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厂，对熟悉明史的人来说，如雷贯耳。
但我说的西厂，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在我们那个村里，我父亲和五个叔伯兄弟住的一圈房子，被人称作西厂。
我们那里是上海县，村庄不叫村或庄的。沈家聚居的地方，叫沈家堂，胡姓所在的地方，称胡家蒗。
我们西厂在生产小队的最西头，与其他人家被一条宽阔的马路隔开了。但大队部，村里的一些机器，例如，轧面粉的，做面条的，轧花的，赤脚医生，理发店，修车铺，还有一位专门捣浆糊的大妈，对的，就是捣浆糊，然后分发到市里各单位去的，就挨着我们，所以倒也不冷清。
我小时出去玩，去沈家堂，胡家蒗，遇有不认识我的，问起来，知道的大人就说：这是西厂某某家的小儿子。
我父亲在当地人缘颇好，这么一说，人家就知道我是谁了，我祖宗三代的信息大概就显示在他们脑子里大屏幕上了。
但我若跟着父母到三里地以外的地方吃饭，介绍起来，我父亲就成了“厐协隆”的孙子了。人们从来不提我的祖父，只提我曾祖父，可见我曾祖父影响力更大。
我没见过厐协隆，连照片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我爷爷，他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就死了。
我对于人们称我们那里为“西厂”，是有过疑惑的。何以我们这里，没有冠名权？
二、
我家屋子是一排五开间平房中西面的两间半。东边两间半属于我大伯家。乡下的规矩，兄东弟西。我大伯家住上海，乡下房子一直空关着，所以我们实际就用了三间。
我们去市区，是说去上海的。上海县是个假上海。
我家屋子后面是一条通向黄浦江的潮汐港，常有木船驶过。安静的夜里，吱吱呀呀的摇橹声，飘近了，又远去。
河边，是密密的芦苇，几棵长得不那么好看的杨树，苦楝，冬青，还有一棵枝桠伸向河中，长了毛绒绒叶子叫不上名字的杂树。
春天，枯黄的芦杆下冒出嫩叶来，不多久便遮住了河水。这些芦苇叶是我母亲每年裹粽子的材料。河水涨上来，一群群小鱼在芦苇丛边游来游去，人走近时，倏忽不见，弄出浅浅的水波来。有时我用淘米箩去抓小鱼，但每每落空。
油菜花开时，有野蜂飞来，钻进墙壁的砖缝里。用竹签把蜜蜂拨出来，装进小药瓶里，瓶里放进油菜花，毛绒绒的野蜂在里面爬来爬去。但总不过两三天就死了。
夏天晚上，金黄色的知了挖开泥土，从河滩地里钻出来，爬上杨树，上演金蝉脱壳。太阳升起，变成黑色金边的鸣蝉，在老高老高的树梢，微翘起臀部对着阳光鼓噪。
抓知了，是一群孩子永不厌倦的玩乐。先是在长长的竹竿顶部绕上面筋粘知了，后来有了塑料袋，用铁丝绑了塑料袋去套知了，效率更高。竹竿缓慢接近知了时，知了会察觉，但想飞走时，腾挪空间已不够，一下子钻进了塑料袋，传来嘎嘎乱叫翅膀扑打袋袋的声音。只要袋袋足够深，它便不可能逃走了。
也有警惕性很高的，竹竿还没接近，鸣一声，划一道弧线飞走了。
偶尔有狡猾的，竹竿穿过层层枝桠，袋口接近时，它却转到了树的另一边。
有时会遇到两只一门心思繁育后代的，交尾在一起，大约如痴如醉，便迟钝得很，不飞，抓到了笼子里也不叫不闹，舍不得分开。
长大一些，睡得晚，又有了手电筒，就去抓从地洞里爬出来的金蝉，放在笼子里，第二天早上可以看到刚刚脱壳颜色鲜嫩的知了，看它的颜色慢慢变至乌黑发亮。
晚上走近河边，还会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螃蜞在逃跑。我们很少吃螃蜞，虽然味道鲜美。有大闸蟹吃，螃蜞那点肉实在不够意思。但螃蜞实在多，骤雨初歇，夕阳里，到处都是螃蜞。有几个跑不掉的，看到我走近，会举起青色的大螯威胁我。
三、
我家东面，穿过几个叔叔住的庭院，是一条大马路，连接着市区和一个重要的化工工业区。每天，很多装载着焦炭的卡车开过，车上会掉下乌青的焦炭块。这些焦炭块还能烧，掺在煤球一起，可以在冬天烧水炖汤。
马路边，是我们夏天纳凉的地方。吃完晚饭，路上车很少，路灯亮了，各家拿了小板凳，蒲扇，甜芦粟，坐在路边闲聊。闷热的日子，南北向的马路像一条天然的风道，有时带来凉爽的风，吹来收割后稻禾的香味。远处天边，偶尔一道电光，勾勒出高耸的雷雨云头。
穿过马路，沿河边向东走一两百步，是我们小小的镇子。镇口有一栋两层的楼房，高高斑驳的马头墙，露出硕大的青砖。楼下水岸，是花岗岩长条石垒就的驳岸和宽阔的水码头。一座清代的石桥，连接了河两边的南北弹街路。
有一年，我五岁或六岁，随父亲过河去亲戚家吃饭。晚上，父亲吃得醉醺醺了，一帮人上了桥，我父亲转身和送他的人说话，把小小的我拱下了没有栏杆的石桥。
那是12月，我不会游泳，但棉袄的浮力托起了我，脸朝上漂浮在水面上，顺潮水向黄浦江方向飘去。
我父亲大概听到了“扑通”落水的声音，一个发现情况有异的叔叔跳下水把我捞了起来。父亲抱着我冲到家里，幸好我贴身的衣服还没有全湿。
再长大一些，这石桥，这驳岸，就成了我们夏天游泳玩水的绝佳去处。我曾经无数次从石桥上跃入河里，到中流击水，在驳岸的石头缝里想尽办法挖出大螃蟹来。潮涨潮落时，河水湍急。那一夜如果没人想起我，我便一个人走远了，来不及看到这世界更多的风景。
我已经忘记了那一夜天上有没有月亮，但我后来每年都看到，秋夜，金灿灿的月亮从石桥上升起，似乎伸手可及，照着晃晃悠悠的河水，河边的树冠，马头墙，上了门板的安静的茶馆，世界温柔得不真实。
这条河从家到黄浦江的那一段我很熟悉，我们的学校在东边，离黄浦江不远。但这条河的西边，我却极少去。河流在向西不远处做了一个浅浅的弯，河水隐没在茂密的芦苇从里。西面的那个村，朱家堂，不但不属于一个生产队，还不属于一个公社，便好像是隔得很远的另一个世界，远得我怀有莫名的恐惧，鸡犬相闻，老死不去看一眼。
其实我是认识那村里的几个孩子的。那些孩子因为离他们自己所属行政区的学校太远，就在我们这里念书。有一个女孩，比我小了两岁，很聪明，很美，她家的房子，我大概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从来没敢走近去看过。
最后一次碰见那女孩是在汽车站，她去军医大学，我上我的学。说了几句话，笑着道了再见。
长大后去了很多地方，甚至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安了家，就会想，小时候，我为什么连离家几百米的那个村子都没去过呢？
四、
小时候每次发高烧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漂浮在灰色的天空里，四周是白色的云朵。像仰泳一样，我平躺着，脚稍微点一下，人就浮起来，再点一下，就漂出老远。我喜欢这种可以飞起来的感觉，但云朵不断集拢过来，好像一大包一大包棉花撞过来，我总在不断躲避这无穷无尽的大包……很累，累得爬不起来。
我便真的爬不起来了。
我家隔壁，是属于大队的一排平房，平房里放着好多轧花机。
从地里采摘上来的棉花是不能直接拿来纺纱织布的，要通过轧花机把棉花籽剔出来，打松，做成皮棉，然后才能絮棉衣，做被胎，纺纱织布。轧花机就是用来完成这个工序的。
我认字以后，某天，赫然看出这些轧花机上写着“恊隆花厰”四个字，是极漂亮的柳体。而我家里用的桌椅板凳，也都写有同样的字。
我的曾祖父本名不叫厐协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家乡创办了协隆花厂，而办公的地方，设在西藏路上的东方大饭店，一家人住在附近的平安里。从此，家乡的人便把我们这一族称作厐协隆了。
我夏日里天天玩耍的花岗石水码头，应该见过很多运载皮棉的船只，摇出港汊，顺黄浦江的落潮水把货物运到杨树浦的纺织厂去。
协隆花厂兴旺了一些时日，但随着曾祖父离世，匪患不断，未到1949年，工厂已经关张，只留下一片寂静的厂房。
余华有个长篇小说《活着》，讲一家地主，儿子好吃滥赌，把家败了，但解放后就根正苗红。我总觉得与我家有点像。
我们小学隔壁的洋房以前属于地主家的，老地主被镇压了，小地主就住在不远处的小房子里。厐协隆虽有一大片房子，但没地，钱也没了。农村划阶级成分，有地没地是硬指标。那一大片房子随着国家开辟大马路，修建公路桥，公社组建农机厂等等，大部分拆光了，只剩下了马路西面我们住的这一圈。而这一圈，是协隆西厂。
我出生的时候，东厂早没了，糊里糊涂地住在西厂，等知道了明朝那点事，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叫西厂。探究下来，终究与朱家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只是，每次发高烧，便有那么多棉花大包撞过来，好像前世里我是同这些棉花包有关系的。
五、
我家有个放杂物的小阁楼。我十岁出头后胆子大起来，就敢爬上去翻东西了。翻到过父亲的影集，集邮本，日记本，有各种插画的很老的电话号码本，掏空了火药的空心手雷，一本翻烂了的没有封面的旧书，一些银色的钱币，上面有个气呼呼的光头老头的那种，还有一尊刘海戏金蟾。这一看就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它是铜做的，掂在手里有些份量，我觉得是可以在废品收购站卖出钱来的。
那本翻烂了的没头没尾的书，我拿下来看，是讲故事的，记得是从甫志高叛变那一章开始，然后，中美合作所，徐鹏飞，江姐，红岩。我认的字还不足以读懂书里所有的内容，但还是看完了。
那个刘海戏金蟾，不知道是我没胆子换糖吃，还是忘记了把它卖掉，最终留了下来。等到我家翻建房子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尊奇怪的铜像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是以前放在家里账房柜台上的。
我父亲大约是过上了几天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我猜想。他的皮肤很白，他的长辈对他有一个昵称，是关于他白皙的皮肤的。我没有和他深谈过过去的事情，在我们小时候，这是一种忌讳。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我问他，他也只是寥寥几句话，便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进了单位，但不久就响应了党的号召，下放回乡。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后悔这个选择，毕竟，后来的经历证明，在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这个选择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他自己也因此辛劳一生。
小时候，我们家经常为没有足够的柴火发愁。我们家不缺粮食，但柴火每年都不够。灶上用来烧火的东西都是地里收割上来的，稻禾和麦秸秆经不起烧，棉花秸秆的数量也很有限。冬天我们有时烧煤炉，煤球没有了，就烧煤油炉。但烧煤油炉的费用对我们来说太高。而且即使烧得起，我记得也是凭票定量供应的。
为了柴火，父亲每年就去锯屋后几棵树的树枝。细的，直接锯断，粗的，用斧头劈开，在墙边堆上几个月，干透了用来烧火。
有一年，我已经结婚了，回家看望父母。父亲不在屋里，我开了后门，寒风灌进屋子。仰头，看见父亲站在高高的杨树上，穿得有些单薄，一手抓紧一根树杈，另一手拿着锯子。我看到他的脚跨向另外一根更高的树杈，脚有些犹豫。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那个白发老翁犹犹豫豫跨出一只脚的情景，看得我鼻子发酸。我竟然不敢叫他，怕突然的声音惊到了他。
我这辈子从没站上过这么高的树。我小时候爬一棵小树摔断了骨头，父亲抱着我去医院，一路跑一路问我：“还爬不爬树啊，还爬不爬？”
我说：“不爬了。”
我真的没再爬过树。即使我哥哥，父亲也不让他上那么高的树。这些事情他从年轻时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成了他加给自己的一种责任，继而又成了一种习惯。我不必为了生活而冒险爬高，我的父亲替我把这一切承担了。
父亲离去两年后，西厂的房子全拆了。我看着满地废墟，心绪悠悠。
西厂，对熟悉明史的人来说，如雷贯耳。
但我说的西厂，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在我们那个村里，我父亲和五个叔伯兄弟住的一圈房子，被人称作西厂。
我们那里是上海县，村庄不叫村或庄的。沈家聚居的地方，叫沈家堂，胡姓所在的地方，称胡家蒗。
我们西厂在生产小队的最西头，与其他人家被一条宽阔的马路隔开了。但大队部，村里的一些机器，例如，轧面粉的，做面条的，轧花的，赤脚医生，理发店，修车铺，还有一位专门捣浆糊的大妈，对的，就是捣浆糊，然后分发到市里各单位去的，就挨着我们，所以倒也不冷清。
我小时出去玩，去沈家堂，胡家蒗，遇有不认识我的，问起来，知道的大人就说：这是西厂某某家的小儿子。
我父亲在当地人缘颇好，这么一说，人家就知道我是谁了，我祖宗三代的信息大概就显示在他们脑子里大屏幕上了。
但我若跟着父母到三里地以外的地方吃饭，介绍起来，我父亲就成了“厐协隆”的孙子了。人们从来不提我的祖父，只提我曾祖父，可见我曾祖父影响力更大。
我没见过厐协隆，连照片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我爷爷，他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就死了。
我对于人们称我们那里为“西厂”，是有过疑惑的。何以我们这里，没有冠名权？
二、
我家屋子是一排五开间平房中西面的两间半。东边两间半属于我大伯家。乡下的规矩，兄东弟西。我大伯家住上海，乡下房子一直空关着，所以我们实际就用了三间。
我们去市区，是说去上海的。上海县是个假上海。
我家屋子后面是一条通向黄浦江的潮汐港，常有木船驶过。安静的夜里，吱吱呀呀的摇橹声，飘近了，又远去。
河边，是密密的芦苇，几棵长得不那么好看的杨树，苦楝，冬青，还有一棵枝桠伸向河中，长了毛绒绒叶子叫不上名字的杂树。
春天，枯黄的芦杆下冒出嫩叶来，不多久便遮住了河水。这些芦苇叶是我母亲每年裹粽子的材料。河水涨上来，一群群小鱼在芦苇丛边游来游去，人走近时，倏忽不见，弄出浅浅的水波来。有时我用淘米箩去抓小鱼，但每每落空。
油菜花开时，有野蜂飞来，钻进墙壁的砖缝里。用竹签把蜜蜂拨出来，装进小药瓶里，瓶里放进油菜花，毛绒绒的野蜂在里面爬来爬去。但总不过两三天就死了。
夏天晚上，金黄色的知了挖开泥土，从河滩地里钻出来，爬上杨树，上演金蝉脱壳。太阳升起，变成黑色金边的鸣蝉，在老高老高的树梢，微翘起臀部对着阳光鼓噪。
抓知了，是一群孩子永不厌倦的玩乐。先是在长长的竹竿顶部绕上面筋粘知了，后来有了塑料袋，用铁丝绑了塑料袋去套知了，效率更高。竹竿缓慢接近知了时，知了会察觉，但想飞走时，腾挪空间已不够，一下子钻进了塑料袋，传来嘎嘎乱叫翅膀扑打袋袋的声音。只要袋袋足够深，它便不可能逃走了。
也有警惕性很高的，竹竿还没接近，鸣一声，划一道弧线飞走了。
偶尔有狡猾的，竹竿穿过层层枝桠，袋口接近时，它却转到了树的另一边。
有时会遇到两只一门心思繁育后代的，交尾在一起，大约如痴如醉，便迟钝得很，不飞，抓到了笼子里也不叫不闹，舍不得分开。
长大一些，睡得晚，又有了手电筒，就去抓从地洞里爬出来的金蝉，放在笼子里，第二天早上可以看到刚刚脱壳颜色鲜嫩的知了，看它的颜色慢慢变至乌黑发亮。
晚上走近河边，还会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螃蜞在逃跑。我们很少吃螃蜞，虽然味道鲜美。有大闸蟹吃，螃蜞那点肉实在不够意思。但螃蜞实在多，骤雨初歇，夕阳里，到处都是螃蜞。有几个跑不掉的，看到我走近，会举起青色的大螯威胁我。
三、
我家东面，穿过几个叔叔住的庭院，是一条大马路，连接着市区和一个重要的化工工业区。每天，很多装载着焦炭的卡车开过，车上会掉下乌青的焦炭块。这些焦炭块还能烧，掺在煤球一起，可以在冬天烧水炖汤。
马路边，是我们夏天纳凉的地方。吃完晚饭，路上车很少，路灯亮了，各家拿了小板凳，蒲扇，甜芦粟，坐在路边闲聊。闷热的日子，南北向的马路像一条天然的风道，有时带来凉爽的风，吹来收割后稻禾的香味。远处天边，偶尔一道电光，勾勒出高耸的雷雨云头。
穿过马路，沿河边向东走一两百步，是我们小小的镇子。镇口有一栋两层的楼房，高高斑驳的马头墙，露出硕大的青砖。楼下水岸，是花岗岩长条石垒就的驳岸和宽阔的水码头。一座清代的石桥，连接了河两边的南北弹街路。
有一年，我五岁或六岁，随父亲过河去亲戚家吃饭。晚上，父亲吃得醉醺醺了，一帮人上了桥，我父亲转身和送他的人说话，把小小的我拱下了没有栏杆的石桥。
那是12月，我不会游泳，但棉袄的浮力托起了我，脸朝上漂浮在水面上，顺潮水向黄浦江方向飘去。
我父亲大概听到了“扑通”落水的声音，一个发现情况有异的叔叔跳下水把我捞了起来。父亲抱着我冲到家里，幸好我贴身的衣服还没有全湿。
再长大一些，这石桥，这驳岸，就成了我们夏天游泳玩水的绝佳去处。我曾经无数次从石桥上跃入河里，到中流击水，在驳岸的石头缝里想尽办法挖出大螃蟹来。潮涨潮落时，河水湍急。那一夜如果没人想起我，我便一个人走远了，来不及看到这世界更多的风景。
我已经忘记了那一夜天上有没有月亮，但我后来每年都看到，秋夜，金灿灿的月亮从石桥上升起，似乎伸手可及，照着晃晃悠悠的河水，河边的树冠，马头墙，上了门板的安静的茶馆，世界温柔得不真实。
这条河从家到黄浦江的那一段我很熟悉，我们的学校在东边，离黄浦江不远。但这条河的西边，我却极少去。河流在向西不远处做了一个浅浅的弯，河水隐没在茂密的芦苇从里。西面的那个村，朱家堂，不但不属于一个生产队，还不属于一个公社，便好像是隔得很远的另一个世界，远得我怀有莫名的恐惧，鸡犬相闻，老死不去看一眼。
其实我是认识那村里的几个孩子的。那些孩子因为离他们自己所属行政区的学校太远，就在我们这里念书。有一个女孩，比我小了两岁，很聪明，很美，她家的房子，我大概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从来没敢走近去看过。
最后一次碰见那女孩是在汽车站，她去军医大学，我上我的学。说了几句话，笑着道了再见。
长大后去了很多地方，甚至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安了家，就会想，小时候，我为什么连离家几百米的那个村子都没去过呢？
四、
小时候每次发高烧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漂浮在灰色的天空里，四周是白色的云朵。像仰泳一样，我平躺着，脚稍微点一下，人就浮起来，再点一下，就漂出老远。我喜欢这种可以飞起来的感觉，但云朵不断集拢过来，好像一大包一大包棉花撞过来，我总在不断躲避这无穷无尽的大包……很累，累得爬不起来。
我便真的爬不起来了。
我家隔壁，是属于大队的一排平房，平房里放着好多轧花机。
从地里采摘上来的棉花是不能直接拿来纺纱织布的，要通过轧花机把棉花籽剔出来，打松，做成皮棉，然后才能絮棉衣，做被胎，纺纱织布。轧花机就是用来完成这个工序的。
我认字以后，某天，赫然看出这些轧花机上写着“恊隆花厰”四个字，是极漂亮的柳体。而我家里用的桌椅板凳，也都写有同样的字。
我的曾祖父本名不叫厐协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家乡创办了协隆花厂，而办公的地方，设在西藏路上的东方大饭店，一家人住在附近的平安里。从此，家乡的人便把我们这一族称作厐协隆了。
我夏日里天天玩耍的花岗石水码头，应该见过很多运载皮棉的船只，摇出港汊，顺黄浦江的落潮水把货物运到杨树浦的纺织厂去。
协隆花厂兴旺了一些时日，但随着曾祖父离世，匪患不断，未到1949年，工厂已经关张，只留下一片寂静的厂房。
余华有个长篇小说《活着》，讲一家地主，儿子好吃滥赌，把家败了，但解放后就根正苗红。我总觉得与我家有点像。
我们小学隔壁的洋房以前属于地主家的，老地主被镇压了，小地主就住在不远处的小房子里。厐协隆虽有一大片房子，但没地，钱也没了。农村划阶级成分，有地没地是硬指标。那一大片房子随着国家开辟大马路，修建公路桥，公社组建农机厂等等，大部分拆光了，只剩下了马路西面我们住的这一圈。而这一圈，是协隆西厂。
我出生的时候，东厂早没了，糊里糊涂地住在西厂，等知道了明朝那点事，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叫西厂。探究下来，终究与朱家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只是，每次发高烧，便有那么多棉花大包撞过来，好像前世里我是同这些棉花包有关系的。
五、
我家有个放杂物的小阁楼。我十岁出头后胆子大起来，就敢爬上去翻东西了。翻到过父亲的影集，集邮本，日记本，有各种插画的很老的电话号码本，掏空了火药的空心手雷，一本翻烂了的没有封面的旧书，一些银色的钱币，上面有个气呼呼的光头老头的那种，还有一尊刘海戏金蟾。这一看就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它是铜做的，掂在手里有些份量，我觉得是可以在废品收购站卖出钱来的。
那本翻烂了的没头没尾的书，我拿下来看，是讲故事的，记得是从甫志高叛变那一章开始，然后，中美合作所，徐鹏飞，江姐，红岩。我认的字还不足以读懂书里所有的内容，但还是看完了。
那个刘海戏金蟾，不知道是我没胆子换糖吃，还是忘记了把它卖掉，最终留了下来。等到我家翻建房子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尊奇怪的铜像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是以前放在家里账房柜台上的。
我父亲大约是过上了几天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我猜想。他的皮肤很白，他的长辈对他有一个昵称，是关于他白皙的皮肤的。我没有和他深谈过过去的事情，在我们小时候，这是一种忌讳。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我问他，他也只是寥寥几句话，便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进了单位，但不久就响应了党的号召，下放回乡。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后悔这个选择，毕竟，后来的经历证明，在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这个选择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他自己也因此辛劳一生。
小时候，我们家经常为没有足够的柴火发愁。我们家不缺粮食，但柴火每年都不够。灶上用来烧火的东西都是地里收割上来的，稻禾和麦秸秆经不起烧，棉花秸秆的数量也很有限。冬天我们有时烧煤炉，煤球没有了，就烧煤油炉。但烧煤油炉的费用对我们来说太高。而且即使烧得起，我记得也是凭票定量供应的。
为了柴火，父亲每年就去锯屋后几棵树的树枝。细的，直接锯断，粗的，用斧头劈开，在墙边堆上几个月，干透了用来烧火。
有一年，我已经结婚了，回家看望父母。父亲不在屋里，我开了后门，寒风灌进屋子。仰头，看见父亲站在高高的杨树上，穿得有些单薄，一手抓紧一根树杈，另一手拿着锯子。我看到他的脚跨向另外一根更高的树杈，脚有些犹豫。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那个白发老翁犹犹豫豫跨出一只脚的情景，看得我鼻子发酸。我竟然不敢叫他，怕突然的声音惊到了他。
我这辈子从没站上过这么高的树。我小时候爬一棵小树摔断了骨头，父亲抱着我去医院，一路跑一路问我：“还爬不爬树啊，还爬不爬？”
我说：“不爬了。”
我真的没再爬过树。即使我哥哥，父亲也不让他上那么高的树。这些事情他从年轻时一直干到满头白发，成了他加给自己的一种责任，继而又成了一种习惯。我不必为了生活而冒险爬高，我的父亲替我把这一切承担了。
父亲离去两年后，西厂的房子全拆了。我看着满地废墟，心绪悠悠。
最后编辑: 2020-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