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共匪奴才,中國人那點對不起你了?

別人追究害死中國人的兇手,讓你如此喪心病狂攻擊!
泥麻痹!中国人从满清开始人口就停滞不增,只有毛时代才能27年翻番,泥麻痹还丧心病狂攻击!!!
如果没有毛,今天中国人口可能连四万万都保不住!
 

3com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日本学者:抗战时期毛泽东出卖国民党军情给日本

自由亚洲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一观念,深植中国人民心中,然而,日本著名问题专家,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在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真相 当中,提供了另一个答案。从大量历史资料中,远藤誉教授发现,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把国共合作得到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政府,借机壮大中共力量,本书 出版后立刻引发关注。今天,我们有荣幸邀请到远藤誉教授与我们对谈。

1.远藤教授,在谈您的书之前,让我们先聊聊您的出身,1941年您于东北吉林出身,经历过国共内战,1953年返回日本。您在书中提到,很长时 间,您心中充满对故乡中国的爱与怀念时,夹杂着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中共怀恨,首先想请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您当时内心的矛盾是什么,以及这个矛盾现在解开了 吗?

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当然对中国有爱也有怀念。特别,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在天津接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所以当时我认为毛泽东是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人。

不过,那之前,日本战败后的国共内战的时候,我在的长春市被中共军围困断粮,好几十万的无辜的老百姓饿死了。这事实和我崇拜的毛泽东之间,有矛盾。所以我说服我自己,那个围困是为了美好的明天才有的牺牲。我还是想要相信毛泽东。

回到日本以后的1984年,关于这个围困长春的体验,我写了一本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日文版,在日本出版了。为了安魂当时饿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 姓,我很想在中国大陆出版,所以译成中文,找了很多大陆的出版社。他们都说了这本书的内容是非常令人感动,不过话题太敏感,不敢出版。

我一直等了拥有言论自由的中国。等了30年,言论控制越来越严格了。我觉得我有生之内,中国不会实现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最后没有办法,2014年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

就这前后,日本的出版社,新潮社找了我让我撰写题为《毛泽东》的一本书。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壮大的理由等。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勾结日军的事实。

那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能做的毛泽东的话,让好几十万的无辜的老百姓饿死,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了。我好不容易看明白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所以心里矛盾也解开了。

2. 书中的其中一项突破性发现,也就是毛泽东把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情报卖给了日本,以您的专业,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当然是为了拿下天下吧。毛泽东,为了当中国的头,帝王,他不选择任何手段。什么都敢做。出卖中华民族,也无所谓。对他最重要的不是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而是他自己。连党都不在乎。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已经没有战争的那么和平的时代,也能杀掉了好几千万的无辜的老百姓。其中包括很优秀的党员。 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党员也在内。

这一切都证明,毛泽东的目的就是当中国的帝王。

3. 我们从您的出身谈起,到书中您的发现以及分析,透过本书,您想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描绘了关于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经过和真相。

毛泽东利用国共合作跟日军勾结,削弱国民党的军力,筹划了夺权。

中共政权,现在也一直主张他们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才是主人公。

但是,共产党是怎样壮大的呢?

根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向日军出卖了中华民族,辜负了中华民族而壮大的。

所以他们才这么的严格地执行言论控制,不重视人的尊严,侵犯人权。

我希望中国能成为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尊重人的尊严的国家,而下了决心向大家传达毛泽东的真相。希望中国共产党正视历史的真相。

4. 书中也提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为了削弱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派潘汉年等间谍,到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岩井公馆,把国民党军事情报,高价卖给日本,这是您从 爬梳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以及比对日本,中国和台湾史料后,所得到的论证,跟我们谈一谈,当时您发现的证据是什么?您是如何做查证的?综合考 证过程中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共间谍潘汉年的书也能看出来。不过他们的解释是相反的。他们写道,潘汉年等中共间谍是为了获取日本的军事情报才跟日本外务省的岩井公馆的创办人、岩井英一接触的。

所以我找了日方材料,终于找到了岩井英一本人写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这本书中,岩井仔细地描述了关于潘汉年,袁殊等等的很多中共间谍的实际活动。

岩井最吃惊的是,有一天潘汉年向岩井提出“中共军和日军之间的停战的要求”。

岩井自己写道“我是外务省的人。一点都不知道关于日军的情报。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日军的将领,影佐”。影佐,当时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顾问。潘汉年又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面了。

这样的仔细情况,都记录在《回想的上海》里。

另外在这本书里写道,潘汉年向岩井提出停战要求之前,有一天潘汉年向岩井提交了很长的关于中共动态的报告书。

为了找出,到底潘汉年提交了什么样的很长的报告书,我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这份报告书。

所以证据是很准确的。

5. 面对历史,人类必须诚实与谦卑,最后,请问教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钳制言论的国家机器,掌控思想这样的事实?

中宣部的洗脑力量是又强又大。这么多年能骗了中国人民。多么伟大!

不过,欺骗是哪一天肯定会败露的!

毛泽东时代是以杀人的手段来维持了政权。

现在是以言论控制和主张:“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来,想要强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同时,想让中国人民支持崇拜共产党。

不过,中国人原来是很聪明的。不会一直被骗。

哪一天,中国人民都知道毛泽东的真相的话,中共的统治力量会崩溃。


--------------------------------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7/日本学者:抗战时期毛泽东出卖国民党军情给日本.html
 
你们这些移民傻瓜,移民了,脑袋智商也下降了吗?毛泽东对西方社会是个福音。他搞乱了中国的经济,恰恰是现在西方需要的。中国经济已经强大到成为威胁了。自己砸掉自己的饭碗恐怕是西方最想看到的。文革那些年,就是西方大发展,港台日韩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应该巴不得中国再出个毛式人物。你移民也算值了啊
 
浏览附件433133

日本侵略者在持续了六周的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了我们30万同胞,平均每天杀害7143人,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而1959—1961年在这三年之中,据最 保守的估计,饿死三千万人。平均每天饿死27397人,平均每天的死亡人数是南京大屠杀的3.8倍。

如果按照南京大屠杀每天死亡7143人计算,三年大饥 荒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持续了11年6个月的南京大屠杀。如此巨大的浩劫却不纪念也不反思,为什么?

你这2傻子就是隔壁那个精神失常的卡枌吧!信了邪,偏执狂地反共!
 
你这2傻子就是隔壁那个精神失常的卡枌吧!信了邪,偏执狂地反共!
这种人也就是反毛黒毛的称为学者,没见哪个学者一张口就长春围城死了几十万,且不说死的人是不是都该共产党担责。
 

3com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华北地区连日暴雨成灾。河北省多座水库夜间集体泄洪,疑因通知未及时,大批村民在睡梦中惊醒,半夜逃亡,各地因人命及财产损失而导致民怨沸腾。

据悉,河北刑台市官员为阻止因灾死亡的村民家属进京上访,给当地村民下跪,他此前曾告诉央视等官方媒体“邢台没有人伤亡”。当地村民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

水库夜间泄洪官方未及时通知 民众半夜逃亡

7月18日起,暴雨突袭河北。河北省气象局自19日三次升级暴雨预警后,20日11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此次暴雨过程造成河北西部太行山区部分路段发生滑坡,多座水库泄洪。

澎湃新闻报导,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县委宣传部官员称,井陉县现在17个乡镇全部受灾,截至7月22日下午3时,洪灾已致井陉县26人死亡,34人失联。

报导说,老家在井陉县南峪镇贵泉村的董志刚告诉媒体,“村里的情况不太乐观,失踪加死亡的快20个人,确定找到尸体的有十多个。”目前人在贵泉村的另一村民董女士说,洪水发生在7月19日晚11点左右,在她认识的人当中已有18人遇难或失踪,“包括我的大伯和伯母,不过还未找到遗体”。董女士称,洪水来之前没有收到预警通知,目前洪水基本已经退去,村子里一片狼藉,到处是石头泥土,进村只能靠步行,“目前还是没有救援队来”。

此次强降雨的重灾区——河北省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共18座水库集体泄洪,但疑因通知未及时,大批民众半夜逃亡,各地因人命及财产损失而导致民怨沸腾。

《新京报》报导,邢台本轮大暴雨持续近24小时。邢台桥东开发区王快镇东市村,洪水大概两点左右进到村民家里水深约为一米四左右,街道上水深两米以上,村民都在睡梦中惊醒,大人小孩纷纷站到房顶躲灾。

据大陆网民“吴丹Dana91”22日发消息说:“作为河北邯郸和邢台交界的人告诉你,前两天暴雨的时候根本没有洪水,抗洪抢险都是在太阳高照的暴雨后几天,洪灾是泄洪所致,并非天气,那些灾区受害的都是所谓大局的受害者,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河北邢台网民“落尘Angel”说:“河北邢台暴雨,堤坝挡不住,不知道已经泄洪多少次,冲走了我们的亲人,淹了我们的家,可是为什么新闻只报导石家庄、 邯郸地区受灾严重,我们的邢台呢,邢台大贤村、景家屯、麻村、王快等,失踪了多少人,还有好多大人小孩都被冲走,为什么不报导呢!我的家,邢台南和至今还 淹在水里。”

据中共官方消息,7月18日以来,华北、东北、黄淮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截至7月22日9时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导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8省51市337个县1054.7万人受灾。

官方媒体除了在报导中凸显“官方组织救援力量开展营救群众”之外,还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同时严密监控网络,相关讯息不断被封杀。
 

3com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水災人禍 河北240死亡失蹤
晴報 – 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上午6:50

-------------------------------------------------------

這次河北洪災的死亡人數,不到當年共匪萬斤糧而死的中國人的數目萬分之一!
共匪作惡之深,難以想像。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




  │1957│ 64,653 │ 34.03 │10.80 │ 23.23 │




  │1958│ 65,994 │ 29.22 │11.98 │ 17.24 │




  │1959│ 67,207 │ 24.78 │14.59 │ 10.19 │




  │1960│ 66,207 │ 20.86 │25.43 │ -4.57 │




  │1961│ 65,859 │ 18.02 │14.24 │  3.78 │




  │1962│ 67,295 │ 37.01 │10.02 │ 26.99 │




  │1963│ 66,172 │ 43.37 │10.04 │ 33.33 │




  │1964│ 70,499 │ 39.14 │11.50 │ 27.64 │




  │1965│ 72,538 │ 37.88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拔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已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是饿死很多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部分都知道。具体多少,不清楚。毛刘之间的矛盾就是从那时候引起的。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以及文化大革命都和此有关。
 

3com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华盛顿邮报:记住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屠杀

2016-08-08
作者: Ilya Somin
编译: 赵亮


中国农民遭受‌‌“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的恶果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8月3日刊登的Ilya Somin的文章,题目是:‌‌“记住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屠杀‌‌”。以下为译文:

谁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屠杀凶手?大多数人可能认为答案是纳粹大屠杀的建筑师希特勒。其他人可能猜想是苏联独裁者斯大林,他设法杀害的无辜的人确实比希特 勒还多。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不及毛泽东。从1958年到1962年,毛的大跃进政策导致高达4500万人死亡,轻松地使得它是有史以来被记载下来的最 大的大屠杀事件。

《毛的大饥荒》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Frank Dikötter最近在‌‌“历史上的今天‌‌”(History Today)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大饥荒中发生了什么:

‌‌“毛认为他可以把全国各地的村民赶进巨大的人民公社来让他的国家赶超其竞争对手。在追求乌托邦式的乐园中,一切都被集体化了。人们的工作、住房、土 地、财产和生计都被从他们手中拿走了。在集体食堂,一勺勺食品的分发变成了用来迫使人们服从党的每一个决定的武器。胁迫和暴力被用来胁迫饥饿的农民去修建 计划不周的灌溉工程而荒芜了田地。

相应之下庞大的灾难接踵而至。从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推断,历史学家们纷纷猜测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但是多亏了中共自己在饥荒中编辑的那些细致的报告,真实的死亡规模现在才曝光....

这个庞大而详细的记录给出了一个恐怖故事,毛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大屠杀凶手之一出现,他要为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至少4500万人的死亡负责。不仅 仅是这场灾难的程度超出之前的估计,而且许多人死的方式亦是如此:有两百万到三百万受害者是被折磨致死或草率地杀掉,他们通常只是做了最轻的违法行为。湖 南省一个男孩偷了一把粮食,当地党的书记熊德昌(音)强迫他父亲把他活埋了。几天之后,这位父亲悲痛而死。王资友(音)的案件被报告给中央领导层:他因为 挖了一个土豆,一个耳朵被砍掉了,双腿被用铁线绑着,背上挂了一个10公斤重的石头,然后被用烙铁打上烙印。‌‌”

长期以来学者们已经知道了大跃进的基本事实。值得一提的是,Dikötter的工作展示了受害者人数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多,并且更清晰地看到这场大屠杀 有毛故意所为的成分,包括大量被处决或折磨致死的受害者仅仅是因为抗拒被饿死。即使是此前的标准估算三千万人或更多,仍然令这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大屠杀。

虽然大跃进的恐怖对研究共产主义和中国历史的专家们来说众所周知,但是很少被中国以外的普通民众记住。当西方人想到历史上大的罪恶,他们鲜少会想到这个。 相比之下,有众多的书籍、电影、纪念馆和纪念日来献给对犹太人的屠杀,而我们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来回忆大跃进,来确保吸取它的教训。当我们发誓‌‌“永不重 蹈覆辙‌‌”时,我们并不经常想起这也适用于这种暴行。

毛泽东的暴行导致的死亡人数超出希特勒造成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两者毛更邪恶。毛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部分原因是实际上毛统治着一个人口大得多的国家, 而且统治的时间要长得多。我本人在纳粹屠杀中失去了几位亲人,我无意去缩小纳粹大屠杀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共产党规模浩大的那些暴行令它们与纳粹大屠杀可 有一比。至少,它们值得受到比当前多得多的关注。

一、为什么我们极少回眸大跃进

是什么造成这种忽视?答案之一可能是绝大多数受害者是中国的农民,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与对我们的历史良知和流行文化有着最重大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物距离甚远。通常而言,人们更容易同情与自己相似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忽视大跃进的一个更大的因素是淡化共产政权所犯罪行的总体趋势。不象毛时代,今天极少西方知识分子真的同情共产主义。但是,许多人不愿完全接受它是一大邪恶。

在中国,近年来中共政权承认毛犯了‌‌“错误‌‌”,并允许某种程度公开地讨论这个历史。但是,中国政府不愿承认那场大屠杀是有意的,并且继续不时地打压和迫害指出真相的异议人士。

这明显造成了中国共产党依然统治着中国的事实。虽然他们批评了许多毛的具体政策,但是这个政权依然从毛的遗产中衍生出许多该政权的合法性。2014年我在中国一所大学做客座教授教一门课时,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次讲话,我亲身经历过中国官员对此话题的官方矛盾心理。

二、为何它如此重要

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不承认大跃进的本质带来严重代价。大跃进的一些幸存者今天仍然活着。他们所遭受的可怕的不公正应该获得更大的认可。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损失获得赔偿,仍然活着的肇事者应该受到恰当的惩罚。

此外,对毛和其他共产党统治者所犯罪行持续成为我们的历史盲点,导致我们低估了这些政策的恐怖,使其更容易在未来重新来过。中国、苏联及其效仿者们骇人听 闻的历史本来应该已经令社会主义永久性地名誉扫地,就象纳粹已令法西斯主义完全名誉扫地一样。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这样。

就在最近,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政府对大部分的委内瑞拉人口实行强迫劳动。然而大多数媒体对此的报道没有指出这与社会主义的关联及该政策与苏联、中国、古巴和其他类似政权的历史相似。

对于任何熟悉大跃进历史的人来说,委内瑞拉的悲惨情况不会令人惊讶。我们将做好终于给予历史上最大的大屠杀应有的关注。

(译文有删节)

原文链接:Remembering the biggest mass murd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附件

  • 1375.jpg
    1375.jpg
    226.6 KB · 查看: 51

3com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1375.jpg
Key arguments
On a website providing exposure for the book, Dikötter detailed his key arguments. First, he states that the famine lasted at least four years (early 1958 to late 1962), not the three sometimes stated. And after researching large volumes of Chinese archives, Dikötter concluded that decisions coming from the top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Beijing were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famine.

Beij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Zhou Enlai and Mao, increased the food procurement quota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pay for international imports. According to Dikötter, "In most cases the party knew very well that it was starving its own people to death." Mao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Shanghai in 1959: “When there is not enough to eat people starve to death. It is better to let half of the people die so that the other half can eat their fill.”

In their attempts to survive, Chinese people resorted to hiding, stealing, cheating, pilfering, foraging, smuggling, tricking, manipulating or otherwise outwitting the government. There were reports of armed assaults on granaries or trains. Overall, Dikötter estimates that there were 45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not 30 million as previously estimated. Some two to three million of these were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beaten or tortured to death or summarily execu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often for the slightest infraction.

Because local communist cadres were in charge of food distribution, they were able to withhold food from anyone of whom they disapproved. Old, sick and weak individuals were often regarded as unproductive and hence expendable. Apart from Mao, Dikkötter accuses several other members of the top party leadership of doing nothing about the famine. While famine was ravaging the country, free food was still being exported to allies, as well as economic aid and interest-free or low-interest loans.

In addition to the human suffering, some 30 to 40 percent of all rural housing was demolished in village relocations, for building roads and infrastructure, or sometimes as punishment for political opposition. Up to 50 percent of trees were cut down in some provinces, as the rural ecological system was ruined.[2][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o's_Great_Famine
 

注册或登录来发表评论

您必须是注册会员才可以发表评论

注册帐号

注册帐号. 太容易了!

登录

已有帐号? 在这里登录.

Similar threads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