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免费医疗一开始尚被认为仅仅提供给穷人。对那些喜欢原有医疗服务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当政府突然提供免费选择,许多人为求免费医疗而舍弃他们的私人执业医生。公共体系不可避免地扩张,而私人医生则失去患者。然后,他们要么被迫接受公共体系的雇佣,要么离开这个行业。最终结果是铁板一块的公共医疗。在它的运营中,我们能发现弗兰克教授所称的规模经济吗?或许。但只要考虑到管理这个体系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的扩张,就算有规模经济存在,也会被其成本及低效抵消殆尽。
这样的结果在欧美显而易见。只剩下极少数私人诊所。除此以外,大部分从业者都被吸纳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庞大的官僚机构被架设起来,以实施对公共医疗及伪私营医疗所必要的中央计划。
在欧美,对于非危重病例而言,你必须到公共“医疗中心”。对从普通流感到脑瘤的任何病症,这里永远是起点。你必须根据你的医疗服务区域去指定的中心。接诊只有通过预约。这些中心每个早上通常有30分钟的窗口,这时你可申请其中一个预留空缺。注意要提早预约,否则轮不到你。而同一天很难得到约诊。你会被分派给一个全科医师,也许你以前从未遇见这个人;很可能是连一口瑞典语都说不好的外乡人;很可能是一个讨厌自己工作的家伙。假如你情况严重,就会踏上转介专科医生之旅。这个过程会耗费数月。与弗兰克教授所认为的相反,这并非该体系确保最大产能利用率的“特色”。这是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特色,类似于苏联等候面包的长龙,没人称其为“特色”。
这个医疗“等候长龙”就是死地绝境。当一位病人得以见到专科医生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治,这样的事极为常见。转介落空是家常便饭。官僚体系造就无精打采、冷漠无情的雇员,拒绝额外帮助,不为失误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