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评论]中国男子受宗教迫害为由申难民被拒 移民官对话曝光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可见他对共产党的初步印象是不错的。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虽然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他是知道的,但他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
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
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是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
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
基要派神学和
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
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卖主求荣的。内忧外患中,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