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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学说的由来

民国初年,共产学说经日本被介绍到中国。这时,该学说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话题,没有人要根据这一学说建立政党。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组建了以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派人到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革命主宰中国和世界的二十世纪,由于资料披露与学术研究不充分,没有人对马克思其人、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起源、苏俄革命的起源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各国学者的几十年研究,人们在二十一世纪才了解到真实的马克思、列宁其人,才了解共产主义学说、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共产学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犹太教的假弥赛亚(Messiah基督、救世主,拯救者)运动。十七世纪,一位名叫沙巴蒂‧萨维(Sabbatai Zevi,或Shabbetai Tzvi,1626-1676)犹太教信徒在二十岁时出现精神异常,破坏教规,亵渎犹太教神灵,公开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因此被开除犹太教籍。事件让强烈期盼弥赛亚的犹太人感到有了希望。各国犹太信众相信沙巴蒂将开始统治全球,自己流浪世界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了,纷纷变卖财产回到以色列,等待弥赛亚降临。由此,一场关注沙巴蒂的弥赛亚运动席卷世界。然而,沙巴蒂心中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的创世者上帝,而是魔鬼撒旦,他相信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魔鬼撒旦。当时,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弥赛亚的狂热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商业,土耳其当局逮捕了沙巴蒂。信徒们涌到监狱朝拜沙,贿赂监狱。有了钱赚,当局把监狱城堡的很大一部分给了沙巴蒂,允许他妻子、许多拉比和仆人和沙巴蒂生活在一起,使监狱成了沙巴蒂的小宫廷。但来此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动乱,当局指控沙巴蒂谋反,下最后通牒要求他通过奇迹来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如果不能产生奇迹就须皈依伊斯兰教或受死。沙巴蒂展示不出神迹,求土耳其国王允许皈依伊斯兰教,摘下犹太教拉比的帽子,对着它吐了一口唾沫,公开亵渎犹太教。土耳其国王接受皈依,给沙巴蒂起了新名字。沙巴蒂的叛教让全世界的犹太信徒们希望破灭。部分信徒不愿承认上当受骗,坚持尊沙巴蒂为弥赛亚,由此发展出了以秘密崇拜魔鬼为基础的假弥赛亚运动邪教,即沙巴蒂主义。按照犹太教的说法,在两种情况下弥赛亚要来临,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坏人。沙巴蒂主义声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好人,只有让所有人都变成坏人,让所有人都堕落、犯罪才能让弥赛亚来临。以这样的说法,沙巴蒂信徒发展出的魔教公然把罪恶神圣化,颠倒几千年来的传统善恶标准。



沙巴蒂死去的五十年后,另一邪恶假弥赛亚,雅可比‧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出生在波兰(现乌克兰镜内)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童年深受沙巴蒂主义影响,在十几岁时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孩子组成的抢劫团伙。长大后,弗兰克亵渎犹太教,自称是沙巴蒂的转世,是活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将要统治全世界。他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称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坏的,要终结一切法律(法规),摧毁和败坏一切人类文明,直到人败坏到不能再败坏为止,然后拯救人类,要通过犯罪找到通往上帝的路,要不受任何法律、法规、道德的约束。他和信徒们搞性狂欢活动,称要回到共夫共妻的状态。他以邪说赢得了沙巴蒂信徒们的拥护,成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沙巴蒂信徒的领袖,于1759年在一个小镇建立了一个公社。他要求公社成员把所有钱财都交由财政统一管理,消灭私有财产,打造出了共产主义公社雏形。逐渐,弗兰克的邪说在各国沙巴蒂主义信徒中流传,形成了弗兰克主义。其要点为:无神论;拒绝法律和秩序;否定任何道德底线;恐怖主义;摧毁现存世界,推翻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夺取各国权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共产)等等。弗兰克的弥赛亚设想是,推翻各国政府,进行一场世界大革命。

1770年,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为首的一伙沙巴蒂—弗兰克信徒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组织起来,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实施弗兰克摧毁人类文明和信仰道德体系的弥赛亚梦想,指派神学教授信徒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筹划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性颠覆组织,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要求最终实现沙巴蒂—弗兰克的弥赛亚使命。根据银行家们的授意,魏萨普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创建了秘密组织——光照帮(光照派,光明会,光明帮,Order of the Illuminati ,The Illuminus Organization)。光照帮信奉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其名称的拉丁语意思是“受到特别启示者”。1776年5月1日,亚当•魏萨普推出了世界革命《核心计划》,将这一天定为光照帮的诞生日。《核心计划》的要点是下列八项政治纲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废除爱国主义,提倡国际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达到“人类幸福繁荣大家庭”。 [3] 光照帮的帮规包括: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帮主魏萨普任最高委员会领袖;下级服从上级,帮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无限忠于最高委员会和帮主;会员相互监视,并监视会员的亲戚、朋友;对叛变者以极端手段处置;入帮须发毒誓承诺把生命献给帮会等等。由于光照帮的目的不可告人,魏萨普要求会员保持高度的秘密性,寄生在神秘共济会组织里,所有会员都用化名,魏萨普给自己起的化名叫“斯巴达克”(奴隶造反领袖)。在光照帮中,魏萨普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定期向上级汇报以控制会员。1782年7月,世界各国的共济会领导人在德国法兰克福市郊区召开一次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共济会与光照帮结盟,承认光照帮的领导地位。至此,光照帮秘密控制了在全世界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共济会,只不过共济会的低级会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撒旦邪教的工具。

1786年,弗兰克、罗斯柴尔德、魏萨普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三巨头会面, 决定弗兰克为沙巴蒂—弗兰克主义的精神领袖,提供渗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西方三大宗教广泛人脉,罗斯柴尔德所代表的弗兰克主义银行家财团负责提供资金,魏萨普负责领导光照帮负责具体策划世界革命。三巨头会面后,光照帮和共济会领导人召开了执行世界革命计划的秘密大会,策划在法国举行大革命,并在会上宣判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瑞典国王的死刑。会后,光照帮控制的法国大东方共济会创立了雅各宾俱乐部,开始实施法国大革命计划。操纵雅各宾党人,光照帮引爆了法国大革命,发动暴民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建立了巴黎公社,以法国国民议会名义发布声明,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暴动推翻政府。通过罗伯斯比尔、马拉(1743-1793)等秘密会员,光照帮假雅各宾党人之手实施了《核心计划》的一系列步骤:恐怖专政,展开大规模屠杀实施其 “消减人口计划”;指挥暴民摧毁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烧毁图书馆,摧毁文学和艺术品以摧毁他们认为是个错误的文明;宣传“阶级斗争”、“人民统治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煽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等等,以实施其“摧毁旧世界”计划。



让魏萨普失望的是,雅各宾的号召没有获得广泛响应。1847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实现《核心计划》,将其外围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这时,光照帮因策动法国大革命的事实被揭露而声名狼籍,不便再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它更不能公开其毁灭性的《核心计划》,于是派成员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出面雇佣《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将《核心计划》改写成共产主义纲领文件。根据光照帮的要求和魏萨普的《核心计划》,马克思改写出了《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共产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由此问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源头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正义者同盟,而是光照帮。上述渊源关系体现在: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信条源自沙巴蒂、弗兰克的妄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共产党称他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1760~1797)是光照帮会员,其共产主义主张直接来自光照帮,其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的光照帮,巴贝夫《平等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弗兰克主义和光照帮“人类文明是个错误”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巴贝夫的思想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要推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称巴贝夫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再后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宣言清楚说明传承巴贝夫主义,而巴贝夫上断头台之前承认自己是幕后组织(光照帮)的代理人;共产党的标志颜色红色源自沙巴蒂用红色代表鲜血、复仇;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魏萨普的《核心计划》;共产党旗帜中的锤子、镰刀图形来自光照帮旗下的共济会;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一语是共济会第二级别会员间的相互称谓;五月一日成为“国际劳动节”不是共产国际的偶然决定,而是因为那一天光照帮成立纪念日;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的伦敦会议决定委托马克思根据光照帮的理论撰写宣言,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名字(二十年后马克思的名字才署名《共产党宣言》);受命写《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次批判》、《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没有表述过《核心计划》八项纲领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来自《核心计划》,《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摧毁旧世界、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思想源于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理论;后来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章程,入党发毒誓,要求党员互相监督,对叛党者处死,以夺取政权目标,剥夺私人财产,继续革命,改造、控制人思想等等理论、实践都源自光照帮帮规和毒誓;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品的国际歌传承的也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

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想掩盖《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占有了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情况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100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100英镑,资本家按5%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5%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以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新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1840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的饥荒结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在持续了三十年的繁荣期间,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得到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坚持以“解放全人类”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以服务撒旦教的《核心计划》纲领。

马克思于1841年4月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然而,他在大学毕业的当月即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Hermann von Berg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的要求,当1841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耶拿大学。仔细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反对Epicure的论争和比较了Epicure 和Democritus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资本论》不是严肃探讨经济学的著作,而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宣传撒旦教纲领的政治宣传著作。二十世纪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资本论》后指出,该书唯一资料来源是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带着极大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进行了新的翻译,检查其资料来源,发现恩格斯选取的是从1801年到1818年的资料,已经过时了(但恩格斯却没有说明),其中错误引用资料和弄虚作假总共有23页(全书354页)。亨德森和查乐勒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其书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资本论》同样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后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农民反对杀地主夺财,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机会作地主;正经的工人反对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能有一天也会作工厂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们只要求得到切实的,逐步生活改善,对“砸烂整个旧世界”、“得到整个世界”的光照帮理论不感兴趣,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更不会计划暴力剥夺资本家。因为,工人、农民都怀有致富梦想,不想自己成为富人后被穷人暴力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只有流氓、暴民才会想“摧毁旧世界”,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得到整个世界”等等宣言不感兴趣。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初期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加入了宣传仇恨上帝与人类的撒旦教会,他思想彻底改变,开始崇尚毁灭。他在毕业论文中六次使用“毁灭”一词,以至同学给他起外号叫“毁灭”。他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算不上富有。马克思读大学后花费无度,常常欠债,从不体贴父亲养家的辛苦。他的父亲表达对儿子的绝望写道:“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8] 马克思的个人生活展示他伪善的一面。他创立学说抨击剥削,以劳苦阶级代言人自居。但在生活中,他极端鄙视体力劳动,从未打工挣钱,毕生不劳而获,不承担养家义务,靠父亲供养,靠资本家朋友恩格斯的“剥削”收入供养,靠遗产生活,毕生是个剥削者,且奴役了女仆海伦一生。马克思终生信奉撒旦魔教,宣言“向上帝复仇”,选择了撒旦教女婿、选择的撒旦教徒墓地。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保存了百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其中的二人通信中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并非像宣传的是在交流人道主义和改良社会,提高人民福祉。[9] 苏联将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文字长期隐瞒,不敢公之于众,只选择性地允许出版了百卷中的十几卷。未出版的八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所表达的主要是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对人类、对上帝的仇恨,以及妄图主宰世界的狂妄。

马克思学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谋求改善工人福利,不是主张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秩序,杀人夺财,号召以暴力夺取资本家的全部财富甚至生命,以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判马克思主义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罗氏这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劳而获,集体抢劫,谋财害命。在二十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共产学说想付诸实践,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天文数字的私人财富和人民生命,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历了这些灾难后人们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人和马克思心中的撒旦。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将罪恶神圣化,且身体力行地作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与上述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一样崇尚毁灭,自私,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伪善,漠视他人痛苦。沙巴蒂、弗兰克都曾在自己的监狱宫廷中聚众淫乱,这是后来欧洲换妻、滥交的源头,也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源头。共产主义者们口口声声为解放全人类,实行的是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供自己享用挥霍,视他人生命为蝼蚁,发动连绵不绝的屠杀和整肃运动。从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到马克思,到各国共产党领袖,这个群体将罪恶不断升级,造成的灾难规模也不断升级。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学界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评委会评选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评选结果,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高票上榜。
 
最后编辑: 2019-12-22
应克复: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二)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散见于他的多篇著作。大概说来,他所说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甚至也没有阶级差别。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那种社会——马克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分工也消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消失了,大家都成了工人。由于分工的消失,每个人都是十分自由的,不受限制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个人获得了全面发展。在那种社会里,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国家,没有商品,没有市场,由于社会调节生产,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对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实行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那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作过系统的阐述,因此我们只能引述他的一些原话,借此说明它的空想性。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那么,联合体与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其一,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联合体不再具有这种性质了。其二,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恩格斯),联合体似乎不再具有这种特性了,因为,生活在联合体内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是马克思的一种假说吧。

问题的实质在于,联合体的职责是什么?不管你称它为什么:国家,政府,共同体,联合体,但人类社会总得有公共管理机构,这个机构自然赋有公共管理权力。有公共权力就存在这种权力与它治理下公民之间的关系。可是,公共权力在履行其职权过程中是否能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其侵犯呢?如果仍存在这种侵犯的可能性,那么,生活在共同体内的人们仍然不能认为是自由的。不能以为,挂上了“联合体”的牌子,就万事大吉、平安无事了。马克思的著作中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

再说自由。自由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认识论上的自由,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当人们认识了某一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便获得了对这个事物的自由。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当社会组织了政府之类的公共权力机构之后,这一机构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在不超越其权力边界、侵犯公民权利时,公民便是自由的。此外,自由还指不违反法律和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后者是对公民的要求,前者是对政府的要求。马克思没有说,他所说的自由是认识论上的自由还是政治学方面的自由,那么,他所提倡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就令人费解了。

有一点是明确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是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才降临人间。可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这一长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有没有自由呢?从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休想获得自由。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现实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的自由。这方面,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早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马克思对这些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为什么不加以吸取而一味空谈未来的自由呢?

原来,国家是“善”,也是“恶”。国家是治理社会所必需的公权,但也可以蜕变为官僚们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私权。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成为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强势力量。人类自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民众无不匍匐在国家权力面前,成为国家可以任其宰割的奴隶。

那么,在有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人们能否去争取自由?又如何去争取自由呢?直到近代西欧一批启蒙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作了颠覆性、开创性的阐述后,人类对自由的梦想,才划时代地揭开了新的一页。

根据契约说,政府的权力为民众所委托,主权属于人民。根据限权说,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只拥有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方面的权力(绝不像以后所出现的苏俄极权国家,执政党拥有凌驾于国家、凌驾于社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超级特权)。限权说,后来又发展为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权力体制。时间上的限制,即定期大选,改组政府;空间上的限制,即将国家权力分解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三者互相制衡。此外还有新闻舆论、利益集团等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绝不像苏俄的极权国家的执政党,一旦上台便永久执政,并且集国家一切权力,还控制新闻舆论,钳制民众言论)。政治理论的创新,以及政治制度的重塑,使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状况:公民大众上升为主宰国家的主体,成了国家政权的驾驭者,而不再是被国家权力所统治的客体;国家(政府)则是为社会民众办事的机构,而不再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者。从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他们自由了。自由主义开拓了人类在国家制度存在条件下的自由境界。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12页)

——“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马克思选集》第2卷,第378页)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份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11页)

第一、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还是阻碍进步的消极现象?马克思要消灭分工,可见他是否定分工的进步意义的。原始社会与农耕社会自给自足,没有什么分工。农耕社会晚期,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工。进入工业社会,分工更有发展。各种生产门类的出现(如纺织、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化工等)是适应工业生产发展需要的各种分工。各生产门类内部也有各工种的分工。如汽车制造,必须有各工种的分工以及相互配合,才能进行生产。国家的出现,产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公共权力的存在,就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现代企业的诞生,出现经营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生产者。现代社会更有愈来愈多样的职业分工: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律师、记者、演员、艺术家、作家、企业经理、各类服务人员,各种体力劳动者,等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进步,分工变化着,发展着。旧的分工消失了,新的分工又出现了。文明的发展,只会使分工更丰富、更细密。分工,与社会同在,与社会进步俱进。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一种对立关系吗?脑力劳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愈益发展还是趋向消失?人类到了所谓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为什么反而要加以消灭?消灭脑力劳动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会导致社会的倒退?脑力劳动被消灭之后,为什么人反而能获得全面的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反而随之增长、集体财富一切源泉就会充分涌流?对这些问题,马克思都没有加以回答,也不可能作出回答。

马克思要消灭脑力劳动,使大家都成为工人,真是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臆想;但事实确实如此:马克思主张消灭脑力劳动的证据之一:他说“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工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概指体力劳动者)。“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

证据之二: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从而可以领取相应的消费资料。我们知道,只有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才能以劳动时间测定他的劳动量。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明的发展,体力劳动的群体在显著缩小,而脑力、智力劳动者的队伍在迅速扩大。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繁琐的工作被机器或计算机所代替。历史在向着马克思所预设的相反的方向前进。脑力劳动,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引领人类凯歌行进!
 
最后编辑: 2019-12-22
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论也是违背常识的虚构之说。因为工人的劳动仅仅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诸要素之一。工业化生产是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劳动力外,还需要土地与资本的投入,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经营的管理等。难道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吗?显然,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生产要素,生产就无法进行,哪里还谈得上剩余价值的创造呢!那么,任何一项生产要素从利润——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一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马克思也承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但为了顾及《资本论》的既成理论体系,只能将之搁置一边了。所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连同他的“绝对贫困化”理论,都是脱离时代的产物。
 
估计恩格斯总共给了马克思大约六百万法郎的巨额资金(佣金),马克思一切听有钱人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主要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想读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书籍,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理论,但是恩格斯不允许他读,恩格斯控制马克思读什么样的经济学书籍。马克思虽然在英国博物馆里泡了那么多年,但是只能读恩格斯指定的政治经济学书籍。经过恩格斯的精心挑选,马克思只熟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学理论,对当时西方最主要经济学家的理论都不清楚(尤其是美国经济系统)。结果,恩格斯弄虚作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成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唯一资料来源。

《资本论》是政治宣传,是马克思主义为了迎合无产阶级,只承认体力劳动者(无产阶级)的价值,只是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换句话说,只是为了欺骗无产者充当炮灰。只要有现代经济常识就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论,在经济活动中(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经济活动中),除了体力劳动者之外,还有资本本身,管理水平,以及技术、知识产权等等的重要价值。经济活动是所有这些因素有效的协作、配合的过程和结果。体力劳动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还有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要垮台,是“垂死的”,大家都知道,不仅资本主义没有垮台,倒是社会主义纷纷垮台。
 
十九世纪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波姆-巴伟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曾经是奥地利的财政部长,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指出了《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基本的致命错误,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自相矛盾,存在内在的不一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定义,和他的利润率的解释不一致。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定义为劳工超过维持基本生计(包括家庭)之外的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剩余价值率为剩余价值(s)除以工资(v),即 (s/v)。例如,一个工人工作6小时创造的价值就可以维持他的基本生计(包括家庭),他又额外地为资本家工作了6个小时,马克思说这额外的6个小时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走了(马克思根据这个观点,认为资本家的财富都是从工人那里偷来的,号召无产者用暴力把资本家的财富抢走)。这个例子的剩余价值率为:(额外劳动时间)÷(维持基本生计所需要的时间),即 (6小时)÷(6小时)= 100%,剩余价值率为100%。

马克思定义的利润率则完全不一样,利润率为剩余价值(s)除以总投资(设备加工人工资:c+v。c是设备等,v是工资),即利润率为(s/(c+v))。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率固定的情况下,比如在马克思喜欢的100%的剩余价值率情况下(v=s),利润率为(v/(c+v)),不同的投资有机组合(设备和人工的比例)给出完全不同的利润率,投资设备越高利润率越底,而越是劳工密集型的企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越高(竞争力越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谁愿意去开发和购买新设备呢?经济学家根据现实中的例子研究的结果是,利润率和投资有机组合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结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许多劳工密集型的企业搬到劳工便宜的国家去,以增强竞争力;西方大公司为了增加竞争力、增加利润,经常进行技术更新、解雇员工,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应该多加员工。这些都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相矛盾的。

他的批评给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致命的一击,从此再也没有缓过来。所以人们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匹死马。
 
《二十世纪中国纪事》

共产学说的由来

民国初年,共产学说经日本被介绍到中国。这时,该学说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话题,没有人要根据这一学说建立政党。新文化运动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组建了以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派人到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革命主宰中国的二十世纪,由于资料披露与学术研究不充分,没有人对马克思其人、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的起源、苏俄革命的起源有清楚的了解。经过各国学者的几十年研究,人们在二十一世纪才了解真实的马克思、列宁其人、共产主义学说、共产革命的来龙去脉。
共产学说的源头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犹太教的假弥赛亚(Messiah基督、救世主,拯救者)运动。十七世纪,一位名叫沙巴蒂‧萨维(Sabbatai Zevi,或Shabbetai Tzvi,1626-1676)的犹太教信徒在二十岁时出现精神异常,破坏教规,亵渎犹太教神灵,自称弥赛亚,因此被开除犹太教籍。事件让强烈期盼弥赛亚的犹太人看到希望。各国犹太信众相信沙巴蒂将开始统治全球,流浪世界的苦难日子就要结束,纷纷变卖财产回到以色列,等待弥赛亚降临。由此,一场关注沙巴蒂的弥赛亚运动席卷世界。然而,沙巴蒂心中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的创世者上帝,他相信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魔鬼撒旦。当时,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弥赛亚狂热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商业,土耳其当局逮捕了沙巴蒂。信徒们涌到监狱朝拜沙,贿赂监狱。有了钱赚,当局把监狱城堡的很大一部分给了沙巴蒂,允许他和妻子、许多拉比和仆人生活在一起,监狱成了沙巴蒂的小宫廷。但来此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动乱,当局指控沙巴蒂谋反,要求他在限期内通过奇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否则须皈依伊斯兰教或受死。沙巴蒂展示不出神迹,向自己的犹太教拉比的帽子吐口唾水的方式公开亵渎犹太教,求土耳其国王允许皈依伊斯兰教。土耳其国王接受皈依,给沙巴蒂起了新名字。沙巴蒂的叛教让全世界的犹太信徒们希望破灭。部分信徒不愿承认上当受骗,坚持尊沙巴蒂为弥赛亚,由此发展出了秘密崇拜魔鬼的假弥赛亚运动邪教,即沙巴蒂主义。按照犹太教的说法,在两种情况下弥赛亚要来临,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好人,一种是所有人都变成了坏人。沙巴蒂主义声称前者不可能,只有后者才能让弥赛亚来临。他的魔教要让所有人堕落、犯罪,要把罪恶神圣化,将几千年来的传统善恶标准颠倒。
沙巴蒂死去的五十年后,另一邪恶假弥赛亚,雅可比‧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出生在波兰(现乌克兰镜内)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童年深受沙巴蒂主义影响,在十几岁时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孩子组成的抢劫团伙。长大后,弗兰克亵渎犹太教,自称是沙巴蒂转世,是活着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将要统治全世界。他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称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坏的,要求摧毁和败坏一切人类文明,摧毁一切法律、法规,让人类败坏,要通过犯罪找到通往上帝的路,然后拯救人类。他和信徒们搞性狂欢活动,称要回到共夫共妻的状态。他以邪说赢得了沙巴蒂信徒们的拥护,成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等国沙巴蒂信徒的领袖。1759年,弗兰克率信徒在一小镇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他要求公社成员把所有钱财都交由财政统一管理,消灭私有财产。逐渐,弗兰克的邪说在各国沙巴蒂主义信徒中流传,形成了弗兰克主义。其要点为:无神论;拒绝法律和秩序;否定任何道德底线;恐怖主义;摧毁现存世界,推翻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度,夺取各国权力;消灭私有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共产);通过一场世界大革命迎来弥赛亚降临。
1770年,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为首的一伙沙巴蒂—弗兰克信徒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组织起来,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力量;实施弗兰克摧毁人类文明和信仰道德体系的计划;指派神学教授信徒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筹划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性颠覆组织,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最终要实现沙巴蒂—弗兰克的弥赛亚使命。接受银行家们的指派,魏萨普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创建了秘密组织—巴伐利亚光照帮(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The Illuminus Organization又译光照派,光明会,光明帮)。光照帮信奉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其名称的拉丁语意思是“受到特别启示者”。1776年5月1日,亚当•魏萨普推出世界革命《核心计划》,将这一天定为光照帮的诞生日。《核心计划》的要点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废除爱国主义,提倡国际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通过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达到“人类幸福繁荣大家庭”。 [3] 光照帮的帮规包括: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帮主魏萨普任最高委员会领袖;下级服从上级,帮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无限忠于最高委员会和帮主;会员相互监视,并监视会员的亲戚、朋友;对叛变者以极端手段处置;入帮须发毒誓承诺把生命献给帮会等等。由于光照帮的目的不可告人,魏萨普要求会员高度保密,寄身于神秘共济会组织中,所有会员都用化名。魏萨普自己化名“斯巴达克”(奴隶造反领袖)。在光照帮中,魏萨普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定期向上级汇报以控制会员。1782年7月,世界各国的共济会领导人在德国法兰克福市郊区召开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共济会与光照帮结盟,承认光照帮的领导地位。至此,光照帮秘密控制了在全世界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共济会,只不过共济会的低级会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撒旦邪教的工具。
1786年,弗兰克、罗斯柴尔德、魏萨普在法兰克福会面, 决定弗兰克为沙巴蒂—弗兰克主义的精神领袖,提供渗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西方三大宗教广泛人脉,罗斯柴尔德所代表的弗兰克主义银行家财团负责提供资金,魏萨普负责具体策划世界革命。三巨头会面后,光照帮和共济会领导人召开了执行世界革命计划的秘密大会,决定首先在法国举行大革命,并在会上宣判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瑞典国王的死刑。会后,光照帮控制的法国大东方共济会创立了雅各宾俱乐部。操纵雅各宾党人,光照帮引爆法国大革命,发动暴民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建立了巴黎公社,以法国国民议会名义发布声明,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暴动推翻政府。通过罗伯斯比尔、马拉(1743-1793)等秘密会员,光照帮假雅各宾党人之手实施其“摧毁旧世界”计划,即《核心计划》,具体行动包括:恐怖专政,展开大规模屠杀实施其 “消减人口计划”;指挥暴民摧毁他们认为的所谓错误的文明,包括烧毁图书馆,摧毁文学和艺术品;宣传“阶级斗争”、“人民统治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煽动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等等。
让魏萨普失望的是,通过雅各宾党发出的号召没有获得广泛响应。1847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实现《核心计划》,将其外围组织——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这时,因策动法国大革命被揭露而声名狼籍的光照帮不便再以自己的名义发动革命,也不能公开其毁灭性的《核心计划》,于是派成员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出面雇佣《莱茵报》编辑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将《核心计划》改写成共产主义纲领文件。
马克思入大学之初是个基督徒,后加入了宣传仇恨上帝与人类的撒旦教会,思想彻底改变,开始崇尚毁灭,表现出极端的狂妄和强烈的毁灭的倾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穿越过世界的废墟,我像上帝般胜利徘徊,给我出击的力量,我会拥有造物主一样的地位。(Then I will wander godlike and victorious, Through the ruins of the world, And, giving my words an active force, I will feel equal to the creator.)他在毕业论文中六次使用“毁灭”一词,以至同学给他起外号叫“毁灭”。他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马克思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他在波恩、柏林大学期间花天酒地,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不断借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比最富有的人花钱还多,母亲对他忍无可忍,宣布停止对他的资助,马克思则宣布与母亲断绝关系。1841年,马克思假造了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5] 前东德著名历史学家Hermann Von Berg指出:“马克思知道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柏林大学的要求,在1841年母亲停止提供费用后就把没有完成的文稿寄往学店耶拿大学。仔细读马克思的所谓博士论文会发现,其中除了描述古希腊历史学家Plutarch反对Epicure的论争和比较了Epicure 和Democretus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外毫无学术价值。马克思从未去过耶拿城的耶拿大学(就读)。”[6]
根据光照帮的要求,马克思改写出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发表,共产主义学说,又称马克思主义,由此问世。1848年,光照帮在的欧洲革命热潮中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并没有受到英国工人的欢迎。当时,只有英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有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英国工人阶级恰恰不认同花花公子马克思有资格以工人阶级代言人名义发表宣言,更不认同《共产党宣言》中摧毁社会秩序的煽动。英国工人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描写不合事实,“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工人贫困”的说法是危言耸听。正经的工人、农民反对暴力剥夺富人,相信只要勤劳,自己也的机会作工厂主、地主。正经的欧洲各国工人、农民们只想得到切实的,逐步的生活改善,不想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不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富人后被剥夺财产或杀害。他们认为只有流氓、暴民才会喊“摧毁旧世界”,“砸烂整个旧世界”口号,他们对“得到整个世界”等光照帮蛊惑不感兴趣,并且不相信共产党取代资本家后工人的生活状况会更好。
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而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源头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正义者同盟,而是光照帮。上述渊源关系体现在: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信条源自沙巴蒂、弗兰克的妄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来被共产党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 1760~1797)是光照帮会员,其共产主义主张直接来自光照帮,其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的光照帮,巴贝夫《平等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弗兰克主义和光照帮“人类文明是个错误”的思想;《共产党宣言》以巴贝夫的思想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要推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称巴贝夫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再后来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宣言清楚说明共产主义传承巴贝夫主义,而巴贝夫上断头台之前承认自己是幕后组织(光照帮)的代理人;共产党的标志颜色红色源自沙巴蒂用红色代表鲜血、复仇;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来自弗兰克及其后魏萨普的《核心计划》;共产党旗帜中的锤子、镰刀图形来自光照帮旗下的共济会;共产党旗帜中的的五星是撒旦教的标志;共产党人互称的“同志”一语是共济会第二级别会员间的相互称谓;五月一日成为“国际劳动节”不是第二国际的偶然决定,而是因为那一天光照帮成立纪念日,光照帮要求在这一天行动;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的伦敦会议决定委托马克思根据光照帮的理论撰写宣言,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署名《共产党宣言》是二十年后的事;受命写《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次批判》、《哲学经济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没有表述过《核心计划》八项纲领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来自《核心计划》,《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摧毁旧世界、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思想源于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理论;后来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章程,入党发毒誓,要求党员互相监督,对叛党者处死,以夺取政权目标,剥夺私人财产,继续革命,改造、控制人的思想等等理论、实践都源自光照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品的国际歌传承的也是沙巴蒂—弗兰克主义中“人类文明是个错误,须将其彻底摧毁”的思想。光照帮后来把马克思推到前台是因为不想让世人知道《共产党宣言》是撒旦派《核心计划》改头换面的产物。[4] 巴伐利亚当局从没收的通信记录中发现,光照帮会员多是社会上层人物,其中包括几个德国王子。光照帮有内部五人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卡巴拉学者考尔麦,神学教授魏萨普,法国贵族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英国弗朗西斯•戴史伍德爵士(Sir Francis Dashwood,1708-1781)因此,英国首相本亚明•迪斯雷(Benjamin Disraeli)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穷人发动的改革运动,而是一群富人野心家的运动。”
共产学说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是光照帮纲领的表述,后者是马克思接受光照帮金钱作写手推出的理论。《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说。这一学说称,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了工人。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初期占有过多份额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有众多学者、思想家指出了这一事实,并提出资本家应当减少占有份额。后来的经济学成果告诉人们,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工人和资本家获利多少是由可能的替代选择决定的。资本家付工人100英镑是因为工人在别处能挣得100英镑,资本家按5%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可以按5%的利率借到钱。在人身自由、产权清楚界定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得到的总是他们应得到的最高收益,并不存在所谓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身自由和产权清楚,因此在私有制下不存在剥削。相反,在公有制下倒存在剥削,或干脆是暴力剥夺。
以假学位欺世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严肃治学。他的学说是抄袭自各家旧说,其经济宿命论是抄袭自斯多噶学派的极端宿命论,其辩证法搬自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其唯物论是拾费尔巴赫的牙慧,其剩余价值论搬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然后加入了自己的错误内容,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搬自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资本论》中的主要资料来源于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剑桥大学学者威廉‧亨德森和威廉‧查乐勒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得出如下结论:恩格斯做研究不诚实,他带着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大量选用过时资料而不作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大量的错误资料引用和弄虚作假,因而没有学术和历史价值,只是政治宣传品。同样,马克思作研究也不诚实,带着偏见选取资料,故意扭曲事实、弄虚作假,其《资本论》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样,也是学术造假,水平低劣的政治宣传之作。[7]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短期的、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的片面观察后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工资越下降,工人会越来越贫困的错误结论。马克思将此前的经济学贬为“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将建立在政治平等权基础上的自主资本和自由劳动结合的生产关系,以及商品交往、经济运动方式简单描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全面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秩序。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即是剥削,只要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处境就只能越来越悲惨。据此观点,马克思提出了灾难性的主张:解决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是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据以提出学说的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状况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残酷,而是由于英国1840年代的饥荒。在马克思提出其学说不久,英国饥荒时期结束。在其后持续三十年的“维多利亚繁荣期”,英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保障自己的福利。不仅是马克思侨居的英国,他的祖国德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改进工人福利的措施,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推动政府制定出越来越多的民众福利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了解各国工人生活状况迅速改善的事实,但他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荒谬,批评英国工人“狭隘”。按照光照帮的《核心计划》,他们以“解放全人类”口号相蛊惑,煽动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行动”,“同时暴动”,发动“世界革命”。
马克思极端鄙视体力劳动,一生靠借钱度日从母亲、父亲、姨夫、燕妮伯父、朋友恩格斯、沃尔弗等方面得到的大量遗产、赠予,足够支付像样的生活,但他的挥霍习惯让他的家庭生活悲惨。他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却从未打过工挣过钱,[9] 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造成七个子女中的五个夭折。这样一个一辈子不劳而获,依靠向密友恩格斯,向友人、甚至向邻居、工人借贷为生,剥削、奴役女仆海伦一生的人却以工人阶级代言人自居,宣传“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创造世界”,“工人阶级将获得整个世界”。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空前财富,将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空前提高已经世人皆知,但马克思一面享受资本主义制度好处,一面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万恶不赦,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非是在宣扬撒旦教纲领,以及发泄自己的“末日愤怒情绪”。
马克思终生信奉撒旦魔教,宣言“向上帝复仇”,选择了撒旦教女婿、选择的撒旦教徒墓地。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保存了百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其中的二人通信中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并非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在讨论人道主义和改良社会,提高人民福祉。[9] 苏联不敢将二人的这些文字公之于众,选择性地出版了百卷中的十几卷,而将二人文字的主要部分长期隐瞒。其原因是,未出版的八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字所表达的主要是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对人类、对上帝的仇恨,以及要主宰世界的狂妄。
马克思学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主张合法谋求改善工人福利,不是主张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号召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秩序,杀人夺财,号召以暴力夺取资本家的全部财富甚至生命,以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判马克思主义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罗氏这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劳而获,集体抢劫,谋财害命。马克思声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声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之前已经有很多思想家阐述过私有制之善和公有制之恶。亚里士多德说:只有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防止纷争,使人产生博爱美德。孟德斯鸠认为:所有权是道德之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如果社会财富都掌握在某个人、某个机构的手里,个人自由将不复存在,人们将成为奴隶。洛克认为,建立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马丁•路德认为,要求财产公有或财产平分是邪恶的主张。卢梭说:公有制是野心家的发明,公有制下民众一无所有,必然造成民众对权力的无限膜拜。一切基本的良知、信仰必然丧失,最丑恶的权钱色交易与贪婪必泛滥,权力之争必血流成河,民众必沦为奴隶,公有制是埋葬一切平等的基础、是万恶之源。确保每个人的私人权力才能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动。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和谐的基石,道德的根基。一个财产权不能确保的社会就是一个强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民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也不能确保,独立人格、尊严、价值观念、道德信仰都无从确立。
在二十世纪,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付诸实践,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天文数字的私人财富和人民生命,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也证明了思想家们论述的私有制之善和公有制之恶。经历共产革命灾难后人们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开篇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是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人和马克思心中的撒旦。这些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将罪恶神圣化,且身体力行地作恶。沙巴蒂、弗兰克都曾在自己的监狱宫廷中聚众淫乱,这是后来欧洲换妻、滥交的源头,也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源头。共产主义者们口口声声为解放全人类,而实际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供自己享用挥霍,视他人生命为蝼蚁,发动连绵不绝的屠杀和整肃运动。从沙巴蒂、弗兰克、魏萨普、雅各宾党到马克思,到各国共革命家,这个群体将罪恶不断升级,造成的灾难规模也不断升级。经历二十世纪共产革命灾难后人们才知道,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们都与上述共产主义思想先驱们一样,崇尚毁灭,自私,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伪善,漠视他人痛苦。在二十一世纪,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学界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评委会评选十九、二十世纪全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高票上榜。
 
最后编辑: 2019-12-21
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篇)



季鹏



第三篇 建国后毛式阶级斗争的新发展:

“运动治国”扫描



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只是,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他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那主要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镇压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而设计的过渡性措施,而并非将整个社会分成固定不变的“阶级成分”,然后永远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对一部分人进行斗争。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暴力斗争的一面,但仍未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将阶级斗争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法宝。毛泽东的贡献之一是,他不仅将阶级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法宝,而且将其作为治国安邦、推动生产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唯一动力和手段。因此全国的所有工作、所有事业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核心、精髓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专政”成了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不可须臾脱离的“空气和水”,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扩大、翻新、延伸,不断制造和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

毛的另一贡献是,把阶级斗争具体化为各种群众性“政治运动”。“运动”本非毛所创,也不是毛共所独有,但以“运动”作为治国的法宝,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则是毛的“专利”。在毛统治中国的27年岁月里,毛就是以这种方式贯彻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他的各项战略任务,所以人们称其为“运动治国”。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里,各种运动可谓延绵不断,大运动套小运动,全国性运动套地区性运动,全民运动套专项运动,即使表面上没有“运动”的间歇,各种政治学习、政治挂帅、思想改造也没有停顿过,它们实质上也是“运动”。有人统计,在毛执政的27年里,光全国性运动就达72项(一说52项),地区性(省以下)就更多,难以计数。所以,对毛主义的研究,离不开对“运动”的考察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后毛中国的历史,就是“搞运动”的历史。

又按照毛的说法,他的运动从其性质上看,可以分为对敌斗争运动和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两大类,前者如土改、镇反、肃反等,后者如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还有些运动介乎于两者之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整风——反右派,开始时说是人民内部的“和风细雨”的运动,后来就变成“敌我矛盾”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盖“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了。其实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的,那就是通过揪出、打击小数(5%)“敌对分子”、“破坏分子”,教育广大(95%)的人民群众,达到实现毛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政治、经济目标或对某-群体进行改造的目的。而它总的目的无疑是巩固和强化毛和毛共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

本篇主要叙述建国后毛发动的主要运动,但不是全面的记述,一方面,我们这里不是为毛的“共和国”树碑立传,没有必要事事必录;二方面,如前所述,运动太多太密数不胜数,不可能一一记述。我们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说明毛主义运动本质的东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过还需要说明,毛发动的反右派、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规模大,情况复杂,后果特别严重,因此各设专篇论述;在本篇,只涉及对三大运动之外的几个主要运动的扫描。



第十三章 对农民恩将仇报:建立现代农奴制度的前哨战



作为经典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一代代善良的人们。这个故事流传开之后,那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大概再也无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里去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又上演了这个故事的扩大版,而且,这之后数以亿计被他恩将仇报的“农夫”们依然叫他“大救星”。这比那条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确是令人叹为观止了。



一、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的背后



正如毛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当代的农民战争。毛共以其欺骗和裹胁的两手将亿万中国农民牢牢捆绑在他的内战夺权的战车上,终于靠了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得了天下。这时,按理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义无反顾、最大限度地回报他的“恩人”——农民。我们听到毛共的宣传机器也都在这么说的,如,毛的“解放大军”所到之处,随即开展的“土改” 运动,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从地主手里分得了田地,使他们从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于是农民们由衷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农民成了共产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国的最坚定支持者……

这种宣传听得多了,而且没有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老一代的人们早已经习惯“听党的话”, 并乐意充当共产党、政府的“传声筒”;年轻的第二、第三代只能从电影、书刊上了解过去,当然只能相信毛共宣传的一切。于是就出现了当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泽东主政时中国人人自由、平等,个个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贪官污吏……的幸福日子。

毛当初的“解放”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几乎没有人去细究。即使近年来一些勇敢者冲破层层言禁,大胆揭露了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饥饿、大死人的事实,但那也只是针对那场运动,在此之前,农民们似乎仍然沉浸在被毛“解放”后的欢乐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学者也认为“土改之后合作化前”,是农民的“黄金时代” 云云。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毛共当年的“解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一敏感话题终于被人提起,并且从尘封已久的铁幕中透露了一丝阳光,一点真相。最初敢于质疑的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间全国政协会议上,梁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面折廷争”,引发了 “龙颜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态“泼妇骂街”,直将梁漱溟骂了一个多小时,真可谓骂得狗血淋头,痛快淋漓。之后则将梁之言论封杀,中国又成了农民幸福的天堂。

据有关亲历者回忆,当时梁漱溟根据其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协会上非常不客气地指责毛政权带给农民的痛苦,指出农民与城里的工人相比较,有“九天九地” 之别,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还要受农村基层干部的欺压..... 意谓农民过的是地狱生活。听到这里,毛终于勃然大怒,顾不得长期以来装出来的“人民领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脸皮,把偌大、庄严的政协会堂当作街头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对梁漱溟破口大骂架.....毛这次之所以对梁的发言大动肝火、大肆淫威,是因为梁委员正好戳中了他的软肋,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谁都知道,毛是靠农民运动起家的,农民帮他打下了江山。毛一贯被塑造成农民的“大救星”,是农民的“贴心人”,如今梁漱溟揭开了一点真相,掀开了他苦心经营起来的画皮的一角,怎不令气急败坏!如果在这个关键之处被其打开缺口,毛的谎言王国就有垮塌的危险,进而动摇其政权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顾一切了。

(注:有关粱漱溟与毛泽东的这次正面冲突,我们放在本书第四篇:反右派运动的附录中记载,请参阅)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当年所指陈的工农生活“九天九地”的具体内涵,具体事实。可以肯定,作为著名学者、农村问题专家,而且还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发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论是握有充分依据、充足事实的,否则他绝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笔者所见到有关当年毛、梁冲突的记述资料中,都没有对“九天九地” 说的具体描述。现在见到的只是毛在谩骂梁时提及的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如“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等等。这些显然都是断章取义,且言不及义。其中只提到了一个接近实质的问题,就是梁说毛共的农村“下级干部”“违法乱纪”,欺压农民。毛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则百分之十是混进共产党干部队伍里的“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坏亊都是他们干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这个农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议题,并不是“合作化”、 或“大跃进”时期,而是国人都认定农民刚刚获得“解放”、“土改”之后的“黄金时期”,大家都认定那段时期是中国农民生活最好、最惬意的时期。

另外,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们也知道,当时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么“九天之上”,只不过是有饭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温饱而已。用它来对照农民的生活却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农民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

遗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说了那句惹祸的话之外,至今我们仍然缺乏那一时期农民生活真相的具体资料。不过,近年来不经意读到网上一篇文章,稍稍填补了这一空白,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李昌玉先生于2009年2月17日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笔者在一年多之后才读到它),题目叫《镇反运动研究》,全篇主题反映镇反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在那场运动中如何运筹帷幄、不断促使各级领导大开杀戒的具体言行(各种电文、讲话、指示),以及毛本人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泽东登基7个月就下达指示镇压农民骚动”一节,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农村的情况的一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讲了两个事情,其一是1950年5月前后出现的苏南(江苏南部)农民“骚动”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5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入主中南海的7个月零5天,毛在一份题为《中共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一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华东局这个《指示》原文第二项中一段原话则是:“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分子趁机煽动,因而引起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抢粮运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毛便在这最后一句的后面加上了“决不可向群众开枪”这几个字。

这个文件表明,苏南这个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发生了严重的粮荒,粮荒的原因是“因灾荒严重”即天灾;或“因秋征负担过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祸”。这里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后的征粮,因为当时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粮。即是说因去秋征粮过重,征了过头粮导致春来群众无粮下锅。群众无米下锅,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装)来“抢粮”。抢粮的规模一定很大,所以才称为“抢粮运动”,才出动武装部队去镇压。按照毛共的惯例,即使这类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错,即使事后被廹发给群众一些救济粮,也要抓、杀几个为头的“煽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写上这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决不是无缘故的,可以理解为他知道下面实际上已经开枪镇压了。毛为了摆脱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之责,故意写上这句冠冕堂皇推脱责任的话。亊实上,当抢粮己成为“运动”时,口头是劝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开枪了杀人,毛可以据此推卸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毛和华东局都没有一句应实事求是地给缺粮者发放救济粮、“救人第一”的指示。

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苏南地区沙川、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粮食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情况。本来这个报告正好印证了上述中共华东局文件中有缺粮农民“非武装抢粮”骚动事件的真实原因,作为最高领导,毛理应指示下面查明情况火速救人。但他却反其而行之,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持怀疑态度,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叫陈“应派员详查“,然后报告他。

毛是5月12日给饶漱石发出如上指示的,刚刚过了三天,就收到了苏南区党委呈送给毛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这个报告显然不是陈丕显作的临时调查,而是苏南区党委先就作好了的情况反映。报告称苏南个城市近期出现了“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以及他们采取的对策。还谈到帮助苏南农村四十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就印证了一个亊实,即苏南三县的灾民不是黄炎培所说的二十万,而是四十万!

可是毛泽东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给陈丕显去电,仍然要陈亲自去调查“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作等项” 实況,然后“作一个切合情况的答复”。很明显,毛想要得到与黄炎培反映相反的报吿,以便作为驳斥这个民主党派头头的“武器”。

终于,毛收到了陈丕显关于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的报告,毛于是叫陈亲自去和黄炎培谈,意即用事实纠正黄的“错误”。

何以知道毛对黄炎培的反映是恼火的呢?半年多之后,在毛发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暴露了对黄爱“说三道四”的极端仇视,狠狠整了黄炎培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提出的口号是“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可以肯定,这种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号除了毛恐怕别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黄炎培本人则被批斗得焦头烂额。毛终于说出了一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话:“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算是报了在苏南农民问题上的“一箭之仇”。

(文中的事实和引语据原作者说明,均取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说到的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云南的边远小县,时间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题是征粮——农民交“爱国粮” 一亊,事情比较简单。

永仁县是云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根据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起义”通电,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军进驻永仁县。2月4日,永仁县“人民政府”挂牌成立。新政权建立后首抓两件大事:剿匪和征粮。剿匪是军队的事,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征粮。

新政权要招兵买马,政府工作人员要吃饭,征粮本是分内之事。问题是它的任务畸重,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一个故事中,农民为什么要聚众“骚动”、抢粮的原因。

永仁县是一个小县,当时人口不详。经查,该县2002年人口为10万,那么,1950年推算人口应当在3——4万之间,除了不交粮的人口,交粮的农民人口大约在3万左右。这3万农民1950年交了征粮1094万斤,每个农业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这相当于每个农民大半年甚至一年的口粮。而且这种偏远穷荒之地,亩产粮食才一百多斤,除了口粮之外,是没有什么存粮或商品粮的,实际上是将口粮交了,吃什么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还要“补交”国民党时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粮,共计328万斤。平均每个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说,1949年国民党时期全县征粮数为328万斤,仅及1950年共产党征粮的30%。(资料来源的《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资参考。同样属于楚雄州的武定县,据《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武定县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工作》一文作者闻从善的回忆,这个县1950年征收的粮食大概与永仁县差不多。当时全县划为5个区,闻从善所在的第四区入库粮食180万斤以上,全县大约入库1千万斤左右。一下子征来这么多粮食,存放成了大问题,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全县根本没有像样的粮食仓库,所以,征来的粮食只能堆放在没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征用各种公房、庙宇内。楚雄州地处云南以西,位居滇缅公路南北两侧,抗战时是支前的后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几十万远征军在与日寇厮杀。按理,国民党应在此大建粮库,征收公粮供前方将士使用。可事实上它并没有几间像样的库房。当时征收的粮食并不多,随征随送走,县里没有建仓库的必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县、乡机关人员很少,就更不必建粮仓了。而毛共新政权的建立,不仅食皇粮的人员激增,而且,据闻从善解释,新政权的一切财政支付,包括人员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来的粮食支付。粮食成了新政权的支撑。无怪它征粮数量是过去的几倍,还要将国民党时期没来得及征收的粮食“补征”。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还可以从一些宏观的数据看看当年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毛登基之后不久便在全国新“解放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三分之二)实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毀灭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财产,满足部分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农村中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对“富人”的发泄仇恨的愿望,暂时给农业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暂调动了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新政权的橫征暴敛不但使农民的贫困依旧,并且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农民的增产增收远不如毛政权赋税增加的快,据官方的统计资料,1953年(土改以后的第二年)全国粮食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绝对量从2646亿斤增至3318亿斤。(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页的统计数据),而粮食的征、购数量则增加了100.25%,绝对量从356亿斤增加到721亿斤(数据出处同前。但必须指出,这个征购数是不完全的,因为一部分征粮被县、乡留作“经费”了)。粮食是当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则意味着增农民虽然增产却不能增收(征粮是无偿的,购粮则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值,所以叫做卖“爱国粮”)。所以,“土改后”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还可能恶化了。这也是梁漱溟敢于在毛面前讲“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却未加反驳的原因。还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时毛共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尚未施行(这项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后才实施的),待到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的痛苦便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农民真正的苦难还没有开始呢,梁委员就指责毛政权把农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当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后,真正令农民进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出台了。



二、建国后农民角色的转换:毛为什么要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已经夺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廷”的毛非常清楚,农民充当共产党打江山夺权工具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艰巨的使命仍然有待农民——他的政权的主力军——去担当、去完成。

从大处讲,夺取国民党政权,毛认为只是他的事业的起点,“万里长征第一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必须要在全世界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领导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亚洲。因此,他刚刚坐上龙椅之后,就策划、挑起了越南和朝鲜两场战争。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产党头子,苏共领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认定,这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非他莫属,他也自觉地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放到自己肩上。所以从此他与苏联的关系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类,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军队,更先进的装备,更大的投入。这一切从哪里来?过去他在野时是依靠“打土豪”、没收“资产阶级”,如今当权了,土豪早打光了。当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产了)交的赋税不多,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产品又是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毫无疑义,今后建立新式军队、供养急速澎胀的新政权机构、人员,乃至开展全面经济建设,主要得靠农民,靠从农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说,过去依靠农民打天下,而今则主要依靠农民搞建设。农民的角色由为共产党造反夺权提供人、财、物,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转而成为新政权的供养者、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问题还在于,急于称霸的毛抛弃了一般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入手,慢慢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最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的道路。这样,建设资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一方面压缩全国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强迫人民缩衣节食、勒紧裤带;另-方面则要农民提供更多无偿的、价廉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以“支援国家建设”。

从毛的角度看,农民也是最适合榨取的群体。毛的政权机关设在城市,他的干部也都属于“非农业人口”,城市还是国家的“窗口”,外国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须对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网开一面,让他们活得稍为“光鲜” 一点,享受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对农民就没有这种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确立一种后来被称为“城乡二元经济” 的体制,即让农民成为为国家提供积累的纯粹生产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一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农民成了新政权下的“农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为了实现对农民的最大榨取,国家除了对农业征收高额税赋,并“动员”农民低价向政府采购部门卖“爱国粮”、“爱国猪”……等等之外,毛政府对农民的索取和剥夺还有一条非常容易实施而又很隐蔽的渠道,那就是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暗中收取更多 “农业税”。具体办法是:当时毛中国实行由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工业、商业、流通全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通过国家定价方式,强迫农民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则以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将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这一正一反、一增一降之间,就形成所谓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毛统治的20余年中,政府运用这种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数千亿资金,具体数额专家们估算不一,最低为4481亿,最高为8000亿元,而在毛统治的时期,国家总共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才6000亿元,从中可见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基本上、甚至全部来源于对农民的价格“剪刀差”剥削。

不过当时毛政府与农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还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因为粮食是生存之本,无法替代而又不可须庾脫离,而按当时的正常方法从农民手中征、购得来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在1953年10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之前,毛政府除了征收公粮之外(公粮系按田亩摊派,不可能变动太快),主要依靠半强迫、半动员式的叫农民卖“爱国粮”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当时粮食的自由市场依然存在,自由市场上的粮价比国家收购价高得多,农民在被迫卖给政府一部分“爱国粮”的同时,还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去市场出卖,以便换得更多收入。这样就大大制约了政府掌控粮食的能力。当时毛政府粮食供应的顺序是:首先满足对外(对苏联)出口计划需要;其次满足政府、军队人员的粮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定量供应,最后才是对农村灾区和粮食不能自给地区的“返销粮”。统计数据表明,1952年粮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粮食库存出现了40亿斤“赤字”,即支多于收,减少了40亿斤粮食库存。各地城镇都出现了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从而引起了毛和高层的惊恐。予是,一项新的、将粮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酝酿出台了。

根据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中提供的情况和数据(以下有关数据均出自该文,后文中凡有引号标出者亦为该文之原文),当时毛政权面临的总的粮食形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到1954年增加到8249万;而由粮食部提供的数据,1953年的城镇人口为9182万,比1950年增长58.3%。又据该文另一处引用粮食部粮食计划统计司的资料,1953年度,需要国家提供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这包括了需要“返销”口粮的农民和灾民),另外,出口粮食以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和军事技术的计划不能减少。因此,粮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来统购统销范围扩大到132种农产品和经济作物)。以此彻底解决粮食危机。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客们,曾预言中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恶性通胀),届时必然要求美国伸出援手,他们就可趁机插手中国事务。这帮“帝国主义分子” 确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们不知道,世间最大之事莫过于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么会被经济困难所吓倒呢?死人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所以它面临的困难很快就被解决了,办法就是政府对物资和市场的强行垄断、管制,谁不听令杀无赦!如今面临的粮食困难也许比通胀更危急,但在毛的领导下,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统购统销”政策出笼于1953年10月,正是刚刚把梁漱溟为农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说打下去之后。具体制定这一政策是中共“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陈云是中共的经济能人,战胜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由他具体领导的,现在对付粮食问题,仍由他挑头拿主意。他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先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尽可能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由国家进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头向毛汇报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通过了陈云的意见和建议。10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方法。

据说陈云在此期间曾经向党内高层说,他搞的这个办法是“挑了一担炸药”,“一头是”黄色炸药”,一头是“黑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崩溃;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哪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其实陈云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泽东支持他就没有任何风险,农民有什么可怕?他们又没有枪。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这个“统购统销”办法看似简单,关键则是执行的问题。就像后来毛在“大跃进”运动中征购粮食一样,一纸征购令下去,便是全国腥风血雨,鬼哭狼嚎,饿殍载道,尸骨如山。“统购统销”没有达到后者的水平,但那场运动也叫中国农民永记不忘,让他们第一次领略了“大救星”的厉害。

像所有其他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一心为民”的理由,它说政府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调剂余缺、平衡丰歉,保证人人有饭吃,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所以要采取这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只是向农民“收购”粮食,是有偿的,是“买卖”(只是价格由政府决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粮、种子等等之后。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若干百年之后,历史学家看到这份文献之时,仍然会断定那是毛政权在其执政之初期为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很快,这场运动就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因为当时的农民仍然是独立的个体经营户(即使入了互助组或初级社,也没有改变其私有制性质),这场运动面对的便是近一亿农户,因此毛共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干部和一切“吃皇粮”的人员,全部下乡,到村、到组挨家挨户去动员,去完成任务。刹时间,中国农村便鸡飞狗跳,鬼哭人嚎,当然也有敲锣打鼓、披红挂彩的,那是完成购粮任务的“报喜队”。

折腾了几个月之后,一切终归于平静,当局宣布粮食“统购统销”取得了伟大胜利。1950年全国征购粮食总量为356亿斤,1953年征购粮总量达到721亿斤。简单地说,实施“统购统销”后,国家从农民手中要来的粮食增加了一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减产,而这个粮食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却比上年增加了21.98%,结果仍超额20亿斤完成了任务,当年征购粮总量占到总产量31.8%的创纪录水平。

1954年6月底,国家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见,毛和共产党真的是“战无不胜”。

不过,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不但公报里没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对外洩露的最高机密。然而历史总是前进的,近年来一些亲历者通过回忆和当年一些资料的爆光,使这场运动真相露出了的冰山一角。

浙江省是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据当时的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缘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称: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发生了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征购任务更重,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但全省征购粮任务完成了112%。因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余杭县开扩大干部会,说到粮食征购,乡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有一份《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场情况的报告》中称:“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这当然不是一个或几个省的情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概括了几种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发生了农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的农民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便在河边哭哭啼啼。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透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人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体性抢粮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还有:广东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

湖南全省因购粮被迫自杀者111人。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几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照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任务3300万斤,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发生两起群众骚乱事件。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为: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另外,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购粮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自杀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显,这些数字极不完全,且说的极不清楚,总的说把事态和死人数大大缩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国的情况。而且,所有反映在购粮运动中造成死人的报告,只列直接死于运动(自杀、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购”了口粮无以为生而饿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计入。如,1955年统购统销中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发生大量饿死人事件,事情被严密封锁、压制了近两年,直到1957年6月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才宣布对广西省有关负责人(包括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分别给予撤职、调离广西等处分,地、县、区、乡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受到党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官方公布只饿死550多人。民间和知情者则认定饿死人总数在此数十倍以上。当然实际死人数只能是笔糊涂账了。

其实,那些在购粮运动中因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处分的干部也是很“冤”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广西那些被处分的地、县、区、乡干部就公开说:死人是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都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一项国家的政策、制度。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就公开鼓励他的各级干部要推行野蛮、残暴的农村政策,会上毛着重批判了对农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论”,他宣称: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这样一位最高领袖的领导下, 能怪下面的干部吗!

有一种为毛和中共的统购统销政策辩护的论调说,那是形势所逼,不得不采取此种办法。刘少奇就是这一论调的鼓吹者之一。刘少奇后来被称为是同情农民的“修正主义”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时刘说:

“现在我们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结论是:农民种田种粮就是不能让他们吃饱,农民吃饱了其他人就得挨饿,统购统销,强迫命令完全必要!——这其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生产的粮食都不能自给,按照刘的这种逻辑,那些国家的人民都会饿死!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不但没有饿死人,还生活得很好,因为另有避免死人的办法,比如,适当减缓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提高粮食价格来剌激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当然更不能在本国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出口粮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却不考虑这些办法,在他们看来其他办法都不如暴力征购简单有效。至于征购之后农民的口粮不够怎么办,按毛的说法是:农民应该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实行“瓜菜半年粮”。总之保证其他人先吃饱第一。这大概就是他与梁潄溟辩论时说的“大仁政”。在毛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级干部都已经“毛化”了,他们按照毛的要求都将“良心”丢给狗吃了。比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作有关粮食工作的报告时就说:只是地主、富农在闹缺粮、搞破坏。接着又说:

“农民叫喊缺粮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粮食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于是,全国统一论调:说农村缺粮都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捣乱;是农民自发势力在乱叫喊。所以,对一切“抗购”或“造谣”说饿死人的人要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大规模因购粮骚乱的事件,云南也发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粮事件,都被作为“反革命暴乱案”残忍地镇压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确规定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各地还纷纷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专管打击“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县的“保卫办”,在1954年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县的“保卫收购办公室”在1953年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县1954年在粮食统购中发生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随着血腥镇压,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畅行无阻,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共产党连有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都打败了,区区几个手无寸铁的闹事者,怎是其对手!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广西平乐地区饿死人事件被压了两年才公布和处理,因为当时必须维护“说农村缺粮、饿死人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造谣破坏” 这个全国统一口径,必须对一切阻挠、批评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实行坚决镇压!

取得了这么伟大的胜利,但我们高瞻远瞩、有备无患的领导人,认为还不够,还要征购更多的粮食,要尽量减少粮食销售,以增加粮食库存。在1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为粮食库存不足叫苦,提出国家应储备可以应付两个灾年的粮食库存,大概需要480——500亿斤。于是,粮食征购工作主要朝着增加库存的目标奋斗。直到后来的大跃进,仍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于是就出现了一边是太仓之谷,陈陈相因;一边是饿殍枕藉,尸横遍野。太仓之谷是不能动的,做什么呢?据说是用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毛泽东的“大仁政”。

然而,统购统销运动也给毛一个很大的教训,在开始实施的头两年,他的政府要面对一亿农户去搞征购,去挨家挨户动员,翻箱倒柜搜粮食,这个工作量太大了,难度太大了,它占用了政府当时全部人力、全部资源,岂能是长久之计?

于是,一个早已形成的决策在毛脑海里提前实施:必须尽快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到半年全国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来有很多学者、老干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国“解放”不久就抛弃他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承诺,大搞“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还分析他可能错误判断,高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有人以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农村就两极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了;有人以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办了坏事......等等、等等。

其实伟大的毛哪会婆婆妈妈般的考虑那么多“问题”呢,单单粮食统购统销这一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一个早上实现合作化”的决策。果然,不久,一亿农户就变成几百万个农业合作社了。但是毛认为还是太多了,于是“并大社”,最后全部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万个合作社变成了两万多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务、包括象统购统销这样的任务,只要下达一纸任务和命令便解决了,因为粮食和农产品都掌握在公社手里,再不用向农民一家一户去征收了。善哉、善哉!这个“公社”宝贝当然要“万岁”了。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毛乘胜追击,变成对132种农产品统购统销),只是毛让农民——这个他昔日的“恩人”实现角色转变的第一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农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户口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群体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农奴、毛帝国的“二等公民”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毛泽东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层一致拥护的,这也是后来他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

统购统销只是毛的 “三农”政策的序曲,序幕,一个前哨战,其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才进入高潮。
 
真实的历史:《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Tientsin小左先生 2016-12-13阅读数:691
真实的历史:《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同她的丈夫、史学家哈利戴(Holiday)历经12年心血,完成卷跌浩繁的毛泽东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全世界,下面是记者对她的电话采访实录。

记者:您花了12年写《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张戎:我觉得很多,也没想到会发现那么多新的东西。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使我们自己也很吃惊的事。比方说中国人都知道的红军长征,发现完全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整个长征过程中间,蒋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长征中像什么飞夺泸定桥,实际上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就想,为什么蒋介石要有意放走中央红军呢?通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那时被斯大林在苏联扣为人质。蒋介石一心要把他的儿子要回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用中共的生存换回儿子,这么一个计策。最后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斯大林要放蒋介石,让蒋介石领导抗日,以便将日寇阻挡在苏联国门之外。斯大林带话给蒋,同意放回蒋介石的儿子,要他面见周恩来,蒋这才见了周恩来。这样国共内战才暂时结束,有了所谓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用中共换儿子,这么一个交易。

记者:那么,这些材料您是在俄罗斯发现的吗?

张戎:有很多的渠道,俄罗斯档案馆是一个宝藏,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我的先生会俄语,他在俄罗斯档案馆进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有蒋介石日记,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材料来源太多了,在我们书后面有100多页注释,详细记载了什么内容是从什么史料得来的。

记者:您开始搜集材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新发现?

张戎:没有,简直没有想到。我以为写毛不会很难,可能几年时间就够了。我以为我对毛泽东相当了解。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跟我们原来所知道的东西截一个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多走了四个月,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的四万人拖到剩下精疲力尽的不到一万人。这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

毛跟张国焘会师以后,因为红四方面军确实比他强,毛又尽力地破坏红四方面军,而且独霸打通苏联的道路,这也是我感到非常吃惊的。

毛整个的战略思想,就是怎么夺取全中国。他主要想的就是要依靠苏联,他在1923年就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联红军从北边打过来不可。所以整个的长征,他们就是为了到北边去投靠苏联,打通苏联,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毛泽东为了把张国焘甩在他的后面,也耍了很多手腕,对红四方面军,主要是西路军做了极大的破坏,这些我都觉得是闻所未闻,非常吃惊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俄罗斯档案馆,我们的听众都看不到您书后的信息来源。您是否能说一下,您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张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档案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当然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史料发掘,这些史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比方说我们书里面用了杨开慧的手稿。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毛泽东经常说杨开慧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可是事实上他把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抛弃了。1927年,还有以后的1930年,在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以前,他完全可以回家带走杨开慧的,可是他没有,任凭杨开慧被国民党抓走枪毙,而同时又与其它女人寻欢作乐。杨开慧的手稿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到了这些材料。

记者:杨开慧的这个手稿您是在哪个档案馆看到的呢?

张戎:中国国内这个事情我就不想多说了,不想让他们受牵连,只想说一句,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关于毛的这些材料能公布于世,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给与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有幸得到了很多珍贵的材料。还有,中国的开放使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实际上公布了很多档案。这些公布是各档案馆,比如中央档案馆,还有湖南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用资料选编这样的形式出版的,很多是内部发行。后来这些内部发行的东西在海外也可以看见了。这些选编里有大量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比方说,关于长征,有十多本选编,这些史料选编里面就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当时来往的电报,包括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的史料选编,这些来往的电报就使我们得出蒋介石放走中共的结论。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的东西很多,比方说泸定桥那儿,中共党史所说的守桥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实际上是杜撰的,在泸定桥,国民党没有守军,是放红军过去的。还有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年谱,很多重要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并不是光凭记忆的,而是那些档案馆里的研究人员找材料来写的。还有些人的日记。我们在12年里很多时间是花在搜集这些材料上,来消化它们,然后来写这个传记。

记者:您刚才说飞夺泸定桥,您说当时那儿没有人把守,是这样的吗?

张戎: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打仗,最先过桥的22个人,一根毫毛也没V有伤。我们从当时红军办的报纸,叫战士报,可以看出,这22个人过桥后还活得很鲜,他们还举行了个小小的仪式,每人还发了一双碗筷,有很多具体细节。

记者: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共产党要编造这样一个长征的神话呢?

张戎:这是一个神话,把这写成一个英雄史诗来欺骗中国人民。还有什么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神话,给这个长征过程套上一个英雄彩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起来的时候,中共的绝大部分人确实很想抗日,如果当时他们真的去抗日了,那么很可能他们已经被全部消灭光了,至少会大伤元气,不可能在中国夺取政权的了。毛泽东是非常精明的,他坚决不肯打日本,不光是要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而且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对他道歉时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没有你们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据地,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来听京戏,也不可能进城。

记者: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书已经不少,是什么动机促使您为世人增添一部毛泽东传记呢?

张戎:我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东西不能够说服我。是种种疑点使我去写毛泽东传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写的毛泽东传,给这些疑点都得出了一个我们认为圆满的答复。比方刚才说的抗日,也有很多人说毛泽东是为了保存实力,可是我们就问了下一个问题:毛泽东保存实力,是为什么用的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日本是不可能放过中共的。那么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打算是什么呢?他总不能相信还是相当弱小的中共可以把日本人赶出去吧?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一心想的是把苏联拉进来,因为他相信苏联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然后把中国作为基地再去进攻苏联。斯大林最怕的就是这个。毛的战略就是,在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斯大林就会出兵中国,和日本瓜分中国,就像斯大林瓜分波兰一样。波兰模式就是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

记者:尽管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但你的书像小说一样生动,您的秘诀是什么?

张戎:这是花了很多时间,把复杂的国际斗争,把毛泽东的计谋怎么说得深入浅出,既准确,又使一般读者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花时间,不断地修改。我相信我们的时间没有白费。

记者:您这本书中哪些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呢?

张戎:我非常失望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对这些具体的事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们写的哪一件是错的。有人说也只是说,是否应该说一下毛泽东也干了些什么好事,这本书是不是把毛泽东说的太坏了。

记者:毛泽东现在仍然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核心人物,比如说现在还有他的纪念堂,还有他的头像等等。中国共产党也还是经常引用他的话。您认为未来中国会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吗?

张戎:我没有办法预言。可是我只有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评价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跟毛划清界限,能够坚决摒弃毛和毛的一切遗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世界上的人民不会对中国放心,如果中国不坚决跟毛泽东划清界限的话,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对中国放心。因为从我们的书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造成了7000多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不仅不惭愧,他还说,为了他的那些项目上马,中国人可以死一半。毛泽东一心要的是称霸世界。如果中国领导人还继续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你说全世界人民会放心吗?

记者:您现在是一位毛泽东专家了。我想请您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概括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戎:这非常难。我想其中的一个一定是极度的自私,和随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从没想到过中国人民,他又是一个极度铁石心肠的人,对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领导人自己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浩劫。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是处毫无可取的。他导致了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比方说在大饥荒年代,据我们统计,3800万人饿死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所谓大跃进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换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他又是一个脑子非常非常精明,眼光非常非常长远的一个谋略家吧。

张戎简介:1952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父亲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行政十级。文革中,其父因上书毛泽东要求停止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害致死。她当过红卫兵,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赤脚医生。后来在四川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学习英语专业,并留校当助教。1978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成为新时代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大陆人。
 
1950年,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的萧光琰博士为了报效祖国,几经周折通过转道香港,从美国回到中国,带回大量的美国的技术资料,组织上派专人放大、整理,鉴定了他回来的材料,认为这些资料有价值,将会对我国的石油炼制工业起到有益的作用。

萧光琰被安排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出了不少科研成果。可就是这么一个从不过问政治,也不多说一句话的科学家,竟然也逃不过劫难。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在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三天后,他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一起自杀。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时,由二十名彪形大汉组成的专政队,全副武装,驱车萧家,把正在病中的萧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萧家一切值钱的财物。
    
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开始了。“萧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老实交待,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仍然是十八年前的老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萧光琰当然对这些人说不清。可是,专政队对他的待遇已不再只是怀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叫来应合人们的嘲骂了。
    
专政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因为旅大人把“白”念成和“博”同音,于是当年的博士终于演化成为“白屎”,任人践踏。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当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阵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在放风时,人们听到,他像梦呓般地反覆着一句话:“党的政策不是这样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在他挨过一顿皮鞭抽打之后,精神特别坏。放风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党的政策是会给出路的……”此时,他已经把平生希望缩到最少限度只求给出路了。
    
十二月十日晚,又是一次严厉的审讯和更凶暴无情的皮鞭抽打。十二月十一日晨,当“专政队员”厉声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再也不会爬起来,他死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然而毫无人性可言的“专政队”却认定: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于是,当天下午就把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海运学院英语教师,美籍华人甄素辉拉到化学物理所,向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没有表示她将怎样继续交待,也没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尸体看了一眼,请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甄素辉的请求真的被批准了。她当天就回家了。
    
萧光琰和甄素辉的十五岁的女儿小络连在父母被揪斗后,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人们无从知道甄素辉母女相见的情景。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一直不见这家的任何动静,敲门也不应。把门弄开,看到的是:母女双双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被,甄素辉紧紧地搂着女儿,她们早已停止了呼吸。经检验,认定是服过量巴比妥致死,当然又是自杀,他们随萧光琰一同而去!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萧光琰一家三口,相继自杀身亡。对萧光琰和甄素辉,人们当然不肯也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因为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呀,谁知是么人呢?但是对小络连,邻居们却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泪。这孩子实在招人喜欢,她聪明、美丽而健康,十五岁的孩子就长得像成年人的身材,而且特别爱学习,念小学的时候,就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在死的前一天,她把自己的照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


三天之内死了全家,这又成为专政队和一些人的“辉煌战果”,向上级报功,并得到上级的重视,把他们整死萧光琰一家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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