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
摘：
要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埠,传教士纷至沓来。基督教各差会和传教士相当重视教会教育,其中医学教育最为典型,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文恒理(Henry W. Boone)医生在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创设医科,成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肇始。伴随着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基督教作为普世性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但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或因政策,或因文化传统等因素,基督教的传播依旧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社会环境,很多差会和传教士采用“间接布道”使中国福音化。其中,具有“疗灵”与“疗身”双重使命的“医学传教”方式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些传教士施医问药,兴办医院和医学校,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贡献功不可没。1866年,传教士嘉约翰设立于博济医院的“博济医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教会医学校。所以,医学教育是随着教会医疗传教的展开而发展起来的,此后,医学院校比比皆是,西医教育在我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培养西医人才和建立现代的医疗体系做出了贡献。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发轫于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第一任主教文惠廉的长子文恒理于1880年在虹口同仁医院创设的医科,主要为医院培训助手。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并开始系统地教授医学课程,故该年被视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创院之年。圣约翰医学院管理严格,并依托美国著名医学院,临床力量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医学院,故其毕业生成材率高,很多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本文通过研究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西医教育,以进一步探讨其对近代中国医学教育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原因探析
1.医疗事业符合耶稣基督济世救人的精神。治病救人本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将医药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据《圣经》记载,耶稣认为:“人应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因为凡不怜悯人的,自己也必不蒙怜悯。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又据《圣经新约》记载:公元28年,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公开的传道和治病活动。他在各会堂里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的病痛。当地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痈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耶稣行医布道的方法给后来的基督教各差会和传教士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都是伴随着医疗手段的,在中国也如此。
2.医务传教可以成为打破传教障碍的工具。基督教在很多东西方国家采取医务布道的方式进行基督教义的宣传。在阿拉伯国家,教会建立学校受到阻碍,但“医疗工作却拥有一个显著的地位”。在朝鲜、日本等东方国家也是如此。在朝鲜,基督教一直遭到政府的压制,是“医学传教首先打开了向朝鲜传教的大门”。日本学者安冈昭男也指出:日本在幕末开港后,幕府没有改变镇压基督教的政策,“传教士因在公开场合不能进行布教活动,所以他们通过医疗活动,讲授西洋学来和日本人进行接触”。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明难以交融,加之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中西之间的正常交流和文化往来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多差会和传教士利用行医治病的方式深入到中国社会。因此,1835年12月,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撰文呼吁英美教会派医生来华,他建议“现今正在派遣传教士的差会应该向这个蒙昧的种族派遣医生”,他们“将会通过获取中国人的信任而为传播基督教铺平道路”。这足以证明医务传教的本质,并使其成为基督教打破在华传教障碍的工具。
3.西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中医而言,已具备明显优势。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医学也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完善,近代医学的科学理论相继出现。科学医疗仪器的发明和应用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从而形成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医疗体系,可以说是“医学之进展甚速,名人辈出”,为基督教在中国利用医学进行传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西方医学相比,十九世纪中国的医学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经验医学”轨迹,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4.宗教功利性的驱使。一些教会和传教士为显示耶稣基督的“仁慈”,施医问药不收任何费用,有的还招待病人住宿吃饭,所以到教会医院看病的人逐渐增多。二十世纪初,传教士永伟理在澜沧勐角董的细筒达佤族传教时,“由于治好了一个已被全寨弃置寨外、生疮将的族人而导致全寨人的敬服和皈依,全寨的佤族群众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放弃了他们延续了几代人的鬼魂神灵崇拜而改奉耶稣为崇拜对象。”
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概况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的创办,由当时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牧师(Rev. Elliot Heber Thomson)开办,取名“同仁医局”,1868年初又更名为“同仁医馆”,英文名为“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 Hospital and Dispensary”,当地的居民俗称为“虹口医院”。1880年6月美国圣公会纽约总部的外国布道团委员会任命文恒礼医生(Dr. Henry William Boone)为赴华教会医生并负责该医院工作,定名为“同仁医院”(St. Lucke’s Hospital)。文恒礼除担任院长外,同时着手组建圣约翰书院医学院,亲自任教培养学生,这样形成了一所医学学校,这就是圣约翰医学院最早的雏形。1896年圣约翰医院改组后,正式成立了医学部,把同仁医院的学生作为正式的学生,用英文教学,学制为四年,经过培养后的学生可以成为正式医生。1905年圣约翰在美国注册后,改称医学院,学制为五年,既在医本科学习四年后,必须在医院实习一年,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特别注意的是,选读医科者必须在高中毕业后到圣约翰大学或同等的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作为医预科,再从中择优进入医科,表明医学专业必须是在大学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圣约翰大学的医科学制是七年制。1914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合并,由一些国内外和社会上知名医生担任教师,大大提高了教学的质量。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是最可以体现近代医疗体系的科学性的,而且逐渐走向世俗化。1914年圣约翰大学改组后,首先,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有很多改进,“在基础理论或新兴学科方面增设了不少课程,主要有:生命学、法律与论文联盟
wWw.LWlm.com伦理医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微菌学、胚胎学、外科残疾、解剖学讲义、神经病学等;临床治疗方面由内外科临症、内外科病症、医院治症诸法发展为临症实习;药物方面课程从药材、配发药、给药演进为制药学、药性学等等”。经过这些变革,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学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课程变化更为强调学理,向着高层次理论基础的现代医学阶段迈进。其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实行文医兼修制度,即医科的学生要兼修文艺课程,反映出了比较浓烈的人文倾向,这样学习医科的学生具有人文素养,可以更好的和病患沟通。再者,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废除了宗教课程,世俗化倾向更为明显。正是这些变化,引领了中国近代医学的潮流和方向,对中国近代高等医学教育有着开拓作用。
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对中国西医教育及中国社会的影响
医学传教伴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扩张,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各差会把医学传教作为侵入他国的先锋。圣约翰大学建立的初衷也正是如此。因此,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基督教会的各教育行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表现,是要奴役和毒化中国人的精神。除去宗教色彩和侵略成分,更应看到积极因素。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从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系统教授医学课程到1952年上海高校院系调整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走完了不平凡的56年历史,其对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1.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育体制,成为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典范。
系科与课程设置直接关系到学校专业结构与学生的知识体系,也是衡量其办学水平的标尺之一。1914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合作后,医科的具体课程设置出现了若干变化,较之以前更趋于规范。例如:“将眼科从目耳鼻喉课中剥离,专设了眼科,更加符合眼科不同于耳鼻喉科的学科特征,标志着圣约翰大学医学科中的五官科教学科目的设置日趋合理化;开设生活之理课,讲授健康与生活方式的相互性,贯彻预防重于治疗的科学理念,在近代中国卫生条件比较落后和卫生常识比较缺乏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课程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五四运动以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增设了较多具有现代医学理念的课程,比如:“借助显微镜技术实行解剖学和胚胎学的研究;设立精神病科,将身体的治疗和神经心理疾病的治疗相互结合;增设法医和医家伦理学;开设中国医学名词课程,对中国取得世界医学发言权有重大意义;产科妇科课程的增强,有利于女性的健康,也有助于从医学角度为妇女争取家庭和社会地位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医学课程的设置,推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规模和速度,其医学教育的体制是中国医学教育的典范。
2.造就现代医学人才,加速了中国医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学制很长,而且完全用英语教学,临床力量强大,严格的管理并依托美国著名医学院。虽然经过严格的筛选使毕业生为数甚少,1896年——1950年,全部医科毕业生只有466人,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毕业生平均每年为9.25人。但是诸如:刁信德、颜福庆、李清茂、牛惠林、古恩康、倪葆春等一大批名医,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高质量的人才,使西医根植于国内,加速了中国医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3.缩小中西方医学教育的差距,逐步与同时代医学教育水平接轨。
圣约翰大学院系使用英语教学,提高了学生的英文水平。1905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成功注册后,医学部改为医学院,知名度进一步提高。随着报考医学院人数的增加,而招生的名额又有限,有极其严格的淘汰制度。1914年通过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医科学会协议,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合并,一些国外知名的医生和美国各大医院的临床医生担任了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从1906年开始圣约翰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已经达到了美国A级医学院的入学要求,而且医学博士学位也一直被美国各大学和各大医院所承认。
如上所述,教会医学教育是我国最早最正论文联盟
wWw.LWlm.com规的西医教育模式,他的形成对我国西医学教育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学教育的先驱作用尤为突出,它的英语教学、合理的医学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都改变了中国西医教育的结构和方式,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体制提供了中国要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和晚清中国现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17
[2]冯秋季.“疗灵”与“疗身”:近代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J].史学月刊,2010(4):57
[3]新约?马太福音[M].5:7,22:37-40
[4]新约?马太福音[M].4:23-24
[5]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Vol. I, 1900,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00. 438
[6]金得榥.朝鲜宗教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309
[7](日)安纲昭男.日本近代史[M]. 林和生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211
[8]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206.Vol. XIV, 460
[9]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M].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24-26
[10]钱宁.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M]. 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101
[11] [13]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7,160
[12]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0
[13]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播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广东:珠海出版社,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