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用中国两千年人口变化图来纪念毛泽东ZT
- 主题发起人 3322
- 发布时间 2016-08-29
按中美反共学者理论，和平时期，14.5%的美国人被活活饿死了！
一、中国主流学者的结论
1、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中国1950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准）是：
年份┃年末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1950┃55196
1951┃56300 ┃37.8┃17.8
1952┃57426 ┃37┃17
1953┃58747 ┃37┃14
1954┃60203 ┃37.97┃13.18
1955┃61426 ┃32.6┃12.28
1956┃62686 ┃31.9┃11.4
1957┃64142 ┃34.03┃10.8
1958┃65248 ┃29.22┃11.98
1959┃65913 ┃24.78┃14.59
1960┃65611 ┃20.86┃25.43
1961┃65859 ┃18.02┃14.24
以上数据显示：1950年末～1958年末，中国人口8年增加了1005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57万人。中国1958年末～1961年末，人口3年只增加了611万人。
2、中国主流学者的统计理论
1958年末～1961年末，如果是正常年份，中国人口3年应该增长3771万。因此与正常年份相比，中国1958年末～1961年末，3年少增长了3160万人，相当于1958年中国人口总数的4.84%。
因此，中国主流学者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1958年末～1961年末中国有3160万人被饿死了。
二、可怕的1929年经济危机
美国自立国起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下美国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统计局和劳工部的网页：
1900年末7621万
1910年末9222万
1920年末10602万
1930年末12320万
1940年末13216万
1950年末15132万
1960年末17932万
做一下统计和比较，得到美国人口在各年份的增长情况：
1900年末～1910年末，增加1601万人；
1910年末～1920年末，增加1380万人；
1920年末～1930年末，增加1718万人；
1930年末～1940年末，增加 896万人；
1940年末～1950年末，增加1916万人；
1950年末～1960年末，增加2800万人。
1914年～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1933年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1939年～1945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00年末～1910年末，美国是和平10年；1950年末～1960年末，美国也是和平10年。这两个10年的人口数据最正常。
1900年末～1910年末，美国10年增加1601万人；1950年末～1960年末，美国10年增加2800万人。依此规律进行数学递推计算，如果是正常年份，1910年末～1920年末，美国10年应增加1841万人；1920年末～1930年末，10年应增加208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8万人；1930年末～1940年末，10年应增加232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32万人；1940年末～1950年末，10年应增加2560万人。
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如果把美国1920年末～1928年末的人口增长按每年208万计算，那么8年就增长1664万人，而1920年末～1930年末，10年人口增长了1718万人，那么，结论是：美国1928年末～1930年末，人口2年增长了54万人。
如果把美国1933年末～1940年末的人口增长按每年232万计算，那么7年就增长1624万人，而1930年末～1940年末，10年人口增长了896万人，那么，结论是：美国1930年末～1933年末，人口3年减少了728万人。
美国1928年末～1930年末如果是正常年份，人口2年应该增长416万；1930年末～1933年末如果是正常年份，人口3年应该增长696万。但由于1929年～1933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5年人口减少674万人，因此与正常年份相比，美国1928年末～1933年末，5年少增长了1786万人，相当于1930年美国人口总数的14.5%。
因此，根据中国主流学者的统计理论，1928年末～1933年末，和平时期，5年时间，14.5%的美国人被活活饿死了！
附文：
1930年代大饥荒美国贫民大量死亡惨状实录
1932年这年是最黑暗的一年，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 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 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
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 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 可是我们今天就要这样做啦。”
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 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家长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骨瘦职柴，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 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胡佛总统仍对记者们说：“我们美国根本就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
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说：“应该说至少有2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0%）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 。”《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 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很多关于饥民被活活饿死的事例。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在任时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饿得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 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 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 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 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 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 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 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 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 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 山 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 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 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 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 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 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 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
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师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
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 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
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摘自《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光荣与梦想》）作者: William Manchester
—————
请大家记住，美国当年经济危机引发的饥荒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因资本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为了使食品能卖个好价钱，把大量食物倾倒进大海——宁愿扔掉也不给饥肠辘辘的美国饥民吃——让他们活活饿死。也就是说，美国当年那场大饥荒是100％的人祸！
工厂门外排队的失业人群
股灾带来了社会动荡
城市陷入萧条
领取免费食物的人群
30年代萧条中的美国一家
一、中国主流学者的结论
1、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中国1950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准）是：
年份┃年末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1950┃55196
1951┃56300 ┃37.8┃17.8
1952┃57426 ┃37┃17
1953┃58747 ┃37┃14
1954┃60203 ┃37.97┃13.18
1955┃61426 ┃32.6┃12.28
1956┃62686 ┃31.9┃11.4
1957┃64142 ┃34.03┃10.8
1958┃65248 ┃29.22┃11.98
1959┃65913 ┃24.78┃14.59
1960┃65611 ┃20.86┃25.43
1961┃65859 ┃18.02┃14.24
以上数据显示：1950年末～1958年末，中国人口8年增加了1005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57万人。中国1958年末～1961年末，人口3年只增加了611万人。
2、中国主流学者的统计理论
1958年末～1961年末，如果是正常年份，中国人口3年应该增长3771万。因此与正常年份相比，中国1958年末～1961年末，3年少增长了3160万人，相当于1958年中国人口总数的4.84%。
因此，中国主流学者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1958年末～1961年末中国有3160万人被饿死了。
二、可怕的1929年经济危机
美国自立国起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下美国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统计局和劳工部的网页：
1900年末7621万
1910年末9222万
1920年末10602万
1930年末12320万
1940年末13216万
1950年末15132万
1960年末17932万
做一下统计和比较，得到美国人口在各年份的增长情况：
1900年末～1910年末，增加1601万人；
1910年末～1920年末，增加1380万人；
1920年末～1930年末，增加1718万人；
1930年末～1940年末，增加 896万人；
1940年末～1950年末，增加1916万人；
1950年末～1960年末，增加2800万人。
1914年～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1933年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1939年～1945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00年末～1910年末，美国是和平10年；1950年末～1960年末，美国也是和平10年。这两个10年的人口数据最正常。
1900年末～1910年末，美国10年增加1601万人；1950年末～1960年末，美国10年增加2800万人。依此规律进行数学递推计算，如果是正常年份，1910年末～1920年末，美国10年应增加1841万人；1920年末～1930年末，10年应增加208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8万人；1930年末～1940年末，10年应增加232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32万人；1940年末～1950年末，10年应增加2560万人。
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如果把美国1920年末～1928年末的人口增长按每年208万计算，那么8年就增长1664万人，而1920年末～1930年末，10年人口增长了1718万人，那么，结论是：美国1928年末～1930年末，人口2年增长了54万人。
如果把美国1933年末～1940年末的人口增长按每年232万计算，那么7年就增长1624万人，而1930年末～1940年末，10年人口增长了896万人，那么，结论是：美国1930年末～1933年末，人口3年减少了728万人。
美国1928年末～1930年末如果是正常年份，人口2年应该增长416万；1930年末～1933年末如果是正常年份，人口3年应该增长696万。但由于1929年～1933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5年人口减少674万人，因此与正常年份相比，美国1928年末～1933年末，5年少增长了1786万人，相当于1930年美国人口总数的14.5%。
因此，根据中国主流学者的统计理论，1928年末～1933年末，和平时期，5年时间，14.5%的美国人被活活饿死了！
附文：
1930年代大饥荒美国贫民大量死亡惨状实录
1932年这年是最黑暗的一年，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 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 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
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 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 可是我们今天就要这样做啦。”
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 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家长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骨瘦职柴，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 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胡佛总统仍对记者们说：“我们美国根本就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
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说：“应该说至少有2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0%）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 。”《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 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很多关于饥民被活活饿死的事例。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在任时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饿得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 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 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 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 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 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 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 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 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 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 山 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 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 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 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 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 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 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
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师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
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 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
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摘自《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光荣与梦想》）作者: William Manchester
—————
请大家记住，美国当年经济危机引发的饥荒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因资本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为了使食品能卖个好价钱，把大量食物倾倒进大海——宁愿扔掉也不给饥肠辘辘的美国饥民吃——让他们活活饿死。也就是说，美国当年那场大饥荒是100％的人祸！
工厂门外排队的失业人群
股灾带来了社会动荡
城市陷入萧条
领取免费食物的人群
30年代萧条中的美国一家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真的没有粮食了吗？
2016-06-03 20:52笨鸟先生
没事说说1959、1960、1961“三年自然灾害”，当然这是以前的说法，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正式叫“三年困难时期了”。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那3年中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其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上的错误。
刘少奇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的一次大会上自己就说过了：这三年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讲这番话，肯定还得把天灾的成分说的严重一点，就这样还只能到三分，就此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实原因了。
那人祸到底是怎么个祸法儿呢？
那时候咱党没经验，搞了个大跃进，结果家家户户连锅都砸了去炼铁。
我们都听过有一种牛逼，叫“亩产一万斤”、“亩产十万斤”，甚至“亩产百万斤”…
那你既然产量这么高，是不是要多交点公粮啊，亩产一万斤，咱也别交太多，交五千斤吧？
事实上一亩地哪儿能产那么多粮食啊，那怎么办呢，公粮杂交？
别怕，不是还有留着自己吃的口粮么？
交！
什么，不够？
行，还有下一年的种子。
交！！
所以造成后来连粮食都没得种了，更别提吃的了。
老百姓吃不上饭，三年饿死几千万人，咱们是不是真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呢？
不是！
接着看下面。
我们对外援助最主要有三个国家：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朝鲜当时算是我们的兄弟国家，援助朝鲜粮食、工厂等等。
最奇葩的是，当时帮朝鲜建工厂，结果金日成嫌建的太慢，于是我们将自己刚刚建好还没开始投产的新工厂直接拆了搬过去。
对越南的援助也是非常之多，在电视剧中，甚至连打仗时候的工事都是用中国大米垒起来的。据统计对越南的援助总共有200多亿。
还有一个是阿尔巴尼亚，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援助阿尔巴尼亚，还援助那么多。
当时我们称阿尔巴尼亚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
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欧洲国家中唯一愿意跟着中国走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跟着苏联，三年困难时期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破了，所以对这个小弟一直有求必应。
那几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达到了100亿。
这个数字相比起朝鲜、越南好像不是最多的，可是，你知道阿尔巴尼亚当时有多少人吗？
200万人。
平均下来相当于给了阿尔巴尼亚每个人四千多块钱。
一个人四千多块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工资水平是多少么？
那时候我们一个农民辛苦一天还挣不到1毛钱，一个工人一个月才10几块钱。
我们还自己出钱给阿尔巴尼亚买工厂、买机器等等，当时阿尔巴尼亚生产的化肥，算下来合一亩地400多公斤。
这么多化肥能用完吗？
肯定用不完啊。
咋办？
堆外边淋雨！
当时我们炼的最好的钢，也都拿来援助阿尔巴尼亚，使得阿尔巴尼亚连路灯都是用的最好的钢做的，剩下实在用不完的咋办？
拿来做雕像。
一个200万人的国家建了近万个雕像。
而我们自己呢，路灯还是水泥、木桩。
据官方统计，即便是在59、60年我们最最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共还对外输出了680万吨粮食，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拿来换钱换武器之类的。
用一句话说就是又没钱，腰杆又硬。
我们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地狱般的日子，是我们的幸运，珍惜现在吧，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再来！
2016-06-03 20:52笨鸟先生
没事说说1959、1960、1961“三年自然灾害”，当然这是以前的说法，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正式叫“三年困难时期了”。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那3年中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其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上的错误。
刘少奇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的一次大会上自己就说过了：这三年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讲这番话，肯定还得把天灾的成分说的严重一点，就这样还只能到三分，就此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实原因了。
那人祸到底是怎么个祸法儿呢？
那时候咱党没经验，搞了个大跃进，结果家家户户连锅都砸了去炼铁。
我们都听过有一种牛逼，叫“亩产一万斤”、“亩产十万斤”，甚至“亩产百万斤”…
那你既然产量这么高，是不是要多交点公粮啊，亩产一万斤，咱也别交太多，交五千斤吧？
事实上一亩地哪儿能产那么多粮食啊，那怎么办呢，公粮杂交？
别怕，不是还有留着自己吃的口粮么？
交！
什么，不够？
行，还有下一年的种子。
交！！
所以造成后来连粮食都没得种了，更别提吃的了。
老百姓吃不上饭，三年饿死几千万人，咱们是不是真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呢？
不是！
接着看下面。
我们对外援助最主要有三个国家：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朝鲜当时算是我们的兄弟国家，援助朝鲜粮食、工厂等等。
最奇葩的是，当时帮朝鲜建工厂，结果金日成嫌建的太慢，于是我们将自己刚刚建好还没开始投产的新工厂直接拆了搬过去。
对越南的援助也是非常之多，在电视剧中，甚至连打仗时候的工事都是用中国大米垒起来的。据统计对越南的援助总共有200多亿。
还有一个是阿尔巴尼亚，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援助阿尔巴尼亚，还援助那么多。
当时我们称阿尔巴尼亚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
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欧洲国家中唯一愿意跟着中国走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跟着苏联，三年困难时期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破了，所以对这个小弟一直有求必应。
那几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达到了100亿。
这个数字相比起朝鲜、越南好像不是最多的，可是，你知道阿尔巴尼亚当时有多少人吗？
200万人。
平均下来相当于给了阿尔巴尼亚每个人四千多块钱。
一个人四千多块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工资水平是多少么？
那时候我们一个农民辛苦一天还挣不到1毛钱，一个工人一个月才10几块钱。
我们还自己出钱给阿尔巴尼亚买工厂、买机器等等，当时阿尔巴尼亚生产的化肥，算下来合一亩地400多公斤。
这么多化肥能用完吗？
肯定用不完啊。
咋办？
堆外边淋雨！
当时我们炼的最好的钢，也都拿来援助阿尔巴尼亚，使得阿尔巴尼亚连路灯都是用的最好的钢做的，剩下实在用不完的咋办？
拿来做雕像。
一个200万人的国家建了近万个雕像。
而我们自己呢，路灯还是水泥、木桩。
据官方统计，即便是在59、60年我们最最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共还对外输出了680万吨粮食，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拿来换钱换武器之类的。
用一句话说就是又没钱，腰杆又硬。
我们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地狱般的日子，是我们的幸运，珍惜现在吧，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再来！
毛糞，美帝就算餓死一百億，也還是掩蓋不了毛臘肉餓死四千五百萬中國人的罪行。
人口学家评“江湖术士”蒋正华副委员长
齐景润
齐景润按语：下面我们转载几篇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我国人口学工作者梁中堂、马瀛通、何亚福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对号称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蒋正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用事实指出：蒋正华是一个“江湖术士”。
二十五年以前1986年，就是这个根本不懂得数学的“江湖术士”蒋正华，建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用所谓的数学方法制造出了一个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巨大谣言，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欺骗了历史，成为我国“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主要来源。蒋正华在公布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时，既没有公布原始数据，也没有公布他的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最近几个月以来，数学工作者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揭穿了蒋正华制造的这一巨大的谣言。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已经发表几个月了。蒋正华却装聋作哑，根本不敢对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做出任何回应。这恰恰说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击中了蒋正华的要害。
依靠着这个谣言，蒋正华骗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但是他的“江湖术士”的本性依然不改，继续在其他重大问题上进行学术欺骗。
下面转载的几篇文章，是几个人口学工作者写的，他们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了蒋正华“江湖术士”的本来面目。
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作者简介：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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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
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又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启动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
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是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巨大谣言时，就不公布原始数据，不公布计算过程。这里蒋正华在承担另一个重大课题时，故伎重演。】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谣言时，也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
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
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
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就是利用江湖术士的手段，迎合极少数人的需要，制造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谣言，“骗取功名利禄”，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宝座的。】
再议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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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张贴出去以后，有人暴跳如雷，以为是对贤者的不敬。其实，大凡江湖术士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特别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被称之为方士者即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堪称为当时的科学家。
上篇文章把宋健蒋正华喻为江湖术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无法使用的数据预测了人口。即使不像宋健蒋正华那样装模做样地搞测算，一个人根据自己周围有了不少的人生了二胎、三胎，从而感慨地说“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国家就会达到20亿”；或者，依据自己不少的同事懒得结婚，结婚后又都不愿意生孩子从而感叹“用不了几年我国人口会下降的只剩下2亿人口”，那也无须我们去批判或者评论人家。
如果宋健蒋正华都是在那里做学术研究，我同样不会评论他们。但是，宋健蒋正华要把他们的测算当作公共政策的依据，要把自己的玩意说成是科学的，从而论证说现行的生育政策給广大人民群众的伤害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那就不一样了。
同样没有条件做测算，蒋正华不仅主持做测算了，而且测算的结果还能证明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有成效的，从而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仅凭空知道现在的生育率是1.8，而且要求未来3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8。
更有甚者，蒋正华宋健二人最近联名上书中央，谏言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抨击当前日渐高涨的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进而批评计划生育部门中个别干部有动摇之心和调整政策之意。
宋健蒋正华要用他们的测算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那就超出了个人发表意见和学术研究的范围，必须揭露他们如江湖术士一般可以用无生产出有、从根本不具备测算条件出发制造出一切维护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依据的伎俩。
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
何亚福
作者简介：何亚福（1967~），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自主生育倡导者。写过几百篇有关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周刊》、《领导者》、《人力资源》等报刊上。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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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梁中堂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谈到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的草率出台经过，并说：“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梁教授把中国人口学家比喻为“江湖术士”，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不但中国有，前苏联也有，因为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点：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被捧为“基本国策”，因此有关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讨论长期被视为传统媒体的禁区，只是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情况才有所改观。我在《计划生育的挡箭牌》一文中已说过：某些人企图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来打压质疑计划生育的人。这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理论已经破产，只能靠“基本国策”这个挡箭牌来苟延残喘。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
何亚福
原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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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齐景润按：这是蒋正华主持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可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阵容非常庞大，共有300多位专家，其中还有十多位两院院士。这样看起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是不容质疑的。
那么，由300多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究竟获得了什么巨大的成果呢？其中一个主要成果是：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刚才有一位小学生来我家玩，于是我就想出两道数学题考考他：
第一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0年净增人口957万，2001年净增人口884万人，2002年净增人口826万人，2003年净增人口774万人，2004年净增人口761万人，2005年净增人口768万人，2006年净增人口692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净增人口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从2007年到2010年每年净增人口不超过800万，并且已知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求：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多少人？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2006年末13.14亿，2007年末13.22亿，2008年末13.30亿，2009年末13.38亿，2010年末13.46亿。答：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13.46亿人。
第二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1年出生人口1702万人，2002年出生人口1647万人，2003年出生人口1599万人，2004年出生人口1593万人，2005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2006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的基本趋势也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2023年的出生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均寿命按73岁计算，并且已知1950年~1955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900万。我们知道，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增加；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减少。求：2023年中国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1950年出生的人口，到2023年已是73岁，那时每年死亡人口为1900万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为1500万左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得数是-400万。答：2023年中国人口减少400万。
上面第二道题没有考虑到多种复杂的因素，例如1950年出生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活不到73岁，他们可能在60岁、50岁甚至在童年时就死亡了；也有一部分人寿命超过73岁；另外还有一部分1948年、1949年、1951年、195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死亡，也就是说，2023年的死亡人口并不全是1950年出生的。另外，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400万或1300万。因此，2023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具体数值可能不是-400万，而可能是-600万、-500万或-300万，但人口负增长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齐景润按：由“江湖术士”蒋正华主持的】由300多位专家花了两年多时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被一位小学生经过几分钟的运算就推翻了：300多位专家认为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2010年总人口不超过13.46亿人；300多位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3年之前不会负增长，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在2023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不论是小学生还是300多位专家，都是以官方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我认为官方的数据是有水分的，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点：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这是因为：小学生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可以自圆其说；300多位专家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却自相矛盾。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
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马瀛通
作者简介：1985至今历任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科学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1711&do=blog&id=480697
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
【齐景润按：下面这一段评论的是蒋正华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所谓研究。】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齐景润按：附件指的是孙经先等人的文章】），那就更是如此。
三 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把学术问题与人混同来裁决他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学术”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四 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以下作者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见原文）
齐景润
齐景润按语：下面我们转载几篇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我国人口学工作者梁中堂、马瀛通、何亚福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对号称我国最权威的人口学家蒋正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用事实指出：蒋正华是一个“江湖术士”。
二十五年以前1986年，就是这个根本不懂得数学的“江湖术士”蒋正华，建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学模型，用所谓的数学方法制造出了一个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巨大谣言，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欺骗了历史，成为我国“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政治谣言的主要来源。蒋正华在公布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结论时，既没有公布原始数据，也没有公布他的这一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最近几个月以来，数学工作者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揭穿了蒋正华制造的这一巨大的谣言。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已经发表几个月了。蒋正华却装聋作哑，根本不敢对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做出任何回应。这恰恰说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批评击中了蒋正华的要害。
依靠着这个谣言，蒋正华骗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但是他的“江湖术士”的本性依然不改，继续在其他重大问题上进行学术欺骗。
下面转载的几篇文章，是几个人口学工作者写的，他们在文章中进一步揭露了蒋正华“江湖术士”的本来面目。
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作者简介：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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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
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又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启动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
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是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巨大谣言时，就不公布原始数据，不公布计算过程。这里蒋正华在承担另一个重大课题时，故伎重演。】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谣言时，也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
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
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
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齐景润按：1986年蒋正华就是利用江湖术士的手段，迎合极少数人的需要，制造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谣言，“骗取功名利禄”，登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宝座的。】
再议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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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张贴出去以后，有人暴跳如雷，以为是对贤者的不敬。其实，大凡江湖术士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特别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被称之为方士者即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堪称为当时的科学家。
上篇文章把宋健蒋正华喻为江湖术士，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无法使用的数据预测了人口。即使不像宋健蒋正华那样装模做样地搞测算，一个人根据自己周围有了不少的人生了二胎、三胎，从而感慨地说“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国家就会达到20亿”；或者，依据自己不少的同事懒得结婚，结婚后又都不愿意生孩子从而感叹“用不了几年我国人口会下降的只剩下2亿人口”，那也无须我们去批判或者评论人家。
如果宋健蒋正华都是在那里做学术研究，我同样不会评论他们。但是，宋健蒋正华要把他们的测算当作公共政策的依据，要把自己的玩意说成是科学的，从而论证说现行的生育政策給广大人民群众的伤害是合理的、正确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那就不一样了。
同样没有条件做测算，蒋正华不仅主持做测算了，而且测算的结果还能证明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有成效的，从而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仅凭空知道现在的生育率是1.8，而且要求未来3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8。
更有甚者，蒋正华宋健二人最近联名上书中央，谏言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抨击当前日渐高涨的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进而批评计划生育部门中个别干部有动摇之心和调整政策之意。
宋健蒋正华要用他们的测算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那就超出了个人发表意见和学术研究的范围，必须揭露他们如江湖术士一般可以用无生产出有、从根本不具备测算条件出发制造出一切维护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依据的伎俩。
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
何亚福
作者简介：何亚福（1967~），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自主生育倡导者。写过几百篇有关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周刊》、《领导者》、《人力资源》等报刊上。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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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梁中堂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谈到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的草率出台经过，并说：“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梁教授把中国人口学家比喻为“江湖术士”，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江湖术士型的“科学家”，不但中国有，前苏联也有，因为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共同点：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被捧为“基本国策”，因此有关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讨论长期被视为传统媒体的禁区，只是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情况才有所改观。我在《计划生育的挡箭牌》一文中已说过：某些人企图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来打压质疑计划生育的人。这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理论已经破产，只能靠“基本国策”这个挡箭牌来苟延残喘。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
何亚福
原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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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齐景润按：这是蒋正华主持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可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阵容非常庞大，共有300多位专家，其中还有十多位两院院士。这样看起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是不容质疑的。
那么，由300多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究竟获得了什么巨大的成果呢？其中一个主要成果是：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刚才有一位小学生来我家玩，于是我就想出两道数学题考考他：
第一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0年净增人口957万，2001年净增人口884万人，2002年净增人口826万人，2003年净增人口774万人，2004年净增人口761万人，2005年净增人口768万人，2006年净增人口692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净增人口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从2007年到2010年每年净增人口不超过800万，并且已知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亿人，求：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多少人？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2006年末13.14亿，2007年末13.22亿，2008年末13.30亿，2009年末13.38亿，2010年末13.46亿。答：2010年末中国人口最多不超过13.46亿人。
第二道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1年出生人口1702万人，2002年出生人口1647万人，2003年出生人口1599万人，2004年出生人口1593万人，2005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2006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可见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的基本趋势也是逐渐减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假设2023年的出生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均寿命按73岁计算，并且已知1950年~1955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900万。我们知道，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增加；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数量就会减少。求：2023年中国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位小学生用笔算了起来：1950年出生的人口，到2023年已是73岁，那时每年死亡人口为1900万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为1500万左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得数是-400万。答：2023年中国人口减少400万。
上面第二道题没有考虑到多种复杂的因素，例如1950年出生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活不到73岁，他们可能在60岁、50岁甚至在童年时就死亡了；也有一部分人寿命超过73岁；另外还有一部分1948年、1949年、1951年、195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死亡，也就是说，2023年的死亡人口并不全是1950年出生的。另外，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400万或1300万。因此，2023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的具体数值可能不是-400万，而可能是-600万、-500万或-300万，但人口负增长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齐景润按：由“江湖术士”蒋正华主持的】由300多位专家花了两年多时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被一位小学生经过几分钟的运算就推翻了：300多位专家认为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2010年总人口不超过13.46亿人；300多位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3年之前不会负增长，而小学生计算的结果是在2023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不论是小学生还是300多位专家，都是以官方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我认为官方的数据是有水分的，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点：300多位专家不及一位小学生。这是因为：小学生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可以自圆其说；300多位专家根据官方数据计算，却自相矛盾。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
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马瀛通
作者简介：1985至今历任国家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这篇文章此处只节录了一部分。全文见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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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
【齐景润按：下面这一段评论的是蒋正华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所谓研究。】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齐景润按：附件指的是孙经先等人的文章】），那就更是如此。
三 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把学术问题与人混同来裁决他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学术”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四 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以下作者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见原文）
*苏联逼债？*
李肃：官方的说法中把那几年困难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逼债，当时叫“苏修逼债”，这是怎么回事？
杨继绳：“苏修”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撕毁合同，一个是苏联逼债。先说说撕毁合同。撕毁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毁了科技合同，跟农业无关。60年7月份 大饥荒已经造就了一年半，所以60年7月份的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关系，而撕毁科技合同、原子弹、武器等。而当时洛阳拖拉机厂跟农业有关系，而这家 厂正好是1959年建成的。也就是说，苏联撕毁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且是60年7月，灾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半，所以苏联撕毁合同这点是 不成立的。
李肃：一个就是那些合同跟农业没有关系，第二就是时间上也没有关系。
杨继绳：已经发生一年半了。所谓苏联逼债，我们前些年是欠了些债，这些债也是不合理，朝鲜战争他让我们打仗，让我们掏钱也不合适，很糟糕的。逼债也不是苏联没有逼债，苏联的意思是你要还债，而且是有期限的，毛泽东说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李肃：这个期限是原来定好的，还是这几年逼的？
杨继绳：原来就定好的，是65年、66年还清。
李肃：也就是说所谓“逼”字不存在。
杨继绳：不存在。
解说：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年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 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 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 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 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 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 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杨继绳：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李肃：等于说是毛泽东自己逼债自己了。
杨继绳：他说是要争口气，为民族争气，不是“反修”嘛，我们提前还债。
李肃：就是说当年的的确确是加速了还债。
杨继绳：加速了还债。
李肃：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要加速还债。
李肃：官方的说法中把那几年困难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逼债，当时叫“苏修逼债”，这是怎么回事？
杨继绳：“苏修”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撕毁合同，一个是苏联逼债。先说说撕毁合同。撕毁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毁了科技合同，跟农业无关。60年7月份 大饥荒已经造就了一年半，所以60年7月份的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关系，而撕毁科技合同、原子弹、武器等。而当时洛阳拖拉机厂跟农业有关系，而这家 厂正好是1959年建成的。也就是说，苏联撕毁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且是60年7月，灾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半，所以苏联撕毁合同这点是 不成立的。
李肃：一个就是那些合同跟农业没有关系，第二就是时间上也没有关系。
杨继绳：已经发生一年半了。所谓苏联逼债，我们前些年是欠了些债，这些债也是不合理，朝鲜战争他让我们打仗，让我们掏钱也不合适，很糟糕的。逼债也不是苏联没有逼债，苏联的意思是你要还债，而且是有期限的，毛泽东说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李肃：这个期限是原来定好的，还是这几年逼的？
杨继绳：原来就定好的，是65年、66年还清。
李肃：也就是说所谓“逼”字不存在。
杨继绳：不存在。
解说：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年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 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 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 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 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 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 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杨继绳：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李肃：等于说是毛泽东自己逼债自己了。
杨继绳：他说是要争口气，为民族争气，不是“反修”嘛，我们提前还债。
李肃：就是说当年的的确确是加速了还债。
杨继绳：加速了还债。
李肃：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要加速还债。
*国民挨饿，国家外援*
杨继绳：加速还债的数字比我们同时外援的数字要少，还不到一半。除了出口食品以外，执政者还慷慨地支援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这年也激增，常常援助一些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象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解说：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 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日 报道，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内亚运送1万吨大米以外，还有1万5000 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杨继绳：当时除了援外以外，还出口大量的食品，粮食出口那一年也是很多，还出口农民连看都看不见的鸡蛋、蜂密、水果、红枣等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在饿死 人最多的时候还大量出口食品。跟57年相比，59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59年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57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 209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这一年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如果折成原粮要更多些。
李肃：以刚才你所说的全国库存粮食来计算的话，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给全国各地分，人也不会饿死。
杨继绳：人也不会饿死。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山芋白干等。59年60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4公斤，57 年是204公斤。按57年的标注计算，500万吨粮食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而59年没有进口粮食，而 且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一批船队准备运往中国，后来刘少奇一封电报给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李肃：当时中国高层知道出现饥荒了吗？
杨继绳：怎么不知道出现饥荒呢？刘少奇都回老家调查了。
李肃：他都调查过了，还一个电话把这些粮食都运走了。中国对外出口粮食的目的是什么？
杨继绳：出口粮食换外汇，买机器，买武器。除了出口粮食以外，还出口很多东西，包括花生油、花生仁、鲜鸡蛋、活猪、冻猪肉、活家禽、冻家禽、冻兔肉、水产 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核桃、核桃仁、黑木耳、红枣、香菇、栗子和蜂蜜等等。老百姓看都看不到的都出口了。
李肃：当时如果说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外汇的话，对外援助的粮食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本国人在饿死，他把粮食去外援了，为什么？是不是外国人的命更值钱呢？
杨继绳：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毛主席一首诗是这么说的。
李肃：当时只有对阿尔巴尼亚吗？
杨继绳：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援助了。朝鲜当然也援助了，还包括一些民族国家，象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就一下子给了4个亿，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要输出革命，这是共产党最高宗旨。
李肃：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杨继绳：国际共产主义如果胜利，本国人可以再生嘛。
李肃：这是中共上层当时的想法？
杨继绳：我想是这样，那不好说。
李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说他们是为什么？
杨继绳：真正证据是他们是粮食库存在增加，正在大量饿死人、还在出口粮食、还大量援外。
杨继绳：加速还债的数字比我们同时外援的数字要少，还不到一半。除了出口食品以外，执政者还慷慨地支援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这年也激增，常常援助一些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象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解说：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 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日 报道，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内亚运送1万吨大米以外，还有1万5000 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杨继绳：当时除了援外以外，还出口大量的食品，粮食出口那一年也是很多，还出口农民连看都看不见的鸡蛋、蜂密、水果、红枣等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在饿死 人最多的时候还大量出口食品。跟57年相比，59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59年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57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 209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这一年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如果折成原粮要更多些。
李肃：以刚才你所说的全国库存粮食来计算的话，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给全国各地分，人也不会饿死。
杨继绳：人也不会饿死。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山芋白干等。59年60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4公斤，57 年是204公斤。按57年的标注计算，500万吨粮食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而59年没有进口粮食，而 且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一批船队准备运往中国，后来刘少奇一封电报给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李肃：当时中国高层知道出现饥荒了吗？
杨继绳：怎么不知道出现饥荒呢？刘少奇都回老家调查了。
李肃：他都调查过了，还一个电话把这些粮食都运走了。中国对外出口粮食的目的是什么？
杨继绳：出口粮食换外汇，买机器，买武器。除了出口粮食以外，还出口很多东西，包括花生油、花生仁、鲜鸡蛋、活猪、冻猪肉、活家禽、冻家禽、冻兔肉、水产 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核桃、核桃仁、黑木耳、红枣、香菇、栗子和蜂蜜等等。老百姓看都看不到的都出口了。
李肃：当时如果说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外汇的话，对外援助的粮食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本国人在饿死，他把粮食去外援了，为什么？是不是外国人的命更值钱呢？
杨继绳：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毛主席一首诗是这么说的。
李肃：当时只有对阿尔巴尼亚吗？
杨继绳：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援助了。朝鲜当然也援助了，还包括一些民族国家，象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就一下子给了4个亿，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要输出革命，这是共产党最高宗旨。
李肃：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杨继绳：国际共产主义如果胜利，本国人可以再生嘛。
李肃：这是中共上层当时的想法？
杨继绳：我想是这样，那不好说。
李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说他们是为什么？
杨继绳：真正证据是他们是粮食库存在增加，正在大量饿死人、还在出口粮食、还大量援外。
中共是你爹啊，他说亩产万斤你也信，他说饿死千万你也信！！！
共匪是你媽媽，毛糞你忘了？
你的毛臘肉就是信畝產萬斤！ 你是不是先扇自己兩耳光，在來認爹？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辦就不辦，一辦就辦得很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視察徐水時的談話》(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P99
毛糞你是出國不忘毛臘肉
【吃鸡】
林斤澜回忆说，“文革”中，有一次他去买扒鸡，交完钱，售货员突然高亢地说：“翻身牢记共产党！”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售货员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好在他很快明白了，马上大声答道：“吃鸡不忘毛主席。”
【吃鸡】
林斤澜回忆说，“文革”中，有一次他去买扒鸡，交完钱，售货员突然高亢地说：“翻身牢记共产党！”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售货员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好在他很快明白了，马上大声答道：“吃鸡不忘毛主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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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jpg
你美爹头子小布什乃造谣之祖“伊拉克拥有大杀伤性武器”，在你美爹头子的教育之下尔等污粪造谣青出于蓝！！！
昨天是亩产万斤，今天是饿死千万！
1959-1961年人口数字的凹陷部是怎样产生的
困难时期中国总计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均来自通过对1959-1961年人口增长曲线呈现一个明显凹部的推测。由于数据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公布出来的，很权威，因此国内外有点想法的学者就直接根据这些数字进行推算。算出来的数最少在2500万，最多的为8000万。比较流行的说法是3000万。当然，袁隆平最近说到4000万这个数。
既然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所有“研究者”都理直气壮，言之凿凿，反正别说8000万，就算只有2500万也不是个小数。在这个基础上，怎么骂共产党毛泽东都不过分。
问题在于，国家统计局数字真的可信吗？可不信国家统计局的，信谁的呢？假如国家统计局数字前后照应，没一点矛盾，这个事情还好说。但是，国家统计局这段数字确实让人看不下去，里面矛盾也太多了。其中很多是颠覆性的错误。贫道就根据很多网友的观察，把这些疑问总结一下。也算是个资料，无论左右派网友，包括版主都可以存一下。
先看看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口信息网（数据一致，只是人口网数字更全些）关于这个阶段人口数字。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总和生育率 ‰
53
58796
54
60266
59531
37.97
13.18
24.79
6.28
55
61645
60956
32.60
12.28
20.32
6.26
56
62828
62237
31.90
11.40
20.50
5.85
57
64653
63741
34.03
10.80
23.23
6.41
58
65994
65324
29.22
11.98
17.24
5.68
59
67207
66601
24.78
14.59
10.19
4.30
60
66207
66707
20. 86
25.43
-4.57
4.02
61
65859
66033
18.02
14.24
3.78
3.29
62
67295
66577
37.01
10.02
26.99
6.02
63
69172
68234
43.37
10.04
33.33
7.50
64
70499
69836
39.14
11.50
27.64
6.18
65
72638
71569
37.88
9.50
28.38
6.08
我们可以不做什么计算，就能看出1959到1961年数字中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l 1960年年末总人口不多不少比1959年少了1000万，连个零头都不带，调整痕迹过于明显。
l 1961年人口65859万，比1960年的66207万少了348万。但是，1961年人口出生率为1.802%，比死亡率1.424%多出0.378%，而且自然增长率明明也写着0.378%。生的多，死的少，人口就会增加，这是小学算术都解决的问题。结果本该多出320万，却减少348万。这一多一少，648万人就不翼而飞了。
这是直接可看出的问题。如果用统计局给出的算法计算，会发现“调整数据”的方向很有利于形成这个凹陷。统计局一般公布内容不包括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公布出生率和死亡率。但是他们有换算公式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这样可以计算一下三年自然灾害前的数字：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出生数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数万人
按公式计算年末数
与公告数字差别
54
60266
59531
55
61645
60956
32.60
1987
12.28
749
61504
-141
56
62828
62237
31.90
1985
11.40
710
62920
92
57
64653
63741
34.03
2169
10.80
688
64309
-344
58
65994
65324
29.22
1909
11.98
783
65779
-215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中如果按公式算，年末人口数多数年份应该比实际公布数字低。也就是说年末人口数没有公布数字高，每年都少几百万。这就使此前人口增长曲线更加陡直。这里有什么学问吗？学问大了。怎样增大一条曲线的凹部？方法是：提高此前曲线的陡直度，就可以突出凹部更加凹陷。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每年都少统计这么多人，怎么处理呢？我们看看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数字就知道了。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出生数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数万人
按公式计算年末数
与公告数字差别
61
65859
66033
62
67295
66577
37.01
2464
10.02
667
67656
361
63
69172
68234
43.37
2959
10.04
685
69569
397
64
70499
69836
39.14
2733
11.50
803
71102
603
这三年中，公布数字都比公式计算数字多出几百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把一个曲线某一段前后曲线调高，凹陷就出来了。
很巧妙吗？不一定，只要心细就会发现问题。一个网友今天就发现了。人口总数涉及到出生率、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如果突然把人口数调低了，不仅会出现前面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不住的问题，也会与妇女生育率对不住。看看表1总和生育率就会发现问题。
我们看到1958年总和生育率为5.68个，1959年为4.30个，减少1.38个。总和生育率是什么意思呢？是按年龄段计算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总数（死的也算）加权平均。比如55岁妇女平均生了8个孩子，44岁平均生了5个孩子，29平均生了4个孩子， 20岁平均生1个孩子。由于数字是各年龄段实际生育数字乘以该年龄段妇女人数累加平均，那么，极少情况下会出现一年内妇女总和生育率相差1个孩子。因为30岁妇女假如去年已经平均生了4个孩子，今年就算不生，也还是4个孩子。如果数字减少，说明今年超过育龄年龄的那些生育数多的妇女不计算了，而其他妇女生育率都降低了。假如有100个从20岁到50岁的妇女，极端说，今年一个也没生，那么会减少多少呢？减少的是去年50岁的那些本来统计在内生了8个孩子的妇女数，因为其他妇女本来生的数字还在。50的妇女大约在100人中有3人，也就是24个。但是，总和生育率达到5.68个意味着这100妇女总计生育了568个，少了24个总和生育率还有544个，怎么会少138个呢？真少这么多，唯一的，最“合算”的办法就是让生育8个的妇女死亡。即使真的死亡的都是50多岁的，也要死17个，占育龄妇女总数的17%。也就是如果真的总和生育率1年少了1.38个，中国在1959年死亡妇女就应该有3000万。可是问题还麻烦了，当年的生育率不仅不是零，还是2.5%！育龄妇女大约占人口30%，妇女新生孩子数大约为育龄妇女的8%。要这样算，恐怕只能再死几千万妇女才能凑够数。
同样的麻烦还存在于1962年。1962年总和生育率达到6.02个，比1961年的3.29个多出2.73个。一年平均每个育龄妇女要多生出2.73个，这需要什么样的努力呢？需要所有中国育龄妇女在1962年都必须生育，而且绝大部分是三胞胎！而且第二年还要再怀孕，平均生育1.5个（1963年总和生育率是7.50个）。两年内每个中国育龄妇女生育4.5个，雷死人了！
统计嘛，有时候会有偏差，但其余年份很少有一年妇女生育率波动超过1的，大部分是0.5以下。恰好是在1959年和1962年，一个少了1.38，一个多了2.73。这就有些古怪了。真古怪吗？不，因为不这样计算，就难以得出1959年前人口增长曲线陡直，1962年人口数增长曲线更陡直的结论。而没有这两个陡直，怎么会有凹陷？！
1959年到1961年人口数字被调整了是可以确定的，仅仅一个一年净减少1000万就可以说明。怎么调整出来的就是学问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本方法是将此前三年左右人口增长率调高，这就显示出这三年的凹陷。再把凹陷中实际存在的人口隐藏在此后三年中。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贫道猜想的与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该课题组的思路一致不一致。
当然，贫道也说不清楚究竟这个凹部是什么样子。毕竟当时课题组没吸收贫道参加。但是可以推测。如果把1959年以前的多出的数字扣除，5年间扣除1142万。再把1959年后少的数字都挖出来，4年挖出2655万。这一压一填，就是3797万。这个数字与有心人们算出的数字很接近。
当然，国家统计局可以死也不认帐。但是有些数字用鸵鸟政策总是有问题的。
1983年公布这些数字时还没有搞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和2000年的四普和五普大概不是一个班子搞的，而且也难以照顾1983年调整的初衷。于是，又有了新疑惑：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出生数
4普健在人数
5普健在人数
5普各年龄死亡率%
53
58796
54
60266
2260
1833
1851
18.1
55
61645
1987
1938
1861
6.3
56
62828
1985
1764
1736
12.5
57
64653
2169
1835
1900
12.4
58
65994
1909
1906
1714
10.2
59
67207
1650
1438
1306
20.8
60
66207
1392
1444
1468
-5.5
61
65859
1190
1150
1141
4.1
62
67295
2464
1593
2092
15.1
63
69172
2959
2703
2787
5.8
64
70499
2733
2529
2414
11.7
65
72638
2711
2452
2480
8.5
上表给出一组很怪异的数字，可以注意1960年和1961年分别在1990和2000年还健在在中国境内的人数与当年出生人数的关系。1960年出生1392万，而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444万和1468万。也就是说这年生的人一个没死，40年后多出76万，死亡率负5.5%。这简直是天下奇观！同时，1961年生的人也特别健康，出生的1190万人40年后只死亡49万人，死亡率只有4.1%。对比其他年份在五普中健在的人数与出生人数，会发现此前此后都大约有11%以上死亡率，只有这两年奇怪：
1953-1959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平均死亡率为13.4%，而1960和1961年平均为增加1.0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仅仅婴幼儿死亡率也不低于9%。饥荒时期这个数字更高。总不能是饥荒时期别的年龄段都死了，1岁儿童一个没死吧。客观的说，1960和1961两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死亡率会远高于13.4%，应该达到15%以上。如果这样算，1960年出生人数应该不低于1727万人，要多出335万人。加上前面统计少算的696万人，不追究死亡率究竟是怎么来的，起码要增加1031万人。比1959年人数是增加了31万而不是减少了1000万。而1961年出生人至少有1400万人，多出210万人。加上前面少算的598万人，不考虑死亡率数字真实性，也应该增加808万人。这两年起码要增加1839万。
当然，这都是推测，只要当年课题组的人不出来说清楚，一直会是个迷。但也不能算是个迷，应该是个笑话，天大笑话。国庆60周年，给第十年编出个笑话，真有意思。
困难时期中国总计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均来自通过对1959-1961年人口增长曲线呈现一个明显凹部的推测。由于数据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公布出来的，很权威，因此国内外有点想法的学者就直接根据这些数字进行推算。算出来的数最少在2500万，最多的为8000万。比较流行的说法是3000万。当然，袁隆平最近说到4000万这个数。
既然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所有“研究者”都理直气壮，言之凿凿，反正别说8000万，就算只有2500万也不是个小数。在这个基础上，怎么骂共产党毛泽东都不过分。
问题在于，国家统计局数字真的可信吗？可不信国家统计局的，信谁的呢？假如国家统计局数字前后照应，没一点矛盾，这个事情还好说。但是，国家统计局这段数字确实让人看不下去，里面矛盾也太多了。其中很多是颠覆性的错误。贫道就根据很多网友的观察，把这些疑问总结一下。也算是个资料，无论左右派网友，包括版主都可以存一下。
先看看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口信息网（数据一致，只是人口网数字更全些）关于这个阶段人口数字。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总和生育率 ‰
53
58796
54
60266
59531
37.97
13.18
24.79
6.28
55
61645
60956
32.60
12.28
20.32
6.26
56
62828
62237
31.90
11.40
20.50
5.85
57
64653
63741
34.03
10.80
23.23
6.41
58
65994
65324
29.22
11.98
17.24
5.68
59
67207
66601
24.78
14.59
10.19
4.30
60
66207
66707
20. 86
25.43
-4.57
4.02
61
65859
66033
18.02
14.24
3.78
3.29
62
67295
66577
37.01
10.02
26.99
6.02
63
69172
68234
43.37
10.04
33.33
7.50
64
70499
69836
39.14
11.50
27.64
6.18
65
72638
71569
37.88
9.50
28.38
6.08
我们可以不做什么计算，就能看出1959到1961年数字中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l 1960年年末总人口不多不少比1959年少了1000万，连个零头都不带，调整痕迹过于明显。
l 1961年人口65859万，比1960年的66207万少了348万。但是，1961年人口出生率为1.802%，比死亡率1.424%多出0.378%，而且自然增长率明明也写着0.378%。生的多，死的少，人口就会增加，这是小学算术都解决的问题。结果本该多出320万，却减少348万。这一多一少，648万人就不翼而飞了。
这是直接可看出的问题。如果用统计局给出的算法计算，会发现“调整数据”的方向很有利于形成这个凹陷。统计局一般公布内容不包括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公布出生率和死亡率。但是他们有换算公式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这样可以计算一下三年自然灾害前的数字：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出生数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数万人
按公式计算年末数
与公告数字差别
54
60266
59531
55
61645
60956
32.60
1987
12.28
749
61504
-141
56
62828
62237
31.90
1985
11.40
710
62920
92
57
64653
63741
34.03
2169
10.80
688
64309
-344
58
65994
65324
29.22
1909
11.98
783
65779
-215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中如果按公式算，年末人口数多数年份应该比实际公布数字低。也就是说年末人口数没有公布数字高，每年都少几百万。这就使此前人口增长曲线更加陡直。这里有什么学问吗？学问大了。怎样增大一条曲线的凹部？方法是：提高此前曲线的陡直度，就可以突出凹部更加凹陷。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每年都少统计这么多人，怎么处理呢？我们看看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数字就知道了。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出生数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数万人
按公式计算年末数
与公告数字差别
61
65859
66033
62
67295
66577
37.01
2464
10.02
667
67656
361
63
69172
68234
43.37
2959
10.04
685
69569
397
64
70499
69836
39.14
2733
11.50
803
71102
603
这三年中，公布数字都比公式计算数字多出几百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把一个曲线某一段前后曲线调高，凹陷就出来了。
很巧妙吗？不一定，只要心细就会发现问题。一个网友今天就发现了。人口总数涉及到出生率、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如果突然把人口数调低了，不仅会出现前面与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不住的问题，也会与妇女生育率对不住。看看表1总和生育率就会发现问题。
我们看到1958年总和生育率为5.68个，1959年为4.30个，减少1.38个。总和生育率是什么意思呢？是按年龄段计算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总数（死的也算）加权平均。比如55岁妇女平均生了8个孩子，44岁平均生了5个孩子，29平均生了4个孩子， 20岁平均生1个孩子。由于数字是各年龄段实际生育数字乘以该年龄段妇女人数累加平均，那么，极少情况下会出现一年内妇女总和生育率相差1个孩子。因为30岁妇女假如去年已经平均生了4个孩子，今年就算不生，也还是4个孩子。如果数字减少，说明今年超过育龄年龄的那些生育数多的妇女不计算了，而其他妇女生育率都降低了。假如有100个从20岁到50岁的妇女，极端说，今年一个也没生，那么会减少多少呢？减少的是去年50岁的那些本来统计在内生了8个孩子的妇女数，因为其他妇女本来生的数字还在。50的妇女大约在100人中有3人，也就是24个。但是，总和生育率达到5.68个意味着这100妇女总计生育了568个，少了24个总和生育率还有544个，怎么会少138个呢？真少这么多，唯一的，最“合算”的办法就是让生育8个的妇女死亡。即使真的死亡的都是50多岁的，也要死17个，占育龄妇女总数的17%。也就是如果真的总和生育率1年少了1.38个，中国在1959年死亡妇女就应该有3000万。可是问题还麻烦了，当年的生育率不仅不是零，还是2.5%！育龄妇女大约占人口30%，妇女新生孩子数大约为育龄妇女的8%。要这样算，恐怕只能再死几千万妇女才能凑够数。
同样的麻烦还存在于1962年。1962年总和生育率达到6.02个，比1961年的3.29个多出2.73个。一年平均每个育龄妇女要多生出2.73个，这需要什么样的努力呢？需要所有中国育龄妇女在1962年都必须生育，而且绝大部分是三胞胎！而且第二年还要再怀孕，平均生育1.5个（1963年总和生育率是7.50个）。两年内每个中国育龄妇女生育4.5个，雷死人了！
统计嘛，有时候会有偏差，但其余年份很少有一年妇女生育率波动超过1的，大部分是0.5以下。恰好是在1959年和1962年，一个少了1.38，一个多了2.73。这就有些古怪了。真古怪吗？不，因为不这样计算，就难以得出1959年前人口增长曲线陡直，1962年人口数增长曲线更陡直的结论。而没有这两个陡直，怎么会有凹陷？！
1959年到1961年人口数字被调整了是可以确定的，仅仅一个一年净减少1000万就可以说明。怎么调整出来的就是学问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本方法是将此前三年左右人口增长率调高，这就显示出这三年的凹陷。再把凹陷中实际存在的人口隐藏在此后三年中。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贫道猜想的与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该课题组的思路一致不一致。
当然，贫道也说不清楚究竟这个凹部是什么样子。毕竟当时课题组没吸收贫道参加。但是可以推测。如果把1959年以前的多出的数字扣除，5年间扣除1142万。再把1959年后少的数字都挖出来，4年挖出2655万。这一压一填，就是3797万。这个数字与有心人们算出的数字很接近。
当然，国家统计局可以死也不认帐。但是有些数字用鸵鸟政策总是有问题的。
1983年公布这些数字时还没有搞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和2000年的四普和五普大概不是一个班子搞的，而且也难以照顾1983年调整的初衷。于是，又有了新疑惑：
年份
年末人口 万
出生数
4普健在人数
5普健在人数
5普各年龄死亡率%
53
58796
54
60266
2260
1833
1851
18.1
55
61645
1987
1938
1861
6.3
56
62828
1985
1764
1736
12.5
57
64653
2169
1835
1900
12.4
58
65994
1909
1906
1714
10.2
59
67207
1650
1438
1306
20.8
60
66207
1392
1444
1468
-5.5
61
65859
1190
1150
1141
4.1
62
67295
2464
1593
2092
15.1
63
69172
2959
2703
2787
5.8
64
70499
2733
2529
2414
11.7
65
72638
2711
2452
2480
8.5
上表给出一组很怪异的数字，可以注意1960年和1961年分别在1990和2000年还健在在中国境内的人数与当年出生人数的关系。1960年出生1392万，而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444万和1468万。也就是说这年生的人一个没死，40年后多出76万，死亡率负5.5%。这简直是天下奇观！同时，1961年生的人也特别健康，出生的1190万人40年后只死亡49万人，死亡率只有4.1%。对比其他年份在五普中健在的人数与出生人数，会发现此前此后都大约有11%以上死亡率，只有这两年奇怪：
1953-1959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平均死亡率为13.4%，而1960和1961年平均为增加1.0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仅仅婴幼儿死亡率也不低于9%。饥荒时期这个数字更高。总不能是饥荒时期别的年龄段都死了，1岁儿童一个没死吧。客观的说，1960和1961两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死亡率会远高于13.4%，应该达到15%以上。如果这样算，1960年出生人数应该不低于1727万人，要多出335万人。加上前面统计少算的696万人，不追究死亡率究竟是怎么来的，起码要增加1031万人。比1959年人数是增加了31万而不是减少了1000万。而1961年出生人至少有1400万人，多出210万人。加上前面少算的598万人，不考虑死亡率数字真实性，也应该增加808万人。这两年起码要增加1839万。
当然，这都是推测，只要当年课题组的人不出来说清楚，一直会是个迷。但也不能算是个迷，应该是个笑话，天大笑话。国庆60周年，给第十年编出个笑话，真有意思。
彭德懷：說大話，說假話，一害自己，二害國家
彭德懷給部隊在作動員令
1958年12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於21日上午從長沙來到平江。陪同他前來的有湖南省委書記譚余保、省軍區副司令員何能彬等人。
離開30年了，平江有哪些變化？人民還有哪些要求？確切地說，在這“大躍進”的年頭，平江的父老兄弟心裡到底是怎樣想的？有哪些經驗和問題？彭德懷這次回平江，就是想通過調查訪問，了解真實的一手材料。
“共產主義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
這天，縣委書記王效良給他准備了幾個簡單的平江菜——干筍、火焙魚、冬莧菜，外加一碗豆腐湯，彭德懷吃得很滿意。
飯后，彭德懷聽縣委匯報。他認真地記下了一些數據，並單刀直入地問：“老王，今年畝產多少？”
王效良老實回答：“部分高產田畝產800來斤。”
彭德懷十分驚訝：“最高的才800？”
王效良回答：“隻有800。”
彭德懷說：“很好，你說了老實話。別的地方一報就是八千、上萬、幾萬斤吶！我就不相信。畝產幾萬斤，稻谷堆在地裡一尺多厚，長得出來嗎？”
王效良說：“虛假數字都是上邊層層加碼壓出來的，不管你能不能辦到。糧棉加番，鋼鐵加番，什麼都要放衛星，連吃飯都不要錢了。動不動就說你‘右傾’。”
彭德懷深思良久，說：“什麼加碼，是逼人說假話！共產主義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吹出來的天堂是餓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風的天堂，不是我們的理想！”
當縣委負責人匯報人民公社的情況時，彭德懷說：“人民公社就是搞得急躁些，‘左’一些。比如平產，什麼都收去了。如果未分發的要堅決退回，已分發的就算了。”
當縣委負責人匯報干部作風問題時，彭德懷說：“大躍進”以來干部強迫命令、方法簡單，會脫離群眾。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聯系群眾。他還說：對貪污分子要開除幾個，不開除幾個，黨就沒有威信。
當天下午，彭德懷驅車去平江城北街看平江革命烈士紀念碑。他心情異常沉重，在烈士紀念碑前默默致哀，表達了深切的懷念。
在平江工農業大躍進展覽館，彭德懷看到展出的各種拼湊起來的“油菜衛星”、“紅薯衛星”、“鋼鐵衛星”、“稻谷衛星”、“玉米衛星”。他搖頭嘆息，說： 不要搞那些虛假的東西。當聽到講解員介紹一種深耕農具可深耕一尺五寸時，他惱火地說：“那麼深，脫了褲子插秧？”講解員介紹說，深耕細作，畝產兩萬斤。彭德懷說：“你還吹，是假的。”
彭德懷給部隊在作動員令
1958年12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於21日上午從長沙來到平江。陪同他前來的有湖南省委書記譚余保、省軍區副司令員何能彬等人。
離開30年了，平江有哪些變化？人民還有哪些要求？確切地說，在這“大躍進”的年頭，平江的父老兄弟心裡到底是怎樣想的？有哪些經驗和問題？彭德懷這次回平江，就是想通過調查訪問，了解真實的一手材料。
“共產主義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
這天，縣委書記王效良給他准備了幾個簡單的平江菜——干筍、火焙魚、冬莧菜，外加一碗豆腐湯，彭德懷吃得很滿意。
飯后，彭德懷聽縣委匯報。他認真地記下了一些數據，並單刀直入地問：“老王，今年畝產多少？”
王效良老實回答：“部分高產田畝產800來斤。”
彭德懷十分驚訝：“最高的才800？”
王效良回答：“隻有800。”
彭德懷說：“很好，你說了老實話。別的地方一報就是八千、上萬、幾萬斤吶！我就不相信。畝產幾萬斤，稻谷堆在地裡一尺多厚，長得出來嗎？”
王效良說：“虛假數字都是上邊層層加碼壓出來的，不管你能不能辦到。糧棉加番，鋼鐵加番，什麼都要放衛星，連吃飯都不要錢了。動不動就說你‘右傾’。”
彭德懷深思良久，說：“什麼加碼，是逼人說假話！共產主義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吹出來的天堂是餓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風的天堂，不是我們的理想！”
當縣委負責人匯報人民公社的情況時，彭德懷說：“人民公社就是搞得急躁些，‘左’一些。比如平產，什麼都收去了。如果未分發的要堅決退回，已分發的就算了。”
當縣委負責人匯報干部作風問題時，彭德懷說：“大躍進”以來干部強迫命令、方法簡單，會脫離群眾。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聯系群眾。他還說：對貪污分子要開除幾個，不開除幾個，黨就沒有威信。
當天下午，彭德懷驅車去平江城北街看平江革命烈士紀念碑。他心情異常沉重，在烈士紀念碑前默默致哀，表達了深切的懷念。
在平江工農業大躍進展覽館，彭德懷看到展出的各種拼湊起來的“油菜衛星”、“紅薯衛星”、“鋼鐵衛星”、“稻谷衛星”、“玉米衛星”。他搖頭嘆息，說： 不要搞那些虛假的東西。當聽到講解員介紹一種深耕農具可深耕一尺五寸時，他惱火地說：“那麼深，脫了褲子插秧？”講解員介紹說，深耕細作，畝產兩萬斤。彭德懷說：“你還吹，是假的。”
這在當時「震撼人心」的新聞在今天看來完全是「雷人」的笑話，不過，回顧當年報導，還有更「雷死人」的數據，
毛澤東視察時曾聽到匯報，一畝山藥產120萬斤，小麥畝產12萬斤，據說毛當時非常欣喜，大加讚賞。
毛澤東視察時曾聽到匯報，一畝山藥產120萬斤，小麥畝產12萬斤，據說毛當時非常欣喜，大加讚賞。
毛糞，你這個頂貼機不錯，跟著俺好好欣賞一下你心中的紅太陽。
《人民日報》當時最早的報導是，1958年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隨後，《人民日報》的胡說更加漫無邊際。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又報導，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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