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阶段出现的偏差和过失说到底还是源自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大家都知道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的情况下,法律和法治的存在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可是,法律和法治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和时效局限,退无可退之际,程序正义就成了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后一道屏障。所有这些,在当今中国都是被践踏或刻意被淡化的,甚至当好奇的人们想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斗胆”进行,哀之甚焉。
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速度”,这是D最愿意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D自认为自己在新时期“伟光正”的证明。说起这个话题,看过电影《2012》的朋友应该能记得登船之际,几个疑似老美的家伙在飞船前的感叹:他们感慨把造船的任务分派给中国是正确的。他们貌似在“表扬”在中国,我听起来却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里隐喻着一个名词,叫“中国制造”。所有这些带“国”字头的名词和概念组合成一个“举国体制”,这种体制确实能带来的表面的繁荣和短时间的高效率,但其危害性之深破坏性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经济领域的短视和浮夸又加重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危害和流毒会在以后几十年内弥漫和影响这个国家和国民,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拭目以待。
党及其政府宣传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比政治体制变革优先,更有所谓“左派”鼓吹只需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就可以让社会实现公平与“和谐”,怎一个乱子了得呢!虽说是民以食为天,填饱了肚子才会要求自由与民主,可以说,中国的经济繁荣是缺乏科学和平衡的繁荣,社会现状是缺乏监督和制衡的形态。因此,改革对于社会的大多数人民而言,既没有带来面包,也没有带来自由,更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滋味。
退一步说,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虚假繁荣的好处也绝大部分落入了权贵们的腰包。所以,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感到痛恨,其实,这是一种“错恨”,也是导致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进退失据的缘由,他们在感叹这也“两难”那也“两难”后,有的跑到大学里慷慨陈词+买书,有的则干脆带头组织“意淫”活动,“仰望星空”就是一个例证。归根结底,回避制度上的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再给他500年的寿命也解决不了。
貌似完美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然后由全民推选出来的组织来代表全民进行实施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进而再有这个组织代表全民来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成果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这些理论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看上去确实很美,实践起来却让人们感到很受伤!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缺乏可操作性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也没有在中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执行,它一会儿被解读成“大跃进”,一会儿被装扮成“一大二公”,当历史来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听说它又有了一件新外衣,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里所倡导的“分权制”以及构成该制度的直选、监督和罢免等要素,国人则更是闻所未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