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青龙山来客
- 发布时间 2014-06-05
这些人始终都生活在1989年那几个月里。几十年过去了，全中国人早都往前看了，只有他们，始终生活在几十年前的激情中。还自以为自己是多么的伟大，无私，纯洁。
换个比喻，谁都有过初恋，谁都有过被人拒绝的时候，你说这一腔激情怀了一周，一个月，一年，总不能怀一辈子吧。累不累啊！
一副大义凌然救国救民救世界的态度，是不是装出来的，也只有自己知道。暂且假设你们是真诚的，几十年了，没多少人搭理你，没多少人接受你们的“真诚”，还不够丢人？还不够直接？还不能清醒？
换个比喻，谁都有过初恋，谁都有过被人拒绝的时候，你说这一腔激情怀了一周，一个月，一年，总不能怀一辈子吧。累不累啊！
一副大义凌然救国救民救世界的态度，是不是装出来的，也只有自己知道。暂且假设你们是真诚的，几十年了，没多少人搭理你，没多少人接受你们的“真诚”，还不够丢人？还不够直接？还不能清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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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的决议是“爱国维宪各界联席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没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当时兴奋点集中于有些人要通过运动树立自己的形象。我们要坚决抵制这种东西。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阵地的话，中国就要复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2：02柴玲如是说。
【历史真相】
痛忆“六四”惨案片断
·胡亦广·
八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作为一个目击者，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心总是作痛，脑海里各种残暴的惨像不断涌现，常常梦见，挥之不去。曾见报载，吴祖光先生（著名剧作家，已故）在政协有发言，要求判决陈希同两次死刑。因为除了陈犯有重大贪污腐化罪外，还应该对夸大和慌报学运实情，造成“六四”惨案负重大责任。另外，见报道许家屯先生（前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在邓小平去世后，评价说：李鹏、陈希同等人，在“六四”惨案中夸大事实，向邓小平慌报北京当日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要求军队进入屠城。我非常赞同他们的意见。李鹏、陈希同实在罪大恶极，罪责难逃。可是，最不得人心的李鹏，居然可以不倒翁似的占据高位至全身而退，岂非咄咄怪事？关于他的政治笑话，比比皆是。我曾听到过一句口头禅，当众人讥笑某人愚蠢不堪时，经常会说道：“怎么你连李科长都不如呢？”暗指李鹏的智商低，顶多就是个科长级。
八九年四月初，胡耀邦逝世后，首都大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罢课上街抗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分析形势，认为这是动乱，必须制止。责胡启立起草社论“动乱必须制止”，发表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头版上。我马上想起，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初，“人民日报”也曾有过一篇社论“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文中举引了许多历史，说明任何革命运动的先声都是青年学生，凡镇压他们的都没有好下场。对照后面发的社论，自打耳光，实在讽刺之极！
“六四”惨案究竟有没有死人？死了多少人？沸沸扬扬，争论不休。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张工（戒严部队发言人）、何东昌（教委主任）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咬定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七年之后，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注意邓小平还没死）居然还是说：“天安门没死一个平民。解放军官兵倒是死伤了许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他的这话至今在美传为笑话。事实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死亡上千，全副武装的军人仅意外死亡十二人。事后还全被追授为所谓“共和国卫士”。让我们先来回顾这十二人的死因吧。据后来举办的“平暴展览会”透露，其中六人是一个班的士兵，在乘卡车进城，路经西郊一路口时失控翻覆，油箱起火被活活烧死；有一个军官在指挥军车倒退时被另一驶过的军车压死；有一个装甲兵是在北京郊外长辛店坦克工厂安排坦克从火车上卸地时，不慎被翻落的坦克压死；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约四十多岁，是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那晚，他身穿白衬衫和便裤，带着闪光灯大相机，在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照相时被自己人的屠城士兵射杀；最后三名官兵是在西单、阜城门、崇文门被挂尸。他们的死因疑团重重，因为，在事后处决的一批所谓“暴徒和凶犯”之一，一直呼喊冤枉，说自己仅对尸体施过虐，不是杀害他们的凶手。当局一方面声称在“广场上”平民、学生没死一人；另一方面竟反称军方是受害者，死伤过千，混淆视听。以此骗取北京之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迟浩田在文革时期任过苏州市军管会主任，就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当时苏州市的群众派性严重，常常武斗，死伤累累。后来迟调任权力圈外的“解放军画报社”社长，最后靠着派系又当上了国防部长。当年，台湾民选总统，中共武吓之时，电视台曾播出迟在人代大会一个省组会上发言片断，居然说出了与中央政策相背的老黄历话：“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就该解放台湾啦！”中共十几年来早已摒弃了这讲法，改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了。也许迟说的是大实话，泄露了中共统战背后真意。在“六四”惨案上，全世界都知道袁木、迟浩田等人是光天化日下撒谎。为什么他们明明清楚镇压杀人的事实，还要冒世人耻笑，睁眼说瞎话呢？我有根据说，他们这样违背良心的作法，全是表演给邓小平看的。
八九年六月七日，一直在武汉的邓小平赶回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记录是绝密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中央各部司、局级的干部。我非常奇怪，去年在美国出版署名张良的“天安门文件”中竟然没有这一极其重要的文件。现在，我将记得的要点，特别是邓的发言写下，对了解惨案的真相，也许有点帮助。若要还原历史，只有等文件解密时才行，可惜中共没有这种胆量和制度。文件先陈述了四、五月份来，北京学生和群众的示威活动形势。特别是五月中旬，上街游行人数达百万以上，参加者有学生、中央机关干部、军警法检、士农工商等。李鹏、陈希同等人认为局势严重失控，提出要实行戒严，从外地调动军队协助。由李鹏亲自打电话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请示。
军队戒严后，遭到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坚决抵制。李、陈等向邓吹嘘解放军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他们和杨尚昆、杨白冰等人用了约廿天调兵遣将，一切部署妥当。磨刀霍霍，就待下手了。实际上，五月底以后，学生同意复课考试，同意选出代表与中央沟通。局势相当缓和，广场上人员稀少，大部份都回校了。六四后的中央文件讲六月七日政治局开会决定：赵紫阳犯了分裂党、泄露党的机密、支持动乱三条罪名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因此，世人一直都认为江是六四以后才接手，与镇压没有关系。事实是，江在五月下旬就被老邓违反了党内民主制度，独断从上海急调北京，取代赵总书记行使职权了。所以，可以肯定江是参与了镇压决定的。
六月三日，大批野战军压境，分布在北京四周近郊。箭在弦上待发。但这些日子，一直有人及将领出来发话，说什么戒严部队没带武器，绝不会向群众开枪云云。这完全是麻痹学生的烟幕弹！白天，在几个路口，进城的军人大客车被怀疑的学生截停检查，发现车内藏有大量武器。群众感到受骗，因此将武器当街展示，戳穿当局谎言，群情激愤。李、杨、江认为时机到了，立刻向武汉的老邓谎报：“今晚，在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允许坦克和军车进城清场镇压。”老邓虽不在京，还算心细，一再叮咛军队只可威慑吓阻，朝天开枪。“……坦克绝对不能从娃娃身上压过去。”但李、杨等人令箭在手，就为所欲为了。那天深夜，我曾在广场上，看到人就很少，只有纪念碑周围有较多人，那是高自联和广播站所在。在西侧观礼台下则是工自联和广播站，也有一些人。谈不上“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镇压。老邓在七日会议上讲得很清楚：“这次部队的行动干净利索，果断漂亮。这么快就平定了暴乱，稳定了局势。很好！而且军队没有朝人群开枪，更没有坦克从娃娃身上压过去，很守纪律。要是坦克真从人身上压了过去，我们怎么向北京的老百姓交代？又怎么向全国的老百姓交代？”这说明李杨江陈谎报军情，老邓发言时仍然不知实情。坦克真的没从老百姓身上压过去吗？否！六月四日清晨，在北京西郊公主坟（现在中华世纪坛）大马路上就躺着一具血肉模糊，身穿背心、裤叉的中青年男子尸体，确切说是人形“肉饼”，内脏、脑浆与血迸了一地。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在他肚腹上有个白色气球状东西，待走近，才知道是装甲车整个压过去时，死者腹内的气体无法逸出，挤到肠子的某处拱涨冒出来造成的。有人告诉我，他已将此状录像留证。又北京理工大学高年某班班长刘洪涛，湖北武汉人，学业优秀。六日凌晨在西单附近被坦克碾过半边身体而死，因身上无证件，尸体长期无人认领。学校和同学四出寻找，最后，还是凭其裤袋中一把宿舍钥匙才判认出来。
“六四”惨案是国家几个强权寡头动员直升飞机、坦克、军车、全副武装的军人屠杀大批手无寸铁、和平诉求反贪、反腐的群众的暴行。这种恶行把自称“人民公仆”的假面具撕尽了。政府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有一个怪象，从八九年后，当局可能出于心虚，再也没有纪念过什么历史上的惨案日了。因为再提北洋政府段祺瑞杀了多少学生、一二一昆明惨案死了几人等等，与六四屠城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文中说得好：墨写的谎言绝对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在六月五、六、七日三天骑单车，亲自去了七所中、小型医院并走访了一些街道路口，数了一具具的死尸，统计结果共有２８６具。其中半数是青年，其余是老人、妇女及少年儿童。这数字极不完全，因为在北京具规模的医院相信近百所。我在几个医院和路口的统计就达２８６具，我敢肯定，保守地估计屠城死亡人数应逾千。当时“中华全国妇联会”竟然无耻地声明：“据查，没有一个妇女和儿童在此事件中丧生。”这完全是撒谎！我看到的死者，由于空间有限，只好零落地放在玻璃纤维瓦的单车存放棚的地上或空房间里。天气闷热，这些横七竖八乱放的尸体，虽然洒了许多福尔马林防腐液，仍然尸臭熏天。许多已经发酵膨胀，有个少年的头已肿胀如篮球般大，辨不出五官来了；有的胸口、腹部有拳头大的开花枪洞，面目多异常恐怖。我用力住鼻孔，仍闻到恶心的臭气。走到长安大街上，满街残砖断瓦，水泥的隔离墩乱七八糟，还有倒塌的电线杆和断电线，冒烟的几十辆装甲车…，疮痍之景如二次世界大战。死者的枪口大多从背后射入，从胸腹炸开贯出。足以证明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没有一个是官方称谓的“暴徒”。
前最高人民副总检察长关老，已离休。住木樨地附近的廿二号高干楼八层。廿二、廿四号楼都是高干楼，袁木、李锡铭、王光美及陈永贵等均在此住或住过。关老有女儿、女婿在国家物资部和冶金部工作。有一外孙八岁，小学一年级。女儿全家另住。每周六都会去娘家探望并帮老人做些家务事，但不在那里过夜。六月三日星期六，他们照常回娘家。木樨地是当晚军民冲突激烈地区，十分混乱。关老要女儿他们留下过夜。哪知小关正哄儿子睡觉时，晚上十一点三刻，夫婿尹敬想喝水。小关嘱他千万不要开灯，他照着做了，摸黑走到面向马路一边的厨房，那儿只有一个窄小单扇窗户，并没有打开。当他喝完水，背对窗户走出厨房时，一颗微型冲锋枪子弹穿透小窗玻璃从他右耳后颈部射入，从两眼间眉心呈拳头大的洞贯出，来不及哼一声，顿时倒毙在厨房门与过厅中。血和脑浆流了一地。关老与小关都没察觉。直到关老起身解手，走过中厅时被尸身绊了一下，才发现出了大事。抱起上身，早已冷却，只有眉心大洞有些微温，还在汨汨往外流血和脑浆。立刻家中大乱，因为电梯是由专人操作，眼下早已下班走人。只能向邻居借了把轮椅，将尸体放上，她与哥哥两人抬起，沿楼梯盘旋而下。刚出楼门就被冲锋枪封锁住，只好退回。小关急中生智，冲回八楼，拉下小白床单，铺在地上，找不到红颜色，只好顺手抓起丈夫流在地上的血和脑浆，在那床单上画了个红十字，企图再次冲出楼门，将丈夫送到一墙之隔的复外医院。谁知仍然失败。床单上留下许多枪洞。无奈，只好翻后墙才送到医院，医院说人已死，无法抢救。关老立刻痛哭内疚，后悔留他们过夜遭此劫难。拿起电话要与李鹏、袁木、李锡铭通话。结果当然李鹏不接；袁和李锡铭找不到，他们家中警卫告诉关老：袁、李两家祖孙三代早在廿多天前就躲到西山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大院住了。气得关老破口大骂，指屠城是中央早就预谋的，绝非突发事件。高干子女尚如此，遑论平民百姓。
国家计委汽车队长的太太周玉珍，三日晚，在家中坐在沙发上打毛衣、看电视，一颗流弹穿阳台薄墙而进，不幸当场丧命。
国家机械委一位硕士研究生，家在山东，在木樨地中两枪，腿上打了两个贯穿洞，送到海军总医院，本不致死。可院方说，上级命令血要留给“卫士”们用。就这样拖了十几小时后，活活衰竭而死。
当时，各单位对死者处理分三等：一等是“误伤致死”，有一些抚恤；二等是“自然死亡”，这是李鹏、陈希同等为了逃避罪责的一大发明。上述三位死者统统归入此等“自然死亡”，发给千元的丧葬费。但全都不计入屠城死亡总人数中；三等是“暴徒死亡”，咎由自取，任其曝尸街上。当然无任何经济补助。李鹏、陈希同一伙要下面严格控制归入一等死亡的人数。一是为向中央报告时减轻罪迹；二是向国际媒体公布时大减死亡人数。在此政策下，各单位领导和死者家属为死者申报时，远避三等死亡，力争一等死亡的名义。怪事发生了，上面三位死者明明是遭流弹“误伤致死”属一等，但最后全部归入二等“自然死亡”之列，当然遭到一些家属拒绝在死亡书上签字。
讽刺的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宋汝棼，三日当晚，正坐在高干楼家中看电视，正巧一颗流弹穿窗而入，打在天花板上，反弹到墙上，迸出了一小粒发烫的水泥，不偏不歪正中宋大主任的眼球，痛得他难忍叫疼，即刻送进医院。数天伤愈后，他居然代表人大开记者会，宣称屠城合法，没有死人云云。老干部们私下都说：要是那天他被打死、打瞎才好呢！
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的外孙，也是参与运动的大学生。屠城开始后，他没有回家。他妈妈着急，到处寻找。结果头部被军队打伤。去骑河楼北京妇产医院缝了十多针。
外界都知道屠城是六月三日晚上开始，到四日凌晨占领广场结束。其实屠杀无辜一直在继续。至六月七日，邓小平讲话及军队换防后才放下屠刀，停止杀戮。在短短的四天白色恐怖中，全北京又平添了上百个冤魂。六四以后，北京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士兵个个荷枪实弹，主要路口都有装甲车驻守。入夜前，各隐蔽墙角都有狙击手潜入。这些士兵素质较差，文化也低。多从农村中来的十七、八岁小伙子。没有进过城，更不知什么日内瓦公约、什么人道主义。一个个像机器似的，面露凶相，动辄开枪，滥射无辜。后三天，我都看到直升军机沿长安街极低飞行，并用扩音器向地面人群大声喊话：“中央军委命令，阻拦军队前进，格杀毋论！”气氛十分恐怖。六月五日星期一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大院中一个青年工程师大哭大叫地从外面跑进来，不停地喊：“他们又杀人啦！又杀人啦！他们是法西斯！”许多同事上去抱住他，仍然不能平静。他精神受刺激而濒于崩溃。他说来上班时看到两个骑单车的男人，像是上班族，经过复兴门立交桥时，其中一人大声斥责道：“解放军滥杀无辜是法西斯！”话音刚落，立遭哨兵举枪射杀。另一同伴下单车评理：“他只不过说了一句话，你凭什么杀他？”又是一枪，此人也同遭此厄，毙命倒地。这位工程师目睹这一惨状，受刺激太大就失常了。我和同事们听后都怒火中烧，想恶行者必有恶报。倘无天谴神怒，天理何在？历史证明，多行不义必自毙！
还有一个冤死者，这是当局连续四天滥杀无辜的最后一人。因为六月七日那天，中央开会，邓小平也讲了话。戒严部队全部换防，换了一批面善可亲的士兵，并刻意同市民、机关、学校、团体搞好关系，帮助地方做好事等等。但是，就在前一天，六日深夜十一点以后，我因窗户临街，所以没有开灯。我正在像亿万中国人民那样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当时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官方媒体造谣，不可信。要客观了解真相，只有收听外电广播。所以那一阵子，商店中滞销多年的大批携式小收音机被抢购一空。这时，我的窗外突然人声沸起，街上太黑，因此看不清有多少人，听声音大约有百十来人。他们正一齐大声向数百米外立交桥上哨兵和装甲车反复喊骂：“廿七军，法西斯！廿七军，Ｘ你妈！”（杨白冰是廿七野战军军长）由于人多势众，声振黑夜。我将耳朵用手拢起向前细听。大约喧哗了廿多分钟，立即听到立交桥上隆隆装甲履带声夹杂着“达，达，达”的机关枪声朝这儿进发。很快喊骂声停止，能听到这批群众奔跑逃命的脚步声。在慌乱的沉重脚步声中，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打中一个！打中一个！”当时，我看不清究竟是打中一个平民呢？还是一个士兵？因为从声音判断，立交桥上的军人还来不及到此，估计是白天埋伏在附近暗处的狙击手开枪所为。接着，有几人的脚步声慢下来。我睁大眼睛向窗下望，只见昏暗路灯下人行道上隐约有三个人影，一个人坐在地上，两手反撑在背后地上，显然他下半身受了重伤，不能站立，靠两手斜支着身子。面对站着的两个手持冲锋枪士兵，嘶哑地喊着：“解放军同志，请不要开枪！我不是暴徒，我不是暴徒！”突然，士兵吼叫：“什么不是暴徒！”同时“砰”的一声枪响，那青年顿时应声仰面倒下毙命。两个凶手，得意而去。六月七日天一亮，我就跑到楼下街上查看。天哪！这个青年死不瞑目，双眼怒睁，恐怖地盯住大约一尺远，那正是凌晨射杀他的枪口距离。他右眼上方半个脑壳连同半边黑发均被子弹打飞掉，碎骨、头发和脑浆散了一地。还有脑浆从脑壳中往外淌出，苍蝇飞出飞进正在下蛆。没有错，使他毙命的正是那近距离的一枪。在战场上，失去抵抗力的受伤敌人战俘还要人道对待呢！何况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些士兵难道连起码的日内瓦公约、人道主义都不懂吗？为了维护少数专制寡头的既得利益，国家机器被利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国民，这笔血债何时可以清算？这个青年死者白衬衣口袋只留下一个旧学生证、一包已打开的香烟和一只打火机。打开学生证看，他曾是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姓安名基（后来，我知道他是城乡建筑出版社的员工，卅岁上下）。再看他下腹部，有六、七个蜂窝状枪眼，这是使他不能跑脱，落入虎口，束手待毙的原因。我把他身旁一颗沾满血污的弹壳放在死者的胸口。街上许多人围过来看，人山人海，没有一个人说话，脸上全是愤怒和同情的眼神。我看路旁的中国槐树，白花盛开，立刻摘了许多放在安基的身上和身旁。我跑回家，一口气打了廿多通电话，要求有关部门来收尸，因为我知道，在烈日下，尸体会很快发臭爬蛆。先打到北京急救中心、本地段的派出所、最靠近的医院、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甚至新华社新闻部等等，答复全一样，如出一辙：“我们很同情，可是上面有命令，我们不能去，就让‘暴徒’曝尸街头吧。”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实在叫人气愤。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查出是何人所为。最后一个电话是一个多小时后，打到市公安局信访处，才算有了着落。起初，对方态度十分不好，后来慢慢缓和：
“喂，公安局吗？我这里家门口马路上，有个青年学生昨晚被解放军打死了，脑浆流了一地。究竟谁负责街上收尸？……”
对方打断我的话说：“喂，你怎么知道他是学生而不是‘暴徒’？”
我也口气很硬反问：“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学生定是‘暴徒’呢？”
对方默声，我继续说：“我从其袋里学生证上知道，他曾是西安交大的学生，姓安。现在天气太热，他脑壳破碎，快要生蛆了。你们快些派人来处理吧！”
对方口气转缓：“快把具体地点告知。”
我告知后，一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大约在三点钟，附近的医院在市公安局的要求下，派了四人拿了床单将尸体抬走了。这个医院我在上午时曾联系过，遭他们拒绝。
四点钟，天上狂风暴雨，下了半小时。雨后太阳更是火热，空气十分闷热。倘若尸体没收走，腐臭生蛆，后果不堪，我立时觉得松了口气。家里人都说我做了一件好事，上帝定会祝福我的。
李鹏、陈希同搞阴谋，谎报军情，使老邓一直蒙在鼓里。七日，老邓发言还直夸军队纪律严明，没有胡来呢！从那以后，当局各种大小记者会、陈希同的“平暴报告”，甚至七年后迟浩田在美国的讲话统统一个口径，只要邓小平还活着，任何中央高官对外讲话都只许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当然更不能说有坦克曾从一些人身上压过去的事实了。
邓小平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对某省关于老百姓抗争的报告上，曾有过批语：“你把鸟窝捣了，鸟儿还要叫几下呢！何况是人？”
曾经有一种说法：老邓死了，“六四惨案”该平反了。我不敢苟同。当前的实权派，全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许多就是屠城策划人。他们是不可能打自己脸来还历史真相。目前，国内形势是一切向钱看，贫富悬殊。由于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对官员们普遍的贪污腐化似乎容忍性极大，而且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惯了。所有人都对我说，谁都心知肚明，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当局的一块遮羞布。
邓小平真不愧是政坛元老，远见卓识。他为江泽民、胡锦涛上台，保持江山送上了一份“起码安定廿年，稳坐钓鱼台”的厚礼。邓对他们说：扶上了马，还要再送一程。
顺带说一下，“六四”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年有人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曾经九年九次遭到中国代表的“成功封杀”，媒体也赞誉中共伎俩高超。当美国落选出人权委时，一片幸灾乐祸，近年又选返人权委时则鸦雀无声了。我认为人权委连续数年提出谴责中国妄顾人权案本身就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不通过反而是次要了。你想，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让全球组织连年有提案指控人权状况恶劣一事，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好还是坏！全世界主流又不是傻子。今年，联合国所谓改革“人权委”为“人权理事会”，我看也是换汤不换药。
六四惨案的彻底解决，难道真的如邓所说，起码要在廿年后的２００９年？
痛忆“六四”惨案片断
·胡亦广·
八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作为一个目击者，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心总是作痛，脑海里各种残暴的惨像不断涌现，常常梦见，挥之不去。曾见报载，吴祖光先生（著名剧作家，已故）在政协有发言，要求判决陈希同两次死刑。因为除了陈犯有重大贪污腐化罪外，还应该对夸大和慌报学运实情，造成“六四”惨案负重大责任。另外，见报道许家屯先生（前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在邓小平去世后，评价说：李鹏、陈希同等人，在“六四”惨案中夸大事实，向邓小平慌报北京当日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要求军队进入屠城。我非常赞同他们的意见。李鹏、陈希同实在罪大恶极，罪责难逃。可是，最不得人心的李鹏，居然可以不倒翁似的占据高位至全身而退，岂非咄咄怪事？关于他的政治笑话，比比皆是。我曾听到过一句口头禅，当众人讥笑某人愚蠢不堪时，经常会说道：“怎么你连李科长都不如呢？”暗指李鹏的智商低，顶多就是个科长级。
八九年四月初，胡耀邦逝世后，首都大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罢课上街抗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分析形势，认为这是动乱，必须制止。责胡启立起草社论“动乱必须制止”，发表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头版上。我马上想起，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初，“人民日报”也曾有过一篇社论“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文中举引了许多历史，说明任何革命运动的先声都是青年学生，凡镇压他们的都没有好下场。对照后面发的社论，自打耳光，实在讽刺之极！
“六四”惨案究竟有没有死人？死了多少人？沸沸扬扬，争论不休。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张工（戒严部队发言人）、何东昌（教委主任）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咬定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七年之后，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注意邓小平还没死）居然还是说：“天安门没死一个平民。解放军官兵倒是死伤了许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他的这话至今在美传为笑话。事实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死亡上千，全副武装的军人仅意外死亡十二人。事后还全被追授为所谓“共和国卫士”。让我们先来回顾这十二人的死因吧。据后来举办的“平暴展览会”透露，其中六人是一个班的士兵，在乘卡车进城，路经西郊一路口时失控翻覆，油箱起火被活活烧死；有一个军官在指挥军车倒退时被另一驶过的军车压死；有一个装甲兵是在北京郊外长辛店坦克工厂安排坦克从火车上卸地时，不慎被翻落的坦克压死；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约四十多岁，是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那晚，他身穿白衬衫和便裤，带着闪光灯大相机，在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照相时被自己人的屠城士兵射杀；最后三名官兵是在西单、阜城门、崇文门被挂尸。他们的死因疑团重重，因为，在事后处决的一批所谓“暴徒和凶犯”之一，一直呼喊冤枉，说自己仅对尸体施过虐，不是杀害他们的凶手。当局一方面声称在“广场上”平民、学生没死一人；另一方面竟反称军方是受害者，死伤过千，混淆视听。以此骗取北京之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迟浩田在文革时期任过苏州市军管会主任，就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当时苏州市的群众派性严重，常常武斗，死伤累累。后来迟调任权力圈外的“解放军画报社”社长，最后靠着派系又当上了国防部长。当年，台湾民选总统，中共武吓之时，电视台曾播出迟在人代大会一个省组会上发言片断，居然说出了与中央政策相背的老黄历话：“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就该解放台湾啦！”中共十几年来早已摒弃了这讲法，改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了。也许迟说的是大实话，泄露了中共统战背后真意。在“六四”惨案上，全世界都知道袁木、迟浩田等人是光天化日下撒谎。为什么他们明明清楚镇压杀人的事实，还要冒世人耻笑，睁眼说瞎话呢？我有根据说，他们这样违背良心的作法，全是表演给邓小平看的。
八九年六月七日，一直在武汉的邓小平赶回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记录是绝密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中央各部司、局级的干部。我非常奇怪，去年在美国出版署名张良的“天安门文件”中竟然没有这一极其重要的文件。现在，我将记得的要点，特别是邓的发言写下，对了解惨案的真相，也许有点帮助。若要还原历史，只有等文件解密时才行，可惜中共没有这种胆量和制度。文件先陈述了四、五月份来，北京学生和群众的示威活动形势。特别是五月中旬，上街游行人数达百万以上，参加者有学生、中央机关干部、军警法检、士农工商等。李鹏、陈希同等人认为局势严重失控，提出要实行戒严，从外地调动军队协助。由李鹏亲自打电话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请示。
军队戒严后，遭到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坚决抵制。李、陈等向邓吹嘘解放军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他们和杨尚昆、杨白冰等人用了约廿天调兵遣将，一切部署妥当。磨刀霍霍，就待下手了。实际上，五月底以后，学生同意复课考试，同意选出代表与中央沟通。局势相当缓和，广场上人员稀少，大部份都回校了。六四后的中央文件讲六月七日政治局开会决定：赵紫阳犯了分裂党、泄露党的机密、支持动乱三条罪名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因此，世人一直都认为江是六四以后才接手，与镇压没有关系。事实是，江在五月下旬就被老邓违反了党内民主制度，独断从上海急调北京，取代赵总书记行使职权了。所以，可以肯定江是参与了镇压决定的。
六月三日，大批野战军压境，分布在北京四周近郊。箭在弦上待发。但这些日子，一直有人及将领出来发话，说什么戒严部队没带武器，绝不会向群众开枪云云。这完全是麻痹学生的烟幕弹！白天，在几个路口，进城的军人大客车被怀疑的学生截停检查，发现车内藏有大量武器。群众感到受骗，因此将武器当街展示，戳穿当局谎言，群情激愤。李、杨、江认为时机到了，立刻向武汉的老邓谎报：“今晚，在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允许坦克和军车进城清场镇压。”老邓虽不在京，还算心细，一再叮咛军队只可威慑吓阻，朝天开枪。“……坦克绝对不能从娃娃身上压过去。”但李、杨等人令箭在手，就为所欲为了。那天深夜，我曾在广场上，看到人就很少，只有纪念碑周围有较多人，那是高自联和广播站所在。在西侧观礼台下则是工自联和广播站，也有一些人。谈不上“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镇压。老邓在七日会议上讲得很清楚：“这次部队的行动干净利索，果断漂亮。这么快就平定了暴乱，稳定了局势。很好！而且军队没有朝人群开枪，更没有坦克从娃娃身上压过去，很守纪律。要是坦克真从人身上压了过去，我们怎么向北京的老百姓交代？又怎么向全国的老百姓交代？”这说明李杨江陈谎报军情，老邓发言时仍然不知实情。坦克真的没从老百姓身上压过去吗？否！六月四日清晨，在北京西郊公主坟（现在中华世纪坛）大马路上就躺着一具血肉模糊，身穿背心、裤叉的中青年男子尸体，确切说是人形“肉饼”，内脏、脑浆与血迸了一地。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在他肚腹上有个白色气球状东西，待走近，才知道是装甲车整个压过去时，死者腹内的气体无法逸出，挤到肠子的某处拱涨冒出来造成的。有人告诉我，他已将此状录像留证。又北京理工大学高年某班班长刘洪涛，湖北武汉人，学业优秀。六日凌晨在西单附近被坦克碾过半边身体而死，因身上无证件，尸体长期无人认领。学校和同学四出寻找，最后，还是凭其裤袋中一把宿舍钥匙才判认出来。
“六四”惨案是国家几个强权寡头动员直升飞机、坦克、军车、全副武装的军人屠杀大批手无寸铁、和平诉求反贪、反腐的群众的暴行。这种恶行把自称“人民公仆”的假面具撕尽了。政府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有一个怪象，从八九年后，当局可能出于心虚，再也没有纪念过什么历史上的惨案日了。因为再提北洋政府段祺瑞杀了多少学生、一二一昆明惨案死了几人等等，与六四屠城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文中说得好：墨写的谎言绝对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在六月五、六、七日三天骑单车，亲自去了七所中、小型医院并走访了一些街道路口，数了一具具的死尸，统计结果共有２８６具。其中半数是青年，其余是老人、妇女及少年儿童。这数字极不完全，因为在北京具规模的医院相信近百所。我在几个医院和路口的统计就达２８６具，我敢肯定，保守地估计屠城死亡人数应逾千。当时“中华全国妇联会”竟然无耻地声明：“据查，没有一个妇女和儿童在此事件中丧生。”这完全是撒谎！我看到的死者，由于空间有限，只好零落地放在玻璃纤维瓦的单车存放棚的地上或空房间里。天气闷热，这些横七竖八乱放的尸体，虽然洒了许多福尔马林防腐液，仍然尸臭熏天。许多已经发酵膨胀，有个少年的头已肿胀如篮球般大，辨不出五官来了；有的胸口、腹部有拳头大的开花枪洞，面目多异常恐怖。我用力住鼻孔，仍闻到恶心的臭气。走到长安大街上，满街残砖断瓦，水泥的隔离墩乱七八糟，还有倒塌的电线杆和断电线，冒烟的几十辆装甲车…，疮痍之景如二次世界大战。死者的枪口大多从背后射入，从胸腹炸开贯出。足以证明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没有一个是官方称谓的“暴徒”。
前最高人民副总检察长关老，已离休。住木樨地附近的廿二号高干楼八层。廿二、廿四号楼都是高干楼，袁木、李锡铭、王光美及陈永贵等均在此住或住过。关老有女儿、女婿在国家物资部和冶金部工作。有一外孙八岁，小学一年级。女儿全家另住。每周六都会去娘家探望并帮老人做些家务事，但不在那里过夜。六月三日星期六，他们照常回娘家。木樨地是当晚军民冲突激烈地区，十分混乱。关老要女儿他们留下过夜。哪知小关正哄儿子睡觉时，晚上十一点三刻，夫婿尹敬想喝水。小关嘱他千万不要开灯，他照着做了，摸黑走到面向马路一边的厨房，那儿只有一个窄小单扇窗户，并没有打开。当他喝完水，背对窗户走出厨房时，一颗微型冲锋枪子弹穿透小窗玻璃从他右耳后颈部射入，从两眼间眉心呈拳头大的洞贯出，来不及哼一声，顿时倒毙在厨房门与过厅中。血和脑浆流了一地。关老与小关都没察觉。直到关老起身解手，走过中厅时被尸身绊了一下，才发现出了大事。抱起上身，早已冷却，只有眉心大洞有些微温，还在汨汨往外流血和脑浆。立刻家中大乱，因为电梯是由专人操作，眼下早已下班走人。只能向邻居借了把轮椅，将尸体放上，她与哥哥两人抬起，沿楼梯盘旋而下。刚出楼门就被冲锋枪封锁住，只好退回。小关急中生智，冲回八楼，拉下小白床单，铺在地上，找不到红颜色，只好顺手抓起丈夫流在地上的血和脑浆，在那床单上画了个红十字，企图再次冲出楼门，将丈夫送到一墙之隔的复外医院。谁知仍然失败。床单上留下许多枪洞。无奈，只好翻后墙才送到医院，医院说人已死，无法抢救。关老立刻痛哭内疚，后悔留他们过夜遭此劫难。拿起电话要与李鹏、袁木、李锡铭通话。结果当然李鹏不接；袁和李锡铭找不到，他们家中警卫告诉关老：袁、李两家祖孙三代早在廿多天前就躲到西山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大院住了。气得关老破口大骂，指屠城是中央早就预谋的，绝非突发事件。高干子女尚如此，遑论平民百姓。
国家计委汽车队长的太太周玉珍，三日晚，在家中坐在沙发上打毛衣、看电视，一颗流弹穿阳台薄墙而进，不幸当场丧命。
国家机械委一位硕士研究生，家在山东，在木樨地中两枪，腿上打了两个贯穿洞，送到海军总医院，本不致死。可院方说，上级命令血要留给“卫士”们用。就这样拖了十几小时后，活活衰竭而死。
当时，各单位对死者处理分三等：一等是“误伤致死”，有一些抚恤；二等是“自然死亡”，这是李鹏、陈希同等为了逃避罪责的一大发明。上述三位死者统统归入此等“自然死亡”，发给千元的丧葬费。但全都不计入屠城死亡总人数中；三等是“暴徒死亡”，咎由自取，任其曝尸街上。当然无任何经济补助。李鹏、陈希同一伙要下面严格控制归入一等死亡的人数。一是为向中央报告时减轻罪迹；二是向国际媒体公布时大减死亡人数。在此政策下，各单位领导和死者家属为死者申报时，远避三等死亡，力争一等死亡的名义。怪事发生了，上面三位死者明明是遭流弹“误伤致死”属一等，但最后全部归入二等“自然死亡”之列，当然遭到一些家属拒绝在死亡书上签字。
讽刺的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宋汝棼，三日当晚，正坐在高干楼家中看电视，正巧一颗流弹穿窗而入，打在天花板上，反弹到墙上，迸出了一小粒发烫的水泥，不偏不歪正中宋大主任的眼球，痛得他难忍叫疼，即刻送进医院。数天伤愈后，他居然代表人大开记者会，宣称屠城合法，没有死人云云。老干部们私下都说：要是那天他被打死、打瞎才好呢！
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的外孙，也是参与运动的大学生。屠城开始后，他没有回家。他妈妈着急，到处寻找。结果头部被军队打伤。去骑河楼北京妇产医院缝了十多针。
外界都知道屠城是六月三日晚上开始，到四日凌晨占领广场结束。其实屠杀无辜一直在继续。至六月七日，邓小平讲话及军队换防后才放下屠刀，停止杀戮。在短短的四天白色恐怖中，全北京又平添了上百个冤魂。六四以后，北京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士兵个个荷枪实弹，主要路口都有装甲车驻守。入夜前，各隐蔽墙角都有狙击手潜入。这些士兵素质较差，文化也低。多从农村中来的十七、八岁小伙子。没有进过城，更不知什么日内瓦公约、什么人道主义。一个个像机器似的，面露凶相，动辄开枪，滥射无辜。后三天，我都看到直升军机沿长安街极低飞行，并用扩音器向地面人群大声喊话：“中央军委命令，阻拦军队前进，格杀毋论！”气氛十分恐怖。六月五日星期一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大院中一个青年工程师大哭大叫地从外面跑进来，不停地喊：“他们又杀人啦！又杀人啦！他们是法西斯！”许多同事上去抱住他，仍然不能平静。他精神受刺激而濒于崩溃。他说来上班时看到两个骑单车的男人，像是上班族，经过复兴门立交桥时，其中一人大声斥责道：“解放军滥杀无辜是法西斯！”话音刚落，立遭哨兵举枪射杀。另一同伴下单车评理：“他只不过说了一句话，你凭什么杀他？”又是一枪，此人也同遭此厄，毙命倒地。这位工程师目睹这一惨状，受刺激太大就失常了。我和同事们听后都怒火中烧，想恶行者必有恶报。倘无天谴神怒，天理何在？历史证明，多行不义必自毙！
还有一个冤死者，这是当局连续四天滥杀无辜的最后一人。因为六月七日那天，中央开会，邓小平也讲了话。戒严部队全部换防，换了一批面善可亲的士兵，并刻意同市民、机关、学校、团体搞好关系，帮助地方做好事等等。但是，就在前一天，六日深夜十一点以后，我因窗户临街，所以没有开灯。我正在像亿万中国人民那样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当时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官方媒体造谣，不可信。要客观了解真相，只有收听外电广播。所以那一阵子，商店中滞销多年的大批携式小收音机被抢购一空。这时，我的窗外突然人声沸起，街上太黑，因此看不清有多少人，听声音大约有百十来人。他们正一齐大声向数百米外立交桥上哨兵和装甲车反复喊骂：“廿七军，法西斯！廿七军，Ｘ你妈！”（杨白冰是廿七野战军军长）由于人多势众，声振黑夜。我将耳朵用手拢起向前细听。大约喧哗了廿多分钟，立即听到立交桥上隆隆装甲履带声夹杂着“达，达，达”的机关枪声朝这儿进发。很快喊骂声停止，能听到这批群众奔跑逃命的脚步声。在慌乱的沉重脚步声中，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打中一个！打中一个！”当时，我看不清究竟是打中一个平民呢？还是一个士兵？因为从声音判断，立交桥上的军人还来不及到此，估计是白天埋伏在附近暗处的狙击手开枪所为。接着，有几人的脚步声慢下来。我睁大眼睛向窗下望，只见昏暗路灯下人行道上隐约有三个人影，一个人坐在地上，两手反撑在背后地上，显然他下半身受了重伤，不能站立，靠两手斜支着身子。面对站着的两个手持冲锋枪士兵，嘶哑地喊着：“解放军同志，请不要开枪！我不是暴徒，我不是暴徒！”突然，士兵吼叫：“什么不是暴徒！”同时“砰”的一声枪响，那青年顿时应声仰面倒下毙命。两个凶手，得意而去。六月七日天一亮，我就跑到楼下街上查看。天哪！这个青年死不瞑目，双眼怒睁，恐怖地盯住大约一尺远，那正是凌晨射杀他的枪口距离。他右眼上方半个脑壳连同半边黑发均被子弹打飞掉，碎骨、头发和脑浆散了一地。还有脑浆从脑壳中往外淌出，苍蝇飞出飞进正在下蛆。没有错，使他毙命的正是那近距离的一枪。在战场上，失去抵抗力的受伤敌人战俘还要人道对待呢！何况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些士兵难道连起码的日内瓦公约、人道主义都不懂吗？为了维护少数专制寡头的既得利益，国家机器被利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国民，这笔血债何时可以清算？这个青年死者白衬衣口袋只留下一个旧学生证、一包已打开的香烟和一只打火机。打开学生证看，他曾是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姓安名基（后来，我知道他是城乡建筑出版社的员工，卅岁上下）。再看他下腹部，有六、七个蜂窝状枪眼，这是使他不能跑脱，落入虎口，束手待毙的原因。我把他身旁一颗沾满血污的弹壳放在死者的胸口。街上许多人围过来看，人山人海，没有一个人说话，脸上全是愤怒和同情的眼神。我看路旁的中国槐树，白花盛开，立刻摘了许多放在安基的身上和身旁。我跑回家，一口气打了廿多通电话，要求有关部门来收尸，因为我知道，在烈日下，尸体会很快发臭爬蛆。先打到北京急救中心、本地段的派出所、最靠近的医院、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甚至新华社新闻部等等，答复全一样，如出一辙：“我们很同情，可是上面有命令，我们不能去，就让‘暴徒’曝尸街头吧。”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实在叫人气愤。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查出是何人所为。最后一个电话是一个多小时后，打到市公安局信访处，才算有了着落。起初，对方态度十分不好，后来慢慢缓和：
“喂，公安局吗？我这里家门口马路上，有个青年学生昨晚被解放军打死了，脑浆流了一地。究竟谁负责街上收尸？……”
对方打断我的话说：“喂，你怎么知道他是学生而不是‘暴徒’？”
我也口气很硬反问：“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学生定是‘暴徒’呢？”
对方默声，我继续说：“我从其袋里学生证上知道，他曾是西安交大的学生，姓安。现在天气太热，他脑壳破碎，快要生蛆了。你们快些派人来处理吧！”
对方口气转缓：“快把具体地点告知。”
我告知后，一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大约在三点钟，附近的医院在市公安局的要求下，派了四人拿了床单将尸体抬走了。这个医院我在上午时曾联系过，遭他们拒绝。
四点钟，天上狂风暴雨，下了半小时。雨后太阳更是火热，空气十分闷热。倘若尸体没收走，腐臭生蛆，后果不堪，我立时觉得松了口气。家里人都说我做了一件好事，上帝定会祝福我的。
李鹏、陈希同搞阴谋，谎报军情，使老邓一直蒙在鼓里。七日，老邓发言还直夸军队纪律严明，没有胡来呢！从那以后，当局各种大小记者会、陈希同的“平暴报告”，甚至七年后迟浩田在美国的讲话统统一个口径，只要邓小平还活着，任何中央高官对外讲话都只许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当然更不能说有坦克曾从一些人身上压过去的事实了。
邓小平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对某省关于老百姓抗争的报告上，曾有过批语：“你把鸟窝捣了，鸟儿还要叫几下呢！何况是人？”
曾经有一种说法：老邓死了，“六四惨案”该平反了。我不敢苟同。当前的实权派，全是六四的既得利益者，许多就是屠城策划人。他们是不可能打自己脸来还历史真相。目前，国内形势是一切向钱看，贫富悬殊。由于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对官员们普遍的贪污腐化似乎容忍性极大，而且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惯了。所有人都对我说，谁都心知肚明，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当局的一块遮羞布。
邓小平真不愧是政坛元老，远见卓识。他为江泽民、胡锦涛上台，保持江山送上了一份“起码安定廿年，稳坐钓鱼台”的厚礼。邓对他们说：扶上了马，还要再送一程。
顺带说一下，“六四”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年有人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曾经九年九次遭到中国代表的“成功封杀”，媒体也赞誉中共伎俩高超。当美国落选出人权委时，一片幸灾乐祸，近年又选返人权委时则鸦雀无声了。我认为人权委连续数年提出谴责中国妄顾人权案本身就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不通过反而是次要了。你想，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让全球组织连年有提案指控人权状况恶劣一事，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好还是坏！全世界主流又不是傻子。今年，联合国所谓改革“人权委”为“人权理事会”，我看也是换汤不换药。
六四惨案的彻底解决，难道真的如邓所说，起码要在廿年后的２００９年？
好贴，赞一个。。。
我一直觉得你算是正常人，怎么也这样搅和？没有谁还停留在那个年代，这里讨论的是6-4本身带来的思考。中共应该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历史，而不是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就搞得戒严一样，然后海外又是一阵鼓噪。
我尊重参与6-4的每个人，特别那些失去的生命。这里有些人说的话实在让人看不过眼。难道只有血腥镇压了学生，才有现在的所谓繁荣？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不是血腥镇压，说不定中国即繁荣，又文明和民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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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本身的民主素质也相当差。说是在的，在我倡议发起绝食这天我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些，但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概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是一直不愿意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是我不得不说，有时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同学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着他们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上血流成河时，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但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一些上层认识，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完成自己的交易。拼命在做这些工作，就是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这些话没办法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换起民众。（记者：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我想我不会…我跟大家不一样，被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六四天安门事件2：08柴玲如是说。
由版主最后编辑: 2014-06-08
[FONT=微软雅黑]你写错别字了！
是崔国政，不是崔国正。
他们是64平暴行动中枪杀几百名“暴徒”时，除事故外总共死亡的7个军人中的2个。[/FONT]
[FONT=微软雅黑]至于这两人是怎么死的，你想听“党的好儿子，共和国卫士”这个官方版本呢？
还是已经被党认定为“暴乱分子”蓄意捏造图谋抹黑我英勇的平暴功臣的版本呢？[/FONT]
我听听你的版本，他们的尸体我见过[FONT=微软雅黑]你写错别字了！
是崔国政，不是崔国正。
他们是64平暴行动中枪杀几百名“暴徒”时，除事故外总共死亡的7个军人中的2个。[/FONT]
[FONT=微软雅黑]至于这两人是怎么死的，你想听“党的好儿子，共和国卫士”这个官方版本呢？
还是已经被党认定为“暴乱分子”蓄意捏造图谋抹黑我英勇的平暴功臣的版本呢？[/FONT]
[FONT=微软雅黑]历史不容假设，事实就摆在面前吗！先看看我党自1921起积极挑起动乱的中国，
而今不是成了你们天天赞美，年年歌颂的GDP世界老二的“强国”了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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