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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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6-06-09
“苏联逼债”的历史谣言可以休矣
不但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就连70年代《人民日报》大肆渲染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从不见有只言片语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但这个历史谎言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大跃进导致经济恶化，使中国无法履行对苏贸易合同，是对苏欠债的主因
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的孩子们站在稻穗山上，该公社放卫星称早稻亩产36956斤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的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 款中，就有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这笔军备由中苏双方“共同负担”，即 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中共建政伊始，财政尚无力立即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于是在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代表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 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少量武器属于特殊原因下的无偿援助外，绝大部分装备都是由苏联半价提供的。中国 因此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 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签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 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自1958年 “大跃进”之后，中国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已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 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而在1960年之前，中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尚欠苏联总计23亿 元人民币的债务。[详细]
官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得很清楚，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
1961年7月5日，赫鲁晓夫在克林姆林宫设宴招待中国外交部长陈毅
那么，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有没有利用这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对中国进行逼债压迫呢？
答案是没有。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据该书说：
“苏联撤走专家后，许多过去苏联承诺的援助项目已经难以兑现。在贸易领域，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交涉。1960年 10月31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主管经济、贸易的参赞，也提交一份口头声明。声明表示：中国由于遇到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 家，出现了暂时困难，需对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声明说：从1960年起，中苏贸易中出现了不平衡状况，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造成支付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 由于中方遇到自然灾害，货源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方面对中方提出的补充出口货单采取消极态度，不接受或少接受中方提供的补充出口货物。苏联不断地在合 同之外向中国发货，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声明还说：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商品，例如汽油、卡车，苏联以平衡为借口，不同意供应。有鉴于上述各点，中国方 面正式通知苏联方面：一、中国方面有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合同，今年履行不了，留待以后履行；二、中方已向苏方提出的订货单，都要收回，重新考虑；三、 对过去苏联的贷款，中方仍将按照有关协定，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还清本息；四、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 五、1961年中苏贸易额肯定将少于1960年，具体进出口金额，要待调整计划完成后才能同苏方谈判。”
“……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苏联债务
1969年第10期《人民画报》刊登组图文章《无债之国》，只讲中国按时还债，不提苏联逼债
在苏联同中国签订分期付款、不计利息的同时，1961年的中国的外交政治也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同时，考虑到对苏联欠债不利于与苏联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舞台上争夺领袖地位，中国政府主动决定加速对苏还款——不接受苏联提供的优惠粮食援助，而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也是出于同样的 考虑——终于在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到1969年，不但没了外债，连内债也没了，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 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17日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 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在当日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 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 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 [详细]
六、七十年代的官方媒体从来都没有提过“苏联逼债”问题
六九年包头钢铁工人举行“声讨苏修大会”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 “逼债”一事”。当然，《人民日报》确实屡次谴责苏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逼债，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 何其狠毒》，但这篇两千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
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述评”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 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 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但有意思的是，整篇文章近四千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的“逼债”。在中苏彻底交恶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 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毛泽东等人出席阿尔巴尼亚解放60周年招待会
虽然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但困难时期，中国确实是在向苏联还债，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说这种还债，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同样不是事实。
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 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 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 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阿尔巴尼亚与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PupoShyti)曾经说道：“在中 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我国 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以越南为例：1971年中国与越 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 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亿元。每年对苏还债数额显然无法与上述这些主动援外数据相比。[详细]
结语
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1965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 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 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详细]
子虚乌有的“苏联逼债说”，可以休矣。
不但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就连70年代《人民日报》大肆渲染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从不见有只言片语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但这个历史谎言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大跃进导致经济恶化，使中国无法履行对苏贸易合同，是对苏欠债的主因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的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 款中，就有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这笔军备由中苏双方“共同负担”，即 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中共建政伊始，财政尚无力立即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于是在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代表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 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少量武器属于特殊原因下的无偿援助外，绝大部分装备都是由苏联半价提供的。中国 因此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 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签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 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自1958年 “大跃进”之后，中国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已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 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而在1960年之前，中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尚欠苏联总计23亿 元人民币的债务。[详细]
官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得很清楚，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
那么，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有没有利用这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对中国进行逼债压迫呢？
答案是没有。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据该书说：
“苏联撤走专家后，许多过去苏联承诺的援助项目已经难以兑现。在贸易领域，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交涉。1960年 10月31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主管经济、贸易的参赞，也提交一份口头声明。声明表示：中国由于遇到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 家，出现了暂时困难，需对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声明说：从1960年起，中苏贸易中出现了不平衡状况，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造成支付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 由于中方遇到自然灾害，货源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方面对中方提出的补充出口货单采取消极态度，不接受或少接受中方提供的补充出口货物。苏联不断地在合 同之外向中国发货，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声明还说：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商品，例如汽油、卡车，苏联以平衡为借口，不同意供应。有鉴于上述各点，中国方 面正式通知苏联方面：一、中国方面有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合同，今年履行不了，留待以后履行；二、中方已向苏方提出的订货单，都要收回，重新考虑；三、 对过去苏联的贷款，中方仍将按照有关协定，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还清本息；四、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 五、1961年中苏贸易额肯定将少于1960年，具体进出口金额，要待调整计划完成后才能同苏方谈判。”
“……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苏联债务
在苏联同中国签订分期付款、不计利息的同时，1961年的中国的外交政治也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同时，考虑到对苏联欠债不利于与苏联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舞台上争夺领袖地位，中国政府主动决定加速对苏还款——不接受苏联提供的优惠粮食援助，而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也是出于同样的 考虑——终于在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到1969年，不但没了外债，连内债也没了，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 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17日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 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在当日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 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 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 [详细]
六、七十年代的官方媒体从来都没有提过“苏联逼债”问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 “逼债”一事”。当然，《人民日报》确实屡次谴责苏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逼债，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 何其狠毒》，但这篇两千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
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述评”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 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 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但有意思的是，整篇文章近四千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的“逼债”。在中苏彻底交恶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 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虽然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但困难时期，中国确实是在向苏联还债，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说这种还债，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同样不是事实。
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 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 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 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阿尔巴尼亚与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PupoShyti)曾经说道：“在中 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我国 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以越南为例：1971年中国与越 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 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亿元。每年对苏还债数额显然无法与上述这些主动援外数据相比。[详细]
结语
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1965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 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 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详细]
子虚乌有的“苏联逼债说”，可以休矣。
尋找大饑荒幸存者：慘痛的調查
作者 索菲
上個世 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中國爆發空前規模的大饑荒，官方諱莫如深，不公布統計數字，究竟餓死多少人，一直眾說紛紜，有官員和學者甚至根本否認大饑荒。但是一位旅居美國的華人女作家依娃多次回到甘肅、陜西，實地探訪，寫出了54萬字的《尋訪大饑荒幸存者》。
《尋訪大饑荒幸存者》（明鏡出版社）
今天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主筆高伐林來給大家介紹這位作家和她的這本書。
法廣：高伐林先生，這位女作家依娃是什麼樣的人呢？
高伐林：依娃是筆名，真名叫宋琳，她是農民的女兒，母親就是一位要飯的“叫花子”，原來生活在甘肅秦安縣，在那場大饑荒中實在無法活命，逃荒來到陜西富平，嫁了人。依娃在大饑荒過去之后的1965年，出生在陜西富平。
法廣：那也就是習仲勛和習近平他們的家鄉了？
高伐林：是的。富平也是非常貧困的地區，但農民總算還有口飯吃。依娃長大后，1993年隨丈夫來到美國定居。她在很長時間裡不瞭解自己母親的悲慘身世，也不瞭解她出生之前的大饑荒慘烈的程度。
法廣：她是怎么開始調查寫作的呢？
高伐林：她告訴我，當她第一次讀到中國學者楊繼繩的百萬字巨著《墓碑——1958至 1962年大飢荒紀實》書訊，根本不相信中國餓死了3600多萬人，甚至很反感。但她還是買了一本。她花了很長時間讀完它，因為書中有很多數字、很多圖 表，并不那么容易讀。讀完后又讀了一遍，聯想起自己小時候看到聽到的一些事，逐漸相信大饑荒確有其事。於是，她利用探親回國的機會，一點一滴地從母親那裡 掏出了血淚往事：原來，她自己的外祖父、兩個姨和一個舅舅——母親的三個弟妹，都是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餓死的。外祖父餓死的時候，才42歲。
2011年，她逼著母親和舅舅一起回了一趟甘肅老家。這是依娃第一次回老家。在那裡，她見到許多親戚——他們都是大饑荒的倖存者，幾乎家家都餓死了人。依娃就開始一篇接一篇地寫她瞭解到的這些人的慘痛經歷。每次回國，她花大量時間在調查取證上。
法廣：這種調查，難度特別大，第一，課題敏感，很難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第二，調查對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表達能力有限；第三，大饑荒畢竟過去了50年，即使是當年十來歲的孩子，現在也年過花甲。
高伐林：是啊，許多調查對象甚至還很有顧慮，怕講這些往事“給社會抹黑”。所以她的調查范圍，主要是甘肅、陜西，從自己家親戚開始，語言相通，容易取得對方信任。
法廣：她完全是個人行動，沒有人協助她嗎？
高伐林：依娃告訴我，她是“調研個體戶”，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資助。她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她和自己家庭掏出錢來，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也都是靠丈夫默默的支持。很不容易啊！
法廣：她為什么要堅持做這件事呢？
高伐林：她是為了尋訪歷史的真相。您知道，我們今天得知“反右”中幾十萬“右派”的悲慘遭 遇，得知“文革”中數百萬受迫害者的悲慘遭遇，因為他們多數是有文化的人，他們能夠講出來、寫出來，讓世人瞭解。但是中國數千萬餓死的和數億倖存的農民， 他們沒有文化，這些往事，他們在50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膛，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所 以很長時間不為人知。依娃決心改變這種局面，她要替那些沒有話語權的底層農民說話，要替那些大饑荒的餓殍亡魂發聲。
法廣：做這樣的調查寫作，成天接觸慘絕人寰的史實，她得要非常堅韌才行。
高伐林：她整理錄音的時候常常嚎啕大哭。她告訴我，令她最為震撼的是一位叫作茍應福的老人全家的遭遇，這個大家庭竟餓死了16個人。他沒餓死，因為他出門干活去了。而他的妻子家也餓死了三個人，一共就是19條人命。
依娃也聽到許多讓她極度憤怒的事。公社、大隊都三令五申，禁止飢餓到極點的災民出門逃荒，到處設關卡、攔阻站、收容所，勞改隊。她寫過這樣的事例：通渭縣雞川鎮到了夜晚，干部就挨家挨戶用封條封門或者鎖上。第二天生產隊長再來打開。完全將農民當成農奴、當成牲口！
就這樣，她歷時三年，訪問了二百多位幸存者，在這本書中，她記錄了五百多位餓死者，記錄了49起人相食的事例。她痛切地說，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他們的墓園，希望他們能夠安息。
作者 索菲
上個世 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中國爆發空前規模的大饑荒，官方諱莫如深，不公布統計數字，究竟餓死多少人，一直眾說紛紜，有官員和學者甚至根本否認大饑荒。但是一位旅居美國的華人女作家依娃多次回到甘肅、陜西，實地探訪，寫出了54萬字的《尋訪大饑荒幸存者》。
《尋訪大饑荒幸存者》（明鏡出版社）
今天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主筆高伐林來給大家介紹這位作家和她的這本書。
法廣：高伐林先生，這位女作家依娃是什麼樣的人呢？
高伐林：依娃是筆名，真名叫宋琳，她是農民的女兒，母親就是一位要飯的“叫花子”，原來生活在甘肅秦安縣，在那場大饑荒中實在無法活命，逃荒來到陜西富平，嫁了人。依娃在大饑荒過去之后的1965年，出生在陜西富平。
法廣：那也就是習仲勛和習近平他們的家鄉了？
高伐林：是的。富平也是非常貧困的地區，但農民總算還有口飯吃。依娃長大后，1993年隨丈夫來到美國定居。她在很長時間裡不瞭解自己母親的悲慘身世，也不瞭解她出生之前的大饑荒慘烈的程度。
法廣：她是怎么開始調查寫作的呢？
高伐林：她告訴我，當她第一次讀到中國學者楊繼繩的百萬字巨著《墓碑——1958至 1962年大飢荒紀實》書訊，根本不相信中國餓死了3600多萬人，甚至很反感。但她還是買了一本。她花了很長時間讀完它，因為書中有很多數字、很多圖 表，并不那么容易讀。讀完后又讀了一遍，聯想起自己小時候看到聽到的一些事，逐漸相信大饑荒確有其事。於是，她利用探親回國的機會，一點一滴地從母親那裡 掏出了血淚往事：原來，她自己的外祖父、兩個姨和一個舅舅——母親的三個弟妹，都是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餓死的。外祖父餓死的時候，才42歲。
2011年，她逼著母親和舅舅一起回了一趟甘肅老家。這是依娃第一次回老家。在那裡，她見到許多親戚——他們都是大饑荒的倖存者，幾乎家家都餓死了人。依娃就開始一篇接一篇地寫她瞭解到的這些人的慘痛經歷。每次回國，她花大量時間在調查取證上。
法廣：這種調查，難度特別大，第一，課題敏感，很難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第二，調查對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表達能力有限；第三，大饑荒畢竟過去了50年，即使是當年十來歲的孩子，現在也年過花甲。
高伐林：是啊，許多調查對象甚至還很有顧慮，怕講這些往事“給社會抹黑”。所以她的調查范圍，主要是甘肅、陜西，從自己家親戚開始，語言相通，容易取得對方信任。
法廣：她完全是個人行動，沒有人協助她嗎？
高伐林：依娃告訴我，她是“調研個體戶”，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資助。她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她和自己家庭掏出錢來，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也都是靠丈夫默默的支持。很不容易啊！
法廣：她為什么要堅持做這件事呢？
高伐林：她是為了尋訪歷史的真相。您知道，我們今天得知“反右”中幾十萬“右派”的悲慘遭 遇，得知“文革”中數百萬受迫害者的悲慘遭遇，因為他們多數是有文化的人，他們能夠講出來、寫出來，讓世人瞭解。但是中國數千萬餓死的和數億倖存的農民， 他們沒有文化，這些往事，他們在50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膛，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所 以很長時間不為人知。依娃決心改變這種局面，她要替那些沒有話語權的底層農民說話，要替那些大饑荒的餓殍亡魂發聲。
法廣：做這樣的調查寫作，成天接觸慘絕人寰的史實，她得要非常堅韌才行。
高伐林：她整理錄音的時候常常嚎啕大哭。她告訴我，令她最為震撼的是一位叫作茍應福的老人全家的遭遇，這個大家庭竟餓死了16個人。他沒餓死，因為他出門干活去了。而他的妻子家也餓死了三個人，一共就是19條人命。
依娃也聽到許多讓她極度憤怒的事。公社、大隊都三令五申，禁止飢餓到極點的災民出門逃荒，到處設關卡、攔阻站、收容所，勞改隊。她寫過這樣的事例：通渭縣雞川鎮到了夜晚，干部就挨家挨戶用封條封門或者鎖上。第二天生產隊長再來打開。完全將農民當成農奴、當成牲口！
就這樣，她歷時三年，訪問了二百多位幸存者，在這本書中，她記錄了五百多位餓死者，記錄了49起人相食的事例。她痛切地說，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他們的墓園，希望他們能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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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1958至1962年大飢荒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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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開始化膿了，看著你這不時化膿的兔崽子，真有趣。
杨继绳：大饥荒（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杨继绳：大饥荒（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二、《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 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三、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 出生。
四、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向贝克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六、杨继绳的估算：3600万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000-5000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人吃人事件上千起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 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 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据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 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 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 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封锁消息、禁止饥民向外求救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 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 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 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 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 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要装成没有挨饥的样子。
饥饿中的干部特殊化
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 锅，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 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 吃多占的干部占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8月就多吃多占 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现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各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
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动乱
大饥荒年代出现过暴乱，但都是小规模的，部分地区出现过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为饥饿。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
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相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 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一、不能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 有余，显然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 厂，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 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600个合同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从1960-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同期外援支出17.36亿元，支援小兄弟。
二、庐山会议，间接导致饿死2800万
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了三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但庐山会议错批了彭德怀，近千 万说真话的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并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
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416万吨，相当于1958年的1.45倍。
三、统购统销：导致中国农民吃不饱
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 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穿暖，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 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食。
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 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从来没有真正吃饱过。
三、人民公社：剥夺农民自主生产权利
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农民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食品的自由，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自由。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四、公共食堂：干部多吃，农民少吃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家庭这个经济活动的单位被人民公社消灭，生活单位又被公共食堂消灭。这就消灭了抵抗饥荒最重要的阵地。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 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在公共食堂里，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 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 “扣饭”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较普遍的情况。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 生存权。
五、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
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六、极权制度：根本原因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 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 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 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 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大饥荒深远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 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改革开放。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信众越来 越少。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以后，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不敢放下共产主 义旗帜，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古斯塔夫·勒庞，1895），而是 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才是真正的执政合法性。
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二、《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 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三、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 出生。
四、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向贝克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六、杨继绳的估算：3600万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000-5000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人吃人事件上千起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 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 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据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 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 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 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封锁消息、禁止饥民向外求救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 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 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 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 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 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要装成没有挨饥的样子。
饥饿中的干部特殊化
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 锅，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 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 吃多占的干部占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8月就多吃多占 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现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各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
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动乱
大饥荒年代出现过暴乱，但都是小规模的，部分地区出现过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为饥饿。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
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相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 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一、不能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 有余，显然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 厂，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 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600个合同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从1960-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同期外援支出17.36亿元，支援小兄弟。
二、庐山会议，间接导致饿死2800万
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了三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但庐山会议错批了彭德怀，近千 万说真话的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并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
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
另一方面，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416万吨，相当于1958年的1.45倍。
三、统购统销：导致中国农民吃不饱
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 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穿暖，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 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食。
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 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从来没有真正吃饱过。
三、人民公社：剥夺农民自主生产权利
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农民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食品的自由，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自由。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四、公共食堂：干部多吃，农民少吃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家庭这个经济活动的单位被人民公社消灭，生活单位又被公共食堂消灭。这就消灭了抵抗饥荒最重要的阵地。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 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在公共食堂里，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 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 “扣饭”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较普遍的情况。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 生存权。
五、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
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六、极权制度：根本原因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 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 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 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 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大饥荒深远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 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改革开放。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信众越来 越少。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以后，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不敢放下共产主 义旗帜，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古斯塔夫·勒庞，1895），而是 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才是真正的执政合法性。
草泥马杨继绳这头臭名昭著的畜生胡说八道你也信？！怪不得尔乃三坑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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