证明,南京城里,当时的人口杀不够300,000的。

即使杀死了300,000 + 1,那30万也是谎言。

今年第一天,我国大张旗鼓,在最最最权威的TV上,将一条关于“杀死”的谣言公布于众。再次警告,一切地方都是法内之地。自然,我等吓得屁滚尿流。

于是民众释然,幸福地生活在法内之地,受着保护,也知道这一次武汉的病毒,是“杀不死”。照样的歌舞升平,照样的国富民强,高铁如蛟龙出海,飞机划绚丽彩虹,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归思,将早早订了旅游行程去展示新四大发明的人群,送向八方四面。

及至闯了大祸,一众官员仍旧振振有词。说骗骗你们是出于谨慎的原则。早些预警,没有授权也没有证据。多死几个人,关卿家何事?

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样的证据。总之常识在他们眼里是个屁。死人都不算证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说动他们的证据?

想起电视剧里看到过,古代也是有瘟疫的。那时没有基因测序,太医院也没有疾控中心,没这么一帮闲人,皇帝老子不晓得去问哪个要证据,真正是替他担忧。到底有没有瘟疫?史书上写得有,但证据何在?光靠那些死人?这在专家和官员眼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这倒是像要重写历史的。

还有说是要讲政治的。你和我讲政治,我没得办法,要认的。但你同病毒讲政治,你脑袋到底被哪个门轧了?

我们终于知道,这一次李医生们所讲的“杀死”,是一条无限接近真相的谣言,是一个如同30万 + 1般血淋淋的,垫了很多人白骨的真相,虽然在最高法院的认知里,30万 + 1之类的“杀死”,虽则可以宽容,终究还是谣言。平反可以,尾巴要留,免得你们以为从今以后没有法内之地了。

所以下一次我走过区正负门口,摸,还是不摸手机,依然会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身边围了三四个大汉,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是连签训诫书的勇气都没的。我活了这么多年,心里是明白一些道理的,这其中包括,我的头上、周遭包括脚下,是有一张密密匝匝的网的,我不安分,不惟我老婆,任何一根线抽一下,就可以让我这样的升斗小民,要么绑在半空中恐惧,不晓得什么时候摔个半死,要么扔在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里,很多人照脸唾我。

我们中国人,死者为大,因此这几天,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死,大家的胆子,包括我的胆子,忽然大了起来,想起了遗忘很久的“限法”权利。今天的微信群里,有了武大十教授的公开信,引用我们的“限法”,要有关部门公开给死者平反。

教授说到底还是迂得可爱,明知“限法”限制不了他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却还要写信。

我小学一年级,第一课课文,“毛主席万岁”,第四课似乎是副统帅的语录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学字嘛。后来的故事,不堪回首。有一年去蒙古国,主人带着我去一顶蒙古大帐吃饭,大帐旁边放着几片飞机残骸,主人告诉我来自林副统帅的专机。草原苍茫,心中悲凉。

长大了便觉得,大家都是普通人,牛人是有,别人考了清华复旦,你考个说不出口的学校,你不能不自卑。但谁要告诉我,某人全知全能,我就会觉得,这人要么脑子瓦特了,要么,心怀叵测。

但活着活着,又有全知全能者出来,如邻国不世出姓金的,贵族气息,不怒自威。于是上下肃然,混沌立清,一言九鼎。他每年摇晃在你眼前,三千里江山,阿里郎阿里郎,你能奈他何?

街上的人都麻木地走,搭地铁,开奔驰,向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山呼万岁。

欧洲布鲁塞尔城里,有一座小童撒尿的雕像。极小,很容易忽略。那小童起夜,当时欧洲也是邋遢,没有抽水马桶,便直接往城墙下倾注,不意把敌人炸城墙的炸药导火线给浇灭了,救了一座城。这城的人没说这孩子是英雄,不过立了塑像永久纪念。

今天,也有人讲要为我们的年轻医生立像。但为什么立,似乎没有说透。

如果从此以后,我们竦身一摇,终于敢于大声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救了我们的权利,那便是他牺牲的价值,是他值得我们永世纪念的理由。

但小童浇灭炸药只是幸存。城外的军队不会因为一个炸药包被浇灭就消失了。城,仍旧是被围着的,布鲁塞尔的人们还是在城里苟且着,不能自由地去向郊外,去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李医生没想当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你我他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普通人,被训诫了,就喏喏地认了。正如我,心有不甘,把手机里的照片删除了。我不是臭不要脸,他发出的信息原本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精神历程是一样的。

他被他的谣言杀死了。所有的历史巧合都聚焦到了李医生的身上,使他照亮了一段黑暗的日子。他没想做英雄,但注定是一个符号,活在国家的历史中,活在人们心里。我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会永远记得他,因为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在病床上,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足以照亮很多人的前路。

17年前的蒋医生,也有资格担当英雄这个称号。但有多少人还记得蒋医生?有人为他树立雕像了吗?连他的生死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有些人盼着大家尽快忘掉他,盼着我们早点忘记这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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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当时为什么拍照?大概就是觉得发在朋友群里也算是个谈资吧。不然呢? 普利策奖?

所以我老婆老骂我,你这人就是不安分。她骂比井查还管用。

晚上,和一位记者朋友微信,把这事告诉了他,一起愤愤不平。

在日本,很有一些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他们能用一连串“证据”证明,南京城里,当时的人口杀不够300,000的。

即使杀死了300,000 + 1,那30万也是谎言。

今年第一天,我国大张旗鼓,在最最最权威的TV上,将一条关于“杀死”的谣言公布于众。再次警告,一切地方都是法内之地。自然,我等吓得屁滚尿流。

于是民众释然,幸福地生活在法内之地,受着保护,也知道这一次武汉的病毒,是“杀不死”。照样的歌舞升平,照样的国富民强,高铁如蛟龙出海,飞机划绚丽彩虹,将积攒了一年半载的归思,将早早订了旅游行程去展示新四大发明的人群,送向八方四面。

及至闯了大祸,一众官员仍旧振振有词。说骗骗你们是出于谨慎的原则。早些预警,没有授权也没有证据。多死几个人,关卿家何事?

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样的证据。总之常识在他们眼里是个屁。死人都不算证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说动他们的证据?

想起电视剧里看到过,古代也是有瘟疫的。那时没有基因测序,太医院也没有疾控中心,没这么一帮闲人,皇帝老子不晓得去问哪个要证据,真正是替他担忧。到底有没有瘟疫?史书上写得有,但证据何在?光靠那些死人?这在专家和官员眼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这倒是像要重写历史的。

还有说是要讲政治的。你和我讲政治,我没得办法,要认的。但你同病毒讲政治,你脑袋到底被哪个门轧了?

我们终于知道,这一次李医生们所讲的“杀死”,是一条无限接近真相的谣言,是一个如同30万 + 1般血淋淋的,垫了很多人白骨的真相,虽然在最高法院的认知里,30万 + 1之类的“杀死”,虽则可以宽容,终究还是谣言。平反可以,尾巴要留,免得你们以为从今以后没有法内之地了。

所以下一次我走过区正负门口,摸,还是不摸手机,依然会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身边围了三四个大汉,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是连签训诫书的勇气都没的。我活了这么多年,心里是明白一些道理的,这其中包括,我的头上、周遭包括脚下,是有一张密密匝匝的网的,我不安分,不惟我老婆,任何一根线抽一下,就可以让我这样的升斗小民,要么绑在半空中恐惧,不晓得什么时候摔个半死,要么扔在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里,很多人照脸唾我。

我们中国人,死者为大,因此这几天,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死,大家的胆子,包括我的胆子,忽然大了起来,想起了遗忘很久的“限法”权利。今天的微信群里,有了武大十教授的公开信,引用我们的“限法”,要有关部门公开给死者平反。

教授说到底还是迂得可爱,明知“限法”限制不了他们,说改就可以改的,却还要写信。

我小学一年级,第一课课文,“毛主席万岁”,第四课似乎是副统帅的语录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学字嘛。后来的故事,不堪回首。有一年去蒙古国,主人带着我去一顶蒙古大帐吃饭,大帐旁边放着几片飞机残骸,主人告诉我来自林副统帅的专机。草原苍茫,心中悲凉。

长大了便觉得,大家都是普通人,牛人是有,别人考了清华复旦,你考个说不出口的学校,你不能不自卑。但谁要告诉我,某人全知全能,我就会觉得,这人要么脑子瓦特了,要么,心怀叵测。

但活着活着,又有全知全能者出来,如邻国不世出姓金的,贵族气息,不怒自威。于是上下肃然,混沌立清,一言九鼎。他每年摇晃在你眼前,三千里江山,阿里郎阿里郎,你能奈他何?

街上的人都麻木地走,搭地铁,开奔驰,向着光明灿烂的未来,山呼万岁。

欧洲布鲁塞尔城里,有一座小童撒尿的雕像。极小,很容易忽略。那小童起夜,当时欧洲也是邋遢,没有抽水马桶,便直接往城墙下倾注,不意把敌人炸城墙的炸药导火线给浇灭了,救了一座城。这城的人没说这孩子是英雄,不过立了塑像永久纪念。

今天,也有人讲要为我们的年轻医生立像。但为什么立,似乎没有说透。

如果从此以后,我们竦身一摇,终于敢于大声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救了我们的权利,那便是他牺牲的价值,是他值得我们永世纪念的理由。

但小童浇灭炸药只是幸存。城外的军队不会因为一个炸药包被浇灭就消失了。城,仍旧是被围着的,布鲁塞尔的人们还是在城里苟且着,不能自由地去向郊外,去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李医生没想当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你我他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普通人,被训诫了,就喏喏地认了。正如我,心有不甘,把手机里的照片删除了。我不是臭不要脸,他发出的信息原本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精神历程是一样的。

他被他的谣言杀死了。所有的历史巧合都聚焦到了李医生的身上,使他照亮了一段黑暗的日子。他没想做英雄,但注定是一个符号,活在国家的历史中,活在人们心里。我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会永远记得他,因为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在病床上,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足以照亮很多人的前路。

17年前的蒋医生,也有资格担当英雄这个称号。但有多少人还记得蒋医生?有人为他树立雕像了吗?连他的生死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有些人盼着大家尽快忘掉他,盼着我们早点忘记这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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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博山砚的画,今天读到这篇文,都值得mark一下。
小市民如我,也是不敢随意多说多写转发些什么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居然见到了数个向来以~~为能事之人,竟执笔挥毫写出了哨声即是号角、是炮声的文字。
也许布鲁塞尔的夜色中也不尽是沉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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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是这样说,可是我看到的只有精彩的明喻暗讽,字字珠玑又言语如刀,看得崇敬敬仰痛快也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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