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发起人 风居住的街道
- 发布时间 2014-02-25
从千年的专制国家出来，许多人习惯了在所有领域统一言论，或者向一个人看齐。这也是一种惯性。我以前也受其影响。现在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会在所有观点上一致，或在所有观点上分歧。不如就谈观点，少关注人。至于对面子和形象的打压，尽管大多数中国人都极其在乎面子和形象，但仍然还是有人不在乎，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在乎。所以用打击面子形象的方法达到缄默其口的目的，恐怕越来越难以实现。专制国家与公民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焦点不是在权利顶端的伟大领袖那里，也不是在少数精英那里，而是在每一个公民那里。所以，在公民社会，通过打击少数光辉形象或知名人士，从而减低其言论的影响力，这种方式显然比较落后。
提高声望的方法，不是靠打击或者挖苦别人，而是靠传播知识和智慧、传递关怀和爱心。只要你有一天仍然在传播知识和智慧、传递关怀和爱心，你的形象就不可能被打倒。与其不停打击报复，不如说点有价值有意思的东西，让大家的焦点集中在IDEA上面，而不是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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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葡萄关于独立思考，自由言论，传播知识，关注想法这几点指示还是不错的。
按熊姐一码归一码的思路， 应该点赞。
今日之中国 已完全被当年红卫兵掌握(图)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4-04-30 14:14 来源: 多维新闻 作者:
本人也算是半个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批判，也是对自身的批判。明明知道是精卫填海，却还是乐此不疲;纵然是以卵击石，总觉得也比被踩成泥泞来得精彩。前三十年活在谎言中，后三十年当然要与谎言较真。不然的话，我的子孙后代还要活在谎言中，我有何面目去见我的祖先?
今天的中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正掌握话事权的人几乎都是50以上岁数的人，大到国家政局，小到民间私企，甚或一个家庭，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大多属于这个岁数层的人，而这个岁数层的人恰恰就是三十前的红卫兵红小兵。当年的红卫兵司令，而今已成党国栋梁;当年的红小兵小将，而今至小也当了家长;也就是说，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几乎都是红卫兵出身的人掌控。显然，红卫兵已经全面接掌中国，今日之中国才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加 拿 大 家 园 网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呢?这话题还真不好说，不妨先回过头来看看红卫兵的本性，或许会有些少启迪。
这要从红卫兵的成长过程说起。人的品性基本上取决于他成长过程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长环境，二是思想教育。
先说红卫兵的成长环境。红卫兵真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整个成长期，中国正陷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无休止的整人斗人杀人，搅得整个中国腥风血雨。从抗美援朝，到镇压反革命，到大跃进，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小见惯了斗人杀人，从观摩斗人杀人到参与斗人杀人，从零散的斗人杀人到大规模的斗人杀人，残暴与残忍贯穿了红卫兵从童年到成人的整个成长过程.
再说红卫兵接受的思想教育。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正是中国陷入人类历史最反智的时代，反宗教，反传统，反人性，反人权，反理性，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反，除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从幼稚园起就被强制洗脑灌脑，被灌入头脑里的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毛泽东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维，决定了红卫兵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基本上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
红卫兵的基本思想是什么?红卫兵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阶级斗争，二是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想，明白了这两个基本点，就不难明白红卫兵的本性。
阶级斗争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巩固政权。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然后鼓动一个阶级起来消灭另一个阶级，从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再把异己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从而巩固政权。
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里，在毛泽东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人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透了就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镇压反革命，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的维稳阵势，都是这种思想在主导。 加拿大家园, I A S K . C A
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基础，凡是鼓吹阶级斗争思想的，也必然鼓吹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人的生命是神创造的，从而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圣性，否定了人的生命的尊严，进而否定了天赋人权，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生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所以动物世界里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一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把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推行到现代人类社会。
这就是红卫兵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残忍，二是贪婪。阶级斗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残忍，唯物主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贪婪。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残忍本性的大暴发，而今的贪污腐败则是红卫兵贪婪本性的大暴发。
阶级斗争造就出红卫兵的残忍。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性及其危害性，历史已经验证。凡是阶级斗争思潮泛滥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人类用无数的生命为代价，从反面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害。然而，阶级斗争思想对人类造成的最大的危害，不是在于它造成的人道灾难，而是在于它对人性的毒害。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人性变残暴变残忍了，红卫兵就是活生生的样本。
阶级斗争对人性的毒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鼓动仇恨。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鼓动报仇雪恨。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恨地主，恨右派，恨老师，恨祖宗，恨苏修，恨美帝，恨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几乎无所不恨，仇恨毒化人心，也就是毒化人性，人性变残暴残忍是很自然的事了。 iask.ca
二是宣扬暴力。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维护政权。阶级斗争理论，鼓吹暴力，美化暴力，歌颂暴力，暴力变成革命的象征，残暴残忍变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不残暴不残忍，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立场不坚定，无异于是自己堵死自己的前路，所以红卫兵比残暴比残忍，越残暴越残忍，也就越自豪。
三是鼓吹强权政治。阶级斗争鼓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抓住了枪杆子，谁就是大王。这种强权政治演化到民间，就变成了流氓政治，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上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翻版，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把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推行到人类社会，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必然变成一个不讲理的社会，高兴与你讲点道理，不高兴就一枪毙了你。在这种不讲道理的社会里，心狠手辣成为一种致胜的手段，残暴残忍也就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生存意识了。
所谓的阶级斗争，无非就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自小见惯了整人斗人杀人，加上学校教育夜以继日的洗脑灌脑，再加上传播媒体普天盖地地宣传鼓吹，阶级斗争思想深化到了红卫兵的骨髓里，残暴残忍便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进而转化为内在的思维意识，残暴残忍也就慢慢地变成一种性格了。
听上一辈人说，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很多的农民同情地主。到了红卫兵这一代，见到斗地主，斗得越惨越激奋;去参加公审大会，听说要枪毙人，就像去参加演唱会一样兴高采烈;看战争片，大炮轰来轰去，见到血肉横飞，无不欢呼喝彩。这就是红卫兵的本性：以斗人为乐，以杀人为荣。
唯物主义造就出红卫兵的贪婪。唯物主义无神论是近代人类走向堕落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凡是无神论思想泛滥的地方，都陷入全面的腐败堕落，近代历史与社会现实越来越显现出无神论的危害性。唯物主义无神论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涉及到信仰的本质问题，要阐明这个问题不容易，这里就谈谈无神论对人类最显现的一个危害：导致人性变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生命观衍生出两层的生存意识：一是及时行乐，二是不怕报应。
及时行乐带来穷奢极欲。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所以人生要及时行乐。这种人生观只在乎物欲的享受，看着别人享受，心里就难受，唯有拼命赚钱，赚到钱就放纵情欲享受。这种行时及乐的人生观，变穷了，就觉得生不如死;变富了，就穷奢极欲。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物欲享受，欲望的黑洞就越深，人心就越是贪婪。人世间日日在重复演绎这样的故事，欲壑难填，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不怕报应变成穷凶极恶。人类社会靠道德与法律遏止人的恶欲，道德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二道防线。道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信念，人类用这些信念约束自己，也用这些信念评判别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归结于一个根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根本的信念最终的逻辑依归就是对神的信仰，只有相信神的存在，才有可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家 园 新 闻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就是否定了这个道德的根本信念。道德的根基被摧毁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道德沦丧，世道败坏。无神论者不敢作恶，并不是敬畏道德，而是畏惧法律，一旦对法律的恐惧解除了，情欲往往就会转化为恶欲暴发出来，而一旦恶欲暴发出来，就敢把坏事做尽做绝。
在两种情况下，无神论者最容易暴发出恶欲：一种是陷入穷困潦倒，觉得生不如死，对法律的恐惧就消失了;一种是大权在握，法律管不了他了，对法律的恐惧也消失了。前者往往变成强盗，后者往往变成贪官，他们敢把坏事做尽做绝，变得穷凶极恶了。
红卫兵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三十年前靠革命理想约束贪婪的情欲，后来革命理想破灭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约束贪婪的情欲了，于是就放纵情欲享受。放纵情欲，也就是放纵贪婪的心，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的贪婪，最终都归结于对肉欲的贪婪。 加拿大 家园网
红卫兵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说这话，心里就隐隐作痛，文章开头就说了，本人也是半个红卫兵。说自己是半个红卫兵，有两层意思：一是文革时年纪小，只够格当红小兵，当红小兵队长，所以级别上可以算是半个红卫兵;二是自我分裂，前半生是红卫兵，后半生痛批红卫兵，括骨清毒，把被灌入的邪恶的思想清除，所以是半个红卫兵。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处于反智的时代，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无所不反。原来应该是求知识求修养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反智的政治运动中，当我们醒悟过来时，最好的年花已经失去，无论多么努力，还是无法弥补成长期留下的缺陷，知识的缺陷，素养的缺陷，信仰的缺陷。人的素养修练，有的过了成长期就永远弥补不上了。所以说，红卫兵变成了中华民族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概括起来就是：缺失宗教信仰，缺失传统修养，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缺失的首先是宗教信仰。红卫兵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批判宗教信仰，反对宗教信仰，而且仇视宗教信仰，文化大革命掀起全面的反宗教运动，大肆破坏教堂寺庙，残酷地迫害宗教徒。 家 园 论 坛
宗教信仰的宗旨是宣导爱，是为培养人的爱的情怀。宗教信仰劝人从善，不要从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理念就是人类道德信念的逻辑依据。基督教宣导人人生而平等，更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世界上人格伟大的人，往往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性。红卫兵的残忍与贪婪，最深层的根源就是因为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还缺失传统修养。中国人普遍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人格修养主要是靠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官方主导的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是民间传承的习俗。孔孟之道是官方为士大夫阶层选定的必修课，传统习俗是民间自发传承的礼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传统文化修身养性。
孔孟之道被渗入太多的封建政治理念而带有太多的糟粕，但作为人格与道德的修练还是有其精华，至少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格修练有正面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曾出现过不少的正人君子，出现过许多人格高贵的人。 加 拿 大 家园网
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拜天地，拜祖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朴素的信仰传承生活信念，传承道德信念。这种朴素的信仰可以从中国人的婚礼上看到。结婚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婚礼，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天地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要敬畏天地;天地之下是祖宗，所以要敬拜祖宗;祖宗之后是高堂，所以要谨守孝道。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中国人敬天悯人的情怀，对天地的敬畏，对弱者的怜悯，让人性走向圆满。
红卫兵把孔孟之道作为封建思想批判，把传统习俗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不仅没有了敬天悯人的情怀，甚至连传统的孝道都衰败了。
红卫兵也缺失人文素养。红卫兵求知识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阶级斗争与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中，学校被M思想垄断，读语录，唱红歌，跳忠字舞，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反理性，反宗教，反传统，几乎无所不反，人类创造出来的人文艺术，都变成了封建修的毒品，统统要消灭。所以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琴棋书画没有几样会，就连最起码的唱歌也是个个五音不全了。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士大夫，他们必须经科举考取功名，所以都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不敢说封建士大夫的人格修养有多么高尚，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文化修养出类拔萃，正是靠那些出类拔萃的士大夫承前启后，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再看看民国时代的精英分子，传统文化赋予他们谦恭的品格，西方文化赋予他们平等的精神，他们以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趣，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那个时代的精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加拿大家园, I A S K . C A
红卫兵身上有什么?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有哪一个人可以与民国时代的精英比肩?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比，比堕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修养则望尘莫及矣。
这样的红卫兵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自己本身当过红卫兵，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真是了不起。
分析的很有条理：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前者相信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后者是只要和自己阶级不一样就斩尽杀绝，否定生命的尊严。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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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你出来吧，怎么激你都不露面，总不至于你帮我打抱不平多时，结果我出来了想跟你真诚道谢，你却disapear了。告诉你，真实100%，一位你青睐以久的妹妹，昨天给我留言说你是个很可贵的人，你知道她是谁吗？
由版主最后编辑: 2014-05-06
你这么说就违背了熊姐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指示。
滕彪是许志永的好朋友，北大法学博士，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下边是他的一篇博客。
滕 彪：我无法放弃
2008年3月6日，晚8点25分，在万圣书园买完书，给妻子打电话，说20分钟左右到家。
8点40分左右，刚把车停下，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是滕 彪吗？”没等我回答，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我开始拼命挣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我想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寡不敌众，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动弹不得。被塞到车上之后，我已经喊不出来，喊了也没人听见，就立即冷静下来。
扭斗中，他们把我的眼镜给弄走，车里一片黑暗。他们有四个人，我的左右各有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们给我罩上头套，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我每一反抗，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来辱骂，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劣。
我开始想，这一拨人究竟是谁呢？很有可能是国保，与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脱光衣服，拳脚，电棍，扔到路边，打车回家……不到两年，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山东临沂，陈 光诚案开庭前一天，一个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陈光 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其他的就更多：2005年9月6日，陈 光 诚被绑架，2006年8月17日，高 智 晟被绑架，2006 年2月16日，胡 佳被绑架，2006 年4月16日，刘 正有遭绑架，2007年9月30日，李和 平被绑架，2008年 1月14日，齐志 勇被绑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以绑架的形式来抓当事人、抓证人、抓律师，也常有发生。
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但这伙人凶神恶煞，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那麻烦就大了。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他们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较惨。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或者像付先才那样被打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人到这个时候，就得认命。
四十多分钟以后，车停了；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像是在郊区农村。几个人从车里出来，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姑且叫他们四个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恶。
摘下头套，他们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间站着。几个人围着我，一张张凶横的脸。一个人说，“把衣服脱了！”心想糟了，要开练。我没动。不料他说：“把外套脱了，屋里热。”
一个人开始训话，叫他E吧。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个，但无法证实。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大声反问。
“我们市局的。不是黑社会，你放心吧。”
“你们有证件吗？”
“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就不断地来回活动，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
“怎么，要打架啊？”E说。“再这样动，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哥几个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吗？”
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来的时候，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发动机开着。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期间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没什么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应该跟我没关系。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着他们看，不说话。站着，往上看顶棚，尽量不低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此外两盏灯，一个暖气片，别无他物。正前方的那盏灯，正对着我的眼睛，没点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特提室”，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肯定是提讯室了；第二天趁他们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如实回答，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最担心的是家人。而且看了一下午书，又累又饿。我提出条件：“让我回答问题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给爱人打个电话，第二要吃饭。”他们说，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虑。又来训话。这伙人是洗脑专家，有极强的演说欲，可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陈词滥调，思想贫乏，逻辑混乱。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人回来说，“电话不能打，但可以发个短信。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你就写：在和朋友谈事儿。”
给我手机，我写道：“老婆，别担心，照顾好孩子。在和朋友谈事儿。爱你的老公。”他们审查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在传达其他的信息，就让我发送了。时间是2月6日晚10：45。
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是我本人发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经“出事”了。因为我平时出来不会用“照顾好孩子”、“爱你的老公”这类词。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拿来盒饭，让我吃。油麦菜已经凉了，不新鲜，也不够吃。F说，“吃吧，里边更素。”“里边”指的是看守所。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他们多次暗示，那里面日子更难过。
（二）
E说：“判你个十年，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还能干什么呢？”
“别跟政府作对。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饭辄就是工作、谋生方式。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E说：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这里的纪律。F体格粗壮，三十多岁，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
“第一，早晨六点起床，进行操练。第二，警官进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实回答问题，声音要大。”
这个第二项，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真是没有天理了。
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随时准备动手。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
我也知道，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 一定同时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
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按照出场顺序，应该叫G、H。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大概是预审处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E说，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我懒洋洋地站起来。但不说“警官好”。（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在进门的时候，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样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E、F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G、H、我以及两个看守I 、J。看守共有I 、J、K、L、M、N六个，三班倒，24小时进行看守，寸步不离。吃饭、睡觉、上厕所、思考问题，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一下子想起《1984》里的电幕。按我的理解，24小时严密看守，大概有三个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杀，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情绪变化，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展开心理攻势，随时调整洗脑策略。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真的很滑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
G、H开始正式问话。G主要问，H主要记。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6日晚的核心问题是：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也有不错的家庭，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还跑到海外去发表？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G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H好象有点激动，插话到：“崇洋媚外，臭卖国贼。”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不说话。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应该同情才对。
G还不错，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出身贫穷，1992年上大学，也经历了93 年申奥失败的场面，等等。他说，“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这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多给国家负些责任？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你又专挑黑暗面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什么民主，什么维权，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你进了监狱，老婆孩子怎么办？”）
等他们全说完，我开始讲：“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说真话也有风险；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最悲惨的人去承担。“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场合也肯定了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也做出过努力。做为独立知识分子，我绝不会做歌德派，一味歌颂赞美，拍马屁；我觉得，政府只要作一点儿好事，有一点儿成就，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记者、学者去歌功颂德，绝不缺我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的，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也永远有各种弊病。“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同样负有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都不能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着艰难的平衡。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但决不害怕进监狱。”
他们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说：“我爱国，爱人民，从来如此，也不会改变。我觉得，指出我们国家、政府的缺点错误，积极地帮她改正，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忠言逆耳，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对祖国如此热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
（三）
凌晨两点多，他们才让我睡觉。（2008年1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对我审讯，持续到半夜12点，由于当天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晚上11点时我已经受不了了，不断地说“我困、我困”，笔录是在那种情况下做的。）他们从外边搬来一张床垫子，我倒头便睡。不允许熄灯，两个看守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比我更不自由。
还好，他们没有在早晨六点叫醒我。不知道几点我睡醒了，看到看守困倦的样子，我说，你们辛苦了。完全没有挖苦，只是觉得心疼。他们既是看守，又是打手；但他们在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他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自己的人性何尝没有受到摧残？
叠好被子，洗脸，吃早饭，等着他们继续问。
7日上午问话的也是G、H。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共有15篇左右，包括《奥运前的中国真 相》、《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抓捕胡 佳意味着什么？》、《关于<奥 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后极 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等等。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显然这些是他们认为“出格”的地方。一页一页地让我签字，逐字逐句地问。
G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刑拘、逮捕、审判、判刑；另一条路是态度好一点，争取宽大处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他对我印象不错，说我人品很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有意味的是，他离开之前，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调对我说，“滕彪，你就违心地说两句认错的话吧，算我求你了。”他既是为了我好：有个好的态度，可以从轻发落；同时，在笔录上如果反映不出来我的“思想转化”，恐怕他也过不了关。
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同时却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极权制度下，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而不同时是(或多或少的)同谋。换言之，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比如，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权利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尴尬和痛苦。
只剩H一个人做笔录。两个看守。我。参与这样一幅画面我觉得有些尴尬。这是21世纪，一些中国人在真真假假地帮另一个中国人洗脑。想起《窃听风暴》里的那位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动甚至改变了那个在暗中的监视者。从这些人的问话中了解到，他们仔细看了我写的所有文字；我觉得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文字还是没有白费心血；为了这一批认真的特殊读者，我也不应该停止写作，还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大约下午两点，H问完了出去，我可以歇一会儿了。
在没有询问人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可能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是非常宁静而坦荡的；没有恐惧和慌乱，没有沮丧和懊悔，没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监狱可以囚禁人的身躯，却无法锁住灵魂的高贵。我闭目养神，轻轻地吟诵我会背的唐诗宋词，从五言到七言，从《将进酒》到《春江花月夜》；静静地回忆着我最心醉的音乐旋律，从贝多芬的《命运》到莫扎特的《G大调第13小夜曲》。
昨天梦见我从北大41号楼偷偷溜出来，给爱人打电话；电话里说自己被看管着，必须设法出去。昼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太想打那个电话了。——41号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地方，也许今天的囚禁象征着我上北大以后的必然宿命？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召唤以后的必然宿命……想家。想孩子。巧儿到姥姥家已经两天了，正好我这两天工作忙，没去看她。昨晚给妻子打电话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一个月，一年，三年？虽然这些家伙威胁可能十年，但我觉得不可能。五年是个杠儿，凭我这几篇东西，过不了五年那个杠儿。不能以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那个标准，那是近年来以“煽动罪”入狱的作家中“单价”最高的。何况外界的声援也许会让刑期打个八折……
很多话想和爱人说。用心做了首诗，用脑子把它记住。下午要了一支笔，把它写出来，就叫《狱中致爱人》吧。诗被看守搜走了，但愿他们把它当成文学作品，而不是藏头诗或政治檄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四）
有了纸和笔，舒服多了。练字，默写唐诗。从小就喜欢书法，心仪于书法创作时那种物我两忘的感觉。看守中如果有懂书法的，将来也许会允许我把家里的笔墨纸砚带进来……
下午，F来了一趟：“你还有闲心写诗！赶紧写写你的思想认识。我是负责看你的，跟他们怎么处理你没有关系。我这是为你好。以前从这儿出去的，都写；从我的经验看，写的好的，出去的也快。”
去他娘的思想认识！
——好，我写。把昨天说的那些东西整理整理，写成《我的感想》：关注人权，推进法治，自由思考，独立批判，知识分子责任，拒绝谎言，说真话，等等，落款是“中国公民滕彪”。
F看了说：“你这么写还不如不写！这些东西，上面看了能高兴么？你看看能不能再写一个？这个我给你保管吧。”他拿走了，连同那首诗。
“上面”肯定看了这份“思想汇报”；连同那首诗。F想套我写更多的东西，我却不再写了——再写没准儿“上面”更生气，后果更严重。
晚饭后，E又训话，之后说：“我们领导一会儿来，说明对你的这个案子还是很重视的。”“领导”很快进来了，个子不矮，身体壮实，短发，看样子不到四十岁。按字母顺序应该叫他O。
O是个演讲狂。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没停，讲他的大道理。被人插话都被O打断：“我还没讲完。”讲完就走，没给我反驳的机会。我知道一些思想僵化的教授总是讲完就溜，不给学生质疑的机会。
国保给做思想工作，我见得太多了，不下三、四十次。绕来绕去，跑不出四、五套路数。O也不例外，要点简记如下：
1、民族主义论：哪个国家没有缺点？美国就好啊？美国干我们这一行的，比中国多多了。在境外反动网站发表诋毁我国政府的文章，这是什么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这样的成就容易吗？你去过故宫吗？看看故宫那里面盛水的大缸，看看那上面的刀印儿，帝国主义侵略者把上面的镏金都给刮掉了。我们今天落后，难道跟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关系吗?
2、以卵击石论：我这次来是主要是要告诉你，政府不怕你。政府怕过谁？不要企图和强大的政权做对。魏京 生、徐文 立，名声比你大多了，说判就判了，我们犹豫过吗？你算个啥？被我们（部门）盯上，还有你好果子吃吗？你后你甭想出国了！我告诉你，无论你这次什么时候出去，你甭想再做维权了！赖斯这次来也提到了胡佳的案子，你知道我们外交部实际怎么回答的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律，用不着你们管！”高 智 晟怎么样？现在老老实实的，我能把他叫来跟你做工作你信不信？
3、恶法亦法论：有人说应该废除刑法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别跟我谈这个。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这一条。只要它不废除，它就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就要执行它；如果不执行，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办了高/智 晟，来了胡佳，抓了胡 佳，又出来个滕彪，你还要“继承胡 佳的事业”，那好，我们就要用105条来对付你！
4、家庭责任论：你现在多好，有车有房，你开的是福克斯，我开的是奇瑞，你房子140多平米，我 90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孩子那么小，将来孩子问爸爸去哪了，让妈妈怎么回答？
但O对我本人也表示尊重，他说：“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亲属，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你人品很好，人性很好，写的文章也不错……”——一个好友在我出来之前安慰我的妻子说，我人品好，在里边可能不会被打。我觉得未必。不是所有“里边”的人都了解你的人品；而且“不打好人”如果是他们的原则的话，“不抓好人”应该也是。
O最后说：“正式的司法程序我们也能走，但是太麻烦，你要这个证那个证的。”“我们还是本着教育和挽救的态度，再给你一次机会；不但要看你这次怎么表态，也要看你以后怎么做。”
晚上10点多睡觉，一夜无话。
（五）
六点被叫醒。洗脸后，在房间里活动身体。
G来了，问我有什么考虑。
我说了几点意思：1、我的文章个别句子和用词的确有不恰当的地方，以及引用后没有调查核实的地方，以后会注意。2、我以后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3、奥运结束之前，不写关于奥运会和胡佳案的文章。（这一点是2月22日北京市国保对我的要求，有我自己写的书面声明。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不答应就马上让学校开除；答应了损失也不大。这次绑架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无非是让我少些东西。）
妥协是必须的，为了早点儿回到家人身边。但要守住底线：不能伤害他人；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比如接受他们提供的工作，为他们提供消息之类；不能认罪；不能放弃以后写作的权利。前两条是牢底坐穿也不能违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在酷刑之下或者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之下写了保证书或悔过书，我完全理解。在绑匪的胁迫之下写下“我热爱绑匪”难道有什么可耻的吗？威胁恐吓之下的保证能算数吗？哪一种事业比一个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更重要？哪一种信仰或理想会因为一个人被迫表示放弃而受到损害？）
之后我说，“我希望你们48小时之内放我，也就是今晚8：40之前。因为一些我个人的情况，第一，我岳母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她在1998、2000、2002、2005、2006年都犯过。如果我出事，她很可能再犯。第二，我每天要接送孩子去幼儿园；第三，我周一要讲课，至少得花一天的时间准备；第四，我的一些朋友肯定要联名呼吁，人权组织也要呼吁和抗议，媒体也少不了报道，这对政府形象不利；还有一些机构可能要等失踪者48小时没有消息才会作出反应。我没有威胁的意思，都是为了政府和奥运形象考虑。
“最后一点，如果你们今晚不准备放我，我需要些日常用品：内衣、牙刷、牙膏、毛巾、袜子、剃须刀，还要一些书。只要有书，我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多久都行，不给你们找任何麻烦。”
G去汇报了。几分钟后，给我拿来牙刷牙膏和毛巾：“刷刷牙吧，但内衣我们解决不了。”看来是不准备放我？
中午G又来了，我问，向上面反映了没有？他又说了一大套。核心思想是，放人。
午饭很好。在里面共吃了六顿饭，一顿比一顿好。
午饭后换了两个看守，P、Q。Q看了我写的钢笔字，问，你练过柳体？我说是啊，但练颜体更多些，对《颜勤礼碑》下过些功夫。他说他也写书法，有一段时间很郁闷，就写书法来调节。我说，是啊，书法能净化人的心灵……
G进来，把从我身上搜出来的东西还给我，钱包，钥匙，手机。“现在不能开机，到家再打电话。”
P、Q给我带上浅绿色的头套，G说委屈你了。我说，我理解。架我出去，客气地提示我，“抬腿”、“低头”、“上车”。
一路上G和我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他有个6岁的女儿，孩子她妈总想着给她很多任务，让她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兴趣班。我说这样不对，应该让孩子多和同龄人在一块儿玩儿，多接触大自然，带她到农村野地里去，数星星。给孩子自由的空间最重要……。我们教育孩子不应该以竞争中取胜为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金钱、地位、名誉都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内心生活，体验幸福的能力，能感受到爱和美的心灵，才是一生也享用不完的财富。
他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来我那些话里面的双关。
大约四十分钟，到了我家附近，摘下头套，和他们告别。一辆黑色捷达，没有车牌。
（六）
巧儿看到我，高兴地趴在地上。我抱起她，很想哭。
妻子没觉得我能这么早回来，她说她准备下午游个泳，把身体和情绪都调整到最好状态，投入漫长而艰巨的营救工作中去。
抬头看表，下午1：40。
朋友们都说她的表现很精彩，和朋友商量对策、报案、接受采访，从容镇静，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她把我出事后发生的事情都详细记录下来，每个电话，每个采访。
3月8日7：20，早上醒来，很安静。不敢多想，一想就要流泪。
3月8日7：44，徐老师打电话问情况，让我别着急。我不能控制地哭了。
我不想让她再为我的失踪而哭泣。可我却不知道能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派出所来调查，也没有人愿意作证。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他们去争取自由和人权吗？”
值得。
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
滕 彪：我无法放弃
2008年3月6日，晚8点25分，在万圣书园买完书，给妻子打电话，说20分钟左右到家。
8点40分左右，刚把车停下，准备关车门的时候，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是滕 彪吗？”没等我回答，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我开始拼命挣扎，大喊大叫，足足有三分钟。我想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我寡不敌众，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动弹不得。被塞到车上之后，我已经喊不出来，喊了也没人听见，就立即冷静下来。
扭斗中，他们把我的眼镜给弄走，车里一片黑暗。他们有四个人，我的左右各有一人，牢牢控制我的四肢。他们给我罩上头套，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我每一反抗，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来辱骂，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劣。
我开始想，这一拨人究竟是谁呢？很有可能是国保，与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这一次，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荒郊野外，脱光衣服，拳脚，电棍，扔到路边，打车回家……不到两年，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山东临沂，陈 光诚案开庭前一天，一个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陈光 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其他的就更多：2005年9月6日，陈 光 诚被绑架，2006年8月17日，高 智 晟被绑架，2006 年2月16日，胡 佳被绑架，2006 年4月16日，刘 正有遭绑架，2007年9月30日，李和 平被绑架，2008年 1月14日，齐志 勇被绑架；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以绑架的形式来抓当事人、抓证人、抓律师，也常有发生。
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但这伙人凶神恶煞，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那麻烦就大了。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他们要跟我玩黑的，那就比较惨。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或者像付先才那样被打瘫痪，也并非没有可能。人到这个时候，就得认命。
四十多分钟以后，车停了；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像是在郊区农村。几个人从车里出来，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姑且叫他们四个ABCD。匿名的暴力、匿名的罪恶。
摘下头套，他们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间站着。几个人围着我，一张张凶横的脸。一个人说，“把衣服脱了！”心想糟了，要开练。我没动。不料他说：“把外套脱了，屋里热。”
一个人开始训话，叫他E吧。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个，但无法证实。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你们是谁？干什么的？”我大声反问。
“我们市局的。不是黑社会，你放心吧。”
“你们有证件吗？”
“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
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就不断地来回活动，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
“怎么，要打架啊？”E说。“再这样动，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哥几个等你一天了，你要是再拱一拱火，能有你好受的吗？”
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我突然想起，早晨岳母来的时候，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发动机开着。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期间看一看我，例行公事，没什么好怕的。往下一看，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应该跟我没关系。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
我只是盯着他们看，不说话。站着，往上看顶棚，尽量不低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此外两盏灯，一个暖气片，别无他物。正前方的那盏灯，正对着我的眼睛，没点亮。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特提室”，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肯定是提讯室了；第二天趁他们开门的时候，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不如实回答，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最担心的是家人。而且看了一下午书，又累又饿。我提出条件：“让我回答问题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给爱人打个电话，第二要吃饭。”他们说，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但仍然可以考虑。又来训话。这伙人是洗脑专家，有极强的演说欲，可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陈词滥调，思想贫乏，逻辑混乱。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人回来说，“电话不能打，但可以发个短信。你准备说什么啊？”
“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
“你就写：在和朋友谈事儿。”
给我手机，我写道：“老婆，别担心，照顾好孩子。在和朋友谈事儿。爱你的老公。”他们审查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在传达其他的信息，就让我发送了。时间是2月6日晚10：45。
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是我本人发的，就可以知道，我已经“出事”了。因为我平时出来不会用“照顾好孩子”、“爱你的老公”这类词。这也正是我的用意。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拿来盒饭，让我吃。油麦菜已经凉了，不新鲜，也不够吃。F说，“吃吧，里边更素。”“里边”指的是看守所。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他们多次暗示，那里面日子更难过。
（二）
E说：“判你个十年，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还能干什么呢？”
“别跟政府作对。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饭辄就是工作、谋生方式。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E说：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这里的纪律。F体格粗壮，三十多岁，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
“第一，早晨六点起床，进行操练。第二，警官进出要起立，喊警官好。第三，如实回答问题，声音要大。”
这个第二项，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真是没有天理了。
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随时准备动手。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
我也知道，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 一定同时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
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按照出场顺序，应该叫G、H。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大概是预审处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E说，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我懒洋洋地站起来。但不说“警官好”。（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在进门的时候，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样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E、F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G、H、我以及两个看守I 、J。看守共有I 、J、K、L、M、N六个，三班倒，24小时进行看守，寸步不离。吃饭、睡觉、上厕所、思考问题，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一下子想起《1984》里的电幕。按我的理解，24小时严密看守，大概有三个目的：防止逃跑，防止自杀，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情绪变化，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展开心理攻势，随时调整洗脑策略。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真的很滑稽，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
G、H开始正式问话。G主要问，H主要记。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6日晚的核心问题是：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也有不错的家庭，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还跑到海外去发表？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G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H好象有点激动，插话到：“崇洋媚外，臭卖国贼。”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不说话。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应该同情才对。
G还不错，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出身贫穷，1992年上大学，也经历了93 年申奥失败的场面，等等。他说，“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这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多给国家负些责任？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你又专挑黑暗面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什么民主，什么维权，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你进了监狱，老婆孩子怎么办？”）
等他们全说完，我开始讲：“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说真话也有风险；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最悲惨的人去承担。“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场合也肯定了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也做出过努力。做为独立知识分子，我绝不会做歌德派，一味歌颂赞美，拍马屁；我觉得，政府只要作一点儿好事，有一点儿成就，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记者、学者去歌功颂德，绝不缺我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的，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也永远有各种弊病。“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同样负有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都不能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着艰难的平衡。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但决不害怕进监狱。”
他们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说：“我爱国，爱人民，从来如此，也不会改变。我觉得，指出我们国家、政府的缺点错误，积极地帮她改正，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忠言逆耳，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对祖国如此热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
（三）
凌晨两点多，他们才让我睡觉。（2008年1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对我审讯，持续到半夜12点，由于当天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晚上11点时我已经受不了了，不断地说“我困、我困”，笔录是在那种情况下做的。）他们从外边搬来一张床垫子，我倒头便睡。不允许熄灯，两个看守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比我更不自由。
还好，他们没有在早晨六点叫醒我。不知道几点我睡醒了，看到看守困倦的样子，我说，你们辛苦了。完全没有挖苦，只是觉得心疼。他们既是看守，又是打手；但他们在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他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自己的人性何尝没有受到摧残？
叠好被子，洗脸，吃早饭，等着他们继续问。
7日上午问话的也是G、H。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共有15篇左右，包括《奥运前的中国真 相》、《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抓捕胡 佳意味着什么？》、《关于<奥 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后极 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等等。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显然这些是他们认为“出格”的地方。一页一页地让我签字，逐字逐句地问。
G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刑拘、逮捕、审判、判刑；另一条路是态度好一点，争取宽大处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他对我印象不错，说我人品很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有意味的是，他离开之前，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调对我说，“滕彪，你就违心地说两句认错的话吧，算我求你了。”他既是为了我好：有个好的态度，可以从轻发落；同时，在笔录上如果反映不出来我的“思想转化”，恐怕他也过不了关。
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同时却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极权制度下，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而不同时是(或多或少的)同谋。换言之，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比如，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权利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尴尬和痛苦。
只剩H一个人做笔录。两个看守。我。参与这样一幅画面我觉得有些尴尬。这是21世纪，一些中国人在真真假假地帮另一个中国人洗脑。想起《窃听风暴》里的那位作家，自己的生活感动甚至改变了那个在暗中的监视者。从这些人的问话中了解到，他们仔细看了我写的所有文字；我觉得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文字还是没有白费心血；为了这一批认真的特殊读者，我也不应该停止写作，还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大约下午两点，H问完了出去，我可以歇一会儿了。
在没有询问人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也很可能对我进行全程录象，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是非常宁静而坦荡的；没有恐惧和慌乱，没有沮丧和懊悔，没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监狱可以囚禁人的身躯，却无法锁住灵魂的高贵。我闭目养神，轻轻地吟诵我会背的唐诗宋词，从五言到七言，从《将进酒》到《春江花月夜》；静静地回忆着我最心醉的音乐旋律，从贝多芬的《命运》到莫扎特的《G大调第13小夜曲》。
昨天梦见我从北大41号楼偷偷溜出来，给爱人打电话；电话里说自己被看管着，必须设法出去。昼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太想打那个电话了。——41号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地方，也许今天的囚禁象征着我上北大以后的必然宿命？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召唤以后的必然宿命……想家。想孩子。巧儿到姥姥家已经两天了，正好我这两天工作忙，没去看她。昨晚给妻子打电话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一个月，一年，三年？虽然这些家伙威胁可能十年，但我觉得不可能。五年是个杠儿，凭我这几篇东西，过不了五年那个杠儿。不能以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那个标准，那是近年来以“煽动罪”入狱的作家中“单价”最高的。何况外界的声援也许会让刑期打个八折……
很多话想和爱人说。用心做了首诗，用脑子把它记住。下午要了一支笔，把它写出来，就叫《狱中致爱人》吧。诗被看守搜走了，但愿他们把它当成文学作品，而不是藏头诗或政治檄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四）
有了纸和笔，舒服多了。练字，默写唐诗。从小就喜欢书法，心仪于书法创作时那种物我两忘的感觉。看守中如果有懂书法的，将来也许会允许我把家里的笔墨纸砚带进来……
下午，F来了一趟：“你还有闲心写诗！赶紧写写你的思想认识。我是负责看你的，跟他们怎么处理你没有关系。我这是为你好。以前从这儿出去的，都写；从我的经验看，写的好的，出去的也快。”
去他娘的思想认识！
——好，我写。把昨天说的那些东西整理整理，写成《我的感想》：关注人权，推进法治，自由思考，独立批判，知识分子责任，拒绝谎言，说真话，等等，落款是“中国公民滕彪”。
F看了说：“你这么写还不如不写！这些东西，上面看了能高兴么？你看看能不能再写一个？这个我给你保管吧。”他拿走了，连同那首诗。
“上面”肯定看了这份“思想汇报”；连同那首诗。F想套我写更多的东西，我却不再写了——再写没准儿“上面”更生气，后果更严重。
晚饭后，E又训话，之后说：“我们领导一会儿来，说明对你的这个案子还是很重视的。”“领导”很快进来了，个子不矮，身体壮实，短发，看样子不到四十岁。按字母顺序应该叫他O。
O是个演讲狂。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没停，讲他的大道理。被人插话都被O打断：“我还没讲完。”讲完就走，没给我反驳的机会。我知道一些思想僵化的教授总是讲完就溜，不给学生质疑的机会。
国保给做思想工作，我见得太多了，不下三、四十次。绕来绕去，跑不出四、五套路数。O也不例外，要点简记如下：
1、民族主义论：哪个国家没有缺点？美国就好啊？美国干我们这一行的，比中国多多了。在境外反动网站发表诋毁我国政府的文章，这是什么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这样的成就容易吗？你去过故宫吗？看看故宫那里面盛水的大缸，看看那上面的刀印儿，帝国主义侵略者把上面的镏金都给刮掉了。我们今天落后，难道跟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关系吗?
2、以卵击石论：我这次来是主要是要告诉你，政府不怕你。政府怕过谁？不要企图和强大的政权做对。魏京 生、徐文 立，名声比你大多了，说判就判了，我们犹豫过吗？你算个啥？被我们（部门）盯上，还有你好果子吃吗？你后你甭想出国了！我告诉你，无论你这次什么时候出去，你甭想再做维权了！赖斯这次来也提到了胡佳的案子，你知道我们外交部实际怎么回答的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律，用不着你们管！”高 智 晟怎么样？现在老老实实的，我能把他叫来跟你做工作你信不信？
3、恶法亦法论：有人说应该废除刑法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别跟我谈这个。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这一条。只要它不废除，它就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就要执行它；如果不执行，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办了高/智 晟，来了胡佳，抓了胡 佳，又出来个滕彪，你还要“继承胡 佳的事业”，那好，我们就要用105条来对付你！
4、家庭责任论：你现在多好，有车有房，你开的是福克斯，我开的是奇瑞，你房子140多平米，我 90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孩子那么小，将来孩子问爸爸去哪了，让妈妈怎么回答？
但O对我本人也表示尊重，他说：“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亲属，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你人品很好，人性很好，写的文章也不错……”——一个好友在我出来之前安慰我的妻子说，我人品好，在里边可能不会被打。我觉得未必。不是所有“里边”的人都了解你的人品；而且“不打好人”如果是他们的原则的话，“不抓好人”应该也是。
O最后说：“正式的司法程序我们也能走，但是太麻烦，你要这个证那个证的。”“我们还是本着教育和挽救的态度，再给你一次机会；不但要看你这次怎么表态，也要看你以后怎么做。”
晚上10点多睡觉，一夜无话。
（五）
六点被叫醒。洗脸后，在房间里活动身体。
G来了，问我有什么考虑。
我说了几点意思：1、我的文章个别句子和用词的确有不恰当的地方，以及引用后没有调查核实的地方，以后会注意。2、我以后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3、奥运结束之前，不写关于奥运会和胡佳案的文章。（这一点是2月22日北京市国保对我的要求，有我自己写的书面声明。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不答应就马上让学校开除；答应了损失也不大。这次绑架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无非是让我少些东西。）
妥协是必须的，为了早点儿回到家人身边。但要守住底线：不能伤害他人；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比如接受他们提供的工作，为他们提供消息之类；不能认罪；不能放弃以后写作的权利。前两条是牢底坐穿也不能违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在酷刑之下或者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之下写了保证书或悔过书，我完全理解。在绑匪的胁迫之下写下“我热爱绑匪”难道有什么可耻的吗？威胁恐吓之下的保证能算数吗？哪一种事业比一个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更重要？哪一种信仰或理想会因为一个人被迫表示放弃而受到损害？）
之后我说，“我希望你们48小时之内放我，也就是今晚8：40之前。因为一些我个人的情况，第一，我岳母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她在1998、2000、2002、2005、2006年都犯过。如果我出事，她很可能再犯。第二，我每天要接送孩子去幼儿园；第三，我周一要讲课，至少得花一天的时间准备；第四，我的一些朋友肯定要联名呼吁，人权组织也要呼吁和抗议，媒体也少不了报道，这对政府形象不利；还有一些机构可能要等失踪者48小时没有消息才会作出反应。我没有威胁的意思，都是为了政府和奥运形象考虑。
“最后一点，如果你们今晚不准备放我，我需要些日常用品：内衣、牙刷、牙膏、毛巾、袜子、剃须刀，还要一些书。只要有书，我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多久都行，不给你们找任何麻烦。”
G去汇报了。几分钟后，给我拿来牙刷牙膏和毛巾：“刷刷牙吧，但内衣我们解决不了。”看来是不准备放我？
中午G又来了，我问，向上面反映了没有？他又说了一大套。核心思想是，放人。
午饭很好。在里面共吃了六顿饭，一顿比一顿好。
午饭后换了两个看守，P、Q。Q看了我写的钢笔字，问，你练过柳体？我说是啊，但练颜体更多些，对《颜勤礼碑》下过些功夫。他说他也写书法，有一段时间很郁闷，就写书法来调节。我说，是啊，书法能净化人的心灵……
G进来，把从我身上搜出来的东西还给我，钱包，钥匙，手机。“现在不能开机，到家再打电话。”
P、Q给我带上浅绿色的头套，G说委屈你了。我说，我理解。架我出去，客气地提示我，“抬腿”、“低头”、“上车”。
一路上G和我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他有个6岁的女儿，孩子她妈总想着给她很多任务，让她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兴趣班。我说这样不对，应该让孩子多和同龄人在一块儿玩儿，多接触大自然，带她到农村野地里去，数星星。给孩子自由的空间最重要……。我们教育孩子不应该以竞争中取胜为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金钱、地位、名誉都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内心生活，体验幸福的能力，能感受到爱和美的心灵，才是一生也享用不完的财富。
他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来我那些话里面的双关。
大约四十分钟，到了我家附近，摘下头套，和他们告别。一辆黑色捷达，没有车牌。
（六）
巧儿看到我，高兴地趴在地上。我抱起她，很想哭。
妻子没觉得我能这么早回来，她说她准备下午游个泳，把身体和情绪都调整到最好状态，投入漫长而艰巨的营救工作中去。
抬头看表，下午1：40。
朋友们都说她的表现很精彩，和朋友商量对策、报案、接受采访，从容镇静，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她把我出事后发生的事情都详细记录下来，每个电话，每个采访。
3月8日7：20，早上醒来，很安静。不敢多想，一想就要流泪。
3月8日7：44，徐老师打电话问情况，让我别着急。我不能控制地哭了。
我不想让她再为我的失踪而哭泣。可我却不知道能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派出所来调查，也没有人愿意作证。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他们去争取自由和人权吗？”
值得。
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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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1有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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