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上海乡下，我小时候不叫“春节”，叫做“年夜头”，不单单指大年三十，而是指整个可以吃喝玩乐的那几天，通常是年三十到年初三的那几天。至于元宵，大概那时物资实在匮乏，好像不怎么过的，虽然，我出生在元宵节。
年三十，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初一，我们都是去外婆外公家过。
每次去外婆外公家，到门口，第一眼总看到门楣上的一块木牌，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那字是柳体的，相当漂亮，不比我习字用的字帖差，但我总不大敢抬头去看它，看一眼，心就像被戳一下。
有一年暑假，我去外婆家，坐在门前场地上剥毛豆，突然听到前面一家的屋子里有人对我说话：“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我抬头一看，是那一家的儿子，比我大好几岁，从他家的后窗里，用嘲笑羞辱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害怕，赶紧避开他的眼睛，低头剥毛豆，事后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外婆外公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正屋，中间用板壁隔开，前半间吃饭，后半间睡觉。我两个舅舅也睡在里面，睡不下，就睡阁楼。正屋之外，另搭了个草屋灶间。
外婆外公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比儿子大，都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我父亲和我大姨夫还都是抗美援朝老兵。但这三个女婿政治觉悟都不怎么高，每年年初一都带着孩子去历史反革命分子家里。
年初一去外婆外公家，总是早上。吃完我娘做的糯米圆子，穿好新衣服，带上礼物，一家四人，两辆自行车。下了马路，由东向西走长长一段烂泥路，穿过整个村庄，再过一个池塘右转，便可以看见外婆家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早碰到的是外公，他在池塘里的一只小船上捻河泥，把池塘底部的淤泥用一个由两根长竹竿控制的网兜捞起来，混合在堆肥里，来年春耕时用。每一网兜淤泥起码几十斤重。
外公老远看见我们了，呵呵笑着，说：来啦？
1949年后，因为做过保长，外公坐了几年牢，出狱后，全家迁回到他出生的村里，监督劳动，过年也不例外。
但年初一下午，外公是可以请几小时假的。用这几个小时，外公做糯米糕，好让我们走的时候带回家去。我外公以前开糕团店的，做糕团是他养家糊口的手艺。
做糕团，要有糯米粉。过节前五六天外婆就把糯米浸泡在木桶里，一天换一次水，小年夜前一天把糯米拿出来沥干，再晾一日，就可以舂了。
村里一家人家杂物间的一角，石臼半埋在地下，四周铺砖。石臼的直径有一尺多，很深。铁杵装在一根横木的一端，横木放在一个支架上。这是一个利用杠杆原理的简单装置。外婆和舅舅劳作两三个钟头后，糯米粉就舂好了。这糯米粉可用来做圆子和糕团。
做糯米糕时，外公总是很专注。他个子不高，精瘦，高鼻梁，剃着光头。剃光头，大约是为了方便随时被批斗。而我总耿耿于怀，也很困惑，因为，剃光头的都是坏人，但外公从来都对我们很好。
做糯米糕的第一步，是搓粉。在糯米粉里掺少许粳米粉，拌一点白糖，淋些水，翻动，让粉结成颗粒，然后用筛子把糯米粒子均匀筛在一个竹匾里。这一步比较关键。多少粉放多少水需要多年的经验累积。水放多了，糯米粉粘连在一道，水放少了，或者不均匀，做出来的糕就有蒸不熟或者僵的地方。只有干湿适中颗粒均匀，做出来的糕才会松软如饴。
第二步，把筛好的糯米粉粒均匀地铺在一尺见方的笼屉里头，铺半寸厚，在上面放猪油粒、蜜饯、枣肉、核桃肉或者瓜子肉，再盖上半寸糯米粉。然后用一个木模压一下，压出各种图案，就可以上灶蒸了。
烧火是我爷的任务。我爷喜欢做火头将军，我和我爷挤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看他往炉膛里添硬柴。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水蒸气直直地从蒸笼缝隙里窜出来。这时火不能小了，一定要持续刻把钟，直到糯米混着猪油红枣的香味缭绕在灶间里，暖烘烘、甜丝丝的。
刚出笼的糯米糕是最好吃的。把一笼糕切成16块，拿一块咬下去，温暖松软，在舌头上糯糯缠绵。年节里天寒地冻，糯米糕放在篾丝竹篮里，挂在房梁高处可放上十天半月。冷糯米糕硬得象石头，但只要搁在饭锅上蒸一下就会松软如初。
那时真的穷，但年节里，外婆总是倾其所有做一桌子菜，不，两桌子菜，保证大人和孩子吃好吃饱。那是清贫的岁月，压抑的岁月，但在那几天里，我们似乎可以忘记门楣上的那块牌匾，让单纯的快乐注满整个身体和灵魂。我想，也许外公的糯米糕功不可没。这糯糯甜甜的糕点，把我们粘在了一起，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八十年代，我外公近八十岁的时候，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不受管制了，也不再监督劳动。不多久，他生病了，病得很重。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到女儿家里去看看，因为，女儿嫁出去后，他从来没去过她们的家。于是我外公第一次到我家来，也是最后一次。
我家离外公家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只不过他走了二十多年。
我爷后来告诉我，门楣上那块漂亮的柳体字木牌，“历史反革命分子王xx”，是我外公的手笔。外公字写得好，以前是被人求写店招的，生产大队知道他字写得好，就让他把本地所有四类分子的牌匾都写了，包括他自己那块。
过年了，想起几十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快乐年节，再一次坐实了我不可救药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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