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 今天强大的中国

[yixichen]

毒食品三字经：瘦肉精、地沟油、一滴香、胶面条、皮革奶、镉大米、石蜡锅、毛酱油、牛鸭血、药火腿、双氧翅、陈化粮、碘雀巢、增稠蜜、红心蛋、糖精枣、氟化茶、铝馒头、硫银耳、农药菜、三鹿粉、苏丹红、箱子馅、甲醇酒、人造蛋、纸腐竹、罂粟汤、硫磺椒、激素花、毒米线、避孕鳝、工业胶

 

[yixichen]

还是有思想的

 

[yixichen]

我的希望

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上一个提案：纳税的时候采用支付宝，等政-府做出政绩或者兑现承诺了，我们就确认支付，不然全额退款。那时，政-府官员就会追着我们的屁股喊：亲，给个好评亲！亲，选我咯，包为人民服务亲！亲，政绩在这里，请查收，亲？

 

[温哥华家庭旅馆之星]

回复: 今天强大的中国

唉……

 

[yixichen]

唱红歌

食品不敢随便吃！ 奶粉不敢随便喝 ！食用油不敢随便用！动车也不敢做！墓地贵了不敢随便死！房子贵了买不起！想想不如买辆车，汽油又涨钱了！大病小病不敢去医院，怕进去出不来！想想还是卖点药自己治吧，原来药丸也不能吃了....麻木了 也累了！

 

[yixichen]

看看权威媒体的报导

放卫星”新闻怎样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2012年04月27日09:40人民网[微博]钱江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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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岈山的高产卫星，是由登封会议发端，如果没有方徨，也会有别人在狂热气氛中写出“卫星”稿。那时媒体记者群体，差不多人人都在抢着写“卫星”消息，即使头脑清醒者也挡不住“放卫星”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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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

本文所言“卫星”，特指1958年6月始于中国媒体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合的小麦、水稻和大炼钢铁等高产新闻。此前不久，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了与之对应，国内媒体将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
谁在那个沸腾狂热的年代里发出了第一篇“卫星”稿件，这消息又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卫星”？简而言之，荒诞是怎样发生的？
将近50年过去，一位勇敢的新闻记者站出来，细致地叙述这个沉痛的故事，剖析这场荒诞之所以产生的原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应该永远记住惨痛的教训。她，就是今年85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方徨。
赶往?岈山采写“奇迹”新闻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照推算应该是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在编辑部办公室接到从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兴奋地说：“遂平?岈山夏季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了，你赶快来吧。”
到遂平?岈山做什么？当然是去写关于“奇迹”的报道，这是“大跃进”时所有记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农业报道的记者，她当下决定，第二天就赶往遂平。
这么急切，和方徨特别盼望赶紧在河南打开农业报道局面是分不开的。就在这年2月，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担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方徨任编委，他们的调动是新华社领导定下来的，意在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当时一身而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1958年初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知道小麦生产大省河南今年必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将要升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向领袖作了保证的。
由于全家刚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底子薄，方徨向负责总务的干部借了一个背包，装上一条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方徨到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赶紧来到遂平县委，可是县委和政府机关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干部全都下乡组织麦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县里了解情况，再下乡到现场，看到这番情景，就决定先去?岈山。
?岈山在遂平县以西近60余华 (微博)里，是一座风景名山，不过当年并没有人去旅游，沿途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第二天，方徨起了一个大早，背上背包就上路了。在战争年代，她打背包行军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气。一天的步行，在天色擦黑的时候走到了?岈山农业社。县委副书记赵光一看方徨这副模样，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在县城打个电话来，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不过，一旦到达目的地，洗脸喝水，方徨觉得精神好多了，马上就惦记上了自己的工作，赶紧问赵光，这里的“奇迹”在哪儿？
当晚，赵光和农业社干部向方徨介绍，“奇迹”就在眼前发生着。
方徨没有想到，若干天以前，“奇迹”已经在?岈山下冒头了。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块5亩多一点的小麦高产田，打场下来一算，平均亩产2105斤，超出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大约10倍！《河南日报》抢发了消息。就在方徨从郑州出发那天的6月8日，《人民日报》在1版版面中间、算得上第三条的位置也把它登出来了，标题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边还有一道副题《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新纪录》。
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没有送到?岈山，不过赵光他们已经知道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却远远没有满足。赵光告诉方徨，之所以打电话叫她亲自赶过来，就在于农业社又发现了一块2亩9分地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可能超过3000斤，不仅超过了刚刚发现的高产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麦的最高亩产记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亲手来写这条消息了。
赵光的介绍激情四溢，听得方徨激动万分，感到好新闻就要出在自己手里了。她从小在安徽桐城长大，知道小麦产量要比水稻低许多，当年家乡的一季水稻亩产不过几百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百十来斤就算很好了。可是现在居然能达到3000斤！那么现在她面对的，正是创造“奇迹”的人，想抓新闻的记者不就是要找这样的题材吗？
赵光的介绍使得方徨一下子兴奋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由赵光和几位农业社干部带着，到几里地以外做现场采访。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麦场，因为那创造奇迹的土地里的小麦连夜收割，运到这里来脱粒称重。需要方徨在现场看到的，就是验证最后称重的结果。
那确实是壮观的丰收景象。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闪耀金光。靠麦垛排着一溜装满了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打麦场上空弥漫一股浓浓的麦香。
方徨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惊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在战争年代里转战农村的方徨从来没有见过这番迷人的丰收景象。
她不叫唤还好，这一声喊把周围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的男女农民都不约而同吸引过来了，对方徨没大没小斥责起来。有的说：“你不相信我们吗？”有的人说：“你们这号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的人，咋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才是第一个破绽，按说方徨一身女干部装束，由县领导陪同，淳朴的?岈山农民怎么会一见面就这样没有礼貌的说话呢？
而随后一个女社员的话更让方徨吓了一跳，她对着方徨大声喊道：“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
这句话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太兴奋了。
整整一天，方徨都守在打麦场，看着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运来打场。但这里藏下了第二个破绽，没有人领着方徨到丰收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那小块地里的割下的麦子怎么源源不断呢？
运麦子和打场劳作持续到深夜，入夜后打麦场上挂起了几盏汽油灯，照得四下里通亮。方徨在打麦场奉陪了一夜，不时和亢奋的农民和干部交谈。
“卫星”消息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过秤的结果出来了，2亩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斤7两5钱，大概精确到了最后落地的那个麦粒，肯定是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写出一篇消息。为了快点见报，她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找熟悉的老资格女编辑李克林，她们都曾在战争中经历过长期的农村生活，彼此信赖。方徨口述文稿，把稿件传到了北京。
只隔了两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方徨采写的消息。这个头条标题做了3行，第一行引题《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第二行主题大大的，非常醒目：《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底下的第三行题是发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3215斤》，显然是被?岈山“卫星社”压住了。刊出的800多字消息原文为：
本报郑州11日电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个消息登在本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二亩九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获得高额丰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第一，肥料多，分期施，从种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种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万斤，第二次三万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又追施厩肥、人粪尿七十担，以后又分期上两次杂肥四十二车、两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麦子拔节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上两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这样使麦子生长五尺多高，没有一株发生倒伏现象。第二，普及良种，加大播种量，实行匀播密植。每亩平均下碧蚂一号良种三十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全部种子都经过可湿性六六六粉拌种，并且还全部采用了五寸见方方格密植播种法。第三，分期浇水四次。浇水方法是采用小水畦浇，播种以前，浇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种以后，又浇了三次水。第四，及时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往年这个地方吸浆虫非常严重，今年吸浆虫快要繁殖的时候，先后喷射了三次药剂，免除了吸浆虫对麦子的危害。当小麦遇到冷霜的时候，还及时熏烟防霜两次。
这个高额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都欢欣鼓舞。现在不少地区正组织干部、群众前往卫星社参观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不过，“卫星”这个词汇，在方徨原稿中原本没有。消息的最后一段话在原稿里也没有，因为?岈山的新消息，如果报纸不登，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看来这就是编辑的生花妙笔了。
让方徨吃惊的地方在于，这天的《人民日报》还为她的消息配发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社论以打油诗起首：“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然后大说了一通“大跃进”必然创造奇迹的理由。不仅如此，1版上还刊登一幅漫画：一个硕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字样，把一顶写有“低产”的帽子扣到一个小人物头上。显然，社论和漫画都是赶出来的，怪不得消息晚登了一天。
已经写出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方徨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小通讯《麦场上的风波》，文中增写了一个“老保守”信服了“卫星”的故事。这回，稿件是邮寄给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2版登出来了，不过题目改成了《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克林说，改成这个题目我有意见。李克林说，稿子已经登出来了，就算了吧。
对“卫星”往事的反思

自从1958年6月遂平县高产“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蔚为奇观。方徨报道的“卫星”纪录仅仅保持了4天，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消息，湖北谷城县《王明进创小麦亩产4353斤》。过了7天，《人民日报》于6月23日又报道谷城县有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此后新“卫星”层出不穷，到这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记录《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算是为20世纪的小麦高产“记录”画上了句号。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最初赶往?岈山采写“奇迹”的方徨正在冷静下来。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岈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高产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不仅如此，当时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卫星稿”的人民日报“三八式”老干部编辑李克林，也很快从思想狂热中摆脱出来，勇敢地站出来批判“大跃进”是“劳民伤财”、是“蛮干”，结果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的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她们推出了“卫星”消息？是她们都年轻幼稚吗？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农村成长的革命干部，在此单说说方徨。
方徨，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大家族中有众多兄弟姐妹在抗战前后参加革命。她本人在1943年未满17岁参加了新四军，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1949年进城以后，她成为新华社记者，先在安徽，后调浙江，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
来到河南这年，方徨32岁，14级干部，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说，革命和生活经历都比较丰富，而且她有强烈的志向，热爱新闻工作，希望自己能成为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1958年2月下旬刚到河南，方徨就赶往古城登封的唐庄镇，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采访发稿在路上耽搁，她迟到了一天，结果受到会议主持者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为什么不重视会议？甚至提出撤换她这个采访记者。把方徨吓得不轻。
在这次全面组织和发动河南“大跃进”的会议上，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不久即调往遂平挂职），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安慰了方徨，并和她交流农村情况，使方徨很感激。所以当赵光从遂平打来电话，她就很自然地决定赶去采访了。
影响方徨的还有一个原因，登封会议后的春夏之交，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领头斗争省委第一书潘复生，扣在潘复生头上的罪名主要是：“反右”运动中包庇“右派”，认为河南没有那么多“右派”，从而使河南的“反右”运动前期发展缓慢；在合作化问题上，潘复生“反冒进”，主张步伐要稳妥一些；在1958年农业生产指标上，潘复生是“保守派”，认为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结果，潘复生被打成河南“右倾保守”代表人物，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在5月间取而代之，随后在全省范围内抓“小潘复生”，这就为河南“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道路。
几个月下来，方徨清楚地意识到，河南要拼命创造生产奇迹，这是省委新任主要领导的意图，因为只有创造了“奇迹”才能印证对潘复生的批判，而且迎合了领袖的意愿；另一方面，来自北京的信息也说明，新华社总社盼望河南分社多多报来创造“奇迹”的消息。在?岈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上，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倒不是那麦垛，而是女社员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照着眼前景象写出了消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岈山的高产卫星，是由登封会议发端，从上到下一层层压出来的，如果没有方徨，也会有别人在狂热气氛中写出“卫星”稿。那时的媒体记者群体中，差不多人人都在抢着写“卫星”消息，即使头脑清醒者也挡不住“放卫星”势头。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遂平高产“卫星”后，马上派出“三八式”记者、国内政治部主任金沙直奔?岈山而去，打算以他的笔将那里的“卫星”再好好渲染一番。金沙到了现场一看，发现了大破绽。但是他没有“抗上”，没有将真相挑出来，而是保持了痛苦的沉默，悄悄回到北京。在金沙身后，又不知有多少人涌向?岈山赞颂“卫星”和“公社”去了。
明白了真相，“大跃进”之后方徨再也不去?岈山了，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她对这段痛苦的反思持续到今天。
当年写“卫星”消息的记者很多，但像方徨这样坦荡剖析自己的，毕竟很少很少。笔者从事这一段新闻史研究，能当面访问方徨老师，听她叙述往事，百感交集，心中油然升起的是对这位新闻前辈的敬重！
对一个锐意前进的民族来说，需要牢记历史教训，那是一个永远给你教益的课堂。
附：

方徨审阅文稿后致作者的信

[FONT=楷体_GB2312]钱江同志：[/FONT]
[FONT=楷体_GB2312]大作收到，看了几遍。谢谢你写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评价得太高了。[/FONT]
[FONT=楷体_GB2312]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反思、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岈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FONT]
[FONT=楷体_GB2312]我开始是不服，觉得冤枉。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FONT]
[FONT=楷体_GB2312]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FONT]
[FONT=楷体_GB2312]其实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是狂热投入的，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顺便说了一句：“沙省长，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因为我有些犯嘀咕，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小店主，不少人心里不愿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有人甚至自杀。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而是说一片拥护，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实行全民所有制。[/FONT]
[FONT=楷体_GB2312]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最后把稿子还给我，说：“就这样登吧。”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级别最高的。[/FONT]
[FONT=楷体_GB2312]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岈山犯的大错了。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麦场上的风波》。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大跃进”的迷信，对虚夸的“高产”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写出来了。[/FONT]
[FONT=楷体_GB2312]前因后果这样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要向读者们说：对不起！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但这篇“卫星”报道实在是大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我就是这样想的。[/FONT]
[FONT=楷体_GB2312]?岈山这条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都写“卫星”新闻，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关于我“放卫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国左祸》的书上看到的，作者说我虚夸报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就写了《一次难忘的教训》一文，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FONT]
[FONT=楷体_GB2312]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FONT]
[FONT=楷体_GB2312]方徨[/FONT]
[FONT=楷体_GB2312]2011年4月15日[/FONT]
javascript:void(0)

 

[yixichen]

万岁

[FONT=楷体_GB2312]天朝月收入一万元者，税负60% 宇宙第一大国！

间接税, 新京报, 北京, 个税, 手机

http://news.163.com/11/0325/02/6VV6O0TK0001124J.html

财税专家计算月入万元者最高缴税4698元
2011-03-25 02:34:52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跟贴 2467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近日，有网友称，国内月入万元者税负高达6000多元，记者就此采访相关专家和算账得知，月收入万元者，个税外加其他间接税，在极端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全部用来购买税率最高的卷烟，税负最高大约4698.4元。
月入万元到底税负多少？有网友算称达6000多元，记者昨日采访相关专家和算账得知，个税外加其他间接税，即使极端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全部用来购买税率最高的卷烟，税负最高大约4698.4元。

近日一则个人账单在网上争相转载引发关注。“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剩62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财税政策专家苏明昨日表示，如果10000元都是“工资、薪金”收入，从税收原理上来讲，不可能缴税这么高达数千元，一般说个人缴税多少不算消费过程中产生多少税，而且具体缴税多少，是和消费者个人具体的消费情况直接相关的。

据了解，个人缴税情况分直接税和间接税，那么两者相加，月收入“万元户”究竟会缴纳多少？

■ 算账

扣个税“五险一金”剩约7000

个人所缴纳的直接税为个人所得税。当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2000元，该项个税缴纳的基准是“工资、薪金”收入，还包括一些稿酬等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公式。假定该消费者万元均为“工资、薪金”收入，则他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0元减去2000元起征点，还要扣除“五险一金”。

记者昨日咨询北京市社保中心，以及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证实，当前五个险种中，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后两者个人不必缴纳。当前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8%。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个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2%+3元，个人缴费标准，为个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0.2%。当前北京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标准为个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12%。因此该消费者“五险一金”的费用为2223元。

那么该消费者个税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0元，减去2000元免征点，再减去2223元，为5777元。根据个人所得税9级税率，“超过5000元至20000元的部分”适用税率为20%，速算扣除数为375。按照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的公式，该消费者应该缴纳的个税为780.4元。

这也就意味着，该消费者尽管月入万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后，当月拿到手的可支配金额为6996.6元。

7000元全部用于消费

缴税额在350-3918元之间

在缴纳完个人所得税后，按照该消费者的计划全部用来消费，在各种消费过程中，需要缴纳不同的间接税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但是每个人的缴纳情况，和个人具体消费情况直接相关。

首先看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就是在原材料到商品成品的过程中，对每一个增值环节所征收的税。目前我国有不同增值税率，包括基本税率17%、低税率13%等。比如手机的增值税税率为17%，图书的增值税税率为13%。

记者昨日从北京国税了解到，增值税为价外税，如果购买一本图书的价格为100元，则需要缴纳增值税13元，而和国外很多国家不同，国内商家标明的售价中，往往已经包含了增值税，即书的标价为113元。这意味着，如果该消费者将到手的6996.6元全部消费，假设适用最高的增值税税率17%，则相应的增值税款为1016.6元（即6996.6÷1.17×17%）。

另外一大税种为营业税，营业税适用的典型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等。即如果该消费者在餐厅消费，支付的金额中也包含一定的营业税。当前我国的营业税税率也分为几个档次，如交通运输业3%、邮电通信业3%、娱乐业5%-20%等。如果按照5%的税率，那么该消费者可能缴纳的营业税为349.83元。

此外，间接税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大税种―――消费税。中国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加征消费税，很多奢侈品或者是不利于环保的商品，是消费税重点照顾的对象。需要缴纳消费税的商品包括烟、酒、鞭炮、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摩托车、小汽车等。共有13个档次的税率，最低3%，最高56%。如当前税率最高的是卷烟，税率为56%加0.003元/支，如果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全部购买香烟，那么消费税一项约可达3918元。以此极端情况下的税额与个税相加，月入万元者的税负大约是4698.4元。

本组稿件/本报记者 胡红伟

■ 延伸

业内呼吁降低间接税比重

中国间接税高于直接税引发专家关注

通过计算可以得知，该消费者的各项间接税缴纳，极其有可能超过直接税的比重。这也体现出，我国现行税制的格局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间接税比重过大，直接税比重较小，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都以直接税为主。而该问题，正是当前不少财税专家所关注的问题。


数字显示，无论从个人来讲还是从企业来讲，2009年，在全国6.3万亿元的税收总额中，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收占的比重只有28%；2010年我国税收总额73202亿元中，间接税的比重也占到了七成左右。从个人生活来看，构成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者的真正生活负担的，并不是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而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即每个家庭天天去超市买油、买盐、买米，或到餐馆吃顿饭，实际上都要缴很重的间接税。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呼吁，降低间接税比重迫在眉睫。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也曾表示，现行税制体系中，直接税的占比低而间接税占比高，两者间的配置极不均衡，应该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此前也撰文表示，要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税收原理上，直接税能更好地体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间接税普遍课征的一般流转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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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xichen]

我的钱啊

近期，有国外杂志发布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一度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国税总局局长将此言论定义为外媒的“恶搞”，未来中国还要增加税收。国税总局局长说，目前，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为了和国际接轨。但这种言论网络公开后，立即遭到网民的围攻。网民说：“叫你们财产公开，就讲国情，叫老百姓交税，就讲国际接轨”；“你倒是说说有什么公共支出，三公消费吗？怎么和国际接轨扯上关系？”；“我理解的所谓公共支出应该主要是官员的工资福利，以及三公消费。教育、医疗可以忽略，因为教育医疗占得比例太小，更何况有限的教育、医疗经费大部分都投到了那里，谁在享用，地球人都知道”；……等等。　　财产分三种，即土地（不动产）、土地的改进（即土地上的房产）、和个人资产（如汽车、珠宝）。所得税交给联邦政府，用来支付国防、社保和奥巴马的薪水；销售税给州政府，用来支付教育、健保和交通；房地产税由房子所在地的郡政府收集，花在社区服务、公共安全和公路之上。经济危机以来，有人去政府申诉，说房子价值降了，要调低房地产税。　　各种各样的税中，销售税最不容易被察觉，买东西时商家多收你百分之几的销售税，一般人都不会注意。而所得税，低收入的人不用交，不但不交还能得到退税，高收入的人也不交，因为有会计师帮着找税法漏洞、逃税，只有工薪阶层必须老老实实、年复一年的交税。　　要说起来，在美国还是房地产税最公平，但也最烦人。说公平，是因为它按房子的市值而定，住豪宅的多交，住蜗居的少交，比较公平。说烦人，是因为即使把房子买下来、贷款还清了，自认为“住”上没有负担了，那也不行，还得每年都交地产税。　　不管是什么国家，也不管财产税的征收方式如何复杂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税收都是建立在房地产私有的基础上，亦即人们只对自己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交税，如果不拥有任何地产，则不需要交税。在中国，号称“国有”的土地，其实是“官有”；人们买“房”时，只买了几十年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国人最多有租借者的权利，而没有拥有者的权利。在世界上所有的正常社会，租房者是不需缴纳地产税的，只有房主才必须缴税。中国人没有享受到私有制的好处，却要为私有制的负担买单！号称人民公仆，却敢向不拥有土地的人民征收地产税，真是岂有此理！　　至于个人所得税率，在美国加州，是年收入28000美元以上的才需要缴税。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却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单身)的税率！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多交的会退回给你，有很多的利益，老来退休的时候国家每个月会给很多钱养老，这钱可能比交的税要多很多。在中国，如果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年底没有，退休也没有，永远都没有退税!　　美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如果丈夫的收入要养老婆，就按照两个人来算；若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这时候的税率是非常之低，低至没有的地步！甚至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如果老婆有收入，家庭的收入加起来一起算税，比分开算税的税率要低一些。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纳税人的明天和家庭与小孩；中国没有养老，两个年轻人可能要养活4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中国把养老这个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国家卸掉了全部责任。要求单位负责为个人交养老保险，交的税没有给纳税人带来任何养老和任何好处，只是给社会上和企业、单位带来负担。　　而美国交了税后，享受到了该享受的所有好处，上高速公路免费，汽车年费为不到几十美元，考驾驶执照12美元。没有养路费的说法。子女上大学之前免费。美国如果失业，可以拿到每个月大约1000多美元的失业金，这钱足够租房和吃饭费用。在中国如果失业，每个月如果跑断腿，找各种部门和机关，可能拿到400元人民币每月。而这钱，在中国城市里远远不够租房和吃饭，所以中国的这个失业保险，完全是一种“非常搞笑”，比中国国税总局局长定义外媒“恶搞”，要真实和痛苦万倍！　　既然中国国税总局局长说要“和国际接轨”，那么就看看他到底如何接轨。比如，买房：中国买房交契税，0.75到2，美国买房退税；买车:中国缴税，美国退税；炒股票投资失败：中国没有人管，就是跳楼不成，还要被“维稳”抓去坐牢，而美国退税。子女上幼儿园，中国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子女上初中高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子女上大学：中国的学费已经可以和英国相提并论了。美国从幼儿园高中都免费，很多大学也免费。至于缴税记录；美国有，中国收了税也不给你收据，等于变相不承认你是纳税人。……　　至于中国的私人企业和老板要交多少税：33的企业税，17的增值税，45的个人所得税!至于中国的私人企业和老板要交多少税：33的企业税，17的增值税，45的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是靠罚款或乱收费养活，没有计入税收，但却是被罚被滥收的企业要支付的成本。中国的垄断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而且全部都是行政垄断，这些超级巨型的垄断国企借助行政的地位，对国民进行残酷盘剥，因为这些垄断企业全部都是占据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使得任何一个正常生活的国民都无法避免被剥削，所以垄断国企的盘剥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制税收，而且征收的税率非常高昂。　　在税收之外，国家还通过种种管道强制性的征收了公民的巨额财产，而这些钱款的征收全部都是强制性的半强制性的，这些钱款不计入国家的税收收入，也不计入财政收入，完全在财政体外循环，甚至连具体的数字也难以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其中数字之巨大，会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这些国家强制征收的钱款也计入税收，中国立刻就成为世界上纳税指数最痛苦的国家，而且和第二名要远远拉开距离。所以，中国税负痛苦本来就是世界第一；外国杂志已给中国留了很大面子了，绝非高官口中的“恶搞”！　　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价，就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了，何况还有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题。国家制定政策的人有稳定的收入，从来不知道老百姓的苦楚和生活质量在稳步下降。不知道纳税人已经民不聊生，生活质量稳步下降，不堪压力重负！　　美国等国家已经多次减少税收，而中国官员却把税收的增加当作政绩来谈。他们从不考虑民生！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的税率，可生活质量差别之巨大！美国5万美元一年已经可以养家了，中国大城市里，3500元/月永远都买不起房子，税一扣，每月交通和房租一交，给父母300，吃饭500，连自己都养不活。　　中国官员总是强调“与国际接轨”，但为老百姓好的“轨”永远都接不来，为自己牟利的“轨”，却无师自通！　　须知在任何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太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极度腐败和政府极度贪污！在以前的不少博文中，笔者总是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对比，原因是有三，一、中国意识形态强烈反美，既然反美就应该各方面比美国强；二、中国只是片面强调GDP的超日赶美，全然不顾美日社会的全方位文明发展；三、在官方一边抵制西方文明一边又高唱“国际接轨”的二皮脸表演中，居然有那么多的当代阿Q。但笔者在做这些比较的时候，个别阿Q还义愤填膺地在博文后留言：美国那么好，你滚到美国去！那么现在，笔者就回答两句：“老子是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去美国不可？有什么人敢开除老子的国籍？！老子说美国好，就是要让有些王八蛋别再骗人，好好地向美国学学！美国强国富民的榜样不学，偏要学苏联和朝鲜，什么玩意！”　　

 

[yixichen]

[评论]资本主义的税，社会主义的会：算算加拿大万万税

新闻:《资本主义的税，社会主义的会：算算加拿大万万税》的相关评论

加拿大万万税?上 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率 每年的3月和4月都是加拿大税务公民的报税季节。拿着就职单位发出的收入总表，银行提供的利息和投资理财收入明细，或上邮局取一份报税表，或者上

你是的是加拿大的情况，中国的情况不是你所说的。中国有国税和地税，而且许多税你是看不见的。中国每个月一万元的收入，要交6600的税，这个你可以在晚上看到的。

 

[guangsuhenkuai]

回复: [评论]资本主义的税，社会主义的会：算算加拿大万万税

造谣吧，没出过国的loser

 

[yixichen]

做个调查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请大家说说看。

 

[Rita_vine]

回复: 做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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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到文革，反右他不会漏网的。

 

[yixichen]

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

最近，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迄今，这还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并不是没有权威的说法，比如被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称：“1960年，中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秋瑞经过研究，认为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是2158万……
这样伤惨的一段历史，对国人该是刻骨铭心之痛吧，何况距今并不遥远。但是，若从街上随手拉个路人，恐怕鲜有人对这段历史能说得明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也一笔带过，不光是孩子们，连一些读书人也不免茫然。
一场灾难，并没有肃然地郑重进入国人的集体记忆。公开出版的若干权威史著说明，这并非不可碰触的禁忌，然而毕竟是家丑，能不提就不提罢。而被选择性“不提”的，还不独是这一段“家丑”。
据称胡适说过，历史不过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罢了――其实胡适很冤，原话并非如此，且他对历史的态度还是颇严谨的。适之先生被冤的事情并不少，也犯不上替他辩这一件。而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冤枉或被现实需要打扮，确实很多。秉笔直书的史家董狐，似乎什么时候都不受待见。
以史为鉴，洞昔是为了知今。失了诚信的历史，有如一团模糊的镜面，照出的现实也必定走样。如果，对曾经的家丑一直讳莫如深，甚至还被一些人刻意美化，比如“文革”，那么中国改革的初衷也就成了一团模糊，必要性大打折扣，连为什么出发都忘记了，又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事关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兹事体大呵！
我向读高中的女儿借历史课本一看，她却指给我看她正在读的一部砖头厚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感叹说，这美国人写自己的历史有意思，越是他们丢脸的事儿写得越细，比如歧视黑人那一段儿，还有大萧条啊，虐待华工啊，麦卡锡啊，真是历历如绘，读了半天，也没找着几段说他们“伟大成就”的。哦？美国人这一招狠啊，家丑扬给下一代，那是为了警醒惕惧后人，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实，我们也不乏这样的史观。31年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份振聋发聩的文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等“家丑”，让刚刚开始还有些踉跄的改革步伐走得更加坦然自信。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否定，还需要系统而翔实的真相剖白、细节呈现和深刻反思来支撑，更要严肃地进入全民族特别是下一代的集体记忆――中国不改革便危乎殆哉，也才能成为民族共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
请让孩子们拜读“家丑”，而要是谁愿意回到“文革”，自己穿越便罢，别拉着13亿人陪葬……

 

[yixichen]

用生命作赌注偷渡香港

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 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当年7月5日，华国锋计划访问英国，当时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作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基本刹住外逃风。
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
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当时，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随着内地全面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般展开，困扰多年的“逃港”问题终于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Michelle Libra]

回复: 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

看到这条消息也比较震惊，了解情况的人，来辟一下谣？

 

[皮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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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到前面有人在走路，走到走到就倒下，死了。”这是我父母对那段日子的描述，他们是医生和护士，在那段时期经常在乡下搞巡回医疗，治疗肿病。

 

[yix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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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登陆大陆大的网站，比如腾讯新浪，那里有许多这样的报导的

 

[yixichen]

白菜被喷甲醛保鲜成潜规则 可能导致白血病

山东青州是春季白菜的产地之一。在青州市东夏镇大袁庄村，春白菜被当作重要经济作物。村民尹立华今年种了2亩多春白菜，能收3万多斤。他告诉记者，今年行情很好，每公斤大白菜可以卖到1.4元，而去年同期只有0.1元左右。
在尹立华家的白菜棚旁边，停靠着许多收菜车辆。他说：“前几年这里白菜少，就运往济南、寿光这些近的地方。这两年外地过来买白菜的商贩才多起来，北京、内蒙古、河南、河北的都有。”
春夏之交，青州当地气温升至近30摄氏度，给蔬菜长途运输带来困难。一些菜农告诉记者，单棵白菜通风顺畅时放10天没问题，但堆到一起容易发热，腐烂速度也更快，两三天就会烂掉。
为保鲜，近年来一些商贩开始给大白菜喷甲醛溶液。记者采访时，当地派出所正好查到黑龙江商贩赵明利使用甲醛溶液喷洒大白菜。
“为什么要给白菜喷甲醛溶液？”记者问。
“我这车菜运到廊坊要10个小时。如果不喷，白菜就会红根。运过去之后，卖菜还要时间。当天卖不掉的话，第二天就会烂很多，损耗就大了。”赵明利说。廊坊那边的菜贩子也要求用甲醛保鲜，“喷过甲醛的白菜根部白净，菜贩喜欢收。”
“用了三四年”
一些蔬菜经纪人和商贩称，冬季气温低，因此冬白菜不需要用甲醛溶液保鲜，只有春夏之交上市的春白菜才会使用。这一保鲜方式三四年前就已出现，青州以外的地方也在使用。
记者从东夏镇派出所了解到，目前已查到多名使用甲醛溶液为春白菜保鲜的车主。据他们交代，喷过甲醛的春白菜被运往山西、河北、北京、内蒙古等全国多个省份。
“你这个方法是从哪学来的？”记者问赵明利。
“周边的人都这么干，得有三四年了吧，我是从去年才这么保鲜的。”赵明利说，他认识的商贩从山东、河北等多地收购春白菜，大多用甲醛保鲜，“我在河北张北县收白菜时，也是这么喷的。”
“甲醛溶液从哪可以买到？”记者问。
“我是从廊坊一家化工用品商店买的，就在路边，很好买。一大壶（约2.5升）才7元钱，他们都给兑好了水。”他说，一车10吨白菜用半壶就够了。
记者在东夏镇派出所看到，查没到的甲醛溶液大多以小塑料壶、矿泉水瓶、浇花水壶等容器储存。
当地一些菜农和经纪人告诉记者，只有长途运输的春白菜才可能会喷洒甲醛，其他蔬菜品种目前还没发现或听说用甲醛来保鲜的

 

[yixichen]

回复: 白菜被喷甲醛保鲜成潜规则 可能导致白血病

早起，买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氨奶；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和炒甲醛白菜，再来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去地摊买本盗版小说，钻进黑心棉被窝，顺便吃点皮革胶囊，但愿能睡个好觉!

 

[yixichen]

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

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
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详细]


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 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 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 ，“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详细]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与当今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掠夺贫困之家，后者则是抢劫“小康”之宅。那个年代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群众运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惩治腐败，一边又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一种讽刺。“明君思维”要不得，没有独立、民主的监督机制，再好的“明君”，也无法根治贪腐横行，毛泽东时代反不尽的贪腐，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