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中国，哭笑不得的国家
2014-10-05 随便活吧
此为70后网络作家慕容雪村2011年11月在奥斯陆作的演讲，原题：《把野兽关进笼子》。演讲之后，有长达五六分钟的掌声，有人流泪，有人走过来对他说：感谢你的演讲。也有些人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阔绰，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拍板决定案子输赢。你可以在任何媒体上看到，在中国出了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会有各级领导们的层层批示。
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脑残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
在这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支或多支拆迁队，他们的标准装备是铲车和棍棒，铲车用来拆除别人的房子，棍棒用来殴打和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有人痛哭，有人下跪，有人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火自焚，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拆迁队的工程进度。许多人因此而死，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在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从两个人中选出两个人来，还有些时候，这种选举甚至会违背数学原理，要求选民们从两个人中选出三个人来。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他们的典型人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申纪兰女士，她当了五十几年代表，从没反对过任何提案，也从来不曾弃权，她的工作非常简单，只是举手。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批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邓她赞成，她活着就是为了赞成，并因此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最近情况有些变化，未经政府同意的独立参选人也要参选人大代表，但毫无例外的是，他们都失败了。
在这个国家，政府开办的救济机构会公开地买卖人口，有智力障碍的病人会被当成奴隶，卖到工厂和矿井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个国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强迫堕胎，一些婴儿会被强迫送进孤儿院，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及时凑够钱把他们买回去，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卖到外地，甚至是遥远的外国。
在这个国家，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道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给人洗脑，教人效忠政府。这种教育和宣传，让许多人都活在未成年状态，他们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在精神上，就像是世事懵懂的孩子，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鼓吹个人崇拜，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场空前绝后的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某些阴险小人阴险的编造。
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
这个国家号称消灭了阶级，事实上，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上等人吃免费的特供食品，下等人只能吃肮脏而有害的食品。第一等级的人就读豪华而昂贵的贵族学校，第二等级的人就读普通学校，第三等级的人就读简陋的民工学校，第四等级的人基本没机会读书。与其说它消灭了阶级，不如说它创造了阶级——权贵阶级。
这个国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买飞机，经常慷慨地对外援助，但在自己的国土上，乞丐四处流浪，许多人看不起病，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正活在可悲的贫穷之中。
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政府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从生到死的每一个变化、别人的评价以及许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在工厂、在学校、在街头，密探们正秘密地观察每个人的言行。这里的空气压抑而紧张，民众不相信政府，员工不相信老板，学生不相信老师，妻子不相信丈夫。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总是让说谎者得到奖赏，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对谎言习以为常，每个人都主动说谎，说谎甚至成了一种美德。
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和电影，甚至网上言论被查禁，然后它们这些被查禁的东西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作品。
这个国家可以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这个国家可以把政府大楼造成金碧辉煌的宫殿，却让孩子们坐在摇摇欲倒的危房之中。这个国家有无数豪华的行政座驾，却几乎没有一辆坚固的校车。就在几天之前，在中国甘肃，一辆只能坐9个人的校车塞进了64个孩子，然后很不幸地遇到了车祸，19个孩子因此死去。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最贫穷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吃过一次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过早地结束了。最近几年，这个国家举办了多次盛会，为此建造了大量美仑美奂的场馆，然而每次开幕之前，都会有许多“危险分子”眼含热泪离开自己的家，官方发言人说：他们自愿离开，没有人强迫他们。
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贪污或受贿，每一种权力都被污染，成为致富的法宝或伤人的利器。根据公开的报道，每年有大量的财富用于这些官僚的吃喝、旅游和公车消费（每年九千亿人民币）。或许有人会问：纳税人为什么不反对？抱歉，在这个国家，没有纳税人这个词，有的只是“人民”。
有人会说，这些事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有过。我承认，但还是要说，如果腐败可以分度数，那么5度腐败和100度腐败的差别不仅是个数字，前者还可以算是瑕疵，而后者已经成了灾难。我还要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腐败，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忍受这种腐败。在中国，有些官方发言人会说，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的素质就很低；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的独特国情，所以不能给民众以太多自由，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国情；还有些人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权，而是稳定，在这里，我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在这个国家，你看不到真相，甚至连一般灾难的死亡人数都不能超过35人……
我朋友曾经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明显不够用了。
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你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主导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取决于他爸爸是谁。如果某人是个王八蛋，他的儿子也必是个王八蛋，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曾孙子依然是个王八蛋。
在二十多年之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我要说，有所进步，可是进步不大。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头的儿子、孙子依然是巨头，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个将军。在近十几年中，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在恶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一首歌谣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忧虑：“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你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更令人悲哀的是，在这个国家，连死亡本身都已经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因为平民百姓连墓地都买不起。
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都绝少创新，有的只是抄袭和模仿。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学院，不知道它们是否改变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们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受欢迎。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这糟糕的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仍将是一个缺乏创新与发明的国度，它或许会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太多文化；或许会有强大的武力，但一定不会让它的国民感觉平安；它或许能造出许多大房子，但可以断定，在这大而无当的房中，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遗憾。
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有人说是伦理道德的缺失，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渐趋腐败；法律形同虚设，它是权贵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锁；警察和军队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统治，只会让人们感觉更加恐惧，而不是更加安全；在这种制度之下，没人对历史负责，所以也就没人对现在负责，更不会有人对未来负责。人们只关心利益，只关心眼前，不守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不择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场，在商场，大多数竞争其实都是底线的竞争，总是让卑鄙的人胜出；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屈辱，不管身边有多少“和谐社会”的广告，许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离开这里，到平安的地方去。
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王朝政治的不伦之子，丛林法则、儒家权谋和共产主义的杂交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又大又丑的怪胎，它虚荣、蛮横、自视甚高、从来不会认错，它打倒一个人是因为正义，给这个人平反，还是因为正义。一切好事都是它领导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背叛了它的领导。它主宰一切，只允许一种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许一种感谢，那就是感谢它；它拥有每一份报纸、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寺庙，没有它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
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
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寻找令生活一亮的事物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他们说的阶级敌人，更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理解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宽容、法制、平等自由的民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