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悬崖村“发现者”:四年九访 下山之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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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陈杰在悬崖村采访,汗水浸出的盐分,吸引了过路的山羊。
第一次听说“悬崖村”的故事,是在2016年初,我和新京报首席记者刘旻,地质学家杨勇先生到澜沧江源头冰川考察时,由杨勇先生讲述。
杨勇没去过悬崖村,他也是从熟识的朋友,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的政府官员听说。他们想改变现状,但苦于昭觉县整体极度贫困,有心无力。
杨勇希望通过媒体介入,借助外界力量,或多或少改变一下当地的困境。
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实地探访悬崖村。
2016年,俯瞰古里拉达大峡谷。
昭觉县地处四川大凉山的腹地,在1952年成为凉山州州府前,这里在四川西南地区中,处于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
2016年5月12日中午,我们到达昭觉县支尔莫乡政府,这里位于“悬崖村”之上,但有公路可以通达。
我们见到了曾进出悬崖村100多次,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的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体。
当天下午,在时任昭觉县委办公室秘书吉克劲松,和阿皮几体等人带领下,我们踏上此次考察之路。
2016年,杨勇(右一)和阿皮几体在古里拉达大峡谷顶部介绍周边环境。
第一次去悬崖村,我们没有走天梯,而是选了一条比天梯更难的路。
这条路以海拔2400多米的布色列落村为起点,下行至约海拔1500米,就是目的地阿土列尔悬崖村。
这条路废弃多年,已被村民封闭。沿途全是悬崖峭壁,蛇多,猴子多,猴子还会用石头袭击人,偶尔有熊和野猪出没。
2016年5月12日,我们从布色列落村一条废弃的山路开始前往悬崖村。
村民建议我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杨勇决定试一下。 经过5个半小时路程后,我们顺着山褶下到悬崖村。
沿途险象环生:七八十度的坡度、杂草灌木丛生、一边贴着山壁,一边是深谷沟壑,最窄的地方甚至双脚都不能并拢,脚下潮湿的腐叶、碎石常让人滑倒。
刘旻和杨勇,以及协作我们的村民,紧贴着悬崖边休息。
阿皮书记提前通知阿土列尔村的年轻人,在半途接应我们,整顿休息,喝水吃烤鸡。
休息点的那处山窝,几年前还有村人住,因为受不了猴子、野猪骚扰,村民已全部搬到山下平台上。
我看见四五只土黄色的大猴子,在崖壁和树顶飞跃,似乎想对我们动手。
途中,悬崖村村民把带来的鸡烤熟,作为我们的午餐。
到达阿土列尔村,天已经黑透了。
全村老少都来看我们,听说我们是从布色列落村下来的,他们也觉得惊异。
晚餐摆流水席,杀鸡宰羊,玉米面、酸菜汤……宾客、同村人、村组长席地而坐,一起吃饭。
直到凌晨,村民才依依不舍地散去,我们在牛圈的平台上展开睡袋,在繁星下入睡。
小组长俄地长江家中,村里老少挤满屋子,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惊异又高兴。
白天无人机升空,我们看见,整个村寨依山而建,村口有从山上震落下来的巨石,成了村子的天然屏障。
村民的饮用水来自山上溪水,用管道接进水缸。
悬崖村,阿土勒尔村勒尔组。
在和村民聊天中我们得知,村里还有18个孩子在山下的勒尔小学读书,每月由家长和村干部接送两次。5月14日,正好是孩子放学的日子。
早上7点,我们随家长下山接孩子。村民陈古吉有5个孩子在山下读书,每次接送他都会在。
他当年36岁,身材消瘦,五官轮廓分明,走在天梯上如履平地。
他见我走得困难,伸手帮我拿过无人机和背包,说,“陈哥,手搭我肩膀上,没事”。
陈古吉接到儿子陈木黑和四个女儿。
为了安全,他给陈木黑系上了背包带。
陈古吉教了我一些爬山技巧,比如不要踩有碎石的斜坡,每步确定踏实了,再往前走,手要抓牢藤条、钢索或牢固的崖石……
村里通向外界,需要攀爬17条藤梯,其中几乎垂直的藤梯约100米。没有藤梯的崖壁路,更是危险。
走到危险路段,陈古吉提着背包绳,协助陈木黑通过。
陈古吉教我的,都是前人血的教训——这些年进村路上摔死的人,他记得的有七八个,摔伤、遇险的数不胜数。
到达山底,勒尔小学的吉克校长,已领着孩子们到了交接地点。
路途上没有安全的休息点,孩子们坐在藤梯上歇脚。
孩子们大部分穿凉鞋,还有拖鞋,非常不适合攀爬这样的路。
我问,怎么不穿好点的鞋。他们腼腆地说,只有这样的鞋子,已经穿习惯了。
一个男孩告诉我,一次,他看见前面的同学摔了,幸好被藤条挡住,才没掉下悬崖,他害怕了很一阵子。
孩子们爬山时,很多是穿着凉鞋,甚至拖鞋。
我无人机起飞,拍下了孩子们攀爬的画面。
画面中,他们小小的身体,在位于绝壁的天梯上慢慢移动,令人心惊。
现场的见闻震撼了我,内心一次次被猛烈撞击。我希望,通过镜头向外界的讲述,最终能带来改变。
悬崖村勒尔社15个在山下小学读书的孩子,和接他们上山的家长。
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和腾讯新闻联合推出图文报道《悬崖上的村庄》,首次将悬崖村带到公众面前。
峭壁上攀爬的孩子、用背包带提着儿子的陈古吉、奋力向上的女孩陈惹作……成为悬崖村标志性画面,尤其是陈古吉一家,为读者所熟知。
2016年5月14日,悬崖村放学的孩子攀爬藤梯回家。
报道发出当天,四川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始着手解决悬崖村的出行安全等问题。
昭觉县领导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开展工作。
凉山州也成立了工作组。凉山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要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
从左到右分别是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特土社、勒尔社,哈甘乡瓦伍村瓦伍社。
2016年5月底,我重返悬崖村,之后一周里,先后发出了5篇图文报道,全面阐释了悬崖村的贫困现状、贫困根源、落后的教育条件等。
2016年6月1日,悬崖村勒尔社的吉巴阿里和弟弟妹妹,他们没有儿童节。
在此期间,刘旻发出了一篇万字的悬崖村及周边地理的考察调查,对杨勇先生的考察结果进行了充分解释,传递了悬崖村,乃至昭觉县及周边未来发展的自然资源优势。
同时,国内其它媒体也纷纷探访悬崖村,一时间,悬崖村被置于聚光灯下。
2016年11月,瓦伍社的幼教点,幼儿园老师陈龙在一间年久的土坯房内给孩子们上课。
这一系列报道,的确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舆论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寻找路径帮助村民。
更可贵的是,面对压力,地方政府本着科学的态度,没有急于应付而盲目决策。
为避免孩子们爬藤梯发生危险,当地政府出资将阿土勒尔村及周边其他悬崖村的孩子们,全部纳入全日制寄宿,等到钢梯修好,确保行路安全了,再让孩子回家。
2020年4月28日,俯瞰新建的勒尔小学。该校学生过去不到200名,现已达到500多名。
2016年7月,凉山州、昭觉县两级政府筹措100万元资金,决定把悬崖村年久危险的藤梯,改造成更加坚固和安全的钢梯。
因为地势太过险峻,当地政府四处求援,国内根本没有建筑公司愿意接手。
干部们决定发动村民自建,并邀请云南省相关领域的专家作技术指导,村里几乎每一家都出人出力积极响应。
2019年8月,因雨季对上山道路造成损坏,瓦伍社村民自发参与修复。
2016年11月,钢梯竣工后,悬崖村迎来多年来第一个嫁入悬崖村的女孩。
孩子们可以攀爬稳定和安全的钢梯回家,大量游客也涌入悬崖村,过去几乎无外人涉足的悬崖村,顿时喧闹起来。村民做起了农家乐生意,过去不易下山的土特产,在家里就被游客买走了。
2016年11月,勒尔拉则成为钢梯修成后,“悬崖村”迎来的第一位新娘。
2017年7月,悬崖村钢梯通畅后,村里接上了国家电网,光纤把4G信号接到每户人家。村民用上了电饭煲、洗衣机、电冰箱,还会使用互联网与电商合作销售土特产。
凉山州围绕悬崖村为圆点,向周边辐射的旅游项目规划和实施,也全面展开。
2016年5月12日晚上,村民坐在玉米秆上搜寻微弱的手机信号。
因为被多次报道,陈古吉成为悬崖村的“网红村民”,很多到悬崖村的游客,慕名前来拜访。
借助微信平台,陈古吉把自己收割的野生蜂蜜,种植的花椒、核桃,销售一空。
短短一年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脱贫。之后,陈古吉联合村里其他养蜂蜜的村民,从自己渠道进行销售。
2016年6月,9岁的某色日果和77岁的奶奶石扎阿玛。
凉山州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表示,四川脱贫看凉山,凉山脱贫看昭觉,昭觉脱贫看悬崖村。也就是说,悬崖村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样板,要达到更高标准。
2016年6月,悬崖村勒尔社的村民比洛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9年,悬崖村84户精准扶贫户被纳入易地搬迁。
2020年5月12日到14日,悬崖村首次被报道后第4年,大部分村民易地搬迁到了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
子克拉格说,“悬崖村彝族同胞,实现了4年里跨越千年的目标”。
2020年5月,三个悬崖村大部分村民搬迁到昭觉县城的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
搬迁下山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一些经营农家乐的青壮年留在了山上,投入了乡里实施的旅游项目开发。
陈古吉也得到了村里和乡里的支持,他准备把已成为危房的家推倒,建成可以接待游客的农家乐,要配套水冲厕所、淋浴间。
2020年5月,悬崖村勒尔社的某色达体一家告别悬崖村,搬到昭觉县城。
4年来,在持续报道阿土勒尔村同时,我也把镜头对准了阿土勒尔村周边,与其类似的“悬崖村”,在这些区域先后做了5次报道,把这些村落面临的困境带入公众视野。
2016年11月,瓦伍村瓦伍社出行,同样是走藤梯路和悬崖路。
2019年8月,我们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了对46个贫困学生的资助行动,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2019年8月,瓦伍社村民自发维修钢梯,阿勒五达扛着两根6米长重80斤的钢管。
2017年起,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妻子刘旻,展开了对国内典型贫困地区的调研。
我们先后到贵州毕节、甘肃定西、云南曲靖、新疆南部等地,走访了数十个村落,对其中一些典型的村落进行系统调研和长期追踪。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次次联合腾讯新闻和腾讯公益,引入项目,汇聚公益的力量,推动问题改变。
例如2019年,我们4次进入贵州毕节市威宁县“溜索村”,在报道孩子们上学难的同时,联合腾讯新闻发起80万助学项目,解决了孩子们进城就学期间的生活成本。
溜索村的孩子曾经的出行场景。
2020年,我们贵州威宁县、云南会泽县,推出脱贫攻坚系列报道,联合腾讯新闻和腾讯公益,引入了助学、帮困的公益项目,为当地居民争取到了福利。
以上,都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
悬崖村改变的每一步,有媒体的报道,发现需求和问题,也有政府、村民、网友、公益力量的积极参与,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一点一点攻克难题。
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些年做的大部分,涉及贫困和环境问题的调查报道,应归结为“建设性新闻报道”。
他认为,建设性新闻报道,突破了原本媒体追求的冲突性框架,强调媒体的参与性和社会责任。它主张媒体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
它的核心理念包括:问题解决导向、面向未来的视野、包容与多元、赋权、提供语境、协同创新。建设性新闻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的采访了解民意,并通过他们与官方、精英的对话和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2017年10月,我再次来到悬崖村,此时钢梯已进行完善,覆盖了所有危险路段。
这样的观点,和我们的初衷不谋而合。
我们报道的目的,也是想邀请那些高高在上的目光,垂目低视,看一看一些不为人知的微小,和我们一起,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走一走,触及自己久违的痛点,看见人心的力量。
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会更好的。
先让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其他人慢慢再说。先把钱用在火箭上天军舰下饺子,希望学校让他们心软的捐钱去盖吧。
 

bbjj

无官一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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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一部分人先富太容易了。
国内先富起来的并不是某些有特权的人,我是看着身边的各种人富起来的,我们家没有人富起来,因为都是打工一族,但但随着富起来的人渐多,大环境就好了,多数人小康,地方收入增多,国库收入也增多,这时候可以修路帮因交通不便没能早期发展的地方,也可以把一些不挑地方的工作转移到较穷的省份,我看到国内是这样发展的,现在国内比起最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已经富了很多,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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