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英国车手要输给法拉利车队的Vettel了啦，法拉利意大利品牌，Vettel西班牙人，赛道蒙特利尔，法裔，这是拉丁国家联合起来打败日不落帝国啊！哈哈哈哈哈哈
- 主题发起人 星川
- 发布时间 2019-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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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圈，Vet领先HAM，我不解说了啊，专心看比赛，紧张S了
什么战友啊，我现在眼里只有红色法拉利车队！！！
Sebastian Vettel赢啦！！！耶！
Hamilton第二
等一下！怎么Hamilton第一？！！！！
明明法拉利车队一路领先啊
楼主未偿耐性真好，赞。
昨天我看楼主副标题是多伦多猛龙队，我以为政治帖改体育帖了呢，昨天排位赛也在这里解说的，所以今天正赛继续。反正就两天：）
上海老乡往前翻几页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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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频道：逃犯条例争议：香港游行人数超百万创下纪录 警方拘捕数人动用胡椒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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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例对大陆逃往香港的贪官震慑作用很大，对香港普通民众的影响有限，大陆百姓应该乐于看见逃亡的贪官被抓回的。
不过这样的条例和香港的法律体系不兼容。分析如下：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这是维持社会正常基本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要容忍这么高犯罪率呢？
西方国家政体，起源于希腊、罗马，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或骑士家族的联盟，这种联盟统治，必然要求较高的犯罪容忍率。
大多数社会，我们都可以默认为存在四种人：政权（官僚、军阀、僭主、君王）集团、贵族（骑士、豪强）集团、民众中的恶棍和民众中的良民。
放到罗马看，第一类人比如苏拉、凯撒、后三巨头。第二类人比如元老、骑士和贵族。第三类和第四类人属于平民。其中，第三类心存恶念，第四类则相对老实本分、规规矩矩。
前三类人都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第四类人则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教父》之中，那个在考利昂女儿婚礼上向教父求助的殡仪馆老板，就是他们的典型。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也不惹事生非，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当然，可能的话，最好能晋升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人，是他们的梦想。不过，他们自己也清楚实现这种梦想的概率并不大。
第二类人或者说贵族们有足够的资源和大量的财产，有些还有强大私人武装，但是并没有直接进入政权，或者处于元老院、议会等政权中与暴力机器相对间接的部门，因此往往并不能直接指挥军队、警察、特务、法院、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
历史上，第一类人经常血洗第二类人，原因很多，大家自己体会。第二类人也经常因为第一类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出钱资助反对第一类人的活动。
两类人都属于统治阶级，彼此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类人中的野心家往往趁乱招兵买马晋升为第一类人，比如董卓。当然，有些第一类中的相对次要的角色，也往往趁乱篡权晋升为帝王或者僭主，比如王莽、曹丕、司马懿。由于存在这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关系，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两类人之间存在潜在的尖锐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出现流血冲突。
比如，公元前82年苏拉逼迫元老院同意他成为终身独裁官。权力稳固后，他就展开恐怖统治，捕杀所有马略和背叛他的前执政官秦纳的余党，贵族中被杀的有1500人。
比如，前43年10月，渥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在博洛尼亚公开结成政治同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三巨头的军事能力迫使元老院承认了他们的实力地位，并赋予他们统治罗马5年的合法权力。三巨头很快开始以“公敌宣告”的方式来清除他们的政敌；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有300位元老和3000名骑士被杀。
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知名的豪强郭解被灭族的例子。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的家族。 当汉武帝感觉到郭解这类人的存在，威胁自己对政权的如臂使指的控制的时候，郭解就死定了。汉武帝必然用郭解的血警告所有试图效仿的人。
在第一类人拥有足够权威的国家，只要某个第二类人有足够的实力，可能威胁到政权的存在，就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他。在罗马时代的罪名是人民公敌，在东方的罪名是谋反。
对第一类人来说，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有必要经常主动打击第二类人。反过来，对第二类人来说，为了避免被莫名其妙地血洗，有必要严厉抑制第一类人的权力。防止他们使用国家的名义，血洗自己。
从《大宪章》时代开始，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类人取得了胜利。于是，第一、第二类人君臣关系调整，彼此位置互换——第一类人成为第二类人的代理人，第一类人不能随便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处置第二类人。
《大宪章》中的这一条如果不是最早，也是宪法性文件中较早涉及程序正义的条款。规定这样的条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贵族们规避来自国王（政府）的法律诉讼的打击。后来的法律实践也将证明程序正义确实有这样的功能。
再比如，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处处制约国王，同时保证议会的权力。国王在立法、征税、征兵等方面，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绝对权力。很明显，这是第二类人使用法律手段限制第一类人。
美国的《权利法案》在这些方面更明显。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类人控制了国家的实权。他们必然通过这类宪法条文，如此才能确保他们控制的实权不会被第一类人逐步侵蚀，他们不会被第一类人血洗。因为有这样的宪法条文，第一类人被严重束缚，只能老老实实做他们的代理人。如此，第二类人，才能像董事会一样，牢牢控制政权，成为真正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幕后势力。
这类宪法条文相当于第二类人的免罪金牌。《利维坦》中曾经分析过，最高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必然有免罪的技术后门。事实上也是如此。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了这类宪法条文，刑法正常运转，打击犯罪的难度急剧增加。
为了实现目的与不择手段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国家暴力机关在获得线索，抓捕嫌疑人，取得相应证据，提起公诉，进行审批的过程中，必须中规中矩，处处受限，处于跛鸭状态。其中，获得线索、抓捕嫌疑人和取证环节是激烈博弈的环节，这些环节受限，必然严重影响打击犯罪的效果。
只要人类科技没有达到能够制造时间机器的地步，各种案件就必然难以百分之百还原犯罪过程，就必然存在“冤枉好人”与“放纵坏人”之间的两难选择，就必然存在值得律师争辩的疑点。结合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禁止逼供”这些限制可能存在程序瑕疵的取证的手段，这些疑点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必然难以取得关键性证据，或者即使取得也难以成立。因此，在律师的奋力争辩下，不了解背景的陪审团的裁决，往往倾向于“放纵坏人”。
此外，强调程序正义，也必然导致律师可以通过程序瑕疵，拖延案件审理，死刑执行，甚至推翻原有的法律裁决。最终，司法过程很容易陷入程序僵局，出现程序正义，事实不正义的情况。
这种使用层层手段设置苛刻的法律程序，限制刑事诉讼成功率和死刑执行率，默许金钱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或者说，强调“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法律思想，必然导致刑事案件办案效率低、破案率低、起诉率低、定罪率低、死刑率低、执行死刑率也低。
限制政府使用国家暴力，这显然对第二类人或者说贵族（骑士、豪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政治问题，刑事案件解决。再说，许多第二类人，比如教父，本身也不是什么善类。
这时，政府必然同时容忍较高的犯罪率。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分析过，来自国家的绝对暴力让大家收起刀剑，心平气和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旦国家的绝对暴力缺失，或者受到严重制约的领域，私人暴力必然膨胀。
统治集团内讧，限制了政权，于是一些作奸犯科的平民，趁机得到了为非作歹的机会。
不过，这些作奸犯科的平民恶棍最初并没有资格享有这种特权。那些与英王签订《大宪章》的人，显然是领主，至少是贵族，不是平民。平民相当于罗马奴隶或贫民，制订法律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免罪金牌是给贵族预备的，不是给平民预备的。对第二类人来说，平民不是贵族，不姓赵，也配杀人不偿命，也配逍遥法外？所以，这种限制国家暴力的立法思想，最终体现到平民身上，让作奸犯科的平民免于受到法律制裁，或者说，贵族（骑士）们为自己留下的技术性后门被平民中的恶棍利用，还需要一个平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普选权普及的民主进程。
在普选权普及以前，对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来说，完全可以考虑设立两种平行的法律制定，不同阶级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做出同样的行为对应不同的条款，受到不同的惩罚。在工业化以前，这是很常见的。
《双城记》玛奈特医生的遭遇，让我们很清楚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贵族和第三等级适用两套不同的法律系统——底层严刑峻法，上层则是法不上大夫（贵族）。
这种状态直到《悲惨世界》之中冉阿让的时代仍然存在，冉阿让25岁时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苦役19年。沙威警官，这位冉阿让的追捕者，自从假释时见过了主角冉阿让后，便对其穷追不舍，并发誓永不放弃追捕。
工业化发展，导致全民皆兵，最终彻底结束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国家中，一国公民在法律面前有两套标准的做法，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全球大兵变的一部分。当时除了沙俄，德、法、奥匈、土耳其、日本、意大利都发生了兵变。谁握剑，谁立法。谁有资格参军，谁所在的阶级，就有资格参与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是罗马时代就被人认识到的基本规律——否则，一旦国家陷入长期战乱、灾荒等时期，士兵权力增长，必然出现兵变。全民义务兵的时代（比如罗马共和国时期），必然有与之对应的理论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于是，平民中的作奸犯科者，也享受到了难以被法律追究的好处。与之对应，第四类人，即平民中老实本分的大多数人，则不得不接受刑事案件（甚至恶性刑事案件）增加，治安下降的结果。
对第一、第二类人来说，民间刑事案件增加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一方面，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完全可以通过雇佣保镖，增加安保投资，住在相对偏远、封闭的社区等方式，消除潜在的威胁。比如，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自己的住宅周围修墙。比如，希拉里在持枪保镖环绕之中谈禁枪。
另一方面，平民陷于黄、赌、毒、激烈刑事案件和与之对应的内部矛盾之中，也有利于彼此分化，难于团结起来，产生革命的压力。
对这些贵族（骑士、豪强）来说，重重束缚政府权力，导致政府对刑事犯罪容忍度高，法律威慑力差，犯罪率高，关他们屁事——只要别伤害到自己就行。相比之下，强调程序正义，保持较低的破案率、起诉率、定罪率、死刑率、死刑执行率，显然对他们更有利。
限制政府权力，强调程序正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犯罪率上升则是这个结果的必然的负面的外部性。当然，定义这个外部性是负面的，是站在第四类人，即老实本分的平民的角度看，而不是站在前三类人的角度看。
当然，统治的最高艺术之一，是把小团体的利益宣传成全民的利益，并不断给被统治者洗脑。因此，“疑罪从无”、“程序正义”这类显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观点才会充斥媒体，占领学校，成为社会主流观点。最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产生幻觉，担心自己成为被国家暴力机关构陷的犯罪嫌疑人，忘记自己更大的可能是成来自民间的恶棍盗窃、抢劫、强奸和谋杀的受害人。
说点题外话。
在政府权力被牢牢束缚的领域，民间权力自然会扩张。
贵族（豪强）曾经在一个时期承担维护本地治安的任务。这些人维护治安绝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教父是意大利移民区事实上的领主。他杀人越货，但是他一旦统治街区，就有必要维护街区的安宁。教父的利润来自橄榄油、私酒和赌博。维护橄榄油、私酒和赌博生意兴隆，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这就如同开实体店，不能允许有人来撒泼、耍混、砸场子一样。
对教父来说，这并不难，他不追求程序正义，只追求事实正义。谁敢在教父的底盘上胡来，教父的打手们就教他学做人。对那些不能从正常法律渠道获得正义的人（比如那个女儿被流氓毁容的殡仪馆老板）来说，教父是他们值得信赖的靠山。
所以，作为黑手党的首领，教父既干违法的构当，又是许多弱小意大利平民的保护神，深得这些平民的爱戴。他与当地平民之间的关系，与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颇有类似之处。
不过，这种状态在今天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加虚拟经济日益成为资本之王。现代金融骑士和IT贵族统治经济，他们从金融和虚拟经济中获得利润对治安的要求，显然不如教父从橄榄油、私酒和赌博生意中获得利润对治安的要求那样高。
相比教父，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接触更少，他们需要面对的是金融欺诈、赖账、黑客攻击和盗版，而不是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刑事犯罪。
所以，这些人不必像教父那样主动承担起维护所在街区的治安的责任，成为民间的领主。
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老一辈教父的隐退，社会治安的普遍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未完，摘录自微信公众号《风华迭代》：
为什么中国能拥有远超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治安水平？
https://mp.iask.ca/s?__biz=MzA3NDM5...20bd7209b2ed59a&token=417697552&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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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例对大陆逃往香港的贪官震慑作用很大，对香港普通民众的影响有限，大陆百姓应该乐于看见逃亡的贪官被抓回的。
不过这样的条例和香港的法律体系不兼容。分析如下：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这是维持社会正常基本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要容忍这么高犯罪率呢？
西方国家政体，起源于希腊、罗马，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或骑士家族的联盟，这种联盟统治，必然要求较高的犯罪容忍率。
大多数社会，我们都可以默认为存在四种人：政权（官僚、军阀、僭主、君王）集团、贵族（骑士、豪强）集团、民众中的恶棍和民众中的良民。
放到罗马看，第一类人比如苏拉、凯撒、后三巨头。第二类人比如元老、骑士和贵族。第三类和第四类人属于平民。其中，第三类心存恶念，第四类则相对老实本分、规规矩矩。
前三类人都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第四类人则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教父》之中，那个在考利昂女儿婚礼上向教父求助的殡仪馆老板，就是他们的典型。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也不惹事生非，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当然，可能的话，最好能晋升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人，是他们的梦想。不过，他们自己也清楚实现这种梦想的概率并不大。
第二类人或者说贵族们有足够的资源和大量的财产，有些还有强大私人武装，但是并没有直接进入政权，或者处于元老院、议会等政权中与暴力机器相对间接的部门，因此往往并不能直接指挥军队、警察、特务、法院、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
历史上，第一类人经常血洗第二类人，原因很多，大家自己体会。第二类人也经常因为第一类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出钱资助反对第一类人的活动。
两类人都属于统治阶级，彼此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类人中的野心家往往趁乱招兵买马晋升为第一类人，比如董卓。当然，有些第一类中的相对次要的角色，也往往趁乱篡权晋升为帝王或者僭主，比如王莽、曹丕、司马懿。由于存在这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关系，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两类人之间存在潜在的尖锐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出现流血冲突。
比如，公元前82年苏拉逼迫元老院同意他成为终身独裁官。权力稳固后，他就展开恐怖统治，捕杀所有马略和背叛他的前执政官秦纳的余党，贵族中被杀的有1500人。
比如，前43年10月，渥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在博洛尼亚公开结成政治同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三巨头的军事能力迫使元老院承认了他们的实力地位，并赋予他们统治罗马5年的合法权力。三巨头很快开始以“公敌宣告”的方式来清除他们的政敌；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有300位元老和3000名骑士被杀。
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知名的豪强郭解被灭族的例子。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的家族。 当汉武帝感觉到郭解这类人的存在，威胁自己对政权的如臂使指的控制的时候，郭解就死定了。汉武帝必然用郭解的血警告所有试图效仿的人。
在第一类人拥有足够权威的国家，只要某个第二类人有足够的实力，可能威胁到政权的存在，就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他。在罗马时代的罪名是人民公敌，在东方的罪名是谋反。
对第一类人来说，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有必要经常主动打击第二类人。反过来，对第二类人来说，为了避免被莫名其妙地血洗，有必要严厉抑制第一类人的权力。防止他们使用国家的名义，血洗自己。
从《大宪章》时代开始，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类人取得了胜利。于是，第一、第二类人君臣关系调整，彼此位置互换——第一类人成为第二类人的代理人，第一类人不能随便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处置第二类人。
《大宪章》中的这一条如果不是最早，也是宪法性文件中较早涉及程序正义的条款。规定这样的条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贵族们规避来自国王（政府）的法律诉讼的打击。后来的法律实践也将证明程序正义确实有这样的功能。
再比如，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处处制约国王，同时保证议会的权力。国王在立法、征税、征兵等方面，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绝对权力。很明显，这是第二类人使用法律手段限制第一类人。
美国的《权利法案》在这些方面更明显。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类人控制了国家的实权。他们必然通过这类宪法条文，如此才能确保他们控制的实权不会被第一类人逐步侵蚀，他们不会被第一类人血洗。因为有这样的宪法条文，第一类人被严重束缚，只能老老实实做他们的代理人。如此，第二类人，才能像董事会一样，牢牢控制政权，成为真正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幕后势力。
这类宪法条文相当于第二类人的免罪金牌。《利维坦》中曾经分析过，最高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必然有免罪的技术后门。事实上也是如此。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了这类宪法条文，刑法正常运转，打击犯罪的难度急剧增加。
为了实现目的与不择手段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国家暴力机关在获得线索，抓捕嫌疑人，取得相应证据，提起公诉，进行审批的过程中，必须中规中矩，处处受限，处于跛鸭状态。其中，获得线索、抓捕嫌疑人和取证环节是激烈博弈的环节，这些环节受限，必然严重影响打击犯罪的效果。
只要人类科技没有达到能够制造时间机器的地步，各种案件就必然难以百分之百还原犯罪过程，就必然存在“冤枉好人”与“放纵坏人”之间的两难选择，就必然存在值得律师争辩的疑点。结合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禁止逼供”这些限制可能存在程序瑕疵的取证的手段，这些疑点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必然难以取得关键性证据，或者即使取得也难以成立。因此，在律师的奋力争辩下，不了解背景的陪审团的裁决，往往倾向于“放纵坏人”。
此外，强调程序正义，也必然导致律师可以通过程序瑕疵，拖延案件审理，死刑执行，甚至推翻原有的法律裁决。最终，司法过程很容易陷入程序僵局，出现程序正义，事实不正义的情况。
这种使用层层手段设置苛刻的法律程序，限制刑事诉讼成功率和死刑执行率，默许金钱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或者说，强调“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法律思想，必然导致刑事案件办案效率低、破案率低、起诉率低、定罪率低、死刑率低、执行死刑率也低。
限制政府使用国家暴力，这显然对第二类人或者说贵族（骑士、豪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政治问题，刑事案件解决。再说，许多第二类人，比如教父，本身也不是什么善类。
这时，政府必然同时容忍较高的犯罪率。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分析过，来自国家的绝对暴力让大家收起刀剑，心平气和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旦国家的绝对暴力缺失，或者受到严重制约的领域，私人暴力必然膨胀。
统治集团内讧，限制了政权，于是一些作奸犯科的平民，趁机得到了为非作歹的机会。
不过，这些作奸犯科的平民恶棍最初并没有资格享有这种特权。那些与英王签订《大宪章》的人，显然是领主，至少是贵族，不是平民。平民相当于罗马奴隶或贫民，制订法律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免罪金牌是给贵族预备的，不是给平民预备的。对第二类人来说，平民不是贵族，不姓赵，也配杀人不偿命，也配逍遥法外？所以，这种限制国家暴力的立法思想，最终体现到平民身上，让作奸犯科的平民免于受到法律制裁，或者说，贵族（骑士）们为自己留下的技术性后门被平民中的恶棍利用，还需要一个平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普选权普及的民主进程。
在普选权普及以前，对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来说，完全可以考虑设立两种平行的法律制定，不同阶级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做出同样的行为对应不同的条款，受到不同的惩罚。在工业化以前，这是很常见的。
《双城记》玛奈特医生的遭遇，让我们很清楚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贵族和第三等级适用两套不同的法律系统——底层严刑峻法，上层则是法不上大夫（贵族）。
这种状态直到《悲惨世界》之中冉阿让的时代仍然存在，冉阿让25岁时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苦役19年。沙威警官，这位冉阿让的追捕者，自从假释时见过了主角冉阿让后，便对其穷追不舍，并发誓永不放弃追捕。
工业化发展，导致全民皆兵，最终彻底结束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国家中，一国公民在法律面前有两套标准的做法，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全球大兵变的一部分。当时除了沙俄，德、法、奥匈、土耳其、日本、意大利都发生了兵变。谁握剑，谁立法。谁有资格参军，谁所在的阶级，就有资格参与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是罗马时代就被人认识到的基本规律——否则，一旦国家陷入长期战乱、灾荒等时期，士兵权力增长，必然出现兵变。全民义务兵的时代（比如罗马共和国时期），必然有与之对应的理论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于是，平民中的作奸犯科者，也享受到了难以被法律追究的好处。与之对应，第四类人，即平民中老实本分的大多数人，则不得不接受刑事案件（甚至恶性刑事案件）增加，治安下降的结果。
对第一、第二类人来说，民间刑事案件增加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一方面，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完全可以通过雇佣保镖，增加安保投资，住在相对偏远、封闭的社区等方式，消除潜在的威胁。比如，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自己的住宅周围修墙。比如，希拉里在持枪保镖环绕之中谈禁枪。
另一方面，平民陷于黄、赌、毒、激烈刑事案件和与之对应的内部矛盾之中，也有利于彼此分化，难于团结起来，产生革命的压力。
对这些贵族（骑士、豪强）来说，重重束缚政府权力，导致政府对刑事犯罪容忍度高，法律威慑力差，犯罪率高，关他们屁事——只要别伤害到自己就行。相比之下，强调程序正义，保持较低的破案率、起诉率、定罪率、死刑率、死刑执行率，显然对他们更有利。
限制政府权力，强调程序正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犯罪率上升则是这个结果的必然的负面的外部性。当然，定义这个外部性是负面的，是站在第四类人，即老实本分的平民的角度看，而不是站在前三类人的角度看。
当然，统治的最高艺术之一，是把小团体的利益宣传成全民的利益，并不断给被统治者洗脑。因此，“疑罪从无”、“程序正义”这类显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观点才会充斥媒体，占领学校，成为社会主流观点。最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产生幻觉，担心自己成为被国家暴力机关构陷的犯罪嫌疑人，忘记自己更大的可能是成来自民间的恶棍盗窃、抢劫、强奸和谋杀的受害人。
说点题外话。
在政府权力被牢牢束缚的领域，民间权力自然会扩张。
贵族（豪强）曾经在一个时期承担维护本地治安的任务。这些人维护治安绝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教父是意大利移民区事实上的领主。他杀人越货，但是他一旦统治街区，就有必要维护街区的安宁。教父的利润来自橄榄油、私酒和赌博。维护橄榄油、私酒和赌博生意兴隆，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这就如同开实体店，不能允许有人来撒泼、耍混、砸场子一样。
对教父来说，这并不难，他不追求程序正义，只追求事实正义。谁敢在教父的底盘上胡来，教父的打手们就教他学做人。对那些不能从正常法律渠道获得正义的人（比如那个女儿被流氓毁容的殡仪馆老板）来说，教父是他们值得信赖的靠山。
所以，作为黑手党的首领，教父既干违法的构当，又是许多弱小意大利平民的保护神，深得这些平民的爱戴。他与当地平民之间的关系，与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颇有类似之处。
不过，这种状态在今天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加虚拟经济日益成为资本之王。现代金融骑士和IT贵族统治经济，他们从金融和虚拟经济中获得利润对治安的要求，显然不如教父从橄榄油、私酒和赌博生意中获得利润对治安的要求那样高。
相比教父，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接触更少，他们需要面对的是金融欺诈、赖账、黑客攻击和盗版，而不是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刑事犯罪。
所以，这些人不必像教父那样主动承担起维护所在街区的治安的责任，成为民间的领主。
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老一辈教父的隐退，社会治安的普遍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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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我拷贝的图片在家园网看不到？
大家可以直接到微信公众号《风华迭代》看文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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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国家相比，从秦汉开始，由于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的第二类人（贵族、骑士、豪强）一直不成气候。
中央政府很清楚这些人的存在，必然削弱自己的权威，并形成对现政权的威胁。所以，这类人的势力稍有抬头，中央政府就会全力铲除。反过来，这些贵族（豪强）一旦有机会成为第一类人，也必然反手镇压其他可能的竞争者。这一点，与西方国家贵族（骑士、元老）结成同盟，形成联盟统治完全不同。
把政府权力束缚到最高，大量的事情民间自己摆平，这显然有利于民间有钱有势的人，不利于中央权威。对中央来说，最大的利益，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体说来，是奖励耕战，严禁私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鼓励生产，严打各类犯罪。
中央政权很清楚，一旦基层被贵族掏空，中央政权就会土崩。对中央政府来说，默许民间乡贤存在，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并不是主动放弃伸向民间的管理，而是迫于受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严重制约的通讯、交通、财政和武力投射条件，不得不如此而已。对中央政权来说，周期性地使用武力手段或者推恩令之类的非武力手段铲灭、削弱贵族（豪强），是必须做的功课。
为了维护大一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持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政府必然一面全力削弱贵族（豪强），一面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各种危害基本社会规则的恶性犯罪。
因为没有贵族（骑士、豪强）联盟掣肘，所以从秦朝开始，大一统政权可以放开手脚，毫不留情地对待各类犯罪。这并不难，因为总有一款罪行适合潜在的社会秩序破坏者！
与之对应，其内在政治哲学就是法家思想，轻罪重罚，重罚轻赏，严厉震慑各种犯罪。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给法家思想披上儒家的外衣，为铁拳带上天鹅绒的手套，实现外圣内王。
只要有“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指导思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比如，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时代，中国最早出现了连坐、保甲、户籍制度，实现了网格化管理，限制流动人口。
比如，地方政府维护治安，守土有责，对命案、大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案督办模式古已有之，各级政府对大案、命案和督办的案件，必须有一个结果，决不能轻易不了了之。破不了案，拿捕快是问。
比如，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时候，抓大放小，集中力量突击大案、要案、枪案、命案，保证最基本的安全底限。
比如，有了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保护贵族（骑士、豪强）的安全为第一要务的法律思想，执法过程往往向事实正义而不是程序正义倾斜。捕快破案的手段，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少。
再比如，周期性的整顿社会治安运动。运动时期，各种犯罪嫌疑人被从重、从快、公开打击。打击往往结合公开警示教育震慑潜在犯罪者，比如在公开场所或者人员密集区将罪犯斩首、弃市，比如使用站笼处死罪犯。
《水浒传》之中，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成了大案。济州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何清兄弟，因为迟迟不能破案，被县官打板子。后来，他们得到线报抓捕白胜，白胜熬不过苦刑，供出了晁盖等人。一桩大案就此告破。这样的情节，在现代西方司法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警方使用了这样的手段破案，犯罪嫌疑人白胜、晁盖等人，也会因为警方取证过程有问题，而被宣布无罪。警方采取的手段，必然被认定为“黑打”。
与之类似，新选组破获池田屋事件的过程中，也对抓获的嫌疑人俞屋喜右卫门使用了刑讯逼供，并获得重大线索，挫败了尊王攘夷派试图在京都纵火引起骚乱进而挟持天皇的计划，并对尊王攘夷派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意识形态上，中国人的信念中，被深深地打上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终有一报”的烙印，对犯罪往往心存忌惮。
在封建时代，这种不遗余力打击犯罪维护大一统之下社会稳定的思想，受到当时落后的生产率的限制。一些民间势力或者犯罪团伙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一些重案犯可以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这种犯罪分子对抗、逃匿的情况难以实现。
改革开放前，中国有严密的户口、介绍信制度，各级基层组织深入民间，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获得情报。公检法系统经常使用公审等手段，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
现在，有了天网工程，有了全国联网的身份证系统。这些技术手段，与注重实质正义敢下重手，动辄严打的法律思想相结合。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大陆一旦成为被督办的大案、要案，想逃脱法网的制裁是极其困难。
为什么同等和类似国家中，中国的治安状况要远远好于其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与社会结构有关，与法律思想有关。归根结底，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强调程序正义的贵族（骑士、豪强）统治集团掣肘，所以政府可以放手打击犯罪，在不冤枉一个好人与不放过一个坏人之间，倾向选择后者。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可以想象，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行动中的有些做法，倾向于“不放走一个坏人”，而不是“不冤枉一个好人”，很难否符合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以后大规模洗脑的人权思想，也未必符合程序正义。与之对应，难免出现一定比率的冤假错案。
世事无两全，关键在权衡。
对社会中下层的第四类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低犯罪率的社会环境，安定的生活。这就是《教父》中的殡仪馆老板求助于教父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教父能够给他，美国的民主和法制不能给他的正义和公道，与其信仰美国的法治，不如信仰教父的权威。
所以，当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律系统和西方国家存在差异的时候，也应该清楚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自己在这样的法律系统及其规范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什么，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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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国内国外，一个地区治安最好的标志，第一是房价，第二是房价，第三还是房价。
高房价可以撵走很多流动性大、犯罪机会成本低的社会中下层。
远离市区富人区也可以限制很多没有良好交通工具的潜在犯罪嫌疑人骚扰，这就类似扎克伯格修墙。
以目前的科技，什么样的墙也挡不住决心要翻越的人。但是多了一道高墙，会对作案者增加很多困难，让他们觉得与其翻墙进去，不如找一点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在法律追究不利的国家，富人深宅大院住在远离市区的郊区的国家，兔子更爱吃窝边草。毕竟，富人区太远，没车去不了；地形不熟，翻墙困难；安防设备技术含量高，不好摆平；富人家里没多少现金，偷东西也不好销赃。
许多杀人案，都是侵财犯罪或者性侵犯罪的延续。对富人来说，这两项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缺钱，也不缺性。穷人不易到达的富人区治安较好，是很容易理解的。
从美国犯罪率高、犯罪分布高度不均的角度看，既然有安宁和谐的富人区，就必然有犯罪率惊人的穷人区。
由于掌握实际权力的精英集团住在高档富人区，所以他们对严厉打击犯罪并不太感冒，相比之下，他们更担心政府血洗他们，就像罗马时代军阀血洗贵族那样。
所以，在立法过程中，他们更愿意不遗余力地限制政府权力——哪怕这样会导致整体犯罪率上升，穷人区犯罪率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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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6补充：
日本统治阶级控制的是人，不是钱，采用的是极度的保甲制度，只是有西方制度的一张皮而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贵族很清楚，如果学习西方贵族控制钱而不是控制人，他们是控制不住社会的——因为他们的财力比西方差远了，西方很容易把手伸进来。
这种控制，在大正时代尤其强化。
什么叫终生雇佣制？一辈子在一家企业工作。有一点劣迹，一辈子翻不了身。换企业，必须从头小兵再来。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很明显，没有劣迹决不会无缘无故从原先的企业辞职，重新从待遇低下的小兵干起。
工作基本不变，住在一个地方，很难搬家。家门口要有门牌，表明姓氏，大家都是熟人。有点什么劣迹，所有街坊四邻都知道。全家抬不起头。
有时，个人惹祸，甚至家里人劝他自杀。他死了，家里人能抬起头来。
为什么日本军队能发动板载冲锋？因为都是熟人，不冲锋，回去也找不到工作，抬不起头来做人，只能当个半流浪汉，说不定还要被家里人逼着自杀。
这和美国的人财物高度流通的社会制度是一回事吗？
不要只看表象，要看到本质。
大家可以直接到微信公众号《风华迭代》看文章插图：
为什么中国能拥有远超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治安水平？
https://mp.iask.ca/s?__biz=MzA3NDM5...20bd7209b2ed59a&token=417697552&lang=zh_CN#rd
与西方国家相比，从秦汉开始，由于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的第二类人（贵族、骑士、豪强）一直不成气候。
中央政府很清楚这些人的存在，必然削弱自己的权威，并形成对现政权的威胁。所以，这类人的势力稍有抬头，中央政府就会全力铲除。反过来，这些贵族（豪强）一旦有机会成为第一类人，也必然反手镇压其他可能的竞争者。这一点，与西方国家贵族（骑士、元老）结成同盟，形成联盟统治完全不同。
把政府权力束缚到最高，大量的事情民间自己摆平，这显然有利于民间有钱有势的人，不利于中央权威。对中央来说，最大的利益，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体说来，是奖励耕战，严禁私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鼓励生产，严打各类犯罪。
中央政权很清楚，一旦基层被贵族掏空，中央政权就会土崩。对中央政府来说，默许民间乡贤存在，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并不是主动放弃伸向民间的管理，而是迫于受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严重制约的通讯、交通、财政和武力投射条件，不得不如此而已。对中央政权来说，周期性地使用武力手段或者推恩令之类的非武力手段铲灭、削弱贵族（豪强），是必须做的功课。
为了维护大一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持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政府必然一面全力削弱贵族（豪强），一面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各种危害基本社会规则的恶性犯罪。
因为没有贵族（骑士、豪强）联盟掣肘，所以从秦朝开始，大一统政权可以放开手脚，毫不留情地对待各类犯罪。这并不难，因为总有一款罪行适合潜在的社会秩序破坏者！
与之对应，其内在政治哲学就是法家思想，轻罪重罚，重罚轻赏，严厉震慑各种犯罪。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给法家思想披上儒家的外衣，为铁拳带上天鹅绒的手套，实现外圣内王。
只要有“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指导思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比如，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时代，中国最早出现了连坐、保甲、户籍制度，实现了网格化管理，限制流动人口。
比如，地方政府维护治安，守土有责，对命案、大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案督办模式古已有之，各级政府对大案、命案和督办的案件，必须有一个结果，决不能轻易不了了之。破不了案，拿捕快是问。
比如，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时候，抓大放小，集中力量突击大案、要案、枪案、命案，保证最基本的安全底限。
比如，有了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保护贵族（骑士、豪强）的安全为第一要务的法律思想，执法过程往往向事实正义而不是程序正义倾斜。捕快破案的手段，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少。
再比如，周期性的整顿社会治安运动。运动时期，各种犯罪嫌疑人被从重、从快、公开打击。打击往往结合公开警示教育震慑潜在犯罪者，比如在公开场所或者人员密集区将罪犯斩首、弃市，比如使用站笼处死罪犯。
《水浒传》之中，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成了大案。济州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何清兄弟，因为迟迟不能破案，被县官打板子。后来，他们得到线报抓捕白胜，白胜熬不过苦刑，供出了晁盖等人。一桩大案就此告破。这样的情节，在现代西方司法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警方使用了这样的手段破案，犯罪嫌疑人白胜、晁盖等人，也会因为警方取证过程有问题，而被宣布无罪。警方采取的手段，必然被认定为“黑打”。
与之类似，新选组破获池田屋事件的过程中，也对抓获的嫌疑人俞屋喜右卫门使用了刑讯逼供，并获得重大线索，挫败了尊王攘夷派试图在京都纵火引起骚乱进而挟持天皇的计划，并对尊王攘夷派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意识形态上，中国人的信念中，被深深地打上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终有一报”的烙印，对犯罪往往心存忌惮。
在封建时代，这种不遗余力打击犯罪维护大一统之下社会稳定的思想，受到当时落后的生产率的限制。一些民间势力或者犯罪团伙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一些重案犯可以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这种犯罪分子对抗、逃匿的情况难以实现。
改革开放前，中国有严密的户口、介绍信制度，各级基层组织深入民间，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获得情报。公检法系统经常使用公审等手段，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
现在，有了天网工程，有了全国联网的身份证系统。这些技术手段，与注重实质正义敢下重手，动辄严打的法律思想相结合。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大陆一旦成为被督办的大案、要案，想逃脱法网的制裁是极其困难。
为什么同等和类似国家中，中国的治安状况要远远好于其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与社会结构有关，与法律思想有关。归根结底，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强调程序正义的贵族（骑士、豪强）统治集团掣肘，所以政府可以放手打击犯罪，在不冤枉一个好人与不放过一个坏人之间，倾向选择后者。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可以想象，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行动中的有些做法，倾向于“不放走一个坏人”，而不是“不冤枉一个好人”，很难否符合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以后大规模洗脑的人权思想，也未必符合程序正义。与之对应，难免出现一定比率的冤假错案。
世事无两全，关键在权衡。
对社会中下层的第四类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低犯罪率的社会环境，安定的生活。这就是《教父》中的殡仪馆老板求助于教父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教父能够给他，美国的民主和法制不能给他的正义和公道，与其信仰美国的法治，不如信仰教父的权威。
所以，当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律系统和西方国家存在差异的时候，也应该清楚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自己在这样的法律系统及其规范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什么，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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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国内国外，一个地区治安最好的标志，第一是房价，第二是房价，第三还是房价。
高房价可以撵走很多流动性大、犯罪机会成本低的社会中下层。
远离市区富人区也可以限制很多没有良好交通工具的潜在犯罪嫌疑人骚扰，这就类似扎克伯格修墙。
以目前的科技，什么样的墙也挡不住决心要翻越的人。但是多了一道高墙，会对作案者增加很多困难，让他们觉得与其翻墙进去，不如找一点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在法律追究不利的国家，富人深宅大院住在远离市区的郊区的国家，兔子更爱吃窝边草。毕竟，富人区太远，没车去不了；地形不熟，翻墙困难；安防设备技术含量高，不好摆平；富人家里没多少现金，偷东西也不好销赃。
许多杀人案，都是侵财犯罪或者性侵犯罪的延续。对富人来说，这两项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缺钱，也不缺性。穷人不易到达的富人区治安较好，是很容易理解的。
从美国犯罪率高、犯罪分布高度不均的角度看，既然有安宁和谐的富人区，就必然有犯罪率惊人的穷人区。
由于掌握实际权力的精英集团住在高档富人区，所以他们对严厉打击犯罪并不太感冒，相比之下，他们更担心政府血洗他们，就像罗马时代军阀血洗贵族那样。
所以，在立法过程中，他们更愿意不遗余力地限制政府权力——哪怕这样会导致整体犯罪率上升，穷人区犯罪率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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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6补充：
日本统治阶级控制的是人，不是钱，采用的是极度的保甲制度，只是有西方制度的一张皮而已。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贵族很清楚，如果学习西方贵族控制钱而不是控制人，他们是控制不住社会的——因为他们的财力比西方差远了，西方很容易把手伸进来。
这种控制，在大正时代尤其强化。
什么叫终生雇佣制？一辈子在一家企业工作。有一点劣迹，一辈子翻不了身。换企业，必须从头小兵再来。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很明显，没有劣迹决不会无缘无故从原先的企业辞职，重新从待遇低下的小兵干起。
工作基本不变，住在一个地方，很难搬家。家门口要有门牌，表明姓氏，大家都是熟人。有点什么劣迹，所有街坊四邻都知道。全家抬不起头。
有时，个人惹祸，甚至家里人劝他自杀。他死了，家里人能抬起头来。
为什么日本军队能发动板载冲锋？因为都是熟人，不冲锋，回去也找不到工作，抬不起头来做人，只能当个半流浪汉，说不定还要被家里人逼着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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