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苏宁金融研究院 ，作者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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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1987年6月12日，刚刚于东南沿海“画了几个圈”的邓公，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一行。谈话间，邓公指出“改革步子要加快”，并明确提出：
正是这段谈话，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建设海南大特区的宏伟战略，也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起源。
出于“中国南大门国防前哨”的特殊身份，曾经的海南长期都是将“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的题词作为雷打不动的建岛方针，而这也导致了海南经济发展的滞后，除了拥有全国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外，海南几乎再无其他像样的产业，财政与居民收入更是少得可怜。
有人戏称：与其叫琼岛，还不如叫“穷岛”。
直到邓公慧眼识珠地洞见到了海南的巨大潜力和美好未来，尤其是在1984年视察完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后，他更加坚定了进一步开放海南岛的决心。终于在1988年4月13日，国家正式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海南由此成为了全国最大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从国防前哨到开放前沿，从边陲海岛到开发热土，海南完成了华丽转身，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并即将在未来的30多年里，不断地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
一
从探索到“泡沫”
刚刚建省不久，一个重磅难题就摆在了海南的眼前：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
诚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两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创造的财富总量已经远远超越过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才得以不断推进。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证实：要想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更何况，当时海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有18.4%，农业却高达50%——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低层次产业结构。
可是按照当时的情景，工业并不符合以生态环境著称的海南所具备的比较优势，而且早期的海南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发展起来难度将会非常之大。这也使得人们在商讨海南发展大计时，一度摇摆不定。不过最终，“工业主导”思想还是占了上风，在1988年定稿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了海南发展的总目标：
以此为基调，海南开启了一波工业化的小高潮。尽管工业的确是在快速增长，1988~1992年的平均增速高达20.26%，但无奈海南当时的工业规模实在太小，增速再快也难以盘活全省经济，并且工业内部结构层次偏低，大多为矿业和农产品加工，缺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引领，因而没能掀起太大的浪花。
好在外贸的表现足够抢眼，这与国家政策倾斜不无关系。
1988年8月，轰动全国的《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出台，该文件对于外贸的支持力度之大可谓空前，其中提到的三个“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在全国范围内更是独一无二，人们直呼海南“比特区还特”。而依托于此，海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贸繁荣，服务业比重也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名噪一时的“洋浦风波”。
按照当时的规划，洋浦被定位成海南省“特区中的特区”，但省内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发洋浦。于是，省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洋浦地区，由外商来成片承包并加以系统开发。无论是开发面积、开发期限还是模式的灵活程度，这都是建国以来对外开放尺度最大的举措。
怎料，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被国人认可，反而被打上了“卖国”的标签，导致洋浦的开发一再遭到拖延——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东新区，并直接成就了后者的崛起，海南因此错过了经济腾飞的一大契机。
就在这时，些许“躁动”浮现了出来。
当招商引资的道路因“洋浦风波”而中断时，土地便成了解决海南发展资金问题的关键所在；再加上邓公于1992年发表了南巡讲话，海南又一次掀起了淘金热潮。恰逢当时，中央正在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宽松的开发环境让房地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并热得发烫；而之于海南，低廉的地价与舒适的环境，让大量房地产投机客纷纷涌入。
公开资料显示，不到700万人口的海南，两年内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仅30余万人的海口地区，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到800万平方米。众多炒地者开始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大量尚未兴建仍是图纸的楼盘几经转手，摇身一变成为天价地产。
按照海南民谣所唱，“大老板建大楼，小老板盖小楼，没钱的炒楼花”。在投机者们的驱动下，海南平均房价从1991年的每平方米1400元涨到了1993年的7500元，地价在一年内从每亩十几万涨到六百多万。疯狂之势，可见一斑。
房地产空前的繁荣助长了泡沫的迅速扩大，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93年6月，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严控信贷规模、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并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如此一来，海南房地产泡沫正式破灭，昔日的狂欢也宣告结束。绝大部分因海南房地产繁荣而一夜暴富的人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眼下的600多栋烂尾楼和数百亿坏账恍如隔世，而“天涯、海角、烂尾楼”也成为海南一时间的“三大景观”。
这场房地产风波，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很多人的财富梦幻灭了，于海南而言，经济遭到重创，此前已经确定的“工业主导”发展思路也被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冲击得七零八落。
彷徨之余，海南重新思考前进的方向。
二
从“发展旅游业”到“建设国际旅游岛”
1993年，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阮崇武被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
经过全面考察，阮崇武认为旅游业与热带农业才是海南的优势所在，于是，他决定转换思维，对海南的产业发展战略实行调整。1993年7月的海南省第二次党代会上，阮崇武明确提出：
次年2月，在海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再度被重申。
这是海南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
为了贯彻“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发展思路，海南于1993年颁布了《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其中赫然写着“批准立项154个旅游开发项目，计划投资总额102.7亿元人民币；拓宽海南与内地的陆岛交通运输渠道，增开33条国内航线”，并大力推动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开发区和旅游项目的建设工作。1995年后，海南再度祭出大招，开始着手规划建设三亚南山文化苑与博鳌水城等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掀起了一波旅游开发热潮。
在此背景下，海南的旅游业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无论是接待人次还是营业收入都稳步攀升，其中，前者由1993年的279.41万人次增至1997年的791万人次，后者则由23.97亿元上涨至41.28亿元（见下图）。
然而，旅游业的壮大并没能带动海南经济走出困境，从GDP增速来看，在经历了1992年的峰值（41.5%）后，海南经济开始呈现急剧下滑态势，1994年的增速被西藏超越，1995~1997年更是连续三年全国倒数第一，其间不乏大量公司的倒闭与撤离。这也让当局者意识到，仅仅“押宝”旅游业是不够的，海南还需要探索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方式。
而后，在1996年，海南制订发布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首次提出了“一省两地”的概念——即要把海南建成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而这一概念也被确定为海南产业发展新的基本方针。
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在不同阶段有所微调，但海南大体上的发展方向均没有偏离“一省两地”的精髓。
有意思的是，这次海南再度将发展工业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其原因大概在于，几年前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让人们认清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有人甚至提出“海南再穷再难都要发展现代工业”。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海南发展工业表示担忧：在人们眼里，阳光沙滩、碧海蓝天、水草丰茂、绿水青山就是海南的代名词，倘若发展工业，势必会对海南美好的环境与生态造成破坏。这又该怎么办呢？
于是，海南又在2004年提出了“始终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三不”原则；同时，在定位“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思路后，海南还将发展新型工业的重点放在位于西岸的洋浦，从而确保东海岸不受工业影响。
这时，海南经济开始真正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无论是GDP、工业增加值还是旅游业都呈现出一片繁荣；另外，中石化、中海油、一汽、华能、中信、国电、南方电网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团纷至沓来，各种重大项目陆续竣工投产，海南的产业体系得到了丰富与完善。
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为了应对眼前的形势，国家适时地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经济增长动力也由以往的依靠国际市场转为扩大内需。基于此背景，海南进一步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产业，并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
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步入正轨：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将在2020年将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使之成为开放之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
此时，国家也进一步为海南未来的发展赋予了“两区三地一平台”的全新定位：
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海南省逐步放宽免税、免签、放航权政策，全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使得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得以保持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2015年，国家又提出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的旅游特区，将国际旅游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海南越来越重要了。
三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
2018年，海南“三十而立”之时，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当年4月，《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明确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海南特点，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两年后的2020年6月1日，中央又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将海南的“自贸区”头衔升级为“自贸港”。
究其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呈现抬头趋势，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日益复杂而微妙。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正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双边贸易和区域贸易不断发展，尤其与东盟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作为全球化受益者和推动者，我国需要设立开放度更大的自由贸易区，以积累单边、双边、多边与区域开放与合作的经验，最终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以及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新挑战提供经验与支撑。
地处南海的海南，是联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要道，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在海南举行，作为国际组织峰会的举办地，海南在国际化形象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海南自贸区（港）的建立，可谓是历史级的重大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从海南自贸区到海南自贸港，一字之差，含义却全然不同。
从学术角度看，自贸港相当于自贸区的升级版，是开放程度更高的自贸区。在自贸港内，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货物可自由流动，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简化申报手续方便国际贸易船只出入港、装卸、储存与过境中转。
显然，自贸港应比自贸区有更高的标杆意义和更丰富的内涵。从自贸区跃迁到自贸港，希望的不仅是自贸港能获得更多的国际离岸贸易和服务，更期待的是被国际业务激活的广大内地相关产业集群，体现的则是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自贸港，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主动对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抓手。对于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以及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同样影响深远。
于海南自贸港而言，有四方面使命等待着它去完成：
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四
结语
忆往昔，自诞生之日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便始终在梦想与现实、期待和失望的焦灼中蹒跚前行。从“洋浦风波”到“楼市泡沫”，从“工业主导”到“旅游制胜”，从“自贸区”到“自贸港”……为了追逐梦想，摆脱贫困，发展致富，也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大计，海南已经悄然度过了32年的光景。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海南已经变得更加繁荣和国际化，并以更加崭新成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今，面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海南又将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
大如海南与国家，小至我们每个人，始终都未曾停下前进的脚步。
苏宁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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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12日，刚刚于东南沿海“画了几个圈”的邓公，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一行。谈话间，邓公指出“改革步子要加快”，并明确提出：
正是这段谈话，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建设海南大特区的宏伟战略，也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起源。
出于“中国南大门国防前哨”的特殊身份，曾经的海南长期都是将“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的题词作为雷打不动的建岛方针，而这也导致了海南经济发展的滞后，除了拥有全国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外，海南几乎再无其他像样的产业，财政与居民收入更是少得可怜。
有人戏称：与其叫琼岛，还不如叫“穷岛”。
直到邓公慧眼识珠地洞见到了海南的巨大潜力和美好未来，尤其是在1984年视察完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后，他更加坚定了进一步开放海南岛的决心。终于在1988年4月13日，国家正式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海南由此成为了全国最大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从国防前哨到开放前沿，从边陲海岛到开发热土，海南完成了华丽转身，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并即将在未来的30多年里，不断地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
一
从探索到“泡沫”
刚刚建省不久，一个重磅难题就摆在了海南的眼前：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
诚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两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创造的财富总量已经远远超越过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才得以不断推进。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证实：要想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更何况，当时海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有18.4%，农业却高达50%——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低层次产业结构。
可是按照当时的情景，工业并不符合以生态环境著称的海南所具备的比较优势，而且早期的海南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发展起来难度将会非常之大。这也使得人们在商讨海南发展大计时，一度摇摆不定。不过最终，“工业主导”思想还是占了上风，在1988年定稿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了海南发展的总目标：
以此为基调，海南开启了一波工业化的小高潮。尽管工业的确是在快速增长，1988~1992年的平均增速高达20.26%，但无奈海南当时的工业规模实在太小，增速再快也难以盘活全省经济，并且工业内部结构层次偏低，大多为矿业和农产品加工，缺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引领，因而没能掀起太大的浪花。
好在外贸的表现足够抢眼，这与国家政策倾斜不无关系。
1988年8月，轰动全国的《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出台，该文件对于外贸的支持力度之大可谓空前，其中提到的三个“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在全国范围内更是独一无二，人们直呼海南“比特区还特”。而依托于此，海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贸繁荣，服务业比重也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名噪一时的“洋浦风波”。
按照当时的规划，洋浦被定位成海南省“特区中的特区”，但省内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发洋浦。于是，省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洋浦地区，由外商来成片承包并加以系统开发。无论是开发面积、开发期限还是模式的灵活程度，这都是建国以来对外开放尺度最大的举措。
怎料，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被国人认可，反而被打上了“卖国”的标签，导致洋浦的开发一再遭到拖延——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东新区，并直接成就了后者的崛起，海南因此错过了经济腾飞的一大契机。
就在这时，些许“躁动”浮现了出来。
当招商引资的道路因“洋浦风波”而中断时，土地便成了解决海南发展资金问题的关键所在；再加上邓公于1992年发表了南巡讲话，海南又一次掀起了淘金热潮。恰逢当时，中央正在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宽松的开发环境让房地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并热得发烫；而之于海南，低廉的地价与舒适的环境，让大量房地产投机客纷纷涌入。
公开资料显示，不到700万人口的海南，两年内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仅30余万人的海口地区，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到800万平方米。众多炒地者开始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大量尚未兴建仍是图纸的楼盘几经转手，摇身一变成为天价地产。
按照海南民谣所唱，“大老板建大楼，小老板盖小楼，没钱的炒楼花”。在投机者们的驱动下，海南平均房价从1991年的每平方米1400元涨到了1993年的7500元，地价在一年内从每亩十几万涨到六百多万。疯狂之势，可见一斑。
房地产空前的繁荣助长了泡沫的迅速扩大，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93年6月，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严控信贷规模、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并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如此一来，海南房地产泡沫正式破灭，昔日的狂欢也宣告结束。绝大部分因海南房地产繁荣而一夜暴富的人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眼下的600多栋烂尾楼和数百亿坏账恍如隔世，而“天涯、海角、烂尾楼”也成为海南一时间的“三大景观”。
这场房地产风波，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很多人的财富梦幻灭了，于海南而言，经济遭到重创，此前已经确定的“工业主导”发展思路也被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冲击得七零八落。
彷徨之余，海南重新思考前进的方向。
二
从“发展旅游业”到“建设国际旅游岛”
1993年，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阮崇武被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
经过全面考察，阮崇武认为旅游业与热带农业才是海南的优势所在，于是，他决定转换思维，对海南的产业发展战略实行调整。1993年7月的海南省第二次党代会上，阮崇武明确提出：
次年2月，在海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再度被重申。
这是海南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
为了贯彻“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发展思路，海南于1993年颁布了《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其中赫然写着“批准立项154个旅游开发项目，计划投资总额102.7亿元人民币；拓宽海南与内地的陆岛交通运输渠道，增开33条国内航线”，并大力推动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开发区和旅游项目的建设工作。1995年后，海南再度祭出大招，开始着手规划建设三亚南山文化苑与博鳌水城等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掀起了一波旅游开发热潮。
在此背景下，海南的旅游业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无论是接待人次还是营业收入都稳步攀升，其中，前者由1993年的279.41万人次增至1997年的791万人次，后者则由23.97亿元上涨至41.28亿元（见下图）。
然而，旅游业的壮大并没能带动海南经济走出困境，从GDP增速来看，在经历了1992年的峰值（41.5%）后，海南经济开始呈现急剧下滑态势，1994年的增速被西藏超越，1995~1997年更是连续三年全国倒数第一，其间不乏大量公司的倒闭与撤离。这也让当局者意识到，仅仅“押宝”旅游业是不够的，海南还需要探索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方式。
而后，在1996年，海南制订发布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首次提出了“一省两地”的概念——即要把海南建成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而这一概念也被确定为海南产业发展新的基本方针。
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在不同阶段有所微调，但海南大体上的发展方向均没有偏离“一省两地”的精髓。
有意思的是，这次海南再度将发展工业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其原因大概在于，几年前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让人们认清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有人甚至提出“海南再穷再难都要发展现代工业”。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海南发展工业表示担忧：在人们眼里，阳光沙滩、碧海蓝天、水草丰茂、绿水青山就是海南的代名词，倘若发展工业，势必会对海南美好的环境与生态造成破坏。这又该怎么办呢？
于是，海南又在2004年提出了“始终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三不”原则；同时，在定位“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思路后，海南还将发展新型工业的重点放在位于西岸的洋浦，从而确保东海岸不受工业影响。
这时，海南经济开始真正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无论是GDP、工业增加值还是旅游业都呈现出一片繁荣；另外，中石化、中海油、一汽、华能、中信、国电、南方电网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团纷至沓来，各种重大项目陆续竣工投产，海南的产业体系得到了丰富与完善。
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为了应对眼前的形势，国家适时地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经济增长动力也由以往的依靠国际市场转为扩大内需。基于此背景，海南进一步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产业，并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
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步入正轨：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将在2020年将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使之成为开放之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
此时，国家也进一步为海南未来的发展赋予了“两区三地一平台”的全新定位：
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海南省逐步放宽免税、免签、放航权政策，全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使得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得以保持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2015年，国家又提出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的旅游特区，将国际旅游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海南越来越重要了。
三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
2018年，海南“三十而立”之时，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当年4月，《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明确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海南特点，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两年后的2020年6月1日，中央又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将海南的“自贸区”头衔升级为“自贸港”。
究其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呈现抬头趋势，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日益复杂而微妙。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正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双边贸易和区域贸易不断发展，尤其与东盟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作为全球化受益者和推动者，我国需要设立开放度更大的自由贸易区，以积累单边、双边、多边与区域开放与合作的经验，最终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以及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新挑战提供经验与支撑。
地处南海的海南，是联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要道，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在海南举行，作为国际组织峰会的举办地，海南在国际化形象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海南自贸区（港）的建立，可谓是历史级的重大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从海南自贸区到海南自贸港，一字之差，含义却全然不同。
从学术角度看，自贸港相当于自贸区的升级版，是开放程度更高的自贸区。在自贸港内，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货物可自由流动，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简化申报手续方便国际贸易船只出入港、装卸、储存与过境中转。
显然，自贸港应比自贸区有更高的标杆意义和更丰富的内涵。从自贸区跃迁到自贸港，希望的不仅是自贸港能获得更多的国际离岸贸易和服务，更期待的是被国际业务激活的广大内地相关产业集群，体现的则是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自贸港，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主动对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抓手。对于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以及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同样影响深远。
于海南自贸港而言，有四方面使命等待着它去完成：
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四
结语
忆往昔，自诞生之日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便始终在梦想与现实、期待和失望的焦灼中蹒跚前行。从“洋浦风波”到“楼市泡沫”，从“工业主导”到“旅游制胜”，从“自贸区”到“自贸港”……为了追逐梦想，摆脱贫困，发展致富，也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大计，海南已经悄然度过了32年的光景。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海南已经变得更加繁荣和国际化，并以更加崭新成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今，面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海南又将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
大如海南与国家，小至我们每个人，始终都未曾停下前进的脚步。
英姿飒爽的雅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