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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发现好多东西其实都无所谓的感觉 一般需要50年人生 才能体会到 你才三十多 就有这个境界 活的太着急了 先去灯红酒绿吧
谢夸赞,俺40多了嘿 :giggle:
 

Mimi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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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厂,对熟悉明史的人来说,如雷贯耳。

但我说的西厂,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在我们那个村里,我父亲和五个叔伯兄弟住的一圈房子,被人称作西厂。

我们那里是上海县,村庄不叫村或庄的。沈家聚居的地方,叫沈家堂,胡姓所在的地方,称胡家蒗。

我们西厂在生产小队的最西头,与其他人家被一条宽阔的马路隔开了。但大队部,村里的一些机器,例如,轧面粉的,做面条的,轧花的,赤脚医生,理发店,修车铺,还有一位专门捣浆糊的大妈,对的,就是捣浆糊,然后分发到市里各单位去的,就挨着我们,所以倒也不冷清。

我小时出去玩,去沈家堂,胡家蒗,遇有不认识我的,问起来,知道的大人就说:这是西厂某某家的小儿子。

我父亲在当地人缘颇好,这么一说,人家就知道我是谁了,我祖宗三代的信息大概就显示在他们脑子里大屏幕上了。

但我若跟着父母到三里地以外的地方吃饭,介绍起来,我父亲就成了“厐协隆”的孙子了。人们从来不提我的祖父,只提我曾祖父,可见我曾祖父影响力更大。

我没见过厐协隆,连照片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我爷爷,他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就死了。

我对于人们称我们那里为“西厂”,是有过疑惑的。何以我们这里,没有冠名权?



二、

我家屋子是一排五开间平房中西面的两间半。东边两间半属于我大伯家。乡下的规矩,兄东弟西。我大伯家住上海,乡下房子一直空关着,所以我们实际就用了三间。

我们去市区,是说去上海的。上海县是个假上海。

我家屋子后面是一条通向黄浦江的潮汐港,常有木船驶过。安静的夜里,吱吱呀呀的摇橹声,飘近了,又远去。

河边,是密密的芦苇,几棵长得不那么好看的杨树,苦楝,冬青,还有一棵枝桠伸向河中,长了毛绒绒叶子叫不上名字的杂树。

春天,枯黄的芦杆下冒出嫩叶来,不多久便遮住了河水。这些芦苇叶是我母亲每年裹粽子的材料。河水涨上来,一群群小鱼在芦苇丛边游来游去,人走近时,倏忽不见,弄出浅浅的水波来。有时我用淘米箩去抓小鱼,但每每落空。

油菜花开时,有野蜂飞来,钻进墙壁的砖缝里。用竹签把蜜蜂拨出来,装进小药瓶里,瓶里放进油菜花,毛绒绒的野蜂在里面爬来爬去。但总不过两三天就死了。

夏天晚上,金黄色的知了挖开泥土,从河滩地里钻出来,爬上杨树,上演金蝉脱壳。太阳升起,变成黑色金边的鸣蝉,在老高老高的树梢,微翘起臀部对着阳光鼓噪。

抓知了,是一群孩子永不厌倦的玩乐。先是在长长的竹竿顶部绕上面筋粘知了,后来有了塑料袋,用铁丝绑了塑料袋去套知了,效率更高。竹竿缓慢接近知了时,知了会察觉,但想飞走时,腾挪空间已不够,一下子钻进了塑料袋,传来嘎嘎乱叫翅膀扑打袋袋的声音。只要袋袋足够深,它便不可能逃走了。

也有警惕性很高的,竹竿还没接近,鸣一声,划一道弧线飞走了。

偶尔有狡猾的,竹竿穿过层层枝桠,袋口接近时,它却转到了树的另一边。

有时会遇到两只一门心思繁育后代的,交尾在一起,大约如痴如醉,便迟钝得很,不飞,抓到了笼子里也不叫不闹,舍不得分开。

长大一些,睡得晚,又有了手电筒,就去抓从地洞里爬出来的金蝉,放在笼子里,第二天早上可以看到刚刚脱壳颜色鲜嫩的知了,看它的颜色慢慢变至乌黑发亮。

晚上走近河边,还会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螃蜞在逃跑。我们很少吃螃蜞,虽然味道鲜美。有大闸蟹吃,螃蜞那点肉实在不够意思。但螃蜞实在多,骤雨初歇,夕阳里,到处都是螃蜞。有几个跑不掉的,看到我走近,会举起青色的大螯威胁我。



三、

我家东面,穿过几个叔叔住的庭院,是一条大马路,连接着市区和一个重要的化工工业区。每天,很多装载着焦炭的卡车开过,车上会掉下乌青的焦炭块。这些焦炭块还能烧,掺在煤球一起,可以在冬天烧水炖汤。

马路边,是我们夏天纳凉的地方。吃完晚饭,路上车很少,路灯亮了,各家拿了小板凳,蒲扇,甜芦粟,坐在路边闲聊。闷热的日子,南北向的马路像一条天然的风道,有时带来凉爽的风,吹来收割后稻禾的香味。远处天边,偶尔一道电光,勾勒出高耸的雷雨云头。

穿过马路,沿河边向东走一两百步,是我们小小的镇子。镇口有一栋两层的楼房,高高斑驳的马头墙,露出硕大的青砖。楼下水岸,是花岗岩长条石垒就的驳岸和宽阔的水码头。一座清代的石桥,连接了河两边的南北弹街路。

有一年,我五岁或六岁,随父亲过河去亲戚家吃饭。晚上,父亲吃得醉醺醺了,一帮人上了桥,我父亲转身和送他的人说话,把小小的我拱下了没有栏杆的石桥。

那是12月,我不会游泳,但棉袄的浮力托起了我,脸朝上漂浮在水面上,顺潮水向黄浦江方向飘去。

我父亲大概听到了“扑通”落水的声音,一个发现情况有异的叔叔跳下水把我捞了起来。父亲抱着我冲到家里,幸好我贴身的衣服还没有全湿。

再长大一些,这石桥,这驳岸,就成了我们夏天游泳玩水的绝佳去处。我曾经无数次从石桥上跃入河里,到中流击水,在驳岸的石头缝里想尽办法挖出大螃蟹来。潮涨潮落时,河水湍急。那一夜如果没人想起我,我便一个人走远了,来不及看到这世界更多的风景。

我已经忘记了那一夜天上有没有月亮,但我后来每年都看到,秋夜,金灿灿的月亮从石桥上升起,似乎伸手可及,照着晃晃悠悠的河水,河边的树冠,马头墙,上了门板的安静的茶馆,世界温柔得不真实。

这条河从家到黄浦江的那一段我很熟悉,我们的学校在东边,离黄浦江不远。但这条河的西边,我却极少去。河流在向西不远处做了一个浅浅的弯,河水隐没在茂密的芦苇从里。西面的那个村,朱家堂,不但不属于一个生产队,还不属于一个公社,便好像是隔得很远的另一个世界,远得我怀有莫名的恐惧,鸡犬相闻,老死不去看一眼。

其实我是认识那村里的几个孩子的。那些孩子因为离他们自己所属行政区的学校太远,就在我们这里念书。有一个女孩,比我小了两岁,很聪明,很美,她家的房子,我大概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从来没敢走近去看过。

最后一次碰见那女孩是在汽车站,她去军医大学,我上我的学。说了几句话,笑着道了再见。

长大后去了很多地方,甚至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安了家,就会想,小时候,我为什么连离家几百米的那个村子都没去过呢?



四、

小时候每次发高烧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漂浮在灰色的天空里,四周是白色的云朵。像仰泳一样,我平躺着,脚稍微点一下,人就浮起来,再点一下,就漂出老远。我喜欢这种可以飞起来的感觉,但云朵不断集拢过来,好像一大包一大包棉花撞过来,我总在不断躲避这无穷无尽的大包……很累,累得爬不起来。

我便真的爬不起来了。

我家隔壁,是属于大队的一排平房,平房里放着好多轧花机。

从地里采摘上来的棉花是不能直接拿来纺纱织布的,要通过轧花机把棉花籽剔出来,打松,做成皮棉,然后才能絮棉衣,做被胎,纺纱织布。轧花机就是用来完成这个工序的。

我认字以后,某天,赫然看出这些轧花机上写着“恊隆花厰”四个字,是极漂亮的柳体。而我家里用的桌椅板凳,也都写有同样的字。

我的曾祖父本名不叫厐协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家乡创办了协隆花厂,而办公的地方,设在西藏路上的东方大饭店,一家人住在附近的平安里。从此,家乡的人便把我们这一族称作厐协隆了。

我夏日里天天玩耍的花岗石水码头,应该见过很多运载皮棉的船只,摇出港汊,顺黄浦江的落潮水把货物运到杨树浦的纺织厂去。

协隆花厂兴旺了一些时日,但随着曾祖父离世,匪患不断,未到1949年,工厂已经关张,只留下一片寂静的厂房。

余华有个长篇小说《活着》,讲一家地主,儿子好吃滥赌,把家败了,但解放后就根正苗红。我总觉得与我家有点像。

我们小学隔壁的洋房以前属于地主家的,老地主被镇压了,小地主就住在不远处的小房子里。厐协隆虽有一大片房子,但没地,钱也没了。农村划阶级成分,有地没地是硬指标。那一大片房子随着国家开辟大马路,修建公路桥,公社组建农机厂等等,大部分拆光了,只剩下了马路西面我们住的这一圈。而这一圈,是协隆西厂。

我出生的时候,东厂早没了,糊里糊涂地住在西厂,等知道了明朝那点事,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叫西厂。探究下来,终究与朱家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只是,每次发高烧,便有那么多棉花大包撞过来,好像前世里我是同这些棉花包有关系的。



五、

我家有个放杂物的小阁楼。我十岁出头后胆子大起来,就敢爬上去翻东西了。翻到过父亲的影集,集邮本,日记本,有各种插画的很老的电话号码本,掏空了火药的空心手雷,一本翻烂了的没有封面的旧书,一些银色的钱币,上面有个气呼呼的光头老头的那种,还有一尊刘海戏金蟾。这一看就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它是铜做的,掂在手里有些份量,我觉得是可以在废品收购站卖出钱来的。

那本翻烂了的没头没尾的书,我拿下来看,是讲故事的,记得是从甫志高叛变那一章开始,然后,中美合作所,徐鹏飞,江姐,红岩。我认的字还不足以读懂书里所有的内容,但还是看完了。

那个刘海戏金蟾,不知道是我没胆子换糖吃,还是忘记了把它卖掉,最终留了下来。等到我家翻建房子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尊奇怪的铜像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是以前放在家里账房柜台上的。

我父亲大约是过上了几天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我猜想。他的皮肤很白,他的长辈对他有一个昵称,是关于他白皙的皮肤的。我没有和他深谈过过去的事情,在我们小时候,这是一种忌讳。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我问他,他也只是寥寥几句话,便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进了单位,但不久就响应了党的号召,下放回乡。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后悔这个选择,毕竟,后来的经历证明,在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这个选择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他自己也因此辛劳一生。

小时候,我们家经常为没有足够的柴火发愁。我们家不缺粮食,但柴火每年都不够。灶上用来烧火的东西都是地里收割上来的,稻禾和麦秸秆经不起烧,棉花秸秆的数量也很有限。冬天我们有时烧煤炉,煤球没有了,就烧煤油炉。但烧煤油炉的费用对我们来说太高。而且即使烧得起,我记得也是凭票定量供应的。

为了柴火,父亲每年就去锯屋后几棵树的树枝。细的,直接锯断,粗的,用斧头劈开,在墙边堆上几个月,干透了用来烧火。

有一年,我已经结婚了,回家看望父母。父亲不在屋里,我开了后门,寒风灌进屋子。仰头,看见父亲站在高高的杨树上,穿得有些单薄,一手抓紧一根树杈,另一手拿着锯子。我看到他的脚跨向另外一根更高的树杈,跨出去的脚有些犹豫,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鼻子有些酸。

我这辈子从没站上过这么高的树。我小时候爬一棵小树摔断了骨头,父亲抱着我去医院,一路跑一路问我:“还爬不爬树啊,还爬不爬?”

我说:“不爬了。”

我真的没再爬过树。即使我哥哥,父亲也不让他上那么高的树。这些事情他从年轻时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成了他加给自己的一种责任。我不必为了生活而冒险爬高,我的白发父亲替我把这一切承担了。

父亲离去两年后,西厂的房子全拆了。我看着满地废墟,心绪悠悠。
文笔很好,赞一个。
 
一、

西厂,对熟悉明史的人来说,如雷贯耳。

但我说的西厂,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在我们那个村里,我父亲和五个叔伯兄弟住的一圈房子,被人称作西厂。

我们那里是上海县,村庄不叫村或庄的。沈家聚居的地方,叫沈家堂,胡姓所在的地方,称胡家蒗。

我们西厂在生产小队的最西头,与其他人家被一条宽阔的马路隔开了。但大队部,村里的一些机器,例如,轧面粉的,做面条的,轧花的,赤脚医生,理发店,修车铺,还有一位专门捣浆糊的大妈,对的,就是捣浆糊,然后分发到市里各单位去的,就挨着我们,所以倒也不冷清。

我小时出去玩,去沈家堂,胡家蒗,遇有不认识我的,问起来,知道的大人就说:这是西厂某某家的小儿子。

我父亲在当地人缘颇好,这么一说,人家就知道我是谁了,我祖宗三代的信息大概就显示在他们脑子里大屏幕上了。

但我若跟着父母到三里地以外的地方吃饭,介绍起来,我父亲就成了“厐协隆”的孙子了。人们从来不提我的祖父,只提我曾祖父,可见我曾祖父影响力更大。

我没见过厐协隆,连照片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我爷爷,他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就死了。

我对于人们称我们那里为“西厂”,是有过疑惑的。何以我们这里,没有冠名权?



二、

我家屋子是一排五开间平房中西面的两间半。东边两间半属于我大伯家。乡下的规矩,兄东弟西。我大伯家住上海,乡下房子一直空关着,所以我们实际就用了三间。

我们去市区,是说去上海的。上海县是个假上海。

我家屋子后面是一条通向黄浦江的潮汐港,常有木船驶过。安静的夜里,吱吱呀呀的摇橹声,飘近了,又远去。

河边,是密密的芦苇,几棵长得不那么好看的杨树,苦楝,冬青,还有一棵枝桠伸向河中,长了毛绒绒叶子叫不上名字的杂树。

春天,枯黄的芦杆下冒出嫩叶来,不多久便遮住了河水。这些芦苇叶是我母亲每年裹粽子的材料。河水涨上来,一群群小鱼在芦苇丛边游来游去,人走近时,倏忽不见,弄出浅浅的水波来。有时我用淘米箩去抓小鱼,但每每落空。

油菜花开时,有野蜂飞来,钻进墙壁的砖缝里。用竹签把蜜蜂拨出来,装进小药瓶里,瓶里放进油菜花,毛绒绒的野蜂在里面爬来爬去。但总不过两三天就死了。

夏天晚上,金黄色的知了挖开泥土,从河滩地里钻出来,爬上杨树,上演金蝉脱壳。太阳升起,变成黑色金边的鸣蝉,在老高老高的树梢,微翘起臀部对着阳光鼓噪。

抓知了,是一群孩子永不厌倦的玩乐。先是在长长的竹竿顶部绕上面筋粘知了,后来有了塑料袋,用铁丝绑了塑料袋去套知了,效率更高。竹竿缓慢接近知了时,知了会察觉,但想飞走时,腾挪空间已不够,一下子钻进了塑料袋,传来嘎嘎乱叫翅膀扑打袋袋的声音。只要袋袋足够深,它便不可能逃走了。

也有警惕性很高的,竹竿还没接近,鸣一声,划一道弧线飞走了。

偶尔有狡猾的,竹竿穿过层层枝桠,袋口接近时,它却转到了树的另一边。

有时会遇到两只一门心思繁育后代的,交尾在一起,大约如痴如醉,便迟钝得很,不飞,抓到了笼子里也不叫不闹,舍不得分开。

长大一些,睡得晚,又有了手电筒,就去抓从地洞里爬出来的金蝉,放在笼子里,第二天早上可以看到刚刚脱壳颜色鲜嫩的知了,看它的颜色慢慢变至乌黑发亮。

晚上走近河边,还会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螃蜞在逃跑。我们很少吃螃蜞,虽然味道鲜美。有大闸蟹吃,螃蜞那点肉实在不够意思。但螃蜞实在多,骤雨初歇,夕阳里,到处都是螃蜞。有几个跑不掉的,看到我走近,会举起青色的大螯威胁我。



三、

我家东面,穿过几个叔叔住的庭院,是一条大马路,连接着市区和一个重要的化工工业区。每天,很多装载着焦炭的卡车开过,车上会掉下乌青的焦炭块。这些焦炭块还能烧,掺在煤球一起,可以在冬天烧水炖汤。

马路边,是我们夏天纳凉的地方。吃完晚饭,路上车很少,路灯亮了,各家拿了小板凳,蒲扇,甜芦粟,坐在路边闲聊。闷热的日子,南北向的马路像一条天然的风道,有时带来凉爽的风,吹来收割后稻禾的香味。远处天边,偶尔一道电光,勾勒出高耸的雷雨云头。

穿过马路,沿河边向东走一两百步,是我们小小的镇子。镇口有一栋两层的楼房,高高斑驳的马头墙,露出硕大的青砖。楼下水岸,是花岗岩长条石垒就的驳岸和宽阔的水码头。一座清代的石桥,连接了河两边的南北弹街路。

有一年,我五岁或六岁,随父亲过河去亲戚家吃饭。晚上,父亲吃得醉醺醺了,一帮人上了桥,我父亲转身和送他的人说话,把小小的我拱下了没有栏杆的石桥。

那是12月,我不会游泳,但棉袄的浮力托起了我,脸朝上漂浮在水面上,顺潮水向黄浦江方向飘去。

我父亲大概听到了“扑通”落水的声音,一个发现情况有异的叔叔跳下水把我捞了起来。父亲抱着我冲到家里,幸好我贴身的衣服还没有全湿。

再长大一些,这石桥,这驳岸,就成了我们夏天游泳玩水的绝佳去处。我曾经无数次从石桥上跃入河里,到中流击水,在驳岸的石头缝里想尽办法挖出大螃蟹来。潮涨潮落时,河水湍急。那一夜如果没人想起我,我便一个人走远了,来不及看到这世界更多的风景。

我已经忘记了那一夜天上有没有月亮,但我后来每年都看到,秋夜,金灿灿的月亮从石桥上升起,似乎伸手可及,照着晃晃悠悠的河水,河边的树冠,马头墙,上了门板的安静的茶馆,世界温柔得不真实。

这条河从家到黄浦江的那一段我很熟悉,我们的学校在东边,离黄浦江不远。但这条河的西边,我却极少去。河流在向西不远处做了一个浅浅的弯,河水隐没在茂密的芦苇从里。西面的那个村,朱家堂,不但不属于一个生产队,还不属于一个公社,便好像是隔得很远的另一个世界,远得我怀有莫名的恐惧,鸡犬相闻,老死不去看一眼。

其实我是认识那村里的几个孩子的。那些孩子因为离他们自己所属行政区的学校太远,就在我们这里念书。有一个女孩,比我小了两岁,很聪明,很美,她家的房子,我大概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从来没敢走近去看过。

最后一次碰见那女孩是在汽车站,她去军医大学,我上我的学。说了几句话,笑着道了再见。

长大后去了很多地方,甚至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安了家,就会想,小时候,我为什么连离家几百米的那个村子都没去过呢?



四、

小时候每次发高烧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漂浮在灰色的天空里,四周是白色的云朵。像仰泳一样,我平躺着,脚稍微点一下,人就浮起来,再点一下,就漂出老远。我喜欢这种可以飞起来的感觉,但云朵不断集拢过来,好像一大包一大包棉花撞过来,我总在不断躲避这无穷无尽的大包……很累,累得爬不起来。

我便真的爬不起来了。

我家隔壁,是属于大队的一排平房,平房里放着好多轧花机。

从地里采摘上来的棉花是不能直接拿来纺纱织布的,要通过轧花机把棉花籽剔出来,打松,做成皮棉,然后才能絮棉衣,做被胎,纺纱织布。轧花机就是用来完成这个工序的。

我认字以后,某天,赫然看出这些轧花机上写着“恊隆花厰”四个字,是极漂亮的柳体。而我家里用的桌椅板凳,也都写有同样的字。

我的曾祖父本名不叫厐协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家乡创办了协隆花厂,而办公的地方,设在西藏路上的东方大饭店,一家人住在附近的平安里。从此,家乡的人便把我们这一族称作厐协隆了。

我夏日里天天玩耍的花岗石水码头,应该见过很多运载皮棉的船只,摇出港汊,顺黄浦江的落潮水把货物运到杨树浦的纺织厂去。

协隆花厂兴旺了一些时日,但随着曾祖父离世,匪患不断,未到1949年,工厂已经关张,只留下一片寂静的厂房。

余华有个长篇小说《活着》,讲一家地主,儿子好吃滥赌,把家败了,但解放后就根正苗红。我总觉得与我家有点像。

我们小学隔壁的洋房以前属于地主家的,老地主被镇压了,小地主就住在不远处的小房子里。厐协隆虽有一大片房子,但没地,钱也没了。农村划阶级成分,有地没地是硬指标。那一大片房子随着国家开辟大马路,修建公路桥,公社组建农机厂等等,大部分拆光了,只剩下了马路西面我们住的这一圈。而这一圈,是协隆西厂。

我出生的时候,东厂早没了,糊里糊涂地住在西厂,等知道了明朝那点事,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叫西厂。探究下来,终究与朱家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只是,每次发高烧,便有那么多棉花大包撞过来,好像前世里我是同这些棉花包有关系的。



五、

我家有个放杂物的小阁楼。我十岁出头后胆子大起来,就敢爬上去翻东西了。翻到过父亲的影集,集邮本,日记本,有各种插画的很老的电话号码本,掏空了火药的空心手雷,一本翻烂了的没有封面的旧书,一些银色的钱币,上面有个气呼呼的光头老头的那种,还有一尊刘海戏金蟾。这一看就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它是铜做的,掂在手里有些份量,我觉得是可以在废品收购站卖出钱来的。

那本翻烂了的没头没尾的书,我拿下来看,是讲故事的,记得是从甫志高叛变那一章开始,然后,中美合作所,徐鹏飞,江姐,红岩。我认的字还不足以读懂书里所有的内容,但还是看完了。

那个刘海戏金蟾,不知道是我没胆子换糖吃,还是忘记了把它卖掉,最终留了下来。等到我家翻建房子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尊奇怪的铜像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是以前放在家里账房柜台上的。

我父亲大约是过上了几天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我猜想。他的皮肤很白,他的长辈对他有一个昵称,是关于他白皙的皮肤的。我没有和他深谈过过去的事情,在我们小时候,这是一种忌讳。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我问他,他也只是寥寥几句话,便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进了单位,但不久就响应了党的号召,下放回乡。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后悔这个选择,毕竟,后来的经历证明,在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这个选择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他自己也因此辛劳一生。

小时候,我们家经常为没有足够的柴火发愁。我们家不缺粮食,但柴火每年都不够。灶上用来烧火的东西都是地里收割上来的,稻禾和麦秸秆经不起烧,棉花秸秆的数量也很有限。冬天我们有时烧煤炉,煤球没有了,就烧煤油炉。但烧煤油炉的费用对我们来说太高。而且即使烧得起,我记得也是凭票定量供应的。

为了柴火,父亲每年就去锯屋后几棵树的树枝。细的,直接锯断,粗的,用斧头劈开,在墙边堆上几个月,干透了用来烧火。

有一年,我已经结婚了,回家看望父母。父亲不在屋里,我开了后门,寒风灌进屋子。仰头,看见父亲站在高高的杨树上,穿得有些单薄,一手抓紧一根树杈,另一手拿着锯子。我看到他的脚跨向另外一根更高的树杈,跨出去的脚有些犹豫,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鼻子有些酸。

我这辈子从没站上过这么高的树。我小时候爬一棵小树摔断了骨头,父亲抱着我去医院,一路跑一路问我:“还爬不爬树啊,还爬不爬?”

我说:“不爬了。”

我真的没再爬过树。即使我哥哥,父亲也不让他上那么高的树。这些事情他从年轻时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成了他加给自己的一种责任。我不必为了生活而冒险爬高,我的白发父亲替我把这一切承担了。

父亲离去两年后,西厂的房子全拆了。我看着满地废墟,心绪悠悠。
比很多名家散文好看。
 

道德的液体

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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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09924.JPG
我家屋后的河,不一样了,河道窄了,芦苇没有了,树砍得差不多了。

IMG_1740.jpg

等待拆除的最后的老屋,狼藉的小街。我在这个街角的屋子里住过一年多,这屋离西厂有四五百米路。这个屋里以前住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倪老师。房子拆除前我回去查看,不相干的人住在里面,而且住了好久了。我问他们谁让住的?他们说:没谁。额滴个神哟!
 

sa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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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屋后的河,不一样了,河道窄了,芦苇没有了,树砍得差不多了。



等待拆除的最后的老屋,狼藉的小街。我在这个街角的屋子里住过一年多,这屋离西厂有四五百米路。这个屋里以前住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倪老师。房子拆除前我回去查看,不相干的人住在里面,而且住了好久了。我问他们谁让住的?他们说:没谁。额滴个神哟!
不一样就对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道德的液体

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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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_1728.jpg
从公路桥上看去,蓝色房子的靠里一部分以前是我家的位置。

IMG_1730.jpg
小时候纳凉的马路,拓得更宽了,中间还安装了隔离栏。每天车水马龙,不可能安静纳凉了。
 
等待拆除的最后的老屋,狼藉的小街。我在这个街角的屋子里住过一年多,这屋离西厂有四五百米路。这个屋里以前住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倪老师。房子拆除前我回去查看,不相干的人住在里面,而且住了好久了。我问他们谁让住的?他们说:没谁。额滴个神哟!
“自住房”的新解释,自己入住哈。

靠河这么近的房子,小孩子皮一些,简直就是自家后院游泳池。
河水还算清的,整治好来应该不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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