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四 | 除了利玛窦、司徒雷登，你还应该知道他们
2016-09-21
之一
之二
之三
“培养无数医学人才，承认中医地位”
胡美(Hu Mei,Edward Hicks Hume)
1876 ~ 1957
美国雅礼协会医疗传教士、医学教育家；湘雅医院、雅礼中学和湘雅医学院创办人之一、院长。为中国近现代的医疗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胡美，英文名为爱德华•休姆（Edward Hicks Hume），1905年接受耶鲁大学“雅礼会”（Yale-in-China Mission）的聘请，到中国湖南长沙创办医院和学校。
雅礼会（或雅礼协会）是耶鲁大学对外传道会的中文名称，1901年由那些热心普世宣教的学生创办。雅礼会不同于传统教会的组织，其成员来自不同的教派。他们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直接的海外布道，而是通过兴办教育与医疗事业来体现基督教的信仰与服务。
1906年，爱德华•休姆以一位当地人的名义买下一幢“中央旅馆”，经修缮粉刷后成为湖南省内的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湘雅医院的前身），由此开始了雅礼会在中国的医疗事业。在创建雅礼医院的同时，胡美等人也在雅礼医院对面创办了雅礼学堂（现雅礼中学之前身），传授西医知识，医院进行临床示范，逐渐形成了以医院带学校，以学校促医院的共生模式。
1914年，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颜福庆与爱德华发起成立“育群医学教育协会”（简称“育群会”），此后中国政府同意联合办学，1914年9月，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正式开课。在爱德华的辛勤耕耘下，医学院得到长足发展，在当时享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美誉。湘雅医学院不仅传播了西方医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主承担传播和推进新医学的中国医学界人才。
对中医的认识上，1940年，胡美出版了《中国医道》》（The Chinese Way in Medicine）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医学，从中可见他对中国医学等了解与欣赏。他不仅承认中医在药物学方面以及运动疗法方面的贡献，也澄清了西方医学界人士以往对中医诊疗中使用的望闻问切“四诊法”的误解，认为中医的诊疗方法是合理而明智的，而且也有理论，并非完全是经验型的。
胡美于1905年到湖南时，年29岁；到1926年离开时已届50岁，在中国工作了22年，被誉为雅礼会在中国的奠基者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做出了很大贡献。
“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花之安(Hua Zhi'an,Ernst Faber)
1839 ~ 1899
19世纪德国基督教礼贤会传教士、汉学家、植物学家。在华35载，先后在香港、广东、上海和青岛等地从事宣教与著述，著作等身，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花之安在华的宣教方式基本沿袭了“利玛窦路线”，选择与“中国心灵”相契合的路径传扬基督福音，即“孔子加耶稣”的方法，来增加国人的认同感，使之更容易接受福音。同时也给晚清社会带来了西方文明，为国人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文化与社会的窗口。
花之安在中国35年的宣教生涯中，以“文字宣教”为重点 ,一方面用中文撰写了若干福音书籍和介绍西方文化的着作，其中包括《自西徂东》、《泰西学校论略》、《中国史编年手册》等书。另一方面他也研究翻译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用德文和英文写作，把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系统地介绍到西方世界。
在其所有鸿篇巨着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自西徂东》（按英文直译应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花之安通过中西方文明的具体对比，指出了晚清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现状与西方相比落后的地方，并提出只有基督信仰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以福音作为改良中国文化的最佳方案。
花之安还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1887年他偕同美国传教士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深入四川峨眉山一带研究植物，采集标本，发现一些新的植物品种，并以其姓氏命名。1898年花之安移居青岛，对青岛和周边地区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写成《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花之安在植物学研究方面未竟之工作，后来也被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为后来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宝贵遗产。
“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上万中国人”
华群(Qun Hua, Minnie Vautrin)
1886 ~ 1941
在华传教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南京大屠杀"中因保护、拯救妇女儿童而被南京市民誉为"活菩萨"。
华群是魏特琳的中文名字。1912年到安徽合肥三育女中任校长；1919年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野蛮地大肆烧杀奸掠。在日军攻打南京前夕，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几位欧美人士为保护及收容难民，挺身而出组成"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在城里划分出一个3.86平方公里辖地，以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女大"等地为中心的安全区，并要求中日双方承认"安全区"的中立性质。
1937年12月8日开始收容第一批难民，16日就有4000人逃进校园。华群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帮助女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
后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单纯的难民救济机构。
华群积劳成疾，加之饱受战争刺激，导致她在1940年精神崩溃，不得不回国治疗。她终生未婚，并有28年在为中国人民服务。
2001年5月12日，"金女大"校友胡华苓等五人组织了"魏特琳纪念会"，在华群逝世60周年之际，她们在雪柏得市聚会纪念她。华群的墓碑上镌刻著"金陵永生"四个中国字。华群在去世前曾说过，假如她能再生一次，她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现在在"南师大"（原"金女大"校址）校园内已塑立了华群的铜像，供人瞻仰凭吊。
“建医院办学校，为中国鞠躬尽瘁56年”
纪好弼(Ji Haobi,Rosewell H.Graves)
1833 ~ 1912
基督教美南浸信会来华宣教先驱。著名医疗宣教士，神学教育家，著作家。在广东和广西宣教长达56年之久，最后献身于中国。
1862年，他在肇庆建立了第一所浸信会教会。三年后，他在梧州开办了思达医院和福音堂。1864年，他在肇庆大湾开设一所华童义学，使众多的贫苦儿童受惠。
1866年，他聚集一批学生，每天在他家中上课两小时，这是神学院雏形。1868年，他设立了四季研经班，招收那些专心慕道的学生，然后循序渐进，设立正式神学班。纪好弼兴办神学院之同时，亦发展出日后着名的教会学校“培正书院”。该校于1890年春正式招生上课，首先废去八股文科目，而倡“策论”之学，并教授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卫生常识等课。此即当时所谓“新学”，开广东新教育之先河，比政府明令废去八股文之日，还早先行二年。
纪好弼不仅是抢救人类灵魂的牧师，也是位医病救人的医师。他常以医术作为传福音的工具，曾在西南、角石、清远、四会，以及广西梧州等地为贫苦病患者服务，并设立医院或诊所。纪好弼是把西医传入梧州第一人，在梧州医疗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在梧州开办诊所17年，是西医传入梧州乃至广西的起点。广州著名的博济医院，亦得其助力多多。1899年，纪好弼被推选为广州医学传道会主席，并且连任此职以终其身，并为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医学书籍。纪好弼和他的第三任夫人森科还积极辅助建立了广东岭南大学和岭南大学医学院。
纪好弼在华宣教历56年（1856-1912）之久，劳苦功高，但其贡献最为卓着的，当推神学教育。他可说是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爱人如己的蒙古使徒”
季雅各(Ji Yage,James Gilmour)
1843 ~ 1891
十九世纪末伦敦宣道会富有传奇色彩的苏格兰传教士。在其48年人生中，有21年在蒙古宣教，被称为“蒙古使徒”，1870年5月18日，27岁的季雅各抵达北京。
从元朝以来，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传入蒙古，成为最有势力的一种宗教。到了清朝，清政府更为积极的在蒙古推崇喇嘛教，以致僧侣数目日益增加，使昔日勇武善战的蒙古民族也日趋消沉，终至一蹶不振。据当时估计，境内一半以上的男人是佛教僧侣。许多佛教圣地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要想把福音传给这些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的游牧民族，传教士就得选择过一种漂泊无定的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基督教的救恩论和末世论对蒙古人来讲太难了，要想让他们明白属灵的真理实在是不容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透过季雅各自己的行为和交谈，让蒙古人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季雅各在蒙古辛勤劳苦了四年，到1874年时，尚未得一人信主，甚至连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都没有。季雅各所到之处，都和蒙古人打成一片，以至于他被蒙古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季雅各”。
季雅各曾将他12年在中国陆陆续续所写的札记整理成书，题名为《在蒙古人中间》(Among the Mongols)，在英国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季雅各被看为“沙漠英雄”，宣教士中的“鲁宾逊”。
1891年，这位孤独的“蒙古使徒”，终于息了地上的劳苦，归回天家。当他离世的消息在广袤无垠的蒙古传开时，当那些身强力壮的蒙古汉子知道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季雅各”时，都禁不住像孩子般地哭了起来。
中国的西医奠基人之一
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西医大夫
嘉约翰(Jia Yuehan,John Glasgow Kerr)
1824 ~ 1901
美国长老会最早来华的医疗传教士，广州基督教博济医院院长，西医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在华从事医疗服务和教育44载，医治病人无数，并在广州开创第一所医学院和第一所精神病医院——惠爱医院。
1853年，嘉约翰偕新婚妻子远赴中国，开始以行医方式从事宣教。他先服务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创立于1835年的新豆栏医局，一边开始学习中文。1858年年底，嘉约翰在广州买下一间店铺改造为医院，即为“博济医院”。此后嘉约翰自任院长，从事医疗宣教长达44年。
1860年，中国首批两位留学生之一黄宽回国后受嘉约翰聘请进入博济医药，成为得力助手。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1879年，接受二名女生入学，由此成为该校招收女生之始，同时也成为中国培训女医师之始。学堂里许多医疗手段和设备，如X光透视技术等，都是首次在中国应用。中国本土的第一位西医医师关韬也是在这裡培养出来的。根据嘉惠霖1935年《博济医院百年史》的统计，嘉约翰一生共培养了中国西医150名，如关韬、苏道明、梁晓初等。这些学生大部分成了广东省的名医，为众多患病的老百姓缓解或解除了身体的痛苦。
现代西方医学就这样以博济医院和博济医学堂为起点，逐渐在中国辐射开来。1879年，博济医学堂更名为“南华医学校”。1904年该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49年以后合并其他医科学校成为广州中山医学院，即今日的中山医科大学。
“首创盲人国语点字法，出版盲文圣经”
贾素珍(Suzhen Jia,Miss Susie J.Garland)
1870 ~ 1930
在甘肃省宣教39年，盲人国语点字法首创者，最终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当地百姓的澳大利亚宣教士。
1905年冬，出于教导盲童读书的需要，贾素珍利用中文字的偏旁，及上下部首配合，创造盲人点字法。经过不断地研究、改进和试验，终于获得成功。1913年，她专程到长沙，完成她所创造的点字阅读法；又花了数月时间，为盲人编写出第一本入门书《Primer》，以及如何使用点字阅读的方法。同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盲人事工大会上，正式通过采用贾素珍借用流行盲人点字法（Braille System）首创出的盲人国语点字法。1914年她出版了盲人用书旧约诗篇，由大英圣书公会发行，稍后她还出版了一本《旧约历史》，对造福盲人事业，贡献极大。
“中国音韵学、汉子拼音化贡献者”
金尼阁( Nige Jin , Nicolas Trigault)
1577 ~ 1628
第一位法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第一位重返欧洲又从那里率领大型传教团重来中国的传教士”；语言学家，汉学家，开启了以拉丁文为中文注音之先河。
1594年加入耶稣会，完成所需学业后，于1609年前往中国。他在华18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带来大量书籍和仪器，其中他第二次来华带来了7000部精装图书“囊括了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
除传教外，金尼阁还广泛进行译著和出版宗教书籍等工作。其中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三卷，是他唯一用中文所写的著作，説明中西文字的相互沟通，“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中国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贡献”。《五经》拉丁文译著，很多欧洲人从此著作中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圣人——孔子。此外还有《况义》一卷（即《伊索寓言》）、《推历年瞻礼法》一卷、《宗教祷文》和《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等著作。
“‘大秦景教碑’碑文撰写人”
景净(Jing Jing, Adam)
~ 生卒年不详
唐代著名景教传教士、主教和翻译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撰写人。
景净，叙利亚人或波斯人，其名意为“景教之净”，叙利亚文献称他为亚当（Adam）。其父伊斯是唐代著名景教领袖之一，在唐肃宗、代宗和德宗三朝效力朝廷，亦为景教之柱石。他曾担任名将郭子仪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而且他在社会慈善和宗教文化事业方面，亦有相当的贡献。因此景净可能自幼生长在中国，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功底极深。
景净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撰写者。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是朝廷对景教、伊斯等景教徒效忠朝廷的一种褒奖。此碑由伊斯出资，由景净撰文，吕秀岩镌刻，最后竖立于大秦寺的院中。
景教碑碑文计1780个汉字。第一部分是“序”，第二部分是“颂”。序言开宗明义仅用450个字就扼要概述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内容包涵了三位一体、创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和宗教生活等。然后解明“景教”名称之义及由来：“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接着叙述了景教自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到德宗建中二年（781年）140多年的历史；再后面则记述了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及其个人的善行。最后的颂词是对上述景教历史的总结。整个内容文字简练，充分显示出景净的中国文学功底和深厚修养。
“将生命奉献给河南的医疗宣教士”
柯维则(Ke Weize, Sidney Herbert Cart)
1872 ~ 1914
中华内地会医疗宣教士。曾在河南开封福音医院服务多年，最后感染伤寒病而逝。
1901年来到中国，1902年前往开封，在其他宣教士办的诊所工作。1903年，毕斐然教士(Mr. Edward G. Bevis)奉派到开封负责福音站，柯维则一人独撑医疗所。当时河南省有二千五百万人口，而柯维则是唯一的外国医生。他的医疗宣教工作十分出色，改变了当地人对"洋人"的观感。
1905年底，开封福音医院首期工程完工；1906年1月开业。新医院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医学院，以训练基督徒医学生。1906年新婚不久的柯维则夫妇搬进新医院宿舍。
1907年，福音医院增设了一个"戒毒所"(Opium Refuge)。戒毒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必须日夜24小时有人看护戒毒者。有一天，柯维则巡房时发现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竟在吸毒，这令他非常失望难过。于是就坐下来与他谈道，为他祈祷，并当面折断他的烟枪，拿走烟具。这人后来果真戒除了鸦片烟，留下美好的见证。
1912年，中华民国初立，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各地军阀混战。开封福音医院里每天挤满了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柯维则和众医护人员一起，日夜不停地工作。据统计，1912年，该医院共有门诊12,911人，住院361人，手术1,158宗。虽然医务繁重，但他们仍以传福音为要务，向所有病人传福音。1912年共有98人归信基督。
1913年夏天，可怕的伤寒病(Typhoid Fever)侵袭到医院中来，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医术精湛，爱神爱人的医生，竟至染上伤寒，遗下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儿女，于1914年4月8日溘然长逝，年仅4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