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朋友的来信, 简而言之, 论述文革中丧失人性的疯狂, 追问个人的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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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qq.com/a/20141113/016885.htm
阿伦特去世于1975年，就目前所掌握的中文资料看，她并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让她来研究，她会提出这两个问题：“第一，尽管他们不能也确实没有抵抗，那些各行各业中的少数异类，他们在运动中如何能不合作并且拒绝参与批判他人？第二，那些在运动中攻击别人的，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做？‘文革’结束后，他们以什么样的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
这是我对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所提两个问题（68页）的模仿。作为“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常对第一个问题感到悲观：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拒绝合作的知识人？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所记，自己在“文革”中揭批师长陈原，而且还不是“被迫”，因为批判完了回家，还补写了一篇大字报。沈昌文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行为，其坦诚值得称赞，因为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他曾经做过一个“拒绝配合”的人。最近读曾彦修的《平生六记》，才发现至少在1957年的“反右”，人民出版社内部曾经出现过几个拒绝合作者，其中他最感谢的就是沈昌文，因为沈的手中握有“几颗原子弹”，足以置他于死地。
1957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最高领导（第一副社长，而社长则是胡绳兼任）。在这一年的7月13日，曾彦修成为“党内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而且是头版。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共有3篇重要文章，头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天，130多位代表的反右派发言综合报道”，二条是宋庆龄的反右署名文章“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第三条就是关于曾彦修的，引题“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标题“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副标题“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曾彦修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得知，“批我右派几个月，报上举例，竟没有当时同事数年的王子野（副手）、史枚、陈原、范用（业务核心）等，以及最年轻的薛德震、沈昌文等。他们均一字未说。”
曾彦修特别佩服王子野，“处在他那个地位，对我竟始终不肯出面批评一个字，弄得不好，他也会成为右派。在这种表态大会上，他都能硬挺着一言不发，这多难、多危险啊。我以为，比我还难，我干脆承认我是右派，听候处理就完了，而他却还吊在半空中。”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回忆，要知道，很多批斗都是熟人率先发难，副手率先发难。而为了自己的安全，尽快站队表态，也是斗争哲学的核心要素。沈昌文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当时是人民出版社一个部门的编辑部主任，向他发难的就是他的副手，他为了自保，在第一时间站队批判了同事戴文葆。而曾彦修亲历的一场现场批斗，主持人竟然是他多年前在《南方日报》担任社长时因为工作得罪过的一个人物。
曾彦修对王子野是佩服，对沈昌文就是感谢了。沈昌文手中所掌握的所谓原子弹，其实不过是曾彦修工作中的“失误”而已。人民出版社图书送印之前，要拿给曾彦修签字，他曾经毙过几本苏联著作的翻译，而这事只有秘书沈昌文知道。“反苏”在当时可是非常大的罪名，如果沈昌文出面揭发，曾彦修就是死罪了。这所谓的原子弹，沈昌文也许并不知情，因为是否发现自己手里拥有置人于死地的武器，其实无关智力，而只关乎心性。沈昌文当时只有20出头，在文化单位，这样的年纪往往是“革命者”，是“老家伙们”最怕的对手。沈昌文虽然自称当时自己“努力向上爬”，但却没有主动的害人之心。
曾彦修今年已经95岁。《平生六记》首次谈及有关他被打成大右派的故事，这本书前有周有光的题字：“良知未泯”——良心还未完全消失，这是一个109岁老人对95岁老人的评价，有一点调侃的味道，但更多的则是沉重。曾彦修对自己被打为右派，用“庆幸”来形容：“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这一年，曾彦修还做过一件比较牛气的事，他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工作5人小组的组长，在向上级报右派名单时，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这无疑充满了勇气，但这仍然是一种服从，而不是个人抗争。
《平生六记》中，曾彦修收录了当时人民日报头版的批判文章，但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文中对他的指责和批判，而是很多xx、xxx……这些都是他故意隐掉的人名。对那些没有参与批判他的人，曾彦修一一点名，表示感谢，而对当初的作恶者，他却选择了保密。他这样解释：“（人民日报）第一版是很难复印于此的，因为那上面有十来个在批判我的大会上发言者的人名。而中国的特色是，几乎一切政治运动的原告者，是不能再提他们的名字了。凡大整人时期的发言者、立功者，在事后若干年，往往都不愿被人知道，尤其怕被后人知道。”距离那次批判，已经57年，不少当事人应该已经死去，但曾彦修仍不愿把他们公之于众，是个人恩怨意义上的宽恕，还是对某种潜规则的无意识的遵守？1957年的反右，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文革”也已经结束了快40年，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参与批判者的反思，也很少看到阿伦特所说的“用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沉默，不仅是加害者自己沉默，那些受害者也不愿意把他们的名字说出，这些“xx、xxx”已经成功地把他们隐藏起来。1957年的人民日报，并不算什么绝密档案，愿意解密的人，当然可以去档案馆查一下，这种隐藏本质上是不能奏效的，但事实上在所有人的合谋之下，它往往都取得了成功。
回到上述两个阿伦特式的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让少数异类在那种环境下可以不合作？曾彦修给出的答案是：“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第二个问题，那些作恶者将怎么为自己做道德上的辩护？对此，我们也许只能用一个问句来回答：既然大家一起保持沉默，又何须为自己辩护？
阿伦特提出这两个问题，是想拷问在极权体制下的个人责任问题。对曾经参与迫害的人来说，该如何面对自己曾经的行为？面对道德责任时，人不能再指望自己是集体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对这两个问题，阿伦特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简单：那些不配合的异类，是仅有的敢于自己作出判断的人，而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更好的价值体系，或者旧的是非标准仍根植于他们的灵魂与良知，而是，“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等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他们拒绝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处。”与自己和睦相处，进行无声对话，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反省行为，阿伦特把这种传统上溯到苏格拉底那里，所谓“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那些“平庸之恶”者，正是失去了这种自我省察能力的人，他们往往看上去更正派，但更容易接受新的“价值体系”。
阿伦特认为，那些作恶者，尽管可以用“服从”（按照上级和规定的要求来做）来为自己辩护，仍要承担责任。其原因在于，政治和道德事务中没有“服从”这回事。在并非奴隶的情况下，“服从”这个词对成年人唯一适用的是宗教领域，因为神与人的关系能够按照类似于成人与孩子的关系来看待，人们可以说他服从神的命令。因此，对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是“你为何支持”。这种用词的改变，有着重大的意义：“支持”意味着主动选择，从而赋予了参与者以主体性，“螺丝钉”将上升为人，承担作为人的责任。阿伦特相信语言的魔力，她甚至建议把“服从”一词从政治和道德领域剔除。
《平生六记》所录的批判文章中，那些参与批判者都是作为xx、xxx而存在，他们因此而获得安全，但也因此而丧失一次坦荡生活的机会。阿伦特所说的“与自己和睦相处”，对这些参与者来说，是否成为问题？他们是在“和丑恶的自己相伴”中煎熬地度过余生？还是一直作为一颗螺丝钉而沉睡？这也许是更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我们很难接近这些xx、xxx。所以，我总是希望，更多的见证者能讲讲有关“文革”的故事，不管从什么角度，也不管是否真诚，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活那段尘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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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去世于1975年，就目前所掌握的中文资料看，她并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让她来研究，她会提出这两个问题：“第一，尽管他们不能也确实没有抵抗，那些各行各业中的少数异类，他们在运动中如何能不合作并且拒绝参与批判他人？第二，那些在运动中攻击别人的，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做？‘文革’结束后，他们以什么样的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
这是我对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所提两个问题（68页）的模仿。作为“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常对第一个问题感到悲观：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拒绝合作的知识人？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所记，自己在“文革”中揭批师长陈原，而且还不是“被迫”，因为批判完了回家，还补写了一篇大字报。沈昌文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行为，其坦诚值得称赞，因为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他曾经做过一个“拒绝配合”的人。最近读曾彦修的《平生六记》，才发现至少在1957年的“反右”，人民出版社内部曾经出现过几个拒绝合作者，其中他最感谢的就是沈昌文，因为沈的手中握有“几颗原子弹”，足以置他于死地。
1957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最高领导（第一副社长，而社长则是胡绳兼任）。在这一年的7月13日，曾彦修成为“党内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而且是头版。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共有3篇重要文章，头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天，130多位代表的反右派发言综合报道”，二条是宋庆龄的反右署名文章“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第三条就是关于曾彦修的，引题“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标题“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副标题“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曾彦修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文章，但他后来得知，“批我右派几个月，报上举例，竟没有当时同事数年的王子野（副手）、史枚、陈原、范用（业务核心）等，以及最年轻的薛德震、沈昌文等。他们均一字未说。”
曾彦修特别佩服王子野，“处在他那个地位，对我竟始终不肯出面批评一个字，弄得不好，他也会成为右派。在这种表态大会上，他都能硬挺着一言不发，这多难、多危险啊。我以为，比我还难，我干脆承认我是右派，听候处理就完了，而他却还吊在半空中。”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抒情式的回忆，要知道，很多批斗都是熟人率先发难，副手率先发难。而为了自己的安全，尽快站队表态，也是斗争哲学的核心要素。沈昌文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当时是人民出版社一个部门的编辑部主任，向他发难的就是他的副手，他为了自保，在第一时间站队批判了同事戴文葆。而曾彦修亲历的一场现场批斗，主持人竟然是他多年前在《南方日报》担任社长时因为工作得罪过的一个人物。
曾彦修对王子野是佩服，对沈昌文就是感谢了。沈昌文手中所掌握的所谓原子弹，其实不过是曾彦修工作中的“失误”而已。人民出版社图书送印之前，要拿给曾彦修签字，他曾经毙过几本苏联著作的翻译，而这事只有秘书沈昌文知道。“反苏”在当时可是非常大的罪名，如果沈昌文出面揭发，曾彦修就是死罪了。这所谓的原子弹，沈昌文也许并不知情，因为是否发现自己手里拥有置人于死地的武器，其实无关智力，而只关乎心性。沈昌文当时只有20出头，在文化单位，这样的年纪往往是“革命者”，是“老家伙们”最怕的对手。沈昌文虽然自称当时自己“努力向上爬”，但却没有主动的害人之心。
曾彦修今年已经95岁。《平生六记》首次谈及有关他被打成大右派的故事，这本书前有周有光的题字：“良知未泯”——良心还未完全消失，这是一个109岁老人对95岁老人的评价，有一点调侃的味道，但更多的则是沉重。曾彦修对自己被打为右派，用“庆幸”来形容：“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这一年，曾彦修还做过一件比较牛气的事，他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工作5人小组的组长，在向上级报右派名单时，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这无疑充满了勇气，但这仍然是一种服从，而不是个人抗争。
《平生六记》中，曾彦修收录了当时人民日报头版的批判文章，但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文中对他的指责和批判，而是很多xx、xxx……这些都是他故意隐掉的人名。对那些没有参与批判他的人，曾彦修一一点名，表示感谢，而对当初的作恶者，他却选择了保密。他这样解释：“（人民日报）第一版是很难复印于此的，因为那上面有十来个在批判我的大会上发言者的人名。而中国的特色是，几乎一切政治运动的原告者，是不能再提他们的名字了。凡大整人时期的发言者、立功者，在事后若干年，往往都不愿被人知道，尤其怕被后人知道。”距离那次批判，已经57年，不少当事人应该已经死去，但曾彦修仍不愿把他们公之于众，是个人恩怨意义上的宽恕，还是对某种潜规则的无意识的遵守？1957年的反右，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文革”也已经结束了快40年，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参与批判者的反思，也很少看到阿伦特所说的“用道德根据来为自己辩护”，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沉默，不仅是加害者自己沉默，那些受害者也不愿意把他们的名字说出，这些“xx、xxx”已经成功地把他们隐藏起来。1957年的人民日报，并不算什么绝密档案，愿意解密的人，当然可以去档案馆查一下，这种隐藏本质上是不能奏效的，但事实上在所有人的合谋之下，它往往都取得了成功。
回到上述两个阿伦特式的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让少数异类在那种环境下可以不合作？曾彦修给出的答案是：“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第二个问题，那些作恶者将怎么为自己做道德上的辩护？对此，我们也许只能用一个问句来回答：既然大家一起保持沉默，又何须为自己辩护？
阿伦特提出这两个问题，是想拷问在极权体制下的个人责任问题。对曾经参与迫害的人来说，该如何面对自己曾经的行为？面对道德责任时，人不能再指望自己是集体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对这两个问题，阿伦特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简单：那些不配合的异类，是仅有的敢于自己作出判断的人，而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更好的价值体系，或者旧的是非标准仍根植于他们的灵魂与良知，而是，“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等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他们拒绝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处。”与自己和睦相处，进行无声对话，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反省行为，阿伦特把这种传统上溯到苏格拉底那里，所谓“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那些“平庸之恶”者，正是失去了这种自我省察能力的人，他们往往看上去更正派，但更容易接受新的“价值体系”。
阿伦特认为，那些作恶者，尽管可以用“服从”（按照上级和规定的要求来做）来为自己辩护，仍要承担责任。其原因在于，政治和道德事务中没有“服从”这回事。在并非奴隶的情况下，“服从”这个词对成年人唯一适用的是宗教领域，因为神与人的关系能够按照类似于成人与孩子的关系来看待，人们可以说他服从神的命令。因此，对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是“你为何支持”。这种用词的改变，有着重大的意义：“支持”意味着主动选择，从而赋予了参与者以主体性，“螺丝钉”将上升为人，承担作为人的责任。阿伦特相信语言的魔力，她甚至建议把“服从”一词从政治和道德领域剔除。
《平生六记》所录的批判文章中，那些参与批判者都是作为xx、xxx而存在，他们因此而获得安全，但也因此而丧失一次坦荡生活的机会。阿伦特所说的“与自己和睦相处”，对这些参与者来说，是否成为问题？他们是在“和丑恶的自己相伴”中煎熬地度过余生？还是一直作为一颗螺丝钉而沉睡？这也许是更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我们很难接近这些xx、xxx。所以，我总是希望，更多的见证者能讲讲有关“文革”的故事，不管从什么角度，也不管是否真诚，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活那段尘封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