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8是个好孩子。
但我还是反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收租院
收租院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现场构思创作,共塑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它们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雕塑家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而为一,生动、深刻地塑造出如此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可谓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空前的创举。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再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事实。在这组作品中,写实风格和泥土材料的运用颇为恰当,中、西雕塑技巧的融合也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效果。
收租院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
“收租院”的前世今生
曾经风光一时的“收租院”大型彩塑,到改革开放年代备受冷落,甚至遭人唾弃。岂料最近突然火了起来,又是进京展出,又是国外获奖。大牌媒体积极跟进,争相报道。一时沉渣泛起,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感。
有人把“收租院”说成是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我们就来看看那都是怎样的“集体记忆”吧。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实际上主要指的是成都平原,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灌区土地从此自流灌溉,旱涝无虞。
地处都江堰灌区的大邑县有个安仁镇,这里的文彩中学远近闻名。出资办学的人叫刘文彩,乃著名起义将领、水利部长刘文辉之兄,早已在1949年病逝。方圆几十里内,刘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刘大善人”。当地有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颇具燕赵豪侠风。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当时折合200多万美圆)兴办了当时全省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起,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1992年,中共大邑县县委统计:刘文彩是历史上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的第一人,例如成都至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当地的发电厂和水电厂,均系他出资修建。刘文辉主政的西康省(现为四川省的一部分),在刘文彩家业发达时曾得到刘文彩大量捐助,那也是西康迄今为止发展最快的时期。
据在刘家当过长工的谷能山说:我在他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打牙祭就是吃带荤菜的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现年77岁,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唐学成说他家佃了刘文彩十几亩田,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牛又让土匪抢走了,交不起租子,收租的管事把唐学成的父亲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父亲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遭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人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唐学成父亲转身走了两步,刘文彩又问:“你遭抢的是啥子牛?”“黄牛。”没想到过两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人给唐学成父亲送去。90岁的老佃户李福清说:去交租子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吃饭,管饱,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也带来了。
刘文彩收的租子多不多呢?当地种庄稼一年收两季,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稻谷,平均一亩一石[dàn],也就是一半,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老贫农李福清说算起来交租占总收成的30%。大家都说解放后交的公粮比给刘文彩交的租子多得多。时任生产队长的罗友志讲,交公粮每亩需交350斤大米和200斤麦子。刘文彩只收一石稻谷,折合成大米才290斤。
四川有个著名作家叫马识途,姜文影片《让子弹飞》便是根据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盗官记》改编而成,马识途曾是“收租院”的策划人之一。他在1995年第3期《龙门阵》上的一篇文章中,无意中透露了人民公社时期四川农民交公粮的情况:“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文章还说:“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20亿斤粮食,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份,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呢?”
始于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号称三面红旗,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失误,它给四川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大邑县县志(1983年版)记载,1958至1962年全县的人口数字分别为:(1950年303 350人,)1958年346 770人,1959年317 673人,1960年295 188人,1961年281 491人,1962年280 906人。也就是说,1958年至1962年,全县人口减少了65854人。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这个数字在四川各县中名列前茅。安仁镇农民自然未能幸免。其中,又以居住在刘文彩庄园附近的民安村民众受害最深。他们最了解事情真相,也最容易接触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当局唯恐他们站出来揭穿弥天大谎,便来了一场清洗,把这些知情者全家老小统统驱赶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去。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其中不少人就在大饥荒中丢了性命。
在饿殍遍地、户户哀歌的1962年,最高领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忆苦思甜活动”广泛开展,“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呐喊声响彻全国。四川美术学院的收租院雕塑工程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启动的。1965年,该院的两位教员和五名雕塑系毕业班学生兴致勃勃地奔赴大邑,准备大干一场。不料在采访过程中就遇到难题。他们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话,于是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见谷能山长得高大强健,本想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没成想又碰了一鼻子灰。谷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立刻叫民兵来把谷抓走,当成劳改犯关押起来。更有甚者,他们恼羞成怒,居然把谷能山那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造成刘文彩的帮凶,即“收租院”里的“风风匠”。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硬要把造福一方的开明士绅活生生地丑化成作恶多端、死有余辜的阶级敌人,难度实在太大。创作者煞费苦心,于是就无中生有地编造出“冷月英坐水牢”之类的荒唐情节(“水牢”实乃刘文彩储存鸦片之地,上下两层,上层放烟土,下层常年蓄水,以保持烟土的湿润)。
这年9月,收租院雕塑终于大功告成,并在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庄园展出。当时盛况空前。这是一组长卷式的群雕,包括收租、交租、过斗等七个部分,有一百多个人物,表现旧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来自省内以至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摩肩接踵,不绝于途。有制片厂赶来拍纪录片,还有中小学生来此上课,不久,“收租院”正式编入中小学教材。12月24日,收租院雕塑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展。
可别低估了“收租院”的潜移默化作用。1966年那个“红八月”中,北京大街小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死于暴徒的屠刀之下。为何稚气未脱的“革命小将”要对无辜百姓大开杀戒呢?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全都是“万恶的阶级敌人”,死了活该!别忘了这些孩子都是在《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半夜鸡叫》以及“收租院”雕塑…… 等等“革命文艺作品”的熏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1981年经专门班子慎重调查核实,确认水牢和地牢均系子虚乌有,所谓“行刑室”也纯属虚构,“大地主”是硬挂上的,水牢根本不存在,整个刘氏收租院的故事全是假的。
说个笑话:先别说中国了,就拿咱们在加拿大的“华社”来说吧。有人住百万豪宅,有人住几十万的house,有人住二三十万的condo,有人住500块一月的地下室。那你说那些住独立屋condo的人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华人”就应该把房子卖了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援那些住地下室的人呢?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发达地区的干部公款吃喝4000亿还是8000亿,与贫困地区的贫穷没什么关系。就好比说的那个“中国解体”的假设一样。如果中国解体了,像前苏联一样,各地的地方贪官全当了“总统”。那时沿海地区的“总统”们照样公款吃喝4000亿,但你还能说这是西部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吗?
许多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知道真是小时候三聚氰胺奶粉吃多了“弱智”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用大一统的“政府”概念混淆了中国(也包括美国、加拿大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某些人口几千的小岛国除外))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这两种“政府”的事实。
事实上,地方政府贪污,只能损害在它的财政管辖权范围内的人民的利益。比如天津的市长再怎么贪腐,他花的也只是天津人纳税人的钱,影响不到北京人的利益;上海市长再怎么清廉,省下的钱也只能在上海建学校,不可能挪到兰州去解决那里的问题。
即使是中央的预算,在世界上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文明国家里(也就是说像萨达姆卡扎非这种人是可以把国家的钱挪到他们老家去的),国家财政也只能是相对拿出少量“济贫”,大部分还是要根据谁交的多,用在谁身上的就多的原则返还的。否则这国家交税多的富裕地区非闹独立不可。
贫困地区也有腐败问题,甚至腐败现象比富裕地区更严重。但是,有时候大家自己扪心自问,如果D让权了,让普通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贫困地区自己选举地方官,你们自己会回老家去竞选当一个月挣千把元人民币的清官吗?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指望别人会做到?
你想的恐怕是你做不到,就推及别人一定做不到。但这里至少有两个错误,一个是,这个坛子里发言的人,未必做不到;另一个是,就算这个坛子里所有的人都做不到,但是那个“贫困地区”土生土长的平民,未必做不到。你们自己会回老家去竞选当一个月挣千把元人民币的清官吗?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指望别人会做到?
加拿大的制度对这里谁都是一样的,怎么在马路上赛车的多是温哥华的中国阔少;孩子耍枪的尽是索马里移来的“黑鬼”,“荣誉谋杀”的尽是穆斯林....
因为搞了计划生育,所以人口就是大问题。
因为有死刑,所以人就是坏人。
因为以前是计划经济,所以中国需要计划。
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所以中国需要市场。
下雨当然是一个大问题,要么出门打什么伞?
............
类似的逻辑谬误,想举多少就举多少。
好吧,我们不谈日本,不谈香港,不谈美国,不谈印度......如果人口越多越可怕,那么,如何解释同样是中国,现在的人口是四十年前的两倍多,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却有大幅度提高?
说个笑话:
某新移民登陆刚找到工作,家园赞助商,理财顾问天涯就找上门来推销:“新移民要居安思危,我这里有各种理财计划保险套餐你一月只要交200....”
“什么计划不计划的!你们老移民不就是想赚俺们新移民的钱么!来之前俺的移民顾问的宣传册里就说了,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福利大国。移民到了加拿大我的后半生就有了保证。我不要什么保险计划....”
天涯悻悻地走了。
20年后,新移民变成了“老”移民打累伯工累出一身伤病还蹦子没攒下,碰巧这时加拿大哈老珀因为“改革”给富人减税有方,在CEOMBA们的“赞助”下荣登大宝黄袍加身。哈老帝登基后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和邓老伯当年一样,取消所有福利,大家自求多福。
这时这位“老”移民想起了天涯:“天涯呀,这里有没有什么套餐俺今天加入,明天就能拿钱的啊?”
天涯苦笑不得:“我说老弟,世界上哪里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您当年不计划,现在就得承担就不计划的后果。你自己不承担,哪个保险公司会替你买单啊...”
在“一国一制”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是超生的那些人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计划的那些人生活水平提高了?
这完全是两码事啊。制度并不是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违反制度的人,而是通过公平地奖惩使得这种人大幅度减少。不要说加拿大的制度谈不上完美,就算是有完美的制度,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个神经病出门砍人啊。
而且,正因为制度对人是一样的,所以中国阔少赛车也会被抓;制度对人不一样,天朝的阔少才会有七十码。
如果制度不能保证普通人不违法,哪它又如何保证官员不违法呢?
2000多年来,中国的“制度”对“谋大逆”惩罚不可谓不严厉,剥皮抽筋千刀万剐灭门九族都用上了,可古有董卓王莽,近有林彪小平,宁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干谋反的事。可见制度不是万能的。
你,甚至阳光快运他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阳光快运的老板要许诺让他richer,而不是他手下那些累波工richer吗?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累波工的工作属于简单工作,其质量,是可以靠制度监督的。他不好好工作,造成的损失也有限,不过返工一辆件床垫而已。既然有办法监督,老板为何要多付钱买他们的忠心?而阳光快运的岗位,虽然也有制度,但监督起来比较难。即使能监督,等发现问题的时候(比如高山的帐户10亿元不见了,“大型西人床垫厂”仓库里的床垫都不翼而飞了)造成的损失老板难以承受,所以老板才要用许诺他richer的办法买他的忠诚。
官员的工作性质与床垫厂的经理一样,你对他的工作是很难监督的。等发现问题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你即使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晚了---何况人都跑到加拿大高喊人权自称受迫害去了你找谁追究啊?
加拿大“阳光快运”与他手下累波工收入的差距,其实就是国内官员与普通工人农民收入差距的加拿大翻版。如果你把这些国内外的人用=连起来:
加拿大的CEO=中国高级官员
加拿大的MBA=中国中级官员
加拿大的阳光快运=中国基层官员
加拿大的雷伯工=中国的工人农民
你就会发现,中国加拿大制度不同,但经济规律却照样是universal的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你最失水准的一帖。如果制度不能保证普通人不违法,哪它又如何保证官员不违法呢?
2000多年来,中国的“制度”对“谋大逆”惩罚不可谓不严厉,剥皮抽筋千刀万剐灭门九族都用上了,可古有董卓王莽,近有林彪小平,宁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干谋反的事。可见制度不是万能的。
你,甚至阳光快运他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阳光快运的老板要许诺让他richer,而不是他手下那些累波工richer吗?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累波工的工作属于简单工作,其质量,是可以靠制度监督的。他不好好工作,造成的损失也有限,不过返工一辆件床垫而已。既然有办法监督,老板为何要多付钱买他们的忠心?而阳光快运的岗位,虽然也有制度,但监督起来比较难。即使能监督,等发现问题的时候(比如高山的帐户10亿元不见了,“大型西人床垫厂”仓库里的床垫都不翼而飞了)造成的损失老板难以承受,所以老板才要用许诺他richer的办法买他的忠诚。
官员的工作性质与床垫厂的经理一样,你对他的工作是很难监督的。等发现问题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你即使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晚了---何况人都跑到加拿大高喊人权自称受迫害去了你找谁追究啊?
加拿大“阳光快运”与他手下累波工收入的差距,其实就是国内官员与普通工人农民收入差距的加拿大翻版。如果你把这些国内外的人用=连起来:
加拿大的CEO=中国高级官员
加拿大的MBA=中国中级官员
加拿大的阳光快运=中国基层官员
加拿大的雷伯工=中国的工人农民
你就会发现,中国加拿大制度不同,但经济规律却照样是universal的
不乏看出来土共本质的普通百姓,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你最失水准的一帖。
1,阳光快运。你也可以办一个啊,不需要quota.规范的话,你注册一个企业号和2个税号就可以,几十块钱搞定。为了体现你的24 hours service 服务,你可以取名“月光快运”。想沾人家品牌的光,也可以取名“日光快运”。几十块钱可以在中国买到一个官吗?
2,制度不能约束人,难道八荣八耻能约束人?农民工一个月去街边打个牙祭是嫖娼,是八耻;官员在纳税人买单的办公室沙发上日小蜜,日完了还是用公家的卫生纸擦jj,是说不清楚的感情问题,是爱情,是八荣?
你家很有钱啊,每年都可以请一次裁缝,量身定制。我们上次请香港“观奇洋服”上门来花了不少钱的。还是太穷,没敢请巴黎的,他们说可以全身扫描后,电子试装,修改设计的。已经比俺小时候好了,俺小的时候,可买不起衣服,都是买了布,请裁缝做的,一年一次,鞋子也是自家做的千层底,怀念那时候(每天都开开心心)另,乡下的孩子,只要个把小时大人照看不到,就是这样脏法,没什么稀奇,乡下长大的TX应该清楚
“不乏”是多少?10个,100个....100万,同10亿人比占的百分比有多大?
你总不能说GCD的江山是靠毛泽东用枪顶着林彪,林彪用枪顶着黄永胜武法宪,然后黄永胜们又用枪一级级顶到小兵们,层层督战打下来的吧?
客观上说,49年的中国,就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贫富差距,“阶级”矛盾都很尖锐。在这种时候,“白毛女”“收租院”的威力,远胜蒋校长的四百万大军+“革命军人连坐法”。
只不过长期的效果,等“弱智群体”们明白过来就晚了。
我不赞成赞助这种造就“贫贱良材”的“善举”,就是因为看到了,现在的中国的许多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不仅左翼,甚至连右翼也拿起了“阶级斗争”这把武器。就如同武侠小说里那种“刺血大法”一样,靠编造故事,煽动仇恨来赚人气追求“个人重大利益”里面最重大的--成功,根本不考虑这么做长期后果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对人民和民族前途应负的道义上的责任。
看来毛老头的《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中国确实“字字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过赞助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增加这种人,在我看来与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