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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题 用中国两千年人口变化图来纪念毛泽东ZT
- 主题发起人 3322
- 发布时间 2016-08-29
朝鲜饥荒（朝鮮語：조선기근／朝鲜饑饉）是指自1994年至1998年在朝鮮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1]，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고난의 행군／苦難의行軍）。由於北韓是為一個封閉的國家，在事件中具體的死亡人數難以知曉，而根據不同的文獻估計，死亡人數約為24萬至350萬不等，死因大多為餓死或因營養不良而病死，峰值出现在1997年[2][3]。最近的研究表明，1993年至2000年间因饥荒死亡的人数可能为33万[4]。
1996年1月1日，北韓的《勞動新聞》發表新年聯合社論，提到了北韓面臨饑荒和經濟困難的狀況，號召民眾像金日成當年率領抗日遊擊隊在滿洲同日本軍隊鬥爭一樣，進行一次「苦難的行軍」。自此以後，「苦難的行軍」一詞成為北韓對饑荒的委婉性稱呼。
蘇聯解體後，中國曾一度成為北韓最大的援助國[12]。1993年，中國曾向北韓大量出口燃料和食品，佔當年北韓77%和68%的燃料和糧食進口量[13]。但由於北京政府為避免進一步的國內通貨膨脹，因而決定停止對北韓的援助，這致北韓被世界孤立[13]。
1994年秋季，饑荒的問題日漸浮現，而翌年發生的泛濫更惡化了災情。90年代初，由於糧食不足的問題，不少的農民因而在山上伐木，開墾耕地，從而導致水土流失、山崩和河床淤塞[14]。1995年夏季，北韓暴雨成災，在7月30日至8月18日期間，平山郡僅7小時就下了877毫米的大雨，令鴨綠江嚴重泛濫，在72小時內外溢4.8億噸的洪水[15]，大量的耕地、收成、糧食儲蓄和基礎建設因而受到破壞，聯合國甚至形容這次的水災是「70年來之罕見」[15]。
報導指，大規模的洪災不但淹沒了耕地，許多存放於地下的糧食儲蓄也遭到摧毀。聯合國指泛濫令約1百萬噸的糧食儲蓄被破壞[16]；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指北韓12%的收成因洪水而損失[17]。儘管災情嚴重，但阻於財困，北韓政府沒有購入糧食，全國的糧食供應因而進一步下降，令饑荒的情況日益惡化。
1996年1月1日，北韓的《勞動新聞》發表新年聯合社論，提到了北韓面臨饑荒和經濟困難的狀況，號召民眾像金日成當年率領抗日遊擊隊在滿洲同日本軍隊鬥爭一樣，進行一次「苦難的行軍」。自此以後，「苦難的行軍」一詞成為北韓對饑荒的委婉性稱呼。
蘇聯解體後，中國曾一度成為北韓最大的援助國[12]。1993年，中國曾向北韓大量出口燃料和食品，佔當年北韓77%和68%的燃料和糧食進口量[13]。但由於北京政府為避免進一步的國內通貨膨脹，因而決定停止對北韓的援助，這致北韓被世界孤立[13]。
1994年秋季，饑荒的問題日漸浮現，而翌年發生的泛濫更惡化了災情。90年代初，由於糧食不足的問題，不少的農民因而在山上伐木，開墾耕地，從而導致水土流失、山崩和河床淤塞[14]。1995年夏季，北韓暴雨成災，在7月30日至8月18日期間，平山郡僅7小時就下了877毫米的大雨，令鴨綠江嚴重泛濫，在72小時內外溢4.8億噸的洪水[15]，大量的耕地、收成、糧食儲蓄和基礎建設因而受到破壞，聯合國甚至形容這次的水災是「70年來之罕見」[15]。
報導指，大規模的洪災不但淹沒了耕地，許多存放於地下的糧食儲蓄也遭到摧毀。聯合國指泛濫令約1百萬噸的糧食儲蓄被破壞[16]；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指北韓12%的收成因洪水而損失[17]。儘管災情嚴重，但阻於財困，北韓政府沒有購入糧食，全國的糧食供應因而進一步下降，令饑荒的情況日益惡化。
1932–33年的苏联大饥荒发生在苏联的几大产粮区，其中包括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1]、南乌拉尔山脉和西西伯利亚[2][3]，特别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饥荒被称为“Голодомор”（Holodomor），意为“饥饿毁灭”。
有关这场饥荒的信息一直被苏联当局控制，直到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这场政治和经济改革在1990年代初引发了苏联的解体。
官方拒绝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此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议论都被定成“反苏宣传”的罪行，直到1990–1991年
苏联解体。193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被保密，因为结果显示由于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死亡人数的估计
有关这场饥荒的信息一直被苏联当局控制，直到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这场政治和经济改革在1990年代初引发了苏联的解体。
官方拒绝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此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议论都被定成“反苏宣传”的罪行，直到1990–1991年
苏联解体。193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被保密，因为结果显示由于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死亡人数的估计
- 2004年的书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33估计饥荒造成了550-650万人的死亡。[8]
- 《共产主义黑皮书》估计造成了六百万人死亡。
- 《不列颠百科全书》估计这一时期在苏联全境造成600-800万人死亡，其中400-500万人是乌克兰人。[9]
- Robert Conquest估计在1932-33年间的苏联欧洲部分造成了700万人死亡（500万是乌克兰人，100万在北高加索，100万人在别处），还有100万人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集体化而死亡。[10]
- Michael Ellman估计由于“饥荒和镇压”从1930–33年造成850万人死亡。[11]
- 在他2010年的书《斯大林的种族灭绝》中估计300-500万乌克兰人死于饥荒。
震惊！中国大陆大饥荒缺的不是粮食！
1959~1962年饿死3775万人的惨剧[1]，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俄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不缺粮：
自 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 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 南......[2]
雷 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 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3]
时任驻阿大使耿 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 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 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 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 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 买到一九七 ○年。"[6]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 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 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 据中共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 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 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 （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 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9]
真是恬不知耻！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 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 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 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 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 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 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 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 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
工 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 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 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饿浮遍野的年代，毛泽东等中共大佬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 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 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 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 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 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 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 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 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 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 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 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是给屁民吃的！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惨无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和粮：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1959~1962年饿死3775万人的惨剧[1]，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俄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不缺粮：
自 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 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 南......[2]
雷 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 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3]
时任驻阿大使耿 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 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 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 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 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 买到一九七 ○年。"[6]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 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 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 据中共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 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 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 （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 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9]
真是恬不知耻！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 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 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 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 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 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 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 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 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
工 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 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 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饿浮遍野的年代，毛泽东等中共大佬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 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 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 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 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 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 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 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 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 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 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 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是给屁民吃的！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惨无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和粮：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信陽事件”
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一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一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吉尼斯世界纪录：退党人数已经超过百亿！
毛糞，你的輪子大師退黨幾百億，都掩蓋不了毛臘肉的罪行！
Show 你的腦殘呵呵
永久的墓碑
《墓碑_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杨继绳
本文为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前言。作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 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并以 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说明，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 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概。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千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
作者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_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杨继绳
本文为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前言。作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 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并以 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说明，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 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概。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千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
作者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QUOTE="3com, post: 11340056, member: 55203"。[/QUOTE]
我国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产生这一减少的原因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一统计数据的减少真的表示2010年我国0～14岁的真实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更没有人由此就断定我国这一期间有36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
上述例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户籍统计数据）的减少并不表明一定出现了真实人口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仅仅凭着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就简单的断定这一减少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是由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引起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往往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
既然上面典型例子中的“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3600万”不表示2010年有3600万人“非正常死亡”，那么《党史二卷》的有关作者为什么把“1960年户籍统计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非要解释成为数量级达到千万人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呢？！
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一些人在研究我国那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存在着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误倾向：那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户籍统计数据中出现了人口数字的减少，就统统把这些减少都归结为是由于非正常死亡引起的，然后再把非正常死亡偷偷地换成“饿死”，于是就好像制造谣言的竞赛一样，一个比一个惊人的饿死人数的谣言就被制造了出来。
《党史二卷》的有关作者也存在着这种错误倾向。他们根本没有具体分析可能造成“1960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比上一年减少”的各种原因（这些原因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分析），就主观的断定这种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减少就一定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就一定是由于数量级达到千万人以上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并且把他们自己主观臆想得到的结论写进了历史，写进了本来应该是十分严谨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之中。这显然是对党、对人民、对历史的极其不负责任。
我国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产生这一减少的原因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一统计数据的减少真的表示2010年我国0～14岁的真实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更没有人由此就断定我国这一期间有36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
上述例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户籍统计数据）的减少并不表明一定出现了真实人口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仅仅凭着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就简单的断定这一减少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是由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引起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往往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
既然上面典型例子中的“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3600万”不表示2010年有3600万人“非正常死亡”，那么《党史二卷》的有关作者为什么把“1960年户籍统计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非要解释成为数量级达到千万人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呢？！
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一些人在研究我国那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存在着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误倾向：那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户籍统计数据中出现了人口数字的减少，就统统把这些减少都归结为是由于非正常死亡引起的，然后再把非正常死亡偷偷地换成“饿死”，于是就好像制造谣言的竞赛一样，一个比一个惊人的饿死人数的谣言就被制造了出来。
《党史二卷》的有关作者也存在着这种错误倾向。他们根本没有具体分析可能造成“1960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比上一年减少”的各种原因（这些原因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分析），就主观的断定这种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减少就一定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就一定是由于数量级达到千万人以上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并且把他们自己主观臆想得到的结论写进了历史，写进了本来应该是十分严谨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之中。这显然是对党、对人民、对历史的极其不负责任。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粗目
上篇：各地情况展现
第一章 祸起中原 一、信阳事件 二、“潘、杨、王”事件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四、至少饿死300万
第二章 甘肃不甘 一、 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二、 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三、 “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四、 荒唐的引洮工程 五、 全省普遍大饥荒 六、 通渭问题 七、 对甘肃问题的处理与余波
第三章 天府饥魂 一、 皇恩浩荡，幸福无边 二、 “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 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四、 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五、 只准讲“疫情”，不准讲饥饿 六、 “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七、 吃青、刑罚、扣饭 八、 一股救命的潜流 九、 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十、 四川饿死了多少人？
第四章 安徽不安 一、 说凤阳，道凤阳 二、 无为风波 三、 亳县的惨剧 四、 跳出三县看安徽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一、 沉重的征购任务 二、 “五风”也渡山海关 三、 守着粮库饿死人 四、 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一、 江渭清奉命行事 二、 这里“五风”也成灾 三、 干部横行乡里 四、 粮食短缺，物资匮乏 五、 江苏也有人吃人 六、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一、 广东制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二、 罗定事件 三、 高要闹剧 四、 南雄之灾 五、 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六、 江门市郊的哀嚎 七、 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八、 宝安无宝 九、 顺德不顺 十、 来自合浦的报告 十一、 逃港狂潮
第八章 齐鲁之难 一、 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二、 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三、 山东的“五风”也有特色 四、 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五、 馆陶事件 六、 济宁事件 七、 全省大饥荒 八、 舒同丢官
第九章 浙江之折 一、 从农民口中夺粮 二、 江华紧跟毛泽东 三、 鱼米之乡的饿殍 四、 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五、 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一、 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二、 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三、 农业、工业齐跃进 四、 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五、 “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六、 边民外逃 七、 骚乱和暴动 八、 退回去就有生路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一、 徐水闹剧 二、 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三、 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四、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一、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二、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三、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 十二省以外情况 二、 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三、 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第十四章 大饥荒期间的城市生活 一、 城镇的粮食供应 二、 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三、 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四、 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五、 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六、 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下篇：综合专题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一、 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二、 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三、 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一、 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二、 周 恩 来带头反“冒进” 三、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四、 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 恩 来离右派只有50米 五、 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六、 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 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二、 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三、 “人民公社好” 四、 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五、 城市人民公社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一、 消灭家庭 二、 大办食堂过程使农民家徒四壁 三、 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四、 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五、 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七、“五风”屡禁不止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一、 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二、 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潮 三、 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四、 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五、 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六、 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七、 下放城镇职工，减轻粮食压力 八、 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九、 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后 一、 神仙会暗藏杀机 二、 彭德怀为民请命 三、 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四、 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五、 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六、 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一、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二、 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三、 “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四、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五、 残酷的高征购 六、 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七、 压农村，保城市 八、 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九、 农民的热量平衡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其间中国人口的损失 一、 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二、 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三、 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四、 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五、 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一、 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二、 以钢为主，搞乱全局 三、 工业跃进，盲目建厂 四、 全国跃进，全国紧张 五、 被迫调整，一波三折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一、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二、 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一、 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二、 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四、 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五、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六、 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七、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八、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九、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十、 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一、 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二、 共产主义探源 三、 中国为甚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 一、 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二、 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三、 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撒手锏 四、 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五、 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上篇：各地情况展现
第一章 祸起中原 一、信阳事件 二、“潘、杨、王”事件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四、至少饿死300万
第二章 甘肃不甘 一、 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二、 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三、 “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四、 荒唐的引洮工程 五、 全省普遍大饥荒 六、 通渭问题 七、 对甘肃问题的处理与余波
第三章 天府饥魂 一、 皇恩浩荡，幸福无边 二、 “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 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四、 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五、 只准讲“疫情”，不准讲饥饿 六、 “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七、 吃青、刑罚、扣饭 八、 一股救命的潜流 九、 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十、 四川饿死了多少人？
第四章 安徽不安 一、 说凤阳，道凤阳 二、 无为风波 三、 亳县的惨剧 四、 跳出三县看安徽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一、 沉重的征购任务 二、 “五风”也渡山海关 三、 守着粮库饿死人 四、 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一、 江渭清奉命行事 二、 这里“五风”也成灾 三、 干部横行乡里 四、 粮食短缺，物资匮乏 五、 江苏也有人吃人 六、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一、 广东制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二、 罗定事件 三、 高要闹剧 四、 南雄之灾 五、 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六、 江门市郊的哀嚎 七、 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八、 宝安无宝 九、 顺德不顺 十、 来自合浦的报告 十一、 逃港狂潮
第八章 齐鲁之难 一、 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二、 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三、 山东的“五风”也有特色 四、 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五、 馆陶事件 六、 济宁事件 七、 全省大饥荒 八、 舒同丢官
第九章 浙江之折 一、 从农民口中夺粮 二、 江华紧跟毛泽东 三、 鱼米之乡的饿殍 四、 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五、 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一、 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二、 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三、 农业、工业齐跃进 四、 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五、 “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六、 边民外逃 七、 骚乱和暴动 八、 退回去就有生路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一、 徐水闹剧 二、 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三、 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四、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一、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二、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三、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 十二省以外情况 二、 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三、 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第十四章 大饥荒期间的城市生活 一、 城镇的粮食供应 二、 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三、 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四、 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五、 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六、 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下篇：综合专题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一、 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二、 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三、 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一、 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二、 周 恩 来带头反“冒进” 三、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四、 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 恩 来离右派只有50米 五、 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六、 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 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二、 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三、 “人民公社好” 四、 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五、 城市人民公社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一、 消灭家庭 二、 大办食堂过程使农民家徒四壁 三、 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四、 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五、 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七、“五风”屡禁不止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一、 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二、 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潮 三、 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四、 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五、 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六、 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七、 下放城镇职工，减轻粮食压力 八、 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九、 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后 一、 神仙会暗藏杀机 二、 彭德怀为民请命 三、 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四、 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五、 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六、 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一、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二、 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三、 “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四、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五、 残酷的高征购 六、 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七、 压农村，保城市 八、 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九、 农民的热量平衡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其间中国人口的损失 一、 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二、 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三、 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四、 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五、 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一、 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二、 以钢为主，搞乱全局 三、 工业跃进，盲目建厂 四、 全国跃进，全国紧张 五、 被迫调整，一波三折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一、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二、 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一、 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二、 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四、 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五、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六、 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七、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八、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九、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十、 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一、 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二、 共产主义探源 三、 中国为甚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 一、 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二、 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三、 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撒手锏 四、 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五、 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炎黄春秋》杨继绳编写其父亲饿死的纪实破绽百出
作者：岳东晓
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23/6350.html
刚在网上看了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里面讲述了其父亲在1959年4月底死亡的事情，杨继绳断定这是“饿死”。但是通篇并没有给出饿死的证据。杨的文章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要论证当年中国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这样武断地把其父亲的死亡定为饿死，是在牺牲自己家族的荣誉达到其政治目的。杨继绳这样在自己的家族史上立下“饿死”的丰碑，传给其子子孙孙，实在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墓碑》的行文把事实陈述与主观判断、观点、结论混杂在一起，而且结论并没有事实支持，而多是基于主观臆测。
在下面，我先对《墓碑》一文中的事实陈述进行一个简介，然后对其中的判断与结论进行分析。
《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杨继绳
一. 《墓碑》相关事实陈述的简述
《墓碑》一文在http://www.scribd.com/doc/8967695/doc- 可以找到。上面的成文日期是2007年。先假定杨所述事实全部真实，其总结如下。
杨继绳写道，1959年2月，他父亲“还好好的”。杨父在生产队放牛，牛养得很好。但生产队把牛杀了。他父亲"知道学校生活苦”，于是叫他回去吃牛肉。杨自己吃了一斤牛肉，但其父一口没吃。
两个月后（1959年4月底），杨继绳的一个朋友跑到浠水第一中学告诉他：他父亲去江家堰买盐，结果倒在路上，被湾里人抬回家了。杨继绳所在的浠水第一中学离他父亲家大约10公里距离（文中提到从他家道浠水初中约20华里）。
杨继绳听到消息后，立刻领了三天的口粮--三斤大米，赶回家。据他回忆，村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都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见到杨父，两眼双陷，手上是皮包骨，嘴里嘟囔着，叫他赶快回学校去。杨继绳赶紧出去挑水，然后去花生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但他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之后去世，享年70岁（1889--1959）。
杨继绳写道，当年，他只是把杨父的死当成个别现象，仍然对”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这种认识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并且积极参加文革；但后来听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才知道杨父饿死不是个别现象；1989年的政治事件之后，杨继绳才” 大彻大悟“，发现自己被蒙骗。他写道：“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的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墓碑上的文字表达。”
二. 《墓碑》中杨父“饿死”的说法缺乏可信证据
为什么杨父去江家堰买盐？根据杨继绳说，朋友告诉他：杨父是因为”没有力气刨树皮“，实在饿得不行了，准备买盐冲水喝。杨这是在转述40多年前他人说的话，虽然带有双引号，但无法取信为原话。而且即使取信，这也只是他朋友对其父亲出去买盐的动机的判断，也不能成为证据。
说没有力气刨树皮，所以选择出去买盐冲水喝的说法缺乏可信度。《墓碑》中没有说明江家堰的距离，但应该不是家门口，而是有相当的路程。刨树皮所需要消耗的体能显然小于长距离步行需要消耗的卡路里。根据杨继绳自己的叙述，他回家挑完水后，没有去刨树皮吃，而是去花生地里挖花生芽。地里的花生芽显然比树皮更有营养。如果按《墓碑》的说法，杨父没有考虑去挖花生芽，而是自我判断没力气刨树皮，于是决定去江家堰买盐冲水喝。这好像有点侮辱湖北农民的智力水平。
据杨说，朋友还告诉杨，杨的父亲在买盐的路上倒下是因为“饿得不行了”。类似的，这个“饿得不行了”的判断，也无法作为证据。 毕竟，杨的父亲已经70岁了。194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杨父是贫困的农民，从小过的苦日子，因此到70岁时，身体出现老化引起的各种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杨父倒在路上后，乡亲们把他抬回了家。这个细节说明乡亲们还有力气、也还有帮助乡亲的愿望。如果是这样，即使假设杨父没有力气自己挖花生芽，为什么杨父不能请乡亲帮忙挑水，帮忙挖花生芽呢？他能去买盐，说明他还是有钱的。
杨继绳写道两个月前，他父亲知道学校苦，所以叫他回去吃牛肉。所谓生活苦不苦，属于相对概念。从杨继绳的叙述，他当时一天口粮是一斤大米。这个他父亲应该是知道的，但仍然认为学校生活苦，只能说明当时他父亲家里的生活应该比学校好。
杨继绳说生产队在1959年2月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把牛杀了分吃。翻开日历，1959年2月正是春节期间，杀牛过节完全正常，无法说明是饿得发晕才开始吃牛肉。而且，杨继绳在描写自己吃一斤牛肉的时候，没有任何记载说家里已经没有粮食。
杨继绳写道，他父亲说跟牛感情太好，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把亲人的死归咎于自己的常见非理性思维。如果按照杨继绳的说法，其父两个月前就开始饿了，却让儿子一顿就吃掉一斤牛肉，完全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如果已经发生饥荒或者知道会发生饥荒，应该是节省食物，多吃几顿，而不是暴食一餐等死。一斤牛肉，加点盐，做成腊牛肉，合着花生芽也能吃几天了。光从这点看，当时（1959年2月）根本没有饥荒的迹象，杨自己也说他父亲那时“好好的”。
杨继绳农民出身，湖北乡下长大的人，而且所在地并非大城市，而是20里外的地方，半天的路程，说起家里的情况，好像是隔了一个大西洋似的，很难取信。他的朋友赶到他的学校通报情况到他回家，也就一会功夫。据他说，这点时间杨父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吞咽稀饭、导致死亡，似乎违背普通的生理学常识。
当然，一个70高龄的老人，孤身一人，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状况。杨继绳工作地点离家不过10公里左右，家里喊吃牛肉的时候，回来得飞快，但之后却两个月都没有回去看望老人，连家里有没有粮食都不知道，足见其有失做儿子的本分。就算家里没粮，以他一天一斤大米的口粮，分点给老父吃不行吗？
三. 结论：《墓碑》属于政治宣泄
《墓碑》一书中没有提到杨家湾里有其他人饿死。杨父是唯一的例证。诚如杨继绳所言，直到文革，他也以为其父的死是个别现象，之前他一直认为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后来他听说湖北饿死30万，才开始对其“父亲的死因”进行深入思考。从这个叙述也可以看出，杨继绳的家乡没有出现其他的饿死人的现象，否则不会要 10多年后才幡然醒悟原来其父是饿死的。
杨继绳在10公里外的学校，却根本不过问家里70老人的生活，后者死亡之后，虽然他是养子，但肯定是内心有愧的。他之所以后来把杨父之死归咎于大跃进以及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一种试图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责任的DENIAL心理。但这种把个人责任强加于一个国家、并且否定这个国家，杜撰什么饿死3600万的做法是很不当的。
大跃进确实造成相当的影响，但饿死36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近10%）之类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缺乏根据的传言。这种传言往往被某些国内外势力作为政治攻击的弹药，以达到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客观、科学的分析当年政策造成的影响也许要留待未来的历史研究。
毛糞，你用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的罪行，來歌頌毛臘肉的豐功偉績，腦殘至極了。
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作者：孙经先 发布时间：2011-10-1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这条曲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1956年—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
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9185
30.44
266
900
634
1957
9949
36.01
345
764
419
1958
10721
24.33
251
772
521
1959
12371
18.51
214
1650
1436
合计
1076
4086
3010
1956年—1959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53643
19.40
1036
463
－573
1957
54704
21.74
1178
1061
－117
1958
55273
15.91
875
569
－306
1959
54836
9.17
505
-437
－942
1956年—1959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56
634
-573
61
1957
419
-117
302
1958
521
-306
215
1959
1436
-942
494
合计
3010
1938
1072
由上述表格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0/268526.html
关于本文§2到§5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笔名孙景泽）：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4127.html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关于本文§6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详细论述。
关于本文§7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孙经先，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58.html
也可见
齐景润：蒋正华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的中小学生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jzh.htm
齐景润：六千五百万中国人是怎样“被死亡”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9/259395.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72.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8/252324.html
关于蒋正华研究的原文，可见
蒋正华 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关于本文§8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也见
齐景润：几千万中国人是怎样“被”金辉“饿死”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787.html
关于本文§9和§10所述内容，见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此外，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予以更详细论述。
关于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更多的文章，可见
专题：60年代人口变动真相，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sqwhy/Index.html
野叟论史：综述最近热炒的“饿死三千万”事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0/268611.html
作者：孙经先 发布时间：2011-10-1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这条曲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1956年—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
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9185
30.44
266
900
634
1957
9949
36.01
345
764
419
1958
10721
24.33
251
772
521
1959
12371
18.51
214
1650
1436
合计
1076
4086
3010
1956年—1959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53643
19.40
1036
463
－573
1957
54704
21.74
1178
1061
－117
1958
55273
15.91
875
569
－306
1959
54836
9.17
505
-437
－942
1956年—1959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56
634
-573
61
1957
419
-117
302
1958
521
-306
215
1959
1436
-942
494
合计
3010
1938
1072
由上述表格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0/268526.html
关于本文§2到§5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笔名孙景泽）：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4127.html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关于本文§6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详细论述。
关于本文§7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孙经先，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58.html
也可见
齐景润：蒋正华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的中小学生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jzh.htm
齐景润：六千五百万中国人是怎样“被死亡”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9/259395.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72.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8/252324.html
关于蒋正华研究的原文，可见
蒋正华 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关于本文§8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也见
齐景润：几千万中国人是怎样“被”金辉“饿死”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787.html
关于本文§9和§10所述内容，见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此外，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予以更详细论述。
关于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更多的文章，可见
专题：60年代人口变动真相，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sqwhy/Index.html
野叟论史：综述最近热炒的“饿死三千万”事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0/268611.html
污粪：尔等又开始放卫星了！
原来是亩产万斤，现在是饿死千万、退党百亿！！！
2007年第2期上發表的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
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保證和不妨礙他乾綱獨斷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
「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保證和不妨礙他乾綱獨斷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
「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人口学家评“江湖术士”蒋正华副委员长
齐景润
齐景润按语：下面我们转载几篇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我国人口学工作者梁中堂、马瀛通、何亚福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对号称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蒋正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用事实指出：蒋正华是一个“江湖术士”。
二十五年以前1986年，就是这个根本不懂得数学的“江湖术士”蒋正华，建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用所谓的数学方法制造出了一个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巨大谣言，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欺骗了历史，成为我国“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主要来源。蒋正华在公布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时，既没有公布原始数据，也没有公布他的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最近几个月以来，数学工作者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揭穿了蒋正华制造的这一巨大的谣言。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已经发表几个月了。蒋正华却装聋作哑，根本不敢对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做出任何回应。这恰恰说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击中了蒋正华的要害。
依靠着这个谣言，蒋正华骗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但是他的“江湖术士”的本性依然不改，继续在其他重大问题上进行学术欺骗。
下面转载的几篇文章，是几个人口学工作者写的，他们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了蒋正华“江湖术士”的本来面目。
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作者简介：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19674323747/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
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又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启动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
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是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巨大谣言时，就不公布原始数据，不公布计算过程。这里蒋正华在承担另一个重大课题时，故伎重演。】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谣言时，也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
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
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
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就是利用江湖术士的手段，迎合极少数人的需要，制造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谣言，“骗取功名利禄”，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宝座的。】
再议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19187398837/
上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张贴出去以后，有人暴跳如雷，以为是对贤者的不敬。其实，大凡江湖术士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特别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被称之为方士者即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堪称为当时的科学家。
上篇文章把宋健蒋正华喻为江湖术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无法使用的数据预测了人口。即使不像宋健蒋正华那样装模做样地搞测算，一个人根据自己周围有了不少的人生了二胎、三胎，从而感慨地说“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国家就会达到20亿”；或者，依据自己不少的同事懒得结婚，结婚后又都不愿意生孩子从而感叹“用不了几年我国人口会下降的只剩下2亿人口”，那也无须我们去批判或者评论人家。
如果宋健蒋正华都是在那里做学术研究，我同样不会评论他们。但是，宋健蒋正华要把他们的测算当作公共政策的依据，要把自己的玩意说成是科学的，从而论证说现行的生育政策給广大人民群众的伤害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那就不一样了。
同样没有条件做测算，蒋正华不仅主持做测算了，而且测算的结果还能证明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有成效的，从而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仅凭空知道现在的生育率是1.8，而且要求未来3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8。
更有甚者，蒋正华宋健二人最近联名上书中央，谏言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抨击当前日渐高涨的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进而批评计划生育部门中个别干部有动摇之心和调整政策之意。
宋健蒋正华要用他们的测算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那就超出了个人发表意见和学术研究的范围，必须揭露他们如江湖术士一般可以用无生产出有、从根本不具备测算条件出发制造出一切维护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依据的伎俩。
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
何亚福
作者简介：何亚福（1967~），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自主生育倡导者。写过几百篇有关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周刊》、《领导者》、《人力资源》等报刊上。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http://heyafu.blog.sohu.com/186703344.html
最近，梁中堂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谈到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的草率出台经过，并说：“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梁教授把中国人口学家比喻为“江湖术士”，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不但中国有，前苏联也有，因为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点：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被捧为“基本国策”，因此有关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讨论长期被视为传统媒体的禁区，只是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情况才有所改观。我在《计划生育的挡箭牌》一文中已说过：某些人企图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来打压质疑计划生育的人。这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理论已经破产，只能靠“基本国策”这个挡箭牌来苟延残喘。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
何亚福
原文见
http://heyafu67.blog.163.com/blog/static/107334342201118729551/
2007年1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齐景润按：这是蒋正华主持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可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阵容非常庞大，共有300多位专家，其中还有十多位两院院士。这样看起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是不容质疑的。
那么，由300多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究竟获得了什么巨大的成果呢？其中一个主要成果是：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刚才有一位小学生来我家玩，于是我就想出两道数学题考考他：
第一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0年净增人口957万，2001年净增人口884万人，2002年净增人口826万人，2003年净增人口774万人，2004年净增人口761万人，2005年净增人口768万人，2006年净增人口692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净增人口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从2007年到2010年每年净增人口不超过800万，并且已知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求：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多少人？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2006年末13.14亿，2007年末13.22亿，2008年末13.30亿，2009年末13.38亿，2010年末13.46亿。答：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13.46亿人。
第二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1年出生人口1702万人，2002年出生人口1647万人，2003年出生人口1599万人，2004年出生人口1593万人，2005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2006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的基本趋势也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2023年的出生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均寿命按73岁计算，并且已知1950年~1955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900万。我们知道，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增加；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减少。求：2023年中国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1950年出生的人口，到2023年已是73岁，那时每年死亡人口为1900万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为1500万左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得数是-400万。答：2023年中国人口减少400万。
上面第二道题没有考虑到多种复杂的因素，例如1950年出生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活不到73岁，他们可能在60岁、50岁甚至在童年时就死亡了；也有一部分人寿命超过73岁；另外还有一部分1948年、1949年、1951年、195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死亡，也就是说，2023年的死亡人口并不全是1950年出生的。另外，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400万或1300万。因此，2023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具体数值可能不是-400万，而可能是-600万、-500万或-300万，但人口负增长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齐景润按：由“江湖术士”蒋正华主持的】由300多位专家花了两年多时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被一位小学生经过几分钟的运算就推翻了：300多位专家认为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2010年总人口不超过13.46亿人；300多位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3年之前不会负增长，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在2023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不论是小学生还是300多位专家，都是以官方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我认为官方的数据是有水分的，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点：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这是因为：小学生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可以自圆其说；300多位专家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却自相矛盾。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
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马瀛通
作者简介：1985至今历任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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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
【齐景润按：下面这一段评论的是蒋正华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所谓研究。】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齐景润按：附件指的是孙经先等人的文章】），那就更是如此。
三 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把学术问题与人混同来裁决他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学术”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四 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以下作者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见原文）
齐景润
齐景润按语：下面我们转载几篇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我国人口学工作者梁中堂、马瀛通、何亚福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对号称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蒋正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用事实指出：蒋正华是一个“江湖术士”。
二十五年以前1986年，就是这个根本不懂得数学的“江湖术士”蒋正华，建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用所谓的数学方法制造出了一个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巨大谣言，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欺骗了历史，成为我国“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主要来源。蒋正华在公布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时，既没有公布原始数据，也没有公布他的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最近几个月以来，数学工作者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揭穿了蒋正华制造的这一巨大的谣言。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已经发表几个月了。蒋正华却装聋作哑，根本不敢对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做出任何回应。这恰恰说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击中了蒋正华的要害。
依靠着这个谣言，蒋正华骗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但是他的“江湖术士”的本性依然不改，继续在其他重大问题上进行学术欺骗。
下面转载的几篇文章，是几个人口学工作者写的，他们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了蒋正华“江湖术士”的本来面目。
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作者简介：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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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
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又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启动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
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是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巨大谣言时，就不公布原始数据，不公布计算过程。这里蒋正华在承担另一个重大课题时，故伎重演。】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谣言时，也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
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
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
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就是利用江湖术士的手段，迎合极少数人的需要，制造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谣言，“骗取功名利禄”，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宝座的。】
再议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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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张贴出去以后，有人暴跳如雷，以为是对贤者的不敬。其实，大凡江湖术士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特别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被称之为方士者即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堪称为当时的科学家。
上篇文章把宋健蒋正华喻为江湖术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无法使用的数据预测了人口。即使不像宋健蒋正华那样装模做样地搞测算，一个人根据自己周围有了不少的人生了二胎、三胎，从而感慨地说“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国家就会达到20亿”；或者，依据自己不少的同事懒得结婚，结婚后又都不愿意生孩子从而感叹“用不了几年我国人口会下降的只剩下2亿人口”，那也无须我们去批判或者评论人家。
如果宋健蒋正华都是在那里做学术研究，我同样不会评论他们。但是，宋健蒋正华要把他们的测算当作公共政策的依据，要把自己的玩意说成是科学的，从而论证说现行的生育政策給广大人民群众的伤害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那就不一样了。
同样没有条件做测算，蒋正华不仅主持做测算了，而且测算的结果还能证明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有成效的，从而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仅凭空知道现在的生育率是1.8，而且要求未来3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8。
更有甚者，蒋正华宋健二人最近联名上书中央，谏言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抨击当前日渐高涨的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进而批评计划生育部门中个别干部有动摇之心和调整政策之意。
宋健蒋正华要用他们的测算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那就超出了个人发表意见和学术研究的范围，必须揭露他们如江湖术士一般可以用无生产出有、从根本不具备测算条件出发制造出一切维护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依据的伎俩。
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
何亚福
作者简介：何亚福（1967~），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自主生育倡导者。写过几百篇有关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周刊》、《领导者》、《人力资源》等报刊上。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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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梁中堂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谈到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的草率出台经过，并说：“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梁教授把中国人口学家比喻为“江湖术士”，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不但中国有，前苏联也有，因为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点：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被捧为“基本国策”，因此有关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讨论长期被视为传统媒体的禁区，只是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情况才有所改观。我在《计划生育的挡箭牌》一文中已说过：某些人企图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来打压质疑计划生育的人。这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理论已经破产，只能靠“基本国策”这个挡箭牌来苟延残喘。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
何亚福
原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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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齐景润按：这是蒋正华主持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可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阵容非常庞大，共有300多位专家，其中还有十多位两院院士。这样看起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是不容质疑的。
那么，由300多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究竟获得了什么巨大的成果呢？其中一个主要成果是：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刚才有一位小学生来我家玩，于是我就想出两道数学题考考他：
第一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0年净增人口957万，2001年净增人口884万人，2002年净增人口826万人，2003年净增人口774万人，2004年净增人口761万人，2005年净增人口768万人，2006年净增人口692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净增人口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从2007年到2010年每年净增人口不超过800万，并且已知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求：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多少人？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2006年末13.14亿，2007年末13.22亿，2008年末13.30亿，2009年末13.38亿，2010年末13.46亿。答：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13.46亿人。
第二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1年出生人口1702万人，2002年出生人口1647万人，2003年出生人口1599万人，2004年出生人口1593万人，2005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2006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的基本趋势也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2023年的出生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均寿命按73岁计算，并且已知1950年~1955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900万。我们知道，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增加；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减少。求：2023年中国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1950年出生的人口，到2023年已是73岁，那时每年死亡人口为1900万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为1500万左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得数是-400万。答：2023年中国人口减少400万。
上面第二道题没有考虑到多种复杂的因素，例如1950年出生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活不到73岁，他们可能在60岁、50岁甚至在童年时就死亡了；也有一部分人寿命超过73岁；另外还有一部分1948年、1949年、1951年、195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死亡，也就是说，2023年的死亡人口并不全是1950年出生的。另外，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400万或1300万。因此，2023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具体数值可能不是-400万，而可能是-600万、-500万或-300万，但人口负增长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齐景润按：由“江湖术士”蒋正华主持的】由300多位专家花了两年多时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被一位小学生经过几分钟的运算就推翻了：300多位专家认为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2010年总人口不超过13.46亿人；300多位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3年之前不会负增长，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在2023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不论是小学生还是300多位专家，都是以官方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我认为官方的数据是有水分的，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点：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这是因为：小学生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可以自圆其说；300多位专家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却自相矛盾。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
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马瀛通
作者简介：1985至今历任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科学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1711&do=blog&id=480697
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
【齐景润按：下面这一段评论的是蒋正华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所谓研究。】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齐景润按：附件指的是孙经先等人的文章】），那就更是如此。
三 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把学术问题与人混同来裁决他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学术”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四 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以下作者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见原文）
毛糞，知道放衛星的爾等是哪個混蛋嗎？
共黨媒《人民日報》 曾經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堂而皇之報導新聞稱，稻子可畝產萬斤以上。這在當時「震撼人心」的新聞在今天看來完全是「雷人」的笑話，不過，回顧當年報 導，還有更「雷死人」的數據，毛澤東視察時曾聽到匯報，一畝山藥產120萬斤，小麥畝產12萬斤，據說毛當時非常欣喜，大加讚賞。
《人民日報》當時最早的報導是，1958年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隨後，《人民日報》的胡說更加漫無邊際。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又報導，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谷城縣星光社王明進試驗田的小麥畝產4353斤。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曾經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堂而皇之報導新聞稱，稻子可畝產萬斤以上。此為當時的新聞報導。（網絡圖片）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省谷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報》報告福建省閩侯縣連阪農業社2.6畝早稻試驗田畝產5806斤。
1958年7月25日，新華社報導，江西省波陽縣桂湖農業社幹部試驗田早稻畝產9195斤。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生產隊長甘銀髮種的早稻平均畝產10,597斤。
1958年8月13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麻城縣溪建園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36,900斤。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報》報導廣東省連縣1.73畝中稻畝產60,437斤。
截至1958年9月25日資料，中共黨媒報導稻穀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百度百科資料顯示，徐水縣在「大躍進」的過程中，曾經聲稱一畝地產山藥120萬斤、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全縣糧食畝產2000斤等。毛澤東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縣視察時，縣委書記張國忠親自向毛澤東匯報的，毛澤東聽後大加讚許。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的《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稱，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宣佈「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稱，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地有人匯報「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劉少奇說，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大陸媒體還有報導稱，毛澤東當時曾憂慮，這麼多糧食，怎麼吃的完？
對於糧食畝產，2010年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小麥平均畝產尚不足400公斤（800斤）。2011年數據顯示，中國早稻平均畝產僅達到379.8公斤（759.6斤）而事實上，愚弄民眾導致的結果是，隨後的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饑荒，餓死中國三千萬人。
蒋正华宣布“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时候，正好适应了我国极少数人全盘否定毛泽东的社会思潮的需要。
蒋正华必须向历史讲清楚的重大问题
齐景润
蒋正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1985年承担了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他的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他的这一研究在我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今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他认为我国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 万。在仔细分析了蒋正华先生建立的数学模型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蒋正华先生的数学模型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从而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最近，孙经先教授又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这篇文章全文可见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在这篇文章中，孙经先教授系统的指出了蒋正华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蒋正华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以后，对于蒋正华来说，他必须面对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是：他必须向历史讲清楚：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究竟是怎样得到的?
他之所以必须向历史讲清楚这一问题，是因为他的上述结论，在“我国困难时期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据，予以公布。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了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的中出现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1983年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我国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法国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卡洛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这样，人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人们期望着中国的人口学家(或者数学家)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对上述巨大矛盾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这样，我国有关部门在1985年下达了国家研究课题，这一课题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对上述巨大矛盾做出科学的解释，研究1960年前后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关心和瞩目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这一课题。
蒋正华的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他的最主要的学术论文是《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值得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没有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是刊登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94—106页(这篇文章的简报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上，简报中不包含他的研究的核心部分的数学论证)。以这种形式发表，就避开了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时的严格的学术审查，尤其是避开了数学工作者、或者是数理人口统计学工作者的严格审查。
人们在网络上始终找不到这篇文章，直到最近，《乌有之乡》网站为了揭露这篇文章的错误，才公布了这篇文章的全文，普通读者才能见到这篇文章。该文可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俨然以一个数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一个个普通读者根本不理解的数学术语，大段大段普通读者根本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
直到最近，孙经先教授(他是一位专职的数学工作者、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的文章《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见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发表后，人们才知道：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必须指出的是：蒋正华在研究中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错误，而是系统的、全面的错误。
在网络上查一下蒋正华的简历，人们就会知道：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
1954年至195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电器制造专业学习。
1958至1979年任西安交通大学自控系助教、讲师。
由此可以知道,直到蒋正华43岁以前，他的专业不是人口统计学，更不是数学。
他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读研究生。
他是不是学位研究生?是不是获得了硕士学位?我们没有查到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们可以判断他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有的话，简历上不可能不写。他毕业时已经45岁了。
1982年至1984年他任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1984年他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
1985年下半年，蒋正华承担了前述的国家研究课题。
从以上经历可以看出，蒋正华在接受这一国家课题时，根本没有从事数学(或者数理人口统计学)研究的任何经历和背景，他的数学底子就是他30年以前在工科大学学到的一些工科数学。对于人口学方面，他只不过刚刚接触人口学专业，人口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刚刚三年。这年他已经48岁了。
蒋正华既然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他就在完成这一研究后，就应该把“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完整的计算过程整理成为正式的学术资料，把这一完整的资料交给有关专家，然后由专家对“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计算过程进行认真的审核，认为正确后才能被认可。
这一过程最基本的前提是：蒋正华把“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完整的计算过程整理成为正式的学术资料。
但是蒋正华2005年10月17日在给杨继绳的信中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
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蒋正华在信中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
看了这段话后，我们感到震惊!
在蒋正华自己用文字写下的这段话中，他明白无误的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他根本没有整理，更不可能发表，也不可能有人对他的这一计算进行审查!
就是这样，依靠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依靠着一个完成人“手头没有详细资料，”并且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蒋正华一举成为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蒋正华居然还获得了我国最高级别的科学奖励——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的结论居然在我国被一些官方部门认可，在最近二十多年来被视为最权威性结论，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下被引用，并且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蒋正华宣布“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时候，正是人们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正是极少数人掀起了一股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思潮的时候，也正是国内外极少数人开始抛出我国“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巨大政治谣言的时候。
一切的善良的人们希望严肃的学术工作者能够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对1960年前后我国人口死亡情况给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回答。
就在这个时候，蒋正华利用所谓的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的1986年刚刚宣布了结果，他关于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还没有整理成学术资料予以公布(直到又过了二十四年以后的现在，蒋正华也没有公布这一资料)，某些人就急急忙忙的给他戴上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耀眼的光环。
有了这一耀眼的光环、有了“科学”“学术”的外衣，有了“数学方法”的名义，许多善良的人们(这里包括我国许多党政干部，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党史工作者)，都相信了蒋正华的结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至少1700万人的谣言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
由于蒋正华的所谓“研究”适应了我国极少数人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这一社会思潮的需要，在蒋正华的所谓“成果”宣布后，蒋正华就像坐了直升飞机一样，青云直上：
请看：
蒋正华1980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研究生);
1985年接受国家下达的研究课题;
1986年公布“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数字;
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1992年刚刚加入农工民主党，就担任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1997年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
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了国家级领导人。
蒋正华在给杨继绳的信中说：“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蒋正华完全清楚他的这一研究在历史中的意义。
为了对历史，对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负责，我们认为蒋正华必须向历史讲清楚以下问题：
1.孙经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蒋正华“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错误，蒋正华必须就这一问题向全社会做出明确的回答。
2. 蒋正华必须完整的公布这一研究的全部学术论文以及所依据的全部学术资料(这一完整学术论文以及相应的资料二十五年以前就应当公布)
3.蒋正华必须向全社会公布“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全部原始数据和完整的计算过程。(这一全部原始数据和完整的计算过程二十五年以前就应当公布)
4. 由于蒋正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部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组织由数学家和统计人口学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对蒋正华这一研究的全部学术资料和全部计算过程进行严格的审查，并向社会公布审查结果。如果经过审查，蒋正华的研究是错误的，那就应当撤销蒋正华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必须”是因为这是搞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需要。
我们想，蒋正华不会，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上面这些合理的要求吧。
当然蒋正华完全有权利拒绝这些合理的要求。如果蒋正华这样做，那就说明了蒋正华已经默认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研究都是错误的。
蒋正华必须向历史讲清楚的重大问题
齐景润
蒋正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1985年承担了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他的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他的这一研究在我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今年六月，孙经先教授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他认为我国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 万。在仔细分析了蒋正华先生建立的数学模型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蒋正华先生的数学模型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从而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最近，孙经先教授又发表了《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这篇文章全文可见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在这篇文章中，孙经先教授系统的指出了蒋正华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蒋正华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以后，对于蒋正华来说，他必须面对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是：他必须向历史讲清楚：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究竟是怎样得到的?
他之所以必须向历史讲清楚这一问题，是因为他的上述结论，在“我国困难时期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据，予以公布。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了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的中出现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1983年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我国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法国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卡洛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这样，人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人们期望着中国的人口学家(或者数学家)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对上述巨大矛盾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这样，我国有关部门在1985年下达了国家研究课题，这一课题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对上述巨大矛盾做出科学的解释，研究1960年前后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关心和瞩目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这一课题。
蒋正华的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他的最主要的学术论文是《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值得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没有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是刊登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94—106页(这篇文章的简报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上，简报中不包含他的研究的核心部分的数学论证)。以这种形式发表，就避开了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时的严格的学术审查，尤其是避开了数学工作者、或者是数理人口统计学工作者的严格审查。
人们在网络上始终找不到这篇文章，直到最近，《乌有之乡》网站为了揭露这篇文章的错误，才公布了这篇文章的全文，普通读者才能见到这篇文章。该文可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俨然以一个数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一个个普通读者根本不理解的数学术语，大段大段普通读者根本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
直到最近，孙经先教授(他是一位专职的数学工作者、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的文章《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见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发表后，人们才知道：蒋正华在这篇文章中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关于“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必须指出的是：蒋正华在研究中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错误，而是系统的、全面的错误。
在网络上查一下蒋正华的简历，人们就会知道：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
1954年至195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电器制造专业学习。
1958至1979年任西安交通大学自控系助教、讲师。
由此可以知道,直到蒋正华43岁以前，他的专业不是人口统计学，更不是数学。
他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读研究生。
他是不是学位研究生?是不是获得了硕士学位?我们没有查到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们可以判断他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有的话，简历上不可能不写。他毕业时已经45岁了。
1982年至1984年他任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1984年他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
1985年下半年，蒋正华承担了前述的国家研究课题。
从以上经历可以看出，蒋正华在接受这一国家课题时，根本没有从事数学(或者数理人口统计学)研究的任何经历和背景，他的数学底子就是他30年以前在工科大学学到的一些工科数学。对于人口学方面，他只不过刚刚接触人口学专业，人口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刚刚三年。这年他已经48岁了。
蒋正华既然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他就在完成这一研究后，就应该把“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完整的计算过程整理成为正式的学术资料，把这一完整的资料交给有关专家，然后由专家对“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计算过程进行认真的审核，认为正确后才能被认可。
这一过程最基本的前提是：蒋正华把“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全部完整的计算过程整理成为正式的学术资料。
但是蒋正华2005年10月17日在给杨继绳的信中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
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蒋正华在信中说：“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
看了这段话后，我们感到震惊!
在蒋正华自己用文字写下的这段话中，他明白无误的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他根本没有整理，更不可能发表，也不可能有人对他的这一计算进行审查!
就是这样，依靠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依靠着一个完成人“手头没有详细资料，”并且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蒋正华一举成为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蒋正华居然还获得了我国最高级别的科学奖励——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的结论居然在我国被一些官方部门认可，在最近二十多年来被视为最权威性结论，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下被引用，并且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蒋正华宣布“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时候，正是人们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正是极少数人掀起了一股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思潮的时候，也正是国内外极少数人开始抛出我国“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巨大政治谣言的时候。
一切的善良的人们希望严肃的学术工作者能够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对1960年前后我国人口死亡情况给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回答。
就在这个时候，蒋正华利用所谓的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的1986年刚刚宣布了结果，他关于这一结论的计算过程还没有整理成学术资料予以公布(直到又过了二十四年以后的现在，蒋正华也没有公布这一资料)，某些人就急急忙忙的给他戴上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耀眼的光环。
有了这一耀眼的光环、有了“科学”“学术”的外衣，有了“数学方法”的名义，许多善良的人们(这里包括我国许多党政干部，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党史工作者)，都相信了蒋正华的结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至少1700万人的谣言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
由于蒋正华的所谓“研究”适应了我国极少数人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这一社会思潮的需要，在蒋正华的所谓“成果”宣布后，蒋正华就像坐了直升飞机一样，青云直上：
请看：
蒋正华1980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研究生);
1985年接受国家下达的研究课题;
1986年公布“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数字;
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1992年刚刚加入农工民主党，就担任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1997年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
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了国家级领导人。
蒋正华在给杨继绳的信中说：“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蒋正华完全清楚他的这一研究在历史中的意义。
为了对历史，对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负责，我们认为蒋正华必须向历史讲清楚以下问题：
1.孙经先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蒋正华“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错误，蒋正华必须就这一问题向全社会做出明确的回答。
2. 蒋正华必须完整的公布这一研究的全部学术论文以及所依据的全部学术资料(这一完整学术论文以及相应的资料二十五年以前就应当公布)
3.蒋正华必须向全社会公布“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全部原始数据和完整的计算过程。(这一全部原始数据和完整的计算过程二十五年以前就应当公布)
4. 由于蒋正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部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组织由数学家和统计人口学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对蒋正华这一研究的全部学术资料和全部计算过程进行严格的审查，并向社会公布审查结果。如果经过审查，蒋正华的研究是错误的，那就应当撤销蒋正华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必须”是因为这是搞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需要。
我们想，蒋正华不会，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上面这些合理的要求吧。
当然蒋正华完全有权利拒绝这些合理的要求。如果蒋正华这样做，那就说明了蒋正华已经默认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研究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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