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叶剑英为何要举荐胡耀邦
导读：叶对胡的欣赏，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1964年底，胡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仅1964年陕西全省就逮捕干部6470多人， 扣留5000多人，还有3200多人被开除党籍。胡紧急决定“暂停”。很快胡耀邦遭到全面批判，胡本人也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正在这时，叶剑英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在蒋的部队里，出行一匹马，一顶轿子，一个挑子，喝牛奶白兰地，吃进口饼干，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1927年）投奔共产党，为什么？
叶帅与华国锋关系良好，就是华国锋下台了，叶帅仍然是真情相待。
“翠柏围深院，红枫伴小楼”，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元帅工作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地方。1986年，90岁的叶剑英在这里去世。
在这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顺应民意，谋划粉碎“四人帮”，结束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历史不可假设，但很难想象，1976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若没有华、叶、汪，会是怎样——“四人帮”不覆灭，谈何改革开放？！
1976年，老帅已经八十高龄。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又是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叶剑英，新的历史使命刚刚开始。
举荐胡耀邦，力主邓小平复出，解放老干部，讨论真理标准，建立经济特区，修改宪法，共和国开始新长征的每一关键时刻，总能见到这位老人的身影。
在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侄子叶选基、当年的叶办主任王守江以及秘书王文理、张燕等一起，向媒体记者讲述那段扭转乾坤岁月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成员相继被隔离控制，没有一颗子弹一滴血，10年狂热的“文革”以最小的代价结束。
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代总理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掌握着军队指挥权，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掌握中南海警卫部队。
叶剑英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将被打倒的老干部，与华国锋、汪东兴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促成了这次重大行动。
叶向真：他们的交往都不是一天两天，他们信得过他（叶剑英）。
蒋介石、毛泽东都特别喜欢他（叶曾是蒋的直接部下），因为他没有野心，不争权夺利。他在蒋的部队里，出行一匹马，一顶轿子，一个挑子，喝牛奶白兰地，吃进口饼干，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1927年）投奔共产党，为什么？
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人，忠于自己的信仰。
粉碎“四人帮”后，叶选基在第一时间通过吕正操女儿吕彤岩将消息告知邓家。当时仍未解放的邓小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邓小平尽快复出，尽管是人心所向，但若非叶剑英的力促，恐怕更为艰难。
叶想方设法支持邓重新出山。他在许多场合赞扬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绝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他还当着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将帅，称邓是“老帅们的领班”。
王守江：叶帅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没这个精力，他还年轻嘛，在中央工作了这么久。叶帅是出于这样的公心，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
在邓尚未正式复出时，经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办与叶办商议为邓送文件，暂以王守江的名义查收。
王守江：这个只有谁知道啊？只有（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知道。1977年2月21日，在玉泉山开政治局会议，会后叶剑英和周启才一起回来，周启才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告诉我，邓的复出已经确定了。
叶选基：有两个事实得承认，华和汪没有主动提出来让邓出来工作，这是事实；但叶帅跟他们提出恢复邓出来工作，做他们两人的工作，他们两个没有反对，这也是事实。
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放在自己前面，但邓坚持排位不变。
邓小平非常尊重年长7岁的叶剑英，在邓复出后，两人交往频繁。
叶选基：邓对叶很尊重，只要叶帅提出跟小平见面，小平从来都是说：那好，我过来。
叶的秘书张燕回忆说，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叶让秘书给邓处打电话，然后就出发前往邓家。“去了之后，小平批评了叶帅的警卫。因为叶帅身体不太好，小平希望叶帅在家等他过去。”
邓复出后，很多具体事务，逐步由邓来掌管。
叶选基：很多事情，他们找叶帅，叶帅都让找小平去。习仲勋他们提出要搞特区，叶帅说我完全支持，你找小平汇报去。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叶决定在闭幕会上好好做一番讲话。他对女儿叶向真说：“小平要讲话，我也要讲一讲支持他。”
视华国锋为真正的党中央主席
粉碎”四人帮”之夜，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
叶的资历当然足以胜任。1971年林彪出事后，叶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叶实际上成为尚在台上的最有实权的中共元老——这也意味着他将担负重要使命。
但也有人认为，叶支持华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华的思想不正确，早晚得下。叶在中共革命家中以智谋著称，在战争年代，他主要负责总参谋部工作，被称为“叶参座”，毛曾赞叶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选基：不是什么策略，当时他是真心诚意拥护华当中央主席，这是毛主席安排的，叶坚决拥护。他们有商有量，有问题就谈，取得共识就去做。叶剑英对华国锋同志非常尊重，把他当作真正的党的主席。
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
华被认为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所犯错误还表现在邓小平复出和个人崇拜等问题上。
这次会议十分漫长，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长达25天。华坚持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后来叶剑英的讲话起了关键作用。
叶检讨自己“周公辅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这体现了他自我批评、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
叶肯定华的贡献，他说，讨论华所犯错误，对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 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华听后不再辩解。这次会议作出让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
王守江回忆说，在华国锋淡出后，华仍经常来看叶。
叶选基：叶帅与华国锋关系良好，就是华国锋下台了，叶帅仍然是真情相待。叶帅病重期间，华国锋来看望了几次。
此后华国锋又连任4届中央委员，出席党的中央全会，安静地度过自己的政治生涯。
叶向真：前年我去看望华国锋，他说，叶帅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举荐胡耀邦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力主邓复出，而他向中央举荐的另一人，便是胡耀邦。
叶对胡的欣赏，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
1964年底，胡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仅1964年陕西全省就逮捕干部6470多人， 扣留5000多人，还有3200多人被开除党籍。胡紧急决定“暂停”。很快胡耀邦遭到全面批判，胡本人也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正在这时，叶剑英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王守江：叶帅对胡耀邦说，我可以向中央反映，你本人也要跟中央反映，你比我讲得更清楚。你回去讲，我也要讲。
到门口的时候，叶帅跟我说，咱们走的时候，你注意，耀邦同志要跟咱们一块回北京。
1975年，叶剑英在“读书班”（“四人帮”整肃干部的地方）里见到胡耀邦——他那时仍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叶向中央举荐 胡，后来胡到中科院当副院长。在1976年初叶被要求“病休”之时，胡也被再次打倒。“四人帮”被捕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让叶选宁转 达给叶和华三句话：“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 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开始关注着胡耀邦，中央党校恢复后，叶向华国锋举荐由胡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到党校后，率先为干部平反，率先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的讨论。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因此，胡后来又被叶、邓举荐任中组部部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知识 分子。
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叶继续支持这位思想开放、比自己小18岁的后辈。
对三中全会的独特贡献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
王守江：因为我们要民主嘛，要吸收大家的意见。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大家有很多怨气，当时要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
怎么开三中全会，叶帅就有不同意见，就是必须加个预备会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吧？必须要开个预备会议，把大家的意见讲出来。统一之后开三中全会，文件通过就解决问题了。
叶选基：叶帅是想通过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议题的转折，提出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其实叶、邓，包括华，是有思想准备的。
叶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见本报10月2日头版、2版）。
叶精心准备这个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叶向真：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手，参加会议也是自己做记录的。他说，秘书记的、写的是秘书的理解，自己记的是自己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理解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法。所以他都尽量自己写。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帅反思“文革”的结 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叶还引用列宁 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向真：这篇讲话应该怎么写，写什么？父亲说：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后看。
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民主、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人帮”能进入中共核心，在于党内民主遭受破坏。
“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王守江：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因为我们党，说实话，原来都是主席说了算，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见。集体领导就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中央决定了以后就要实行民主，集体领导，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 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叶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叶选基：这在今天看来更有现实意义。
党中央副主席的“民间外交”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已经能闻到对外开放的味道。叶剑英在这里频繁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会之后，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并不是“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但他们大都见到了叶。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他们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进来，也是先见到叶帅，叶帅都鼓励他们到内地来投资建设。
这些都是非官方式见面。他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做的是朋友间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不上电视，不登报纸，跟其他领导人有很大区别。很多照片都是秘书拍的。
实际上，领导干部的民间交往往往更优于官式交往，现在我们缺乏这种意识。
王守江：不那么讲程序，出于都是友人，出于这个，他一定要见见。
在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中，叶剑英有着较多的“海外关系”。他出生于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又曾是蒋介石部下。
而鲜为人知的是，叶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华南，中共华南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何厚铧之父）等人，均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王守江：那时香港事务是叶剑英管，我经手很多机密的东西，都要写“叶剑英亲启”。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海外人士信任他，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当国门重启时，海外人士又找到了叶剑英。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只是只言片语，都显得非常重要。
王守江：他们要看叶剑英的态度，叶帅就说了一句“欢迎你们来，为中国做些事情”，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两句话，他们都很感动，高兴得很。
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
叶向真：我父亲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
首先支持创办中信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文革”后第一次见到叶剑英，是在1978年初。
叶向真：记得那时的一段日子里，每次我回家，常看到荣毅仁坐在父亲那里，我那时搞不清为何他经常来找我父亲，后来才明白，他是来找父亲帮忙解决问题的。现在，每次见到荣毅仁的夫人，老太太都要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我们的恩人，是救命恩人。”
叶选基：当时叶帅已经在考虑恢复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民主人士，也要回到“文革”前参政的状态，给他们一定的位置，参政议政。
这里头有个插曲，谷牧访问欧洲以后，回来汇报说外国的旅游事业开展得很好，所以中国也要开展旅游业。
叶帅就提出，是否搞个旅游部，谁来当部长呢，建议荣毅仁来当。当时中央原则上是同意的。为了让荣毅仁有思想准备，还跟他打过招呼。
但后来没搞成。荣就想了一招，搞个信托投资公司，引进外资。如果荣老板当了旅游部长，就没有今天的中信了。
当时荣老板跟我讲什么叫信托投资，我第一次听说这么个东西。他提出跟叶帅报告一下。当时叶帅在广州，叶帅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荣毅仁搞信托投资，让他找谷牧汇报。因此，中信是谷牧领导、安排、协助荣毅仁办成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了中信的筹备工作。
传记《荣毅仁》记录，1978年底，叶曾说过：“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此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谈。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叶选基本人也进入中信工作。叶剑英秘书张燕回忆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十个字，叶帅挥毫写了三遍。
中信成立当天，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董事。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有江泽民。
“经济富线”的设想
对于对外开放，叶剑英基于个人切身的经历，基于对“文革”、对极左的痛切反思，非常支持，身体力行。
叶向真：父亲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坚决和坚定，与他在“文革”后期对家乡广东的情况了解和关切直接相关。
“文革”前，广东——叶的故乡，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经常可见溺水者的尸体。即使“文革”结束，“逃港潮”依旧持续——这对叶是一个刺激，1979年，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拥向边境线，最后外逃约3万人。
叶向真：我至今还记得，每当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壁，沉默不语，一位身经百战之元戎，甚至为此落下眼泪。他说，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许多人在这边缺吃缺喝，生活困顿，而港澳那边高楼大厦，还欢迎去，为何不去逃生？
港澳地区，早就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叶剑英、聂荣臻从海军基地坐船到拱北，叶剑英拿起望远镜远眺澳门。
叶选基：那次我跟他去了，当时拱北穷得一塌糊涂，只有一个黄颜色的破旧边防所。澳门南光公司老板柯平从澳门带来点心，什么炸春卷、虾饺，等等，哎呀，真好吃！
远在那个年代，他老人家心里早已经有那个感触，外边居然已经发展得那样好了。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
王守江：吴南生说，我们穷啊，快饿死了。上百上千人往香港跑，过去了，就能有活路。想阻止，阻止不了，太多了。有的过不去，死人了，一片一片。
所以叶帅说，一定要把边境这个地方发展起来，起码有饭吃，有饭吃就不跑了；第二步，这个地方要开放，他就不跑了，还可以回来啊。
叶向真：我父亲说，要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建立一条“线”，与香港隔一个海，面对面，让这些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让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感觉到这儿能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对外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百姓活路问题。
叶向真：父亲知道，经济搞不上去，民不聊生，人民没出路，在这种弊政下，还想保持自己的政权，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政党，当你违背民意的时候，说再多的漂亮话，老百姓都是不满意也不接受的。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特区”设想，其实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实践。
旗帜鲜明支持办特区
1979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叶与邓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王守江：叶帅就说，搞个法，在人大以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通过以后，不是哪个人都可以叫停的。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改革者们仍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找到叶剑英。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也曾到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 英家里，在地板上摊开广深高速公路的图作了介绍。梁尚立（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带来的。那个时候胡应湘兴建广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难，层层审 批，反对声音说：高速公路怎么让外资来搞。意见大着呢。梁尚立提出是不是跟叶帅汇报一下，让叶帅了解支持一下。我跟叶帅报告，他们就来了。
我就记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叶帅跟胡应湘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第一条就是交通先行。他完全赞同他们搞这条高速公路。
1983年4月，正在广东考察的副总理谷牧，听闻叶在中山疗养，便要求联系见面。这个时候的叶疾病缠身，一个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人大委员长。
其他人被要求回避后，叶问谷牧：“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谷牧点头。“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叶续问：“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
没等谷牧回答，叶又接着问：“谷牧，你有料搞定吗？”
谷牧没听懂这句广东话：“您说什么？”
叶说：“我问你顶得住吗？”
谷站起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叶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叶选基：当时还没有人发话肯定，他们压力很大。为啥叶帅问谷牧顶不顶得住？叶帅年纪大了，看到这种情况，他很担心，才会问。
1984年，小平视察特区，改革者们的压力得到解除，险些夭折的特区安渡难关。（本文摘自胡耀邦纪念网）
(2015-02-15 19:3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