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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花园*
- 主题发起人 Duchess
- 发布时间 201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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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黄昏” 读后感 作者：五色旗
看到网上有人推荐这部著作，我就找来看了看。由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这部书对我并没有多少教益。最可能的帮助是以后与一些脑袋不清的人士讨论时，可以推荐他们看看。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他们可以脑袋不清，你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去阅读这种书呢？因为是他们懒惰，不读书所以才导致的脑袋不清。
作者以翔实的数据和大量的引用再一次的表明了权力的特性。如果接受了基本的逻辑训练和阅读了几百年前的西人著作，我们很容易的知道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自然的。由于是由简单的原理和基本的逻辑的推论，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预测作者中提到的事实会持续发生，权力会继续膨胀，人民会进一步被剥夺。
在匪党窃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国家的论调就是阶级出身论，好像人就是由机器生产的一样，一个的阶级就是那个人所属的工厂，每个人生下来后就赋予了固定的秉性。如果泯灭人性（“我是革命螺丝钉，革命需要就到哪里”），同时也相信历史决定论，那么阶级出身论只是这两个前提的自然结论而已。记忆中很流行的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是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来体贴历史人物的难处，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可笑的事情是，自从那以后，我发现事情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连现在恶官也开始谈制度了，“都是制度惹得祸，我是被逼着作恶的”。是的，大部分恶官是被逼的，但是有少量的并不是。如果人的天然好坏可以度量，那么我相信这个数量是一个高斯分布，我们多为碌碌大众，有少量是极恶，少量是极好。坏的制度把人总是往坏处推。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对恶徒以体贴，好像说“犯罪都是社会的犯罪”，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有些人天性邪恶，对那些行善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作者在书中对匪党的两个领袖毛匪和邓屠有些隐晦的同情和辩解。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书的重点，然而这潜移默化的事情我还是愿意提出来。我们不谈作为一个政客的政治伦理，就作为一个人，也应该有基本的人性。大饥荒时期，毛匪已经知道有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仍然为了权力坚持作恶。我们更不必要谈他罄竹难书的其他罪行了。我一直认为民国78年（1989）学生和市民有些向党妈妈撒娇的味道，邓屠完全可以象毛匪镇压四五一样，用其他的方式来镇压，但是他却选择了野蛮血腥的方式。所以此二匪，有什么好为他们辩护的呢？好像他们有什么迫不得已。很多人，对普通人倒是苛求，对这些有权者则百般体贴，这都快成了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了。一个正常的现代人的逻辑是，你干不了就滚蛋。所以匪党的逻辑不是现代逻辑，而很多中国人的也不是现代逻辑。
我自己就是底层来的，在书中我的很多评注上，我骂了那些绝望，走投无路而下跪的人是贱人。我反感的是他们的无理性行为，下跪不能对他们的处境有任何改善。所以毋宁说我反感的是愚蠢。
也许卡扎菲的下场会对匪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其实匪党要改弦易辙总是有可能的。我也不知道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作者在书中给匪党一个方子是开放基层选举。然而在90年代，我看到新闻就提到某个村的选举，由于被乡政府操纵，老百姓上告，中组部派了三次工作组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不认为仅仅想开放基层选举就能真的能开放，其他的措施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取缔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是诸自由之母。畅通和真实的信息对人民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愚蠢的臣民变为理性的公民。其次也许是大学独立。再然后是司法独立，司法不受地方党委干涉。接着是党内民主，由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充实人大功能。最后开放基层选举，全民选举。
不过很大的可能性是匪党坚持独裁立场，因为独裁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而且是巨大利益。想自由的人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能够逃离这个国家的就赶快逃离。不能逃离的就好好生活，心中存希望，被强迫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就消极对待。专制的基础就是原子化的社会，所以如果可能，就多建立各种民间结构，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让社会有结构，让信息有渠道。当某天有类似的茉莉花活动的时候，就上街玩，警察要你走的时候也就走，了不起从另一个方向再回来，不要呆呆的自以为是地和他们辩论法律，因为法律是挡箭牌。总之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就传播自由的理念，有可能增加匪党镇压成本的事情就去做做，到最后拖到匪党崩溃。
“中国：奇迹的黄昏” 读后感 作者：五色旗
看到网上有人推荐这部著作，我就找来看了看。由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这部书对我并没有多少教益。最可能的帮助是以后与一些脑袋不清的人士讨论时，可以推荐他们看看。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他们可以脑袋不清，你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去阅读这种书呢？因为是他们懒惰，不读书所以才导致的脑袋不清。
作者以翔实的数据和大量的引用再一次的表明了权力的特性。如果接受了基本的逻辑训练和阅读了几百年前的西人著作，我们很容易的知道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自然的。由于是由简单的原理和基本的逻辑的推论，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预测作者中提到的事实会持续发生，权力会继续膨胀，人民会进一步被剥夺。
在匪党窃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国家的论调就是阶级出身论，好像人就是由机器生产的一样，一个的阶级就是那个人所属的工厂，每个人生下来后就赋予了固定的秉性。如果泯灭人性（“我是革命螺丝钉，革命需要就到哪里”），同时也相信历史决定论，那么阶级出身论只是这两个前提的自然结论而已。记忆中很流行的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是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来体贴历史人物的难处，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可笑的事情是，自从那以后，我发现事情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连现在恶官也开始谈制度了，“都是制度惹得祸，我是被逼着作恶的”。是的，大部分恶官是被逼的，但是有少量的并不是。如果人的天然好坏可以度量，那么我相信这个数量是一个高斯分布，我们多为碌碌大众，有少量是极恶，少量是极好。坏的制度把人总是往坏处推。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对恶徒以体贴，好像说“犯罪都是社会的犯罪”，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有些人天性邪恶，对那些行善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作者在书中对匪党的两个领袖毛匪和邓屠有些隐晦的同情和辩解。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书的重点，然而这潜移默化的事情我还是愿意提出来。我们不谈作为一个政客的政治伦理，就作为一个人，也应该有基本的人性。大饥荒时期，毛匪已经知道有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仍然为了权力坚持作恶。我们更不必要谈他罄竹难书的其他罪行了。我一直认为民国78年（1989）学生和市民有些向党妈妈撒娇的味道，邓屠完全可以象毛匪镇压四五一样，用其他的方式来镇压，但是他却选择了野蛮血腥的方式。所以此二匪，有什么好为他们辩护的呢？好像他们有什么迫不得已。很多人，对普通人倒是苛求，对这些有权者则百般体贴，这都快成了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了。一个正常的现代人的逻辑是，你干不了就滚蛋。所以匪党的逻辑不是现代逻辑，而很多中国人的也不是现代逻辑。
我自己就是底层来的，在书中我的很多评注上，我骂了那些绝望，走投无路而下跪的人是贱人。我反感的是他们的无理性行为，下跪不能对他们的处境有任何改善。所以毋宁说我反感的是愚蠢。
也许卡扎菲的下场会对匪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其实匪党要改弦易辙总是有可能的。我也不知道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作者在书中给匪党一个方子是开放基层选举。然而在90年代，我看到新闻就提到某个村的选举，由于被乡政府操纵，老百姓上告，中组部派了三次工作组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不认为仅仅想开放基层选举就能真的能开放，其他的措施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取缔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是诸自由之母。畅通和真实的信息对人民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愚蠢的臣民变为理性的公民。其次也许是大学独立。再然后是司法独立，司法不受地方党委干涉。接着是党内民主，由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充实人大功能。最后开放基层选举，全民选举。
不过很大的可能性是匪党坚持独裁立场，因为独裁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而且是巨大利益。想自由的人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能够逃离这个国家的就赶快逃离。不能逃离的就好好生活，心中存希望，被强迫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就消极对待。专制的基础就是原子化的社会，所以如果可能，就多建立各种民间结构，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让社会有结构，让信息有渠道。当某天有类似的茉莉花活动的时候，就上街玩，警察要你走的时候也就走，了不起从另一个方向再回来，不要呆呆的自以为是地和他们辩论法律，因为法律是挡箭牌。总之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就传播自由的理念，有可能增加匪党镇压成本的事情就去做做，到最后拖到匪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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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没有汉奸鬼子进不了村，现在是没有鬼子汉奸进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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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师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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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
万恶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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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上图片，无图无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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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博士莫急，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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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屠杀中国公民的9名缅甸军人在经过简单问讯后已被放回军中。
参与屠杀中国公民的9名缅甸军人在经过简单问讯后已被放回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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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辞似可斟酌，泰方可以这样说：涉案九军人均为临时工，OVER
呵呵，我估计接下来中国政府会再一次送钱、割让土地给泰方。
措辞似可斟酌，泰方可以这样说：涉案九军人均为临时工，OVER
呵呵，我估计接下来中国政府会再一次送钱、割让土地给泰方。
最后编辑: 201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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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蔡定剑：为民主辩护
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写入了宪法。它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 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人民今后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一股反民主的理论思潮悄然升起，它与过去长期以来以“国情 论”拒绝民主的理论汇合，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障碍。
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与“少数”
对民主的指责主要来自两方面：民主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民主的多数决定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实际上都是少数人在决定，多数论是虚假的。
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制最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新的学术发现。但是，民主的价值大大优于它的危险性，专制暴政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甚于 多数人的暴政。况且，现代民主制的完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已能有效地克服多数人暴政的危险。二战以后对民主制最大的完善，就是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制度：一是违宪审查；二是在保障人权方面的法治大大加强，个人权利在对抗来自政府或其他多数人的侵害方面，得到更有效 的法律特别是司法的保障；三是媒体作为第四种力量，有效地发挥着保护弱者、维护正义、监督政府和强势群体的作用；四是非政府组织、法团主义等有效地发挥了 保护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利和自卫的作用。二战以后六十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在民主制成熟的国家，多数人的暴政在制度上已经得到有效的防卫。
至于对民主多数是虚假的指责，的确，我们确实不能断定现在的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因为现有的各种投票和表决制都没有要求投票决定一项内容都必须 有所有公民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样做是不太可能和不现实的。民主表决制一般只是按参加表决的人的相对或绝对多数决定问题。对参加投票或表决的有效性是否有最 低参加人的限度也并不一定。对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大多数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从制度上设置一种 可以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反民主论者不理解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程序保障。民主制与专制制度同样也许是少数人在统治，但 不同的是这些“少数人”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民意产生的，他们做出决定不是个人恣意独断，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采集民意，他们的行为要受到多数人有效的监 督。民主就在于有一套由民意影响和做出决定的程序保障，而不在于是否真正由多数还是少数人做出决定。民主的正当性就在于大家都公认这种程序，而不一定是它 的结果。但如果多数人不同意这个结果，可以改变这个结果。
民主与社会稳定
在有些人看来，民主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尽管民主制度有 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力的最适当工具。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是对人民有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 和生命最好的保障。
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 稳定性，这也是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北欧的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来，三百多年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瑞典尽管是多党制，但八十多年来由于社 会民主党实行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绝大多数时候由它执政，社会非常稳定和谐。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和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 真正民主成熟的国家会发生最高权的暴力争夺。尽管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最高领导人因政治丑闻导致罢免或辞职甚至被谋杀等，但都不至于引起政权危机和社会动 乱，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
认为民主 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依据是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民国之初的民主之乱。这完全是一种曲解。这些例子其实都是自称民主制的威权政府的例子。不能 把民主转型前的制度与民主制混为一谈，把非民主制的弊端当作民主制的问题加以批判。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出现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从专制向民主发 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问题。专制向民主制发展与飞机起飞和卫星发射的原理相似，起飞和发射阶段的危险性最大，进入轨道以后才是稳定的，一般不会出现事故。 难道我们因为惧怕发射时的危险就不发射卫星了吗？正确的态度是如何尽量减少发射时的危险系数。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 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 和宗教问题。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 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民主与经济发展
反民主论者另一个理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容易造成贫困。他们认为，穷人对面包感兴趣而不是对民主感兴趣。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 是一种客观事实。民主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一是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 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加坡、韩 国和我国的台湾被认为是威权体制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例子。“拉美化”在中国许多学者那里常常被认为是因实行民主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效率、社会贫富 不均的代名词。它被认为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贫困的有力证明。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导致“拉美化”现象出现的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这也正好说明，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 济推向崩溃。威权统治只是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而且有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出现倒退。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是在19 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独立后大多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而是军人文人交替统治。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势力渗入 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人独裁统治，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发展，从而使拉美国家步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动荡时期，频繁出现军人政变。军人统治需要财团或民众 的支持，所以上台的军人政权不是与财团勾结，就是鼓动民众，社会政策不是权钱结合掠夺性的，就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社会动乱 的“拉美化”现象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支持那里的军人统治，转而支持民主化。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 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
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或是在专制体制下造成的，而较少的例子能说明贫困是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 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民主制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自由市场。因为经济发展远不止民主一个因素，还有法 治、管理、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在民主社会，公民政治权利能够有效地防止经济灾难，它使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要，要求适当的公共行动。政府能否对民众 的疾苦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民众的压力，公民权利的行使就能刺激政府的行为。没有哪个独立、民主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民主与腐败
腐败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毒瘤，难以根治。反民主论者认为，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甚至荒谬地提出“民主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他们的论据是拉美、非洲、东南亚、前苏联、东欧等地区民主化以后都腐败了。
从某个角度讲，民主选举必然会出现贿选和黑金政治，但民主有更多抑制腐败的因素，如公共预算和议会的审查监督制度，阳光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媒体监督，公众 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等等。不能把向民主过渡政府的腐败算在民主政府的头上。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 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非民主国家的腐败则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 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 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以后往往是伴随腐败被葬送的。
民主与公民素质
中国长期以来流行 “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低，特别是9亿农民，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尽管民主的实行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但是，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否有参政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一位 法国专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一项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他说，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移民也常被指责缺少民主素质。调查显示，这些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去教堂，也送子 女上学，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事，也对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感兴趣，这些现象说明他们是有兴趣和热情参与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渠 道。这种情况说明公民没有政治参与热情是体制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素质有问题。指责公民缺少民主素质是把因果搞颠倒了。
在任何社会，民主制度确实需要统治者与精英推动和建设，作为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创建民主制度，但没有人是不能享受民主的。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西方近代民主制 建立，并不是当时社会公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而是利益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民主不是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做的问题。说公民素质差搞不了民 主显然只是个伪问题和托词而已。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转贴]蔡定剑：为民主辩护
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写入了宪法。它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 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人民今后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一股反民主的理论思潮悄然升起，它与过去长期以来以“国情 论”拒绝民主的理论汇合，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障碍。
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与“少数”
对民主的指责主要来自两方面：民主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民主的多数决定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实际上都是少数人在决定，多数论是虚假的。
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制最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新的学术发现。但是，民主的价值大大优于它的危险性，专制暴政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甚于 多数人的暴政。况且，现代民主制的完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已能有效地克服多数人暴政的危险。二战以后对民主制最大的完善，就是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制度：一是违宪审查；二是在保障人权方面的法治大大加强，个人权利在对抗来自政府或其他多数人的侵害方面，得到更有效 的法律特别是司法的保障；三是媒体作为第四种力量，有效地发挥着保护弱者、维护正义、监督政府和强势群体的作用；四是非政府组织、法团主义等有效地发挥了 保护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利和自卫的作用。二战以后六十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在民主制成熟的国家，多数人的暴政在制度上已经得到有效的防卫。
至于对民主多数是虚假的指责，的确，我们确实不能断定现在的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因为现有的各种投票和表决制都没有要求投票决定一项内容都必须 有所有公民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样做是不太可能和不现实的。民主表决制一般只是按参加表决的人的相对或绝对多数决定问题。对参加投票或表决的有效性是否有最 低参加人的限度也并不一定。对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大多数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从制度上设置一种 可以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反民主论者不理解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程序保障。民主制与专制制度同样也许是少数人在统治，但 不同的是这些“少数人”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民意产生的，他们做出决定不是个人恣意独断，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采集民意，他们的行为要受到多数人有效的监 督。民主就在于有一套由民意影响和做出决定的程序保障，而不在于是否真正由多数还是少数人做出决定。民主的正当性就在于大家都公认这种程序，而不一定是它 的结果。但如果多数人不同意这个结果，可以改变这个结果。
民主与社会稳定
在有些人看来，民主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尽管民主制度有 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力的最适当工具。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是对人民有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 和生命最好的保障。
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 稳定性，这也是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北欧的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来，三百多年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瑞典尽管是多党制，但八十多年来由于社 会民主党实行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绝大多数时候由它执政，社会非常稳定和谐。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和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 真正民主成熟的国家会发生最高权的暴力争夺。尽管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最高领导人因政治丑闻导致罢免或辞职甚至被谋杀等，但都不至于引起政权危机和社会动 乱，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
认为民主 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依据是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民国之初的民主之乱。这完全是一种曲解。这些例子其实都是自称民主制的威权政府的例子。不能 把民主转型前的制度与民主制混为一谈，把非民主制的弊端当作民主制的问题加以批判。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出现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从专制向民主发 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问题。专制向民主制发展与飞机起飞和卫星发射的原理相似，起飞和发射阶段的危险性最大，进入轨道以后才是稳定的，一般不会出现事故。 难道我们因为惧怕发射时的危险就不发射卫星了吗？正确的态度是如何尽量减少发射时的危险系数。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 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 和宗教问题。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 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民主与经济发展
反民主论者另一个理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容易造成贫困。他们认为，穷人对面包感兴趣而不是对民主感兴趣。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 是一种客观事实。民主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一是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 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加坡、韩 国和我国的台湾被认为是威权体制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例子。“拉美化”在中国许多学者那里常常被认为是因实行民主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效率、社会贫富 不均的代名词。它被认为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贫困的有力证明。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导致“拉美化”现象出现的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这也正好说明，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 济推向崩溃。威权统治只是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而且有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出现倒退。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是在19 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独立后大多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而是军人文人交替统治。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势力渗入 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人独裁统治，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发展，从而使拉美国家步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动荡时期，频繁出现军人政变。军人统治需要财团或民众 的支持，所以上台的军人政权不是与财团勾结，就是鼓动民众，社会政策不是权钱结合掠夺性的，就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社会动乱 的“拉美化”现象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支持那里的军人统治，转而支持民主化。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 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
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或是在专制体制下造成的，而较少的例子能说明贫困是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 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民主制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自由市场。因为经济发展远不止民主一个因素，还有法 治、管理、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在民主社会，公民政治权利能够有效地防止经济灾难，它使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要，要求适当的公共行动。政府能否对民众 的疾苦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民众的压力，公民权利的行使就能刺激政府的行为。没有哪个独立、民主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民主与腐败
腐败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毒瘤，难以根治。反民主论者认为，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甚至荒谬地提出“民主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他们的论据是拉美、非洲、东南亚、前苏联、东欧等地区民主化以后都腐败了。
从某个角度讲，民主选举必然会出现贿选和黑金政治，但民主有更多抑制腐败的因素，如公共预算和议会的审查监督制度，阳光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媒体监督，公众 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等等。不能把向民主过渡政府的腐败算在民主政府的头上。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 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非民主国家的腐败则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 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 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以后往往是伴随腐败被葬送的。
民主与公民素质
中国长期以来流行 “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低，特别是9亿农民，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尽管民主的实行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但是，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否有参政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一位 法国专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一项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他说，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移民也常被指责缺少民主素质。调查显示，这些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去教堂，也送子 女上学，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事，也对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感兴趣，这些现象说明他们是有兴趣和热情参与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渠 道。这种情况说明公民没有政治参与热情是体制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素质有问题。指责公民缺少民主素质是把因果搞颠倒了。
在任何社会，民主制度确实需要统治者与精英推动和建设，作为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创建民主制度，但没有人是不能享受民主的。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西方近代民主制 建立，并不是当时社会公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而是利益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民主不是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做的问题。说公民素质差搞不了民 主显然只是个伪问题和托词而已。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回复: *柠檬花园*
中国长期以来流行 “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低，特别是9亿农民，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印度文盲比例惊人，照样民主，也没有乱。
中国长期以来流行 “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低，特别是9亿农民，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印度文盲比例惊人，照样民主，也没有乱。
回复: *柠檬花园*
外胶布发炎人僵鱼、禽肛到哪儿去鸟？
外胶布发炎人僵鱼、禽肛到哪儿去鸟？
回复: *柠檬花园*
白天阳光很明媚，照你个满脸满怀；满城木叶红黄，随风飘零飞舞。
入夜挺冷（最低-1°C），外面有炮仗声和焰火，孩子们正在一家一家地要糖果。
白天阳光很明媚，照你个满脸满怀；满城木叶红黄，随风飘零飞舞。
入夜挺冷（最低-1°C），外面有炮仗声和焰火，孩子们正在一家一家地要糖果。
回复: *柠檬花园*
海边的老王：p民史
p民史：英雄当死
2011-10-06
晚间睡了一觉，问女儿饿不饿，于是去吃小肥羊。结账的时候，旁边一桌在结账。等我们出来，我问女儿，你有没有注意隔壁一桌结账的情况？女儿问：什么？我说：坐在你边上那个女的拿了钱出来，但是手没有伸出去，只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想付账。而对面那对夫妻，男的起身去了柜台，这是真正想结帐的。
女儿笑笑，她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关心自己的卡片。
言归正传，飞航途中，买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直知道这本书的内涵，但是没有看过，花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八成。
这是本伟大的书，吴思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粪从美丽的躯体里剥了出来，臭不可闻，然而却是中国的本质。
其中有个故事剖析p民的算计，我并不是完全描述，拆解一下其中的逻辑。
清朝某地一直有贩私盐的传统，但规模不大，只是普通民众的生计来源而已，与大盐商的利益有冲突，但并不危及到生存问题。不过，由于乾隆下江南，盐商接待的不错，因此得到了恩宠和许诺。盐商还是利用官场力量挤兑这些私盐贩子。这就威胁到了私盐贩子的生存，因为那些并不能发财，但是却是安身立命的生计来源。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人性命的价值，私盐贩子是饿死呢？还是奋起一搏。算计在于地方官是维护盐商的发财扩张梦想呢？还是维持一方安稳。代价是多少？
双方在计量的时候，有出头者振臂高呼，于是开始大乱，围攻了衙门。
地方官很明白当地的民情，立即告示，说按原来方式继续。然后再谋划领头者的事情，普通参与者既往不咎。民众很快情绪平复下来。但是军方不肯放弃立功心切，开了队伍过来。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危险，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武装攻击了军队。清朝军队腐朽不堪，被击垮了。
事情闹大了，军队撤退，还是地方官来处理。
地方官的策略不过是原来的计量。
历史上的地方官对于p民心理研究很透，无非一个生存底线问题。顺民的代价是让他活下去，而不是压榨到死。盐商的做法，和军队的做法都是逼人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就是p民算计生命的代价，民不畏死，那就是执政者的噩梦了。
这里说起一个现实中的讨论。咸蟹认为私营企业做事没有底线，在达到足够强大的原始积累之后，与官勾结，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来；鱼头认为私企如果不能持续保持企业的道德感，就不能长久生存，会被市场淘汰。我个人的理解是，国企管理层有卸责的本能，因此不会做恶劣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有效率；而私企出于压榨最后利润的本能，官商勾结是最迅速的一条路，没有底线是可能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企老板能够有长远眼光。
根源在于无恒产者无恒心，基业长青的理念不存在，都是捞了一票就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无底线反而成为常态。
但是你把所有一切寄托在国营体系上面，执政者就会给自己身下埋了一颗炸弹：国营体系无效率，就业是不能指望的。一旦私企被压榨死光，失业者成为流民，就会计算生命的价格，是起而行暴力，还是做顺民，你简直不能做选择题，成为小偷、强盗，进而造反是一定的。
话题转回来。
地方官的处理是到位的，事情平息，p民继续做顺民，英雄当屠。因为p民开始算计得失，把原来为自己出头的人卖掉，当然好过庇护。这个时候地方官再推一把，宣称送贼前往者，给多少赏钱。乡亲们算一算银子，就把领头者绑了送官。
我在论坛写东西的时候，有好事者激老王，说要我做鲁迅。
那些家伙都是不怀好意的p民。
-----待续
p民史：投名状
2011-10-06
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席卷了全球。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国曾多少都试用过左翼的社会主张和治国策略，包括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
几十年后，这些国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拉美印度等等不仅仅在经济上一无建树，而且产生了社会动荡，阿根廷直接从世界第六的发达国家坠入发展中国家队列，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再没有回到发达国家阵列。
哈耶克的理论不容易为p民和代表其选择的政府接受，而老马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很容易煽动人心。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类理论，那就是均贫富，暴力革命的一套。
古老的宗教和主义都有一个倾向，给p民描述天堂，只不过宗教宣称的是来世，主义描述的是现世。宗教改良后，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来世没办法算账；主义却给自己设了个套，宣称现世就可以共同富裕。达不到目的时候，就只能均贫富了。一旦要均贫富，那就是要牺牲一批人。
宗教和主义要牺牲异教徒时，对于神仆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神，而是这些异教徒手里的财富。夺其一百，给p民三十，自己腰包里装七十，这是可以算计得失的。
你如果沿着这条路径去理解哈耶克的哲学理论，就能明白，对于p民来说，描述天堂，非常容易忽悠他们脆弱的心灵。p民从来不会思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命运交给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体系，要公平，怎么可能做到？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乌托邦里划分财富的人必定要留下自己最大的那一块，压榨p民是一定的。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拿到天下的人来说，这个牧场是他的，他会考量基业长青，会维持奶牛们的生存，以方便长期挤奶。但是皇帝下面的众臣子来说，他们只是奴才。皇帝不差饿差，当差的压榨p民是一定的。而一个皇帝是管不了普天下的官僚阶层的。
这就是乌托邦无法实现的原因。
但是p民做顺民有自己的算计，只要不威胁到生命的价格里面，他们是不会起来行使暴力的。历来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都是流民占了多数，因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即使是这样，流民一旦有了口饭吃，队伍就垮了。所以，领袖是洞悉人性黑暗的伟大人物，从陈胜到宋江，一定要立下规矩：投名状。你先杀人入伙，这就基本上断绝了你下贼船的路。同时，包括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朱元璋这些人，在造反初期，一定是攻城屠掠，烧杀抢劫。造反者在屠杀一座座城池之后，就会计算自己的得失。杀人劫掠强奸等等，不仅仅获得暴力收益，满足性欲，而且对于领袖来说，这些人要回头，是越来越难了。
我在博客里曾经苦劝一个粪青，他信奉革命，对文革充满向往。只是他不会知道，一旦暴力革命形成，鼓惑者要成事，一定会要p民缴纳投名状。然后攻城屠掠，p民和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都会置于死亡的危机之下。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从黄巢起义到太平天国，数千年来，每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以数千万人的死亡为结
果。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朱元璋，在养活军队时，都曾经大量屠杀人，以作口粮。历史上有记载，很多人没有承认过，但是从逻辑推演，这是存在的。因为大乱起，农民不再种植粮食，p民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要么参加军队吃人，要么被人吃。
从英雄当屠到投名状，这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两大选择，谁最没有底线，谁获得最大收益。
而选择他们的p民，要么卖了自己的救世主，要么被自己的救世主卖。
-----待续
p民史：回到广场
2011-10-07
文革期间，老毛为了对付各山头的权力之争，一夜之间掀起青年人到街头广场。
p民到广场比较容易，回到家里比较难，后面是长达十年的浩劫。文革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几乎彻底颠覆了整个政权的运作，整个工业和教育体系崩溃，只有农业和医疗系统勉强维持运转，一个国家的正常功能消失殆尽。更惨的是，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许多父子、夫妻反目，人们为了撇清自己，与亲人划清界限，甚至亲自批斗。这个伤痕直到三十年后都没有消失，伟大的哲学家顾准死在监狱里，他的儿子到现在还恨他，一直到现在，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死去的父亲。
怨恨，可以让贞子变成恶毒的鬼，也可以让中国人背负着，互相仇视，直到死亡。唐三藏西天取经，原本要化解这些恶念，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
过去的三十年，庙堂以经济发展替代自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只要p民能够看到实在的利益，他们并不想上广场。为何现在行不通了？老干部非常忧郁：我们打下了江山，为他们发展经济，建起高楼大厦，为何他们恨我们？
根源在哪里？
如果你听说国家的富人只有1成在私营体系，你会惊讶吗？你会。从高利贷事件中，你会明白，真正有钱的是谁。在最初的二十年发展中，私营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十年这些财富已经发生了转移。现在的私营企业大多数是中产阶级。
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在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没有自由和制衡体系，最终变成了一个财富输送沟渠。今年有可能财政收入达到10万亿人民币，这是水面上的；水下的潜流输送，大概与此数字相当。
左和右在主张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极左认为变革这一切，需要p民回到广场，暴力推翻一切，重新来过。这没有用！
这个国度要进入文明开放的社会，只有全民和解，建立制衡体系，人人监督人人，向上输送的沟渠才会枯竭。尊重私权，开放市场，私有企业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扎根于此，做基业长青的打算，解决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对于庙堂，没有理解的是，你要一个高压锅，还是要一个炸弹？民主体系是一个高压锅，四年一度的选举，给了p民一个出气口；从上而下建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炸弹，因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是永远不可能制止的。
只不过说，我这些都是屁话，没有人会去做的。
历史的轮辙告诉我：庙堂一定选择把高压锅的口子堵住！为了避免流民阶层形成，要依赖私企解决就业，所做的就是充分竞争市场你去打拼，资源市场上交国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自由市场告诉我们，当市场被扭曲后，各类报复就以市场自己的形式出来，一只温良的羊，突然满身是长满獠牙的嘴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金融的逻辑基于贪婪和恐惧。国有银行只有恐惧没有贪婪，他们的算计是国有体系有国家兜底，即使效率不高最终也会有人买单，因此贷款去了国企。这对私人没有好处，于是寻租者利用各种渠道把资金给高利贷者，高利贷去了私企。私企在一年前就安排了护照和签证，以至于高利贷者蹲守美欧领事馆都没有看到欠债的企业主身影，证明这些企业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些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庙堂的噩梦，因为他们不玩了，就业市场在哪里？
最终，这个烂摊子一定是政府出面收拾，国企不得不全面接管经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在全球历来的经验里，国有体系都是无效率的，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上山下乡的源头在于当年的国营体系已经无法解决数千万年轻人的就业，留在城市里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使下乡，也没有在农业里解决就业问题，到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邓公不得不在1978年稳定政权后开始改革，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或者改革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非常反感现在理论界的一种说法，说邓公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产生垄断资本家。
这是放屁。
在一个体制内，邓公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以变通的合约：承保责任制，暂时解决了私权问题，激发了广大p民的创业热情，耕作农业，创立私企。
而朱相在体制内，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让国企工人下岗，促进私企发展，开拓了出口市场。
但是宿命，是一条自食其尾的蛇，封闭社会的利益输送自然而然的发生，向上的沟渠自动形成，最终形成的是倒退回到起点。
当市场失效，私企逃亡，就业市场不再有人维系，p民回到广场的路途就越来越短了。
----待续
p民史：没有常识的群氓
2011-10-08
p民在算计利益时，脑子是很清楚的，同时他们大多缺少常识。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常识，这让他们更容易被主义忽悠，之后又去忽悠p民。
1949年上海的老洋房独门独栋带花园，折合黄金大小黄鱼各五条，五大五小；船票一张黄鱼一大一小，正好一家五口可以走。有人留下舍不得房子，有的卖掉换成了船票。
老麦和我在日本料理店里喝酒谈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胜唏嘘。
我在上海有间老建筑修复的小作坊，专门翻修上海二三十年代的老洋房，整旧如旧，收集一些老家具。从建筑物内在的价值看得出当年的辉煌。镀金年代的十数年里，国民经济年增长10%，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棉纺织业、面粉业、船运、金融等等，在政府投资这一块，铁路、钢铁迅速发展。撇开大数据，看常人生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月收入300银元，胡适之更有600银元。这些教授的收入是远远超过现在大学教授正常讲学的收入---歪门邪道不算，比如收个红包，和谐个女学生之类的。
“
1911年到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到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到9分钱；到1926年至1930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到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
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年~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
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上海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至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4条，不久扩充为6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分四段，计32枚；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32枚。
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10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有个中医写的《生活在银元时代》，讲的是老上海，我就不重复记录这些生活数据了。在1976年，我和母亲在上海和山东的乡村两地跑，母亲因为下放到了农村，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外婆家。农村基本上没有收入，缴纳公粮后，依靠地瓜干养活一家人。我穿的衣服是哥哥的衣服改的，补丁摞补丁。到上海，只有钱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依靠工厂发的票据，比如粮票、布票去配给食品和布料。全家五口人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屋里，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窘迫，整个上海的居住条件大多如此。
对于人来说，你在农村翻土方，大炼钢铁出几千万铁疙瘩，原子弹卫星上天是没有用的，首先你要吃得饱，穿得暖。这是常识！经济上的数据毫无用处，整个国民的贫穷在四十岁以上人的记忆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噩梦。
虽然说全民教育医疗免费，我在农村没有办法得到，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多少医生和医院。我们是靠偏方活下来的，或者等死。在城市里看病，好的医疗都照顾老干部，普通人看病缺医少药缺床，到处托关系，代价不低，效果不佳。乡下读书，没考上初高中的，高小毕业留下来教村里的孩子；城市里读书，没有户口不可能读；有了户口，由于教育经费的缺乏，没有什么人喜欢做老师，孩童只能挤重点学校，其余的等于被差校差班废掉。文革期间，大学教育瘫痪。
苏联在上世纪曾号称世界第二强国，但食品店里空空如也，买面包的民众排成长龙，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食品。大饥荒出现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度里，直到今天的北韩。这是苏联垮掉的原因之一，GDP无法代替民生，计划经济谋求的是不符合需求的虚假生产力，产生的是无法满足国民生存的基本物质。
以苏联模式计算的GDP，展示的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钢铁煤油军工等重工业的虚假繁荣，更不用说其中数字的荒谬和制成品的废品率。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人在使用文革期间的弹药时，出现哑炮废弹的几率很高。即使是严厉管控的影视作品中也展示了这类现象。昭示着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人消极怠工、无效生产，所产出的产品品质与成本都是无法保证的。在早年间姜昆等老一辈相声演员的相声中，品质和服务是经常抨击的一个问题。但是，计划经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当年的gdp中有多少废品。
农村能好到哪里去呢？农民在挣工分，80分有你一分，你不干，损失一分，你干了80分，只有一分。所以农民的怠工和出工不出力，也是舆论和文学作品一再抨击的不良品质。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全体国民除了力保的大城市居民，大多数处在半饥饿中，全国的胖子寥寥无几。不过，我小时候在学堂里读书时，时常抬头能看见黑板上方有个胖子的照片。
许多典型的榜样，在几十年后被科学家证明是耗费资源的无效之功。黄土高原的战天斗地耕梯田，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梯田的耗水量和无法保持水肥，不仅仅是产量低下，而且严重破坏了环境资源，导致耕田减少。这些无穷无尽的例子，在前三十年里，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带来了无数障碍。
今天，这些洗脑过度，不知道活着的常识是如何的愤青们，在缺乏常识的知识分子，和居心叵测的人的忽悠下，重新宣扬文革，宣扬过去极左的丰功伟绩，你们准备让父辈们重温地狱吗？
更痛心的是，你们让你们的父母们看着辛苦养大的子女，要自觉自愿的去到地狱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何承受这些苦痛？
然而，二天前在深圳喝茶，我们几个都摇头说：p民不值得救，还是走吧。鱼头家离香港十分钟，我离东南亚二小时飞机，每年定好一年期的open舱位，一旦粪青弄国，走为上策，没必要和这些sb耗着。
p民一锄头打死我？
2011-10-08
很有趣，我不信这个。
看得出来墨者是个悲天悯人的爱国主义者，在以往的历史上，被p民生吞活剥的往往是这类英雄。袁崇焕在菜市口被北京人民咬碎了骨肉；彭德怀被医生和革命战士渴死。
另外你说错了，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寄生虫，你根本没搞懂五千年来的体系中谁是寄生虫。我们这些金融投机者只是大自然的秃鹫，清理死尸而已。
你是其中的一具死尸吗？
很显然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假日里山间饮茶观星，目睹这块土地上山雨欲来，写点东西警示自己和朋友而已。这个系列的文章并不是给p民看的，另一部分用意是给庙堂看的，尽管希望不大。希望庙堂上的大人物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的利益，再想一想p民的底线。
谁是p民？广义来说，官外的你我他都是p民；狭义的说，是那些执迷不悟，脑袋进水的精神残疾者。你愿意把自己归类哪一边，取决于你的心灵是否开悟。
一个经济体没有实体经济，那是空中楼阁；没有了金融的力量，那就是小农经济，注定在世界的沙场上被淘汰出局，消失在人类历史深处。
而金融的力量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人性、行为心理、物理和数学的逻辑计算，一群巫医般的p民，意淫飞花摘叶、伤人立死，只能成为义和团，成不了世界的推动力量。
美国可以出Steve jobs，创造伟大的产品和时尚，影响人类的生活，带给人愉悦与欢乐；一个所谓伟大的领袖，只会带来破坏的力量，毁灭生命。古往今来，你记住几个皇帝？秦皇汉武是你的偶像吗？或许是，却不是人类共有的灵魂。那些伟大的灵魂，在茫茫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你记住了孔子、孟子、庄子、李白、亚里斯多德、达芬奇、爱因斯坦、哈耶克、凯恩斯、爱迪生等等给人类带来智慧和创造力的灵魂。
在唐王朝之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哲学家，也没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可以影响人类的进程，只有一群破坏性的帝王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然而今天，来我这里吵架谩骂的这些p民们，把一个破坏国民生命，延迟人类进步的领袖捧上神话，试图说服我相信破坏的力量超越创造力。这个人亲口在苏联，当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面，说核战争没关系，可以死一半中国人。视人命如草芥的这样一个人物，被你们捧成一个伟大领袖。
我有你们这样的同胞，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留在这个国度。
很无力，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但是，p民一锄头打死我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我没有卖肉的价值。你这样的民族英雄，才有被卖的价格和买家。
p民史到此为止，列位各安天命吧，希望古往今来的帝王、祖宗保佑你们。
海边的老王：p民史
p民史：英雄当死
2011-10-06
晚间睡了一觉，问女儿饿不饿，于是去吃小肥羊。结账的时候，旁边一桌在结账。等我们出来，我问女儿，你有没有注意隔壁一桌结账的情况？女儿问：什么？我说：坐在你边上那个女的拿了钱出来，但是手没有伸出去，只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想付账。而对面那对夫妻，男的起身去了柜台，这是真正想结帐的。
女儿笑笑，她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关心自己的卡片。
言归正传，飞航途中，买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直知道这本书的内涵，但是没有看过，花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八成。
这是本伟大的书，吴思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粪从美丽的躯体里剥了出来，臭不可闻，然而却是中国的本质。
其中有个故事剖析p民的算计，我并不是完全描述，拆解一下其中的逻辑。
清朝某地一直有贩私盐的传统，但规模不大，只是普通民众的生计来源而已，与大盐商的利益有冲突，但并不危及到生存问题。不过，由于乾隆下江南，盐商接待的不错，因此得到了恩宠和许诺。盐商还是利用官场力量挤兑这些私盐贩子。这就威胁到了私盐贩子的生存，因为那些并不能发财，但是却是安身立命的生计来源。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人性命的价值，私盐贩子是饿死呢？还是奋起一搏。算计在于地方官是维护盐商的发财扩张梦想呢？还是维持一方安稳。代价是多少？
双方在计量的时候，有出头者振臂高呼，于是开始大乱，围攻了衙门。
地方官很明白当地的民情，立即告示，说按原来方式继续。然后再谋划领头者的事情，普通参与者既往不咎。民众很快情绪平复下来。但是军方不肯放弃立功心切，开了队伍过来。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危险，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武装攻击了军队。清朝军队腐朽不堪，被击垮了。
事情闹大了，军队撤退，还是地方官来处理。
地方官的策略不过是原来的计量。
历史上的地方官对于p民心理研究很透，无非一个生存底线问题。顺民的代价是让他活下去，而不是压榨到死。盐商的做法，和军队的做法都是逼人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就是p民算计生命的代价，民不畏死，那就是执政者的噩梦了。
这里说起一个现实中的讨论。咸蟹认为私营企业做事没有底线，在达到足够强大的原始积累之后，与官勾结，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来；鱼头认为私企如果不能持续保持企业的道德感，就不能长久生存，会被市场淘汰。我个人的理解是，国企管理层有卸责的本能，因此不会做恶劣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有效率；而私企出于压榨最后利润的本能，官商勾结是最迅速的一条路，没有底线是可能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企老板能够有长远眼光。
根源在于无恒产者无恒心，基业长青的理念不存在，都是捞了一票就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无底线反而成为常态。
但是你把所有一切寄托在国营体系上面，执政者就会给自己身下埋了一颗炸弹：国营体系无效率，就业是不能指望的。一旦私企被压榨死光，失业者成为流民，就会计算生命的价格，是起而行暴力，还是做顺民，你简直不能做选择题，成为小偷、强盗，进而造反是一定的。
话题转回来。
地方官的处理是到位的，事情平息，p民继续做顺民，英雄当屠。因为p民开始算计得失，把原来为自己出头的人卖掉，当然好过庇护。这个时候地方官再推一把，宣称送贼前往者，给多少赏钱。乡亲们算一算银子，就把领头者绑了送官。
我在论坛写东西的时候，有好事者激老王，说要我做鲁迅。
那些家伙都是不怀好意的p民。
-----待续
p民史：投名状
2011-10-06
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席卷了全球。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国曾多少都试用过左翼的社会主张和治国策略，包括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
几十年后，这些国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拉美印度等等不仅仅在经济上一无建树，而且产生了社会动荡，阿根廷直接从世界第六的发达国家坠入发展中国家队列，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再没有回到发达国家阵列。
哈耶克的理论不容易为p民和代表其选择的政府接受，而老马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很容易煽动人心。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类理论，那就是均贫富，暴力革命的一套。
古老的宗教和主义都有一个倾向，给p民描述天堂，只不过宗教宣称的是来世，主义描述的是现世。宗教改良后，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来世没办法算账；主义却给自己设了个套，宣称现世就可以共同富裕。达不到目的时候，就只能均贫富了。一旦要均贫富，那就是要牺牲一批人。
宗教和主义要牺牲异教徒时，对于神仆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神，而是这些异教徒手里的财富。夺其一百，给p民三十，自己腰包里装七十，这是可以算计得失的。
你如果沿着这条路径去理解哈耶克的哲学理论，就能明白，对于p民来说，描述天堂，非常容易忽悠他们脆弱的心灵。p民从来不会思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命运交给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体系，要公平，怎么可能做到？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乌托邦里划分财富的人必定要留下自己最大的那一块，压榨p民是一定的。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拿到天下的人来说，这个牧场是他的，他会考量基业长青，会维持奶牛们的生存，以方便长期挤奶。但是皇帝下面的众臣子来说，他们只是奴才。皇帝不差饿差，当差的压榨p民是一定的。而一个皇帝是管不了普天下的官僚阶层的。
这就是乌托邦无法实现的原因。
但是p民做顺民有自己的算计，只要不威胁到生命的价格里面，他们是不会起来行使暴力的。历来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都是流民占了多数，因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即使是这样，流民一旦有了口饭吃，队伍就垮了。所以，领袖是洞悉人性黑暗的伟大人物，从陈胜到宋江，一定要立下规矩：投名状。你先杀人入伙，这就基本上断绝了你下贼船的路。同时，包括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朱元璋这些人，在造反初期，一定是攻城屠掠，烧杀抢劫。造反者在屠杀一座座城池之后，就会计算自己的得失。杀人劫掠强奸等等，不仅仅获得暴力收益，满足性欲，而且对于领袖来说，这些人要回头，是越来越难了。
我在博客里曾经苦劝一个粪青，他信奉革命，对文革充满向往。只是他不会知道，一旦暴力革命形成，鼓惑者要成事，一定会要p民缴纳投名状。然后攻城屠掠，p民和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都会置于死亡的危机之下。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从黄巢起义到太平天国，数千年来，每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以数千万人的死亡为结
果。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朱元璋，在养活军队时，都曾经大量屠杀人，以作口粮。历史上有记载，很多人没有承认过，但是从逻辑推演，这是存在的。因为大乱起，农民不再种植粮食，p民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要么参加军队吃人，要么被人吃。
从英雄当屠到投名状，这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两大选择，谁最没有底线，谁获得最大收益。
而选择他们的p民，要么卖了自己的救世主，要么被自己的救世主卖。
-----待续
p民史：回到广场
2011-10-07
文革期间，老毛为了对付各山头的权力之争，一夜之间掀起青年人到街头广场。
p民到广场比较容易，回到家里比较难，后面是长达十年的浩劫。文革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几乎彻底颠覆了整个政权的运作，整个工业和教育体系崩溃，只有农业和医疗系统勉强维持运转，一个国家的正常功能消失殆尽。更惨的是，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许多父子、夫妻反目，人们为了撇清自己，与亲人划清界限，甚至亲自批斗。这个伤痕直到三十年后都没有消失，伟大的哲学家顾准死在监狱里，他的儿子到现在还恨他，一直到现在，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死去的父亲。
怨恨，可以让贞子变成恶毒的鬼，也可以让中国人背负着，互相仇视，直到死亡。唐三藏西天取经，原本要化解这些恶念，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
过去的三十年，庙堂以经济发展替代自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只要p民能够看到实在的利益，他们并不想上广场。为何现在行不通了？老干部非常忧郁：我们打下了江山，为他们发展经济，建起高楼大厦，为何他们恨我们？
根源在哪里？
如果你听说国家的富人只有1成在私营体系，你会惊讶吗？你会。从高利贷事件中，你会明白，真正有钱的是谁。在最初的二十年发展中，私营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十年这些财富已经发生了转移。现在的私营企业大多数是中产阶级。
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在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没有自由和制衡体系，最终变成了一个财富输送沟渠。今年有可能财政收入达到10万亿人民币，这是水面上的；水下的潜流输送，大概与此数字相当。
左和右在主张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极左认为变革这一切，需要p民回到广场，暴力推翻一切，重新来过。这没有用！
这个国度要进入文明开放的社会，只有全民和解，建立制衡体系，人人监督人人，向上输送的沟渠才会枯竭。尊重私权，开放市场，私有企业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扎根于此，做基业长青的打算，解决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对于庙堂，没有理解的是，你要一个高压锅，还是要一个炸弹？民主体系是一个高压锅，四年一度的选举，给了p民一个出气口；从上而下建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炸弹，因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是永远不可能制止的。
只不过说，我这些都是屁话，没有人会去做的。
历史的轮辙告诉我：庙堂一定选择把高压锅的口子堵住！为了避免流民阶层形成，要依赖私企解决就业，所做的就是充分竞争市场你去打拼，资源市场上交国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自由市场告诉我们，当市场被扭曲后，各类报复就以市场自己的形式出来，一只温良的羊，突然满身是长满獠牙的嘴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金融的逻辑基于贪婪和恐惧。国有银行只有恐惧没有贪婪，他们的算计是国有体系有国家兜底，即使效率不高最终也会有人买单，因此贷款去了国企。这对私人没有好处，于是寻租者利用各种渠道把资金给高利贷者，高利贷去了私企。私企在一年前就安排了护照和签证，以至于高利贷者蹲守美欧领事馆都没有看到欠债的企业主身影，证明这些企业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些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庙堂的噩梦，因为他们不玩了，就业市场在哪里？
最终，这个烂摊子一定是政府出面收拾，国企不得不全面接管经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在全球历来的经验里，国有体系都是无效率的，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上山下乡的源头在于当年的国营体系已经无法解决数千万年轻人的就业，留在城市里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使下乡，也没有在农业里解决就业问题，到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邓公不得不在1978年稳定政权后开始改革，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或者改革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非常反感现在理论界的一种说法，说邓公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产生垄断资本家。
这是放屁。
在一个体制内，邓公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以变通的合约：承保责任制，暂时解决了私权问题，激发了广大p民的创业热情，耕作农业，创立私企。
而朱相在体制内，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让国企工人下岗，促进私企发展，开拓了出口市场。
但是宿命，是一条自食其尾的蛇，封闭社会的利益输送自然而然的发生，向上的沟渠自动形成，最终形成的是倒退回到起点。
当市场失效，私企逃亡，就业市场不再有人维系，p民回到广场的路途就越来越短了。
----待续
p民史：没有常识的群氓
2011-10-08
p民在算计利益时，脑子是很清楚的，同时他们大多缺少常识。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常识，这让他们更容易被主义忽悠，之后又去忽悠p民。
1949年上海的老洋房独门独栋带花园，折合黄金大小黄鱼各五条，五大五小；船票一张黄鱼一大一小，正好一家五口可以走。有人留下舍不得房子，有的卖掉换成了船票。
老麦和我在日本料理店里喝酒谈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胜唏嘘。
我在上海有间老建筑修复的小作坊，专门翻修上海二三十年代的老洋房，整旧如旧，收集一些老家具。从建筑物内在的价值看得出当年的辉煌。镀金年代的十数年里，国民经济年增长10%，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棉纺织业、面粉业、船运、金融等等，在政府投资这一块，铁路、钢铁迅速发展。撇开大数据，看常人生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月收入300银元，胡适之更有600银元。这些教授的收入是远远超过现在大学教授正常讲学的收入---歪门邪道不算，比如收个红包，和谐个女学生之类的。
“
1911年到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到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到9分钱；到1926年至1930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到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
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年~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
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上海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至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4条，不久扩充为6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分四段，计32枚；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32枚。
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10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有个中医写的《生活在银元时代》，讲的是老上海，我就不重复记录这些生活数据了。在1976年，我和母亲在上海和山东的乡村两地跑，母亲因为下放到了农村，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外婆家。农村基本上没有收入，缴纳公粮后，依靠地瓜干养活一家人。我穿的衣服是哥哥的衣服改的，补丁摞补丁。到上海，只有钱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依靠工厂发的票据，比如粮票、布票去配给食品和布料。全家五口人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屋里，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窘迫，整个上海的居住条件大多如此。
对于人来说，你在农村翻土方，大炼钢铁出几千万铁疙瘩，原子弹卫星上天是没有用的，首先你要吃得饱，穿得暖。这是常识！经济上的数据毫无用处，整个国民的贫穷在四十岁以上人的记忆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噩梦。
虽然说全民教育医疗免费，我在农村没有办法得到，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多少医生和医院。我们是靠偏方活下来的，或者等死。在城市里看病，好的医疗都照顾老干部，普通人看病缺医少药缺床，到处托关系，代价不低，效果不佳。乡下读书，没考上初高中的，高小毕业留下来教村里的孩子；城市里读书，没有户口不可能读；有了户口，由于教育经费的缺乏，没有什么人喜欢做老师，孩童只能挤重点学校，其余的等于被差校差班废掉。文革期间，大学教育瘫痪。
苏联在上世纪曾号称世界第二强国，但食品店里空空如也，买面包的民众排成长龙，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食品。大饥荒出现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度里，直到今天的北韩。这是苏联垮掉的原因之一，GDP无法代替民生，计划经济谋求的是不符合需求的虚假生产力，产生的是无法满足国民生存的基本物质。
以苏联模式计算的GDP，展示的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钢铁煤油军工等重工业的虚假繁荣，更不用说其中数字的荒谬和制成品的废品率。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人在使用文革期间的弹药时，出现哑炮废弹的几率很高。即使是严厉管控的影视作品中也展示了这类现象。昭示着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人消极怠工、无效生产，所产出的产品品质与成本都是无法保证的。在早年间姜昆等老一辈相声演员的相声中，品质和服务是经常抨击的一个问题。但是，计划经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当年的gdp中有多少废品。
农村能好到哪里去呢？农民在挣工分，80分有你一分，你不干，损失一分，你干了80分，只有一分。所以农民的怠工和出工不出力，也是舆论和文学作品一再抨击的不良品质。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全体国民除了力保的大城市居民，大多数处在半饥饿中，全国的胖子寥寥无几。不过，我小时候在学堂里读书时，时常抬头能看见黑板上方有个胖子的照片。
许多典型的榜样，在几十年后被科学家证明是耗费资源的无效之功。黄土高原的战天斗地耕梯田，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梯田的耗水量和无法保持水肥，不仅仅是产量低下，而且严重破坏了环境资源，导致耕田减少。这些无穷无尽的例子，在前三十年里，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带来了无数障碍。
今天，这些洗脑过度，不知道活着的常识是如何的愤青们，在缺乏常识的知识分子，和居心叵测的人的忽悠下，重新宣扬文革，宣扬过去极左的丰功伟绩，你们准备让父辈们重温地狱吗？
更痛心的是，你们让你们的父母们看着辛苦养大的子女，要自觉自愿的去到地狱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何承受这些苦痛？
然而，二天前在深圳喝茶，我们几个都摇头说：p民不值得救，还是走吧。鱼头家离香港十分钟，我离东南亚二小时飞机，每年定好一年期的open舱位，一旦粪青弄国，走为上策，没必要和这些sb耗着。
p民一锄头打死我？
2011-10-08
很有趣，我不信这个。
看得出来墨者是个悲天悯人的爱国主义者，在以往的历史上，被p民生吞活剥的往往是这类英雄。袁崇焕在菜市口被北京人民咬碎了骨肉；彭德怀被医生和革命战士渴死。
另外你说错了，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寄生虫，你根本没搞懂五千年来的体系中谁是寄生虫。我们这些金融投机者只是大自然的秃鹫，清理死尸而已。
你是其中的一具死尸吗？
很显然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假日里山间饮茶观星，目睹这块土地上山雨欲来，写点东西警示自己和朋友而已。这个系列的文章并不是给p民看的，另一部分用意是给庙堂看的，尽管希望不大。希望庙堂上的大人物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的利益，再想一想p民的底线。
谁是p民？广义来说，官外的你我他都是p民；狭义的说，是那些执迷不悟，脑袋进水的精神残疾者。你愿意把自己归类哪一边，取决于你的心灵是否开悟。
一个经济体没有实体经济，那是空中楼阁；没有了金融的力量，那就是小农经济，注定在世界的沙场上被淘汰出局，消失在人类历史深处。
而金融的力量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人性、行为心理、物理和数学的逻辑计算，一群巫医般的p民，意淫飞花摘叶、伤人立死，只能成为义和团，成不了世界的推动力量。
美国可以出Steve jobs，创造伟大的产品和时尚，影响人类的生活，带给人愉悦与欢乐；一个所谓伟大的领袖，只会带来破坏的力量，毁灭生命。古往今来，你记住几个皇帝？秦皇汉武是你的偶像吗？或许是，却不是人类共有的灵魂。那些伟大的灵魂，在茫茫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你记住了孔子、孟子、庄子、李白、亚里斯多德、达芬奇、爱因斯坦、哈耶克、凯恩斯、爱迪生等等给人类带来智慧和创造力的灵魂。
在唐王朝之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哲学家，也没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可以影响人类的进程，只有一群破坏性的帝王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然而今天，来我这里吵架谩骂的这些p民们，把一个破坏国民生命，延迟人类进步的领袖捧上神话，试图说服我相信破坏的力量超越创造力。这个人亲口在苏联，当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面，说核战争没关系，可以死一半中国人。视人命如草芥的这样一个人物，被你们捧成一个伟大领袖。
我有你们这样的同胞，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留在这个国度。
很无力，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但是，p民一锄头打死我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我没有卖肉的价值。你这样的民族英雄，才有被卖的价格和买家。
p民史到此为止，列位各安天命吧，希望古往今来的帝王、祖宗保佑你们。
回复: *柠檬花园*
"中国：奇迹的黄昏" 读后感
作者：五色旗
看到网上有人推荐这部著作，我就找来看了看。由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这部书对我并没有多少教益。最可能的帮助是以后与一些脑袋不清的人士讨论时，可以推荐他们看看。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他们可以脑袋不清，你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去阅读这种书呢？因为是他们懒惰，不读书所以才导致的脑袋不清。
作者以翔实的数据和大量的引用再一次的表明了权力的特性。如果接受了基本的逻辑训练和阅读了几百年前的西人著作，我们很容易的知道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自然的。由于是由简单的原理和基本的逻辑的推论，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预测作者中提到的事实会持续发生，权力会继续膨胀，人民会进一步被剥夺。
在匪党窃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国家的论调就是阶级出身论，好像人就是由机器生产的一样，一个的阶级就是那个人所属的工厂，每个人生下来后就赋予了固定的秉性。如果泯灭人性（“我是革命螺丝钉，革命需要就到哪里”），同时也相信历史决定论，那么阶级出身论只是这两个前提的自然结论而已。记忆中很流行的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是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来体贴历史人物的难处，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可笑的事情是，自从那以后，我发现事情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连现在恶官也开始谈制度了，“都是制度惹得祸，我是被逼着作恶的”。是的，大部分恶官是被逼的，但是有少量的并不是。如果人的天然好坏可以度量，那么我相信这个数量是一个高斯分布，我们多为碌碌大众，有少量是极恶，少量是极好。坏的制度把人总是往坏处推。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对恶徒以体贴，好像说“犯罪都是社会的犯罪”，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有些人天性邪恶，对那些行善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作者在书中对匪党的两个领袖毛匪和邓屠有些隐晦的同情和辩解。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书的重点，然而这潜移默化的事情我还是愿意提出来。我们不谈作为一个政客的政治伦理，就作为一个人，也应该有基本的人性。大饥荒时期，毛匪已经知道有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仍然为了权力坚持作恶。我们更不必要谈他罄竹难书的其他罪行了。我一直认为民国78年（1989）学生和市民有些向党妈妈撒娇的味道，邓屠完全可以象毛匪镇压四五一样，用其他的方式来镇压，但是他却选择了野蛮血腥的方式。所以此二匪，有什么好为他们辩护的呢？好像他们有什么迫不得已。很多人，对普通人倒是苛求，对这些有权者则百般体贴，这都快成了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了。一个正常的现代人的逻辑是，你干不了就滚蛋。所以匪党的逻辑不是现代逻辑，而很多中国人的也不是现代逻辑。
我自己就是底层来的，在书中我的很多评注上，我骂了那些绝望，走投无路而下跪的人是贱人。我反感的是他们的无理性行为，下跪不能对他们的处境有任何改善。所以毋宁说我反感的是愚蠢。
也许卡扎菲的下场会对匪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其实匪党要改弦易辙总是有可能的。我也不知道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作者在书中给匪党一个方子是开放基层选举。然而在90年代，我看到新闻就提到某个村的选举，由于被乡政府操纵，老百姓上告，中组部派了三次工作组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不认为仅仅想开放基层选举就能真的能开放，其他的措施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取缔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是诸自由之母。畅通和真实的信息对人民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愚蠢的臣民变为理性的公民。其次也许是大学独立。再然后是司法独立，司法不受地方党委干涉。接着是党内民主，由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充实人大功能。最后开放基层选举，全民选举。
不过很大的可能性是匪党坚持独裁立场，因为独裁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而且是巨大利益。想自由的人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能够逃离这个国家的就赶快逃离。不能逃离的就好好生活，心中存希望，被强迫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就消极对待。专制的基础就是原子化的社会，所以如果可能，就多建立各种民间结构，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让社会有结构，让信息有渠道。当某天有类似的茉莉花活动的时候，就上街玩，警察要你走的时候也就走，了不起从另一个方向再回来，不要呆呆的自以为是地和他们辩论法律，因为法律是挡箭牌。总之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就传播自由的理念，有可能增加匪党镇压成本的事情就去做做，到最后拖到匪党崩溃。
"中国：奇迹的黄昏" 读后感
作者：五色旗
看到网上有人推荐这部著作，我就找来看了看。由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这部书对我并没有多少教益。最可能的帮助是以后与一些脑袋不清的人士讨论时，可以推荐他们看看。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他们可以脑袋不清，你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去阅读这种书呢？因为是他们懒惰，不读书所以才导致的脑袋不清。
作者以翔实的数据和大量的引用再一次的表明了权力的特性。如果接受了基本的逻辑训练和阅读了几百年前的西人著作，我们很容易的知道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自然的。由于是由简单的原理和基本的逻辑的推论，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预测作者中提到的事实会持续发生，权力会继续膨胀，人民会进一步被剥夺。
在匪党窃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国家的论调就是阶级出身论，好像人就是由机器生产的一样，一个的阶级就是那个人所属的工厂，每个人生下来后就赋予了固定的秉性。如果泯灭人性（“我是革命螺丝钉，革命需要就到哪里”），同时也相信历史决定论，那么阶级出身论只是这两个前提的自然结论而已。记忆中很流行的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是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来体贴历史人物的难处，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可笑的事情是，自从那以后，我发现事情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连现在恶官也开始谈制度了，“都是制度惹得祸，我是被逼着作恶的”。是的，大部分恶官是被逼的，但是有少量的并不是。如果人的天然好坏可以度量，那么我相信这个数量是一个高斯分布，我们多为碌碌大众，有少量是极恶，少量是极好。坏的制度把人总是往坏处推。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对恶徒以体贴，好像说“犯罪都是社会的犯罪”，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有些人天性邪恶，对那些行善的人也是不公平的。
作者在书中对匪党的两个领袖毛匪和邓屠有些隐晦的同情和辩解。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书的重点，然而这潜移默化的事情我还是愿意提出来。我们不谈作为一个政客的政治伦理，就作为一个人，也应该有基本的人性。大饥荒时期，毛匪已经知道有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仍然为了权力坚持作恶。我们更不必要谈他罄竹难书的其他罪行了。我一直认为民国78年（1989）学生和市民有些向党妈妈撒娇的味道，邓屠完全可以象毛匪镇压四五一样，用其他的方式来镇压，但是他却选择了野蛮血腥的方式。所以此二匪，有什么好为他们辩护的呢？好像他们有什么迫不得已。很多人，对普通人倒是苛求，对这些有权者则百般体贴，这都快成了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了。一个正常的现代人的逻辑是，你干不了就滚蛋。所以匪党的逻辑不是现代逻辑，而很多中国人的也不是现代逻辑。
我自己就是底层来的，在书中我的很多评注上，我骂了那些绝望，走投无路而下跪的人是贱人。我反感的是他们的无理性行为，下跪不能对他们的处境有任何改善。所以毋宁说我反感的是愚蠢。
也许卡扎菲的下场会对匪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其实匪党要改弦易辙总是有可能的。我也不知道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作者在书中给匪党一个方子是开放基层选举。然而在90年代，我看到新闻就提到某个村的选举，由于被乡政府操纵，老百姓上告，中组部派了三次工作组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不认为仅仅想开放基层选举就能真的能开放，其他的措施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取缔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是诸自由之母。畅通和真实的信息对人民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愚蠢的臣民变为理性的公民。其次也许是大学独立。再然后是司法独立，司法不受地方党委干涉。接着是党内民主，由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充实人大功能。最后开放基层选举，全民选举。
不过很大的可能性是匪党坚持独裁立场，因为独裁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而且是巨大利益。想自由的人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能够逃离这个国家的就赶快逃离。不能逃离的就好好生活，心中存希望，被强迫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就消极对待。专制的基础就是原子化的社会，所以如果可能，就多建立各种民间结构，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让社会有结构，让信息有渠道。当某天有类似的茉莉花活动的时候，就上街玩，警察要你走的时候也就走，了不起从另一个方向再回来，不要呆呆的自以为是地和他们辩论法律，因为法律是挡箭牌。总之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就传播自由的理念，有可能增加匪党镇压成本的事情就去做做，到最后拖到匪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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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为了光，为了时间
东师古行记
（一）
10月14日晚，我在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场演讲，在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问我：你谈到了陈光诚，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看望他？我解释了一大通，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自己也觉惭愧。我曾经在微博上为陈光诚说过话，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的言论都显得有点轻浮他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却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有人说，陈光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我以前讲过一个死囚和骨头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丢给他一根骨头，他就会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个舔骨头的囚徒，为了一点小名声、小利益、小安全，吓得浑身发抖，每根骨头都是软的，一直哆嗦到死。
两小时后，我在青岛大剧院见到了王小山，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陈光诚，他说：我们对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赞同，可是依然下不了决心，小山似乎也没有。为此我心里有点别扭，相信他也同样别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边的“小渔村”酒家，与小山、恩超、中强和诺拉姑娘一起吃饭，大家一拍即合，决定饭后就出发，去临沂，去东师古，去看望那个饱受折磨的好汉。我是个怂货，需要有人壮胆，至此终于下了决心，心头一阵轻松。诺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对她去，但她异常坚定：你们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们不带我，那我就自己去。中强拿刘莎莎的例子劝她，说女性不应该参与这么危险的事，因为东师古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诺拉不为所动：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们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笑着打圆场：去吧去吧，不就是猥亵吗？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抢鸡蛋。诺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抢鸡蛋！
作业本帮我们联系车辆、安排行程。为防不测，我和王小山把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我们的朋友杨瑞春，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和现金。作业本已经去过一次，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丛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蛮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了连连点头，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大不了挨顿揍，不怕。
一个小时之后，车来了，我们五个人振奋登程。通往野蛮时代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没人再害怕，我们甚至谈笑起来，中强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被打的准备、受伤的准备和被拘留的准备。恩超补充：还有被爆菊的准备。我调侃道：最怕的是被爆之后，就爱上了爆菊这回事，一天不被爆就浑身痒痒，跑到大街上四处求爆。这些话不怎么高雅，但挺有意思，一群人哈哈大笑。
进入临沂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城中灯火闪耀，一面面广告牌依次进入视野，上面写着“大美临沂”、“文明临沂”、“宜居临沂”，某个路口的电子屏幕上有两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陈光诚的遭遇，感觉这城市很有点黑色幽默，当时很想把它拍下来，刚拿出手机，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
在市中心的荣华酒店开了三间房，诺拉自己住一间，我和小山住一间，房号1310；恩超和中强住一间，房号1317。四个男人中，恩超和中强都是实名上网，怕被追踪，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证做了登记（我们俩都是笔名，他的本名叫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记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心头还是有点紧张。开完房到酒店十七层吃了顿晚餐，几道菜都是当地土产：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鸡汤，还有恩超最爱的土豆丝。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因为忧虑，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没怎么喝酒。
饭后在我们的房间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进入东师古之前，我们应该做点有表现力的事：每个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光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发到网上。我和小山都不赞成，因为我们只是去探望朋友，这事很平常，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据网上的消息，胡晨晨TIM所谓的“21人人团”也会在第二天到达，中强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会合？小山摇头，说这21个人中，说不定就会有几个钓鱼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况且，我们不过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声势浩大。
夜色渐深，心情也随之沉重，我们共同决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决不动手，如果有人要打我们，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厉害，那就跑，跑不掉就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此行意在作秀，但在当时，我们确实做好了准备，准备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们只是想验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去看望一个未被判刑的“自由人”会有多么艰难。但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离陈光诚的家依然无比遥远。正如恩超想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村口到他家。
那是2011年10月1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四个胖子和一个女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色渐深，女人已经睡熟，某间房中的两个胖子响亮地打起呼噜，轮番把对方吵醒。在另一间房中，一个胖子在打呼噜、说梦话，每过半小时磨一次牙，另一个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马桶盖上抽了几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在不远之处的某个村庄，一群身强力壮的人正在彻夜巡逻，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所房子。
那房中有一个盲人，曾为了众人的福祉奔走呼喊，为此受尽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却挣扎着为他人寻找光明。在这波澜不惊的夜，但愿他有个好梦，梦见花朵妩媚，满世缤纷，梦见一个光明照彻的家。
（二）
从临沂出发，沿205国道向北，经青驼、双堠，大约70分钟就能到达东师古。这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但近段时间名扬四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会誉满全球。在网上，人们把它写成“冻死骨”、“尸骨村”，意在嘲讽，但“师古”两字的本意并不坏，以古为师，回归传统，重拾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品格，这无论如何不能算坏事。当然，这里的“传统”是民国之前的传统，不是以阶级斗争和厚黑学为纲的现代传统。
十月十六日早上六点，酒店打来叫醒电话。天已经亮了，我们匆匆洗漱，上了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司机是个笑眯眯的小胖子，样子憨厚，做事踏实，对很多事都抱着善良而一厢情愿的看法，他总是担心自己的收费太高，带着腼腆的表情请我们吃桔子，说“能认识就是缘份”，我们在临沂见到了许多粗暴的人，但我相信，这小胖子比他们更有资格代表临沂，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们五个人都不习惯冒起，个个睡眼惺忪。车到青驼，在路边小摊上吃了顿早饭，五碗豆浆，五个鸡蛋，还有十二根油条，用餐环境不怎么高雅，小桌子、小板凳，豆浆锅上满是灰尘，王小山不敢吃，说是怕闹肚子，我和恩超都笑话他冒充高干、想吃特供，他反辱相讥：你们就吃吧，多吃点，一会儿全给你打出来。这话有点倒胃口，但油条和豆浆都不错，吃得心满意足，吃完饭我去结账，23元，比北航食堂都便宜。
青驼镇离东师古大约10公里，我们的车开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座高架桥样的建筑，司机说这是毛泽东时代建的引水渠，已经用了几十年。我们翘首张望，谁都没敢把头探出窗外。这里离东师古很近，已经到了从林边缘，必须时刻小心。我们没有下车，开过东师古的村口又掉头回来，看见几条大汉站在那里，对面有个小院，院子里也有几十到十几个人，有几个正在吃早餐，看样子全是防守陈光诚的战士。
往青驼方向又开了大约一公里，我们下了车，诺拉没有同行，留在车上做我们的后援。那时已经八点多了，阳光晴好，我们各抽了一支烟，正打算动身，对面远远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个子不高，很瘦，怀里抱着一件军大衣。恩超说：看，这个下班了，这肯定是值夜班的。果然，当我们走到近前，那小伙立刻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接着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估计是在通报敌情。我们假装没看见，顶着阳光，大步走向东师古，传说中的神奇之地。
东师古的村口有一条土路，旁边是两间平房，房里房外都有人，我们慢慢走近，一个穿灰绿色夹克的矮男人迎面拦住：你们干什么？
我笑着问他：请问这里是东师古村吗？
他不答，还是那句话：你们干什么？
我说：我们来看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片刻，走上来推心置腹地告诉我：最近吧，俺村里丢了很多东西，什么鸡呀，牛呀，都有人偷，所以你们不能进去。
我笑起来：我们不是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就是来看看陈光诚，看完马上走。
他严肃起来，这时屋里又出来几个人，其中有个穿黑色绒外套的中年人，样子朴实，说起话却很蛮横：现在是秋收，村里的男人都不在，怕丢东西，不能让你们进去！中强再次声明：我们不偷东西，你放心！小山更是讲起了法律，绒外套冷笑：你说不偷就不偷？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我是一个作家，叫慕容雪村；这位是王小山，专栏作家；这位是张恩超，网站总经理；这位是卢中强……绒外套急了：俺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
场面僵住了，我动了动脑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大约有两千多，说你不就是怕我们偷东西吗，这样，我把这些钱押在你这里。恩超说：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还不放心，出来后你可以搜我们的身。绒外套连连摇头：把钱收起来！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的钱干什么？恩超说：要不我们把身份证押在这里，这你总该放心了吧？他们不说话了，谁都不说话，我试着往村里走，刚走两步，被先前的绿夹克一把揪住：别走了，站住！站住！
接下来大约有两三分钟，说什么他们都不回应。中强掏出一包泰山，转着圈给他们敬烟，那群人表情僵硬，谁都不接，我调侃道：你们不收钱，连烟也不要，拒腐蚀永不沾啊。小山、恩超和中强都笑，绒外套不乐意了，撇着嘴回敬道：发言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对吧？（中强听成“发烟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也许他是对的。）
在中国，遇到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领导，小山说：如果你们决定不了，把你们村长叫出来，我们跟他谈谈好不好？几个人同时回应，说的全是方言，听得语焉不详，好像是在嘲笑他，意思是你还讲法律呢，现在不叫村长了都不知道？（似乎是叫村委会主任）。这时我注意到村口平房里有一个眼镜男正在打电话，其人白白净净的，看装扮不像村民，估计是这群人的领导，我对他招手：哎，你出来，我们谈谈！那人很警觉，抬头看我一眼，瞬间消失在窗户后面，片刻之后又露出头来，小心翼翼地观察外面的形势，按说他应该不会紧张，可我总觉得他贼忒兮兮的，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僵持了十几分钟，我们不能进村，可是也不想离开，只能在那里耗着。期间不时有村民走过，或徒步，或骑车，没人在意我们，个个神色安详，一副不足为奇的样子，显然早就见惯了这一切。有些人还会停下来，跟绒外套们聊上几句，笑得嫣然，说得甜蜜，彼此之间极有默契。这些人一定认识陈光诚，说不定还是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但在此时此地，没人关心他的境况，这满村的人都视他如路人，如仇敌，这满村的人都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地对付一个瞎子。
据说东师古为了监视他，设置了重重关卡，村口只是第一道，或许也是最容易的，但我们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闯过这一关。我说过，我只想知道去看望一个人会有多难，现在可以回答了：难如登天。我盘腿坐下，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对绒外套发狠：你不让我进村，我就在这里坐着，要是今天见不到陈光诚，我就不走了！心里想，这么耗下去也不错，反正还有几批人要陆续赶来，等到人越聚越多，看他们怎么拦得住？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快，一辆大巴开了过来，他们招手拦下，车门打开，一群人立刻忙活起来，又拉又拽地把我们往车上赶，两个人招呼中强，两个人招呼恩超，王小山待遇特殊，也许是被人藐视了，只有一个人对付他。开始没人理我，等把他们三个扭送上车，几个人都围了过来，两个抓我左臂，两个抓我右臂，生拉硬扯地把我拽到车门旁。当时声音嘈杂，每个人都在说话，我连声嚷嚷：别拉我，我不走！几个人还是拼命地推搡，我伸手扳住车门，说什么也不肯松开，那群人一齐发力，拽得车门连连摇晃，大巴售票员急了：你放手，别把俺车门弄坏了！我还是不肯放手，绒外套急了，在我胳膊上砰砰擂了两拳，有人制止：别打，别打！这时小山劝我：算了，上来吧。我松开手，讪讪地上了大巴，车门关闭前，我对绒外套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他不理我，对司机厉声吆喝：关车门！走！
买了四张车票，因为太激动，我根本没注意花了多少钱，也没人问我们去哪。司机和售票员显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神色极为镇定。我挥着手跟他们解释：我们只不过是来看个朋友！小山也站了起来：这村里有个盲人，叫陈光诚，有人知道他吗？有位乘客回答：听说过，好像坐过牢。我身边有个中年女人小声嘟囔：坐过牢？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无言以对，慢慢感觉手上有点疼，这才发现右手无名指破了一处，流了不多的一点血，大概是扳车门时弄破的。这是微不足道的伤口，不值一提。
大巴又开到了毛时代的引水渠，我让司机停车，他笑着劝我：在这儿下没用，你看看后面，两辆车一直跟着呢，就算你下去了，他们也会马上把你再扭送上来。
那两辆车，一辆是无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另一辆不知道是什么车，一直紧紧地跟着。不知道这些车属于东师古、双堠镇、沂南县还是临沂市，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属于中国。
在青驼镇下了大巴，身后只剩下无牌桑塔纳，离我们大约三四十米，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车窗不透明，感觉里面好像是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在给我们拍照。不知道是为了建立敌情档案，还是当成他自己的工作业绩。我很想走过去跟他谈谈，但被恩超劝住了。
在路边拦了两辆大巴，但都不肯载我们。第一辆停下了，问我们去哪，我说去东师古，售票员手一挥：不去！然后砰地关上车门，径直地驶向东师古。第二辆车停都没停，只是稍微减慢了车速，待到看清了我们的模样，便一溜烟绝尘而去。中强说：这沿线的大巴肯定都收到通知了，我们别指望了。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我们就走回东师古！
从青驼镇到东师古大约10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正如小山所说，山东的路修得不错，算得上康庄大道，我们大步登程。这是2011年的深秋，天蓝云淡，空气中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路边的叶子落满灰尘。
（三）
我在网上见过一张陈光诚的照片，他穿一件旧西装，站在自家门前，昂头望向远方，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翻出这张照片，开始不明白他何以会笑得如此爽朗，但渐渐地，我懂了，这就是勇者与普通人的差别，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一定也害怕痛苦，一定也会恐惧，但他依然抱有希望，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相信不正常的年代终将过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都读过食指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写于1968年，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那一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作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死于狱中，那一年，许多善良的好人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命运，但真正的勇者依然抱有希望，相信未来会好，世界终将回归正常。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我不是什么勇者，我只愿意追随在他们左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
往东师古方向走了大约一两百米，一辆面包车远远开来，在我们面前倏地停下，一个小伙子率先跳了下来，这人身材很高，留着时髦的发型，穿一件黑色圆领T恤，胸口露着一个半圆形的刺青。在他身后还有六个人，其中有一些身穿黑衣，另外一些不是，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七个人全是一身漆黑，仿佛在黑夜里生活得太久，身不由己地染上了黑夜的颜色。他们一言不发，团团把我们围在中央，为首的小伙子认定了我就是匪徒首领，径直奔来面前，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力地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当时恰好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车速很快，中强或是恩超大叫了一声：你们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别动手！那群人不理不睬，推推搡搡地把我们赶到路对面。
我十分愤怒，相信他们三个也一样，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你们凭什么？你们讲不讲道理？
对方有人回答：这是我们的地盘，不跟你讲道理！
恩超大怒：这是青驼，不是东师古，还是你们的地盘？
对方答：就是，就是！
我问：你们这里谁是领导？我们谈谈好不好？
他们不说话，小山说：那我们不去东师古了，我们走路回临沂，这你们管不着了吧？说完作势要走，被一个家伙一把揪住：站住，不许走！
我急了，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你搞清楚，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未经审判，没人可以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现在承认，这话说得不合时宜，显得十分幼稚，因为在这个国家，法律并不是挡箭牌，至少不是我们的挡箭牌。果然，领头的小伙子一句话就把我打败了：什么法律？不跟你讲法律！
这下每个人都怒了，我们本来是背靠背站在一起，现在各自寻路突围，我印象最深的是恩超，有个家伙一直在撕扯他，恩超两眼圆睁，长发披散，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一次次挣开那人的手，在附近的店铺钱连声怒吼：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不多时又一辆大巴停了下来，他们奋力地拉我们上车，我们奋力挣扎。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走，走得越远越好！一个中年男人一直跟着我，抓我的肩，扭我的手，他的力气很大，可还不足以制服我，我一边挣扎抗拒，一边艰难前行，耳边有各种喧嚣，汽车声、喝斥声，还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这不是土匪吗？！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各有遭遇，恩超新买的皮夹克被撕破了，中强的肚子上挨了两拳，小山的腿上挨了一记很专业的扁踹，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北京之后才发现两臂有多处淤青，这些并不严重，几乎不能算打，以对方之实力，要打得我们重伤呕血并不难，打死打残也是情理中事，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并没有真的动手，只使用了象征性的暴力，与其说是殴打，不如说是在恐吓。
我走了大约150米，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想制服我，一直未能如愿，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有一会儿他大概是没力气了，只抓住了我的外套，我拖着他走了几步，他大叫：别走了，衣服都撕坏了！我不听，奋力挣扎，突然身上一松，外套被他扯了下来，我继续前行，他不肯放弃，抱着我的外套亦步亦趋，这时小山他们都已经被弄上了车，那个刺青小伙飞奔赶来，右臂搂住我的脖子，猛然将我摔倒，厉声喝道：叫你别动，听到没有？
我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愤怒地嚷嚷：好，你打人！你打人！
刺青小伙回答：谁打你了？谁打你了？
我说你把我摔倒了，这还不算打？
他当面扯谎：谁摔你了？你自己跌倒的！
我气得语无伦次：原来你也会害怕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后面的事情非常模糊，不知道是汽车开到了我的面前，还是他们把我押送回去的。我只记得路边某家商店走出来一个小姑娘，缩在墙边呆呆地看着我们，两眼大睁，样子十分害怕。
又一次被扭送上车，当时车门口的阶梯上站着一个穿浅色衬衫的男人，个子很高，估计是他们的首领。小山和中强一起推他，小山说：你下去！没人帮你买票！那男人稳稳站定，回头怒斥：你们，忒不是东西了！小山说：我记住你了，记住你这张脸了！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没讲一句粗话，“不是东西”就是最严厉的指责。也许有领导专门交代过，也许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纪律，我不能因此说他们是文明人，因为文明人不会这么野蛮。事后我和小山讨论过，我说他们不一定就是坏人，也许只是信了一些不该相信的话，如果组织上认定陈光诚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恨上他，顺便也会恨上那些支持他的人，这很正常。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刚上高中那一年，我听了太多广播，所以由衷的相信某个人就是猪狗不如的王八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清白高尚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小山说：他们也不能算什么好人，做这种事也许只为了钱，每月1600，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打打人，活动一下筋骨，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
最后我们都同意：这是一群患有“善迟钝症”的病人，他们不在乎什么善恶，只关心眼前盈尺之地，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罪恶帮凶。如果手中有枪，他们会尽量瞄准，不管枪口下是暴徒、平民还是自己的亲人，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动摇，绝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公分。
厦门大学前校长、《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种人：帮凶。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帮凶就是所谓的“群众基础”，他们人数极多，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也没人需要忏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受了愚弄，也属于受害者。这话不能算错，但还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援手，罪恶才得以实现。
在当下中国，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四）
我们坐大巴回到临沂，一辆黑色别克始终尾随，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我们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们加速，它就跟着加速；我们掉头，它就跟着掉头；我们停下来喝汽水、吃拉面，它就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等着。我不知道这辆车属于何人，但可以断定，它花的一定是纳税人的钱。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公款饭局，吃的时候没什么负罪感，但这一次，我要向纳税人道歉，仅代表自己：对不起，因为我们做了一件微小而平凡的事---看望朋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连累了你们，让你们每个人都有所损失。
我们原计划从济南回北京，可是去济南的路必经东师古，对我们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取道徐州。那辆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高速路口，或许它还会继续在那里停留，就像理查.马克思歌中所唱的：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做何事，我都将在此坚守等候。直到徐州方面通报我们安全抵达的消息，它才会欢快地驶回东师古，并以此结算奖金和工资。感谢它的耐心，但我希望奖金的数额不要太大，纳税人已经够无辜了。
我们于下午三点到达徐州，已经出了山东省界，每个人都感觉一阵轻松。笑眯眯的胖司机要价800元，我给了1500，因为他帮了我们的大忙，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他帮的都是不该帮助的人，不知道这笑眯眯的兄弟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愿他一切平安。
买了四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晚上8点22分开出的G164次动车，我想起7月23日的灾难，心里有点庆幸，也有点悲哀：我们没能见证那次的奇迹，却见证了另一个奇迹，这是奇迹之国。
五个人中，小山的经历最为丰富，也格外谨慎，有人打电话问他身在何处，他只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山东，绝口不提徐州二字。我没什么经验，有人问，我就直说。我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去看一个朋友，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证明小山不愧是老江湖，也证明了：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做某些正常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因为这里是中国，而我也不是外宾。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错的有道理，因为做正常的事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我不是外宾，但我也有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类生活最低的要求，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竟然会成为一种梦想。
四天之后，我们五个人在北京再次聚首。小山在上网，恩超换了一件新的皮夹克，中强在打牌，诺拉在旁边笑嫣嫣地看着，我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伤害了恩超，在此向他道歉。我们吃了一顿饭，喝了两壶咖啡，说了一些不需要记住的话，我们像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并没忘记，陈光诚此刻还在东师古，还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相信，诺拉也不会忘，中强也不会忘，恩超也不会忘，小山也不会忘，还有更多的人都不会忘：当我们在干净明亮的屋子里端起酒杯，陈光诚正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这段话的作者不是陈光诚，但几乎就是他说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能将这段话读给他听。然后坐下来喝杯酒，庆祝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正常的生活。
10月15日深夜，我在临沂荣华酒店读班.哲伦的《暗夜无尽》，书中描写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一些可怜的人活在其中，有人死去，剩下的都在等死，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依然有人珍视时间，他叫迦罕，是个年轻人，他坐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每天三次为囚犯们准确报时。他活在黑暗之中，却在时间中看到了光明。他身陷囚牢，却在时间中获得了自由。
第二天回到北京，有位前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你是一个作家，做这种事有意义吗？我回复他：有，为了光，为了时间。
慕容雪村：为了光，为了时间
东师古行记
（一）
10月14日晚，我在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场演讲，在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问我：你谈到了陈光诚，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看望他？我解释了一大通，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自己也觉惭愧。我曾经在微博上为陈光诚说过话，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的言论都显得有点轻浮他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却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有人说，陈光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我以前讲过一个死囚和骨头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丢给他一根骨头，他就会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个舔骨头的囚徒，为了一点小名声、小利益、小安全，吓得浑身发抖，每根骨头都是软的，一直哆嗦到死。
两小时后，我在青岛大剧院见到了王小山，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陈光诚，他说：我们对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赞同，可是依然下不了决心，小山似乎也没有。为此我心里有点别扭，相信他也同样别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边的“小渔村”酒家，与小山、恩超、中强和诺拉姑娘一起吃饭，大家一拍即合，决定饭后就出发，去临沂，去东师古，去看望那个饱受折磨的好汉。我是个怂货，需要有人壮胆，至此终于下了决心，心头一阵轻松。诺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对她去，但她异常坚定：你们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们不带我，那我就自己去。中强拿刘莎莎的例子劝她，说女性不应该参与这么危险的事，因为东师古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诺拉不为所动：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们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笑着打圆场：去吧去吧，不就是猥亵吗？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抢鸡蛋。诺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抢鸡蛋！
作业本帮我们联系车辆、安排行程。为防不测，我和王小山把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我们的朋友杨瑞春，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和现金。作业本已经去过一次，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丛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蛮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了连连点头，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大不了挨顿揍，不怕。
一个小时之后，车来了，我们五个人振奋登程。通往野蛮时代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没人再害怕，我们甚至谈笑起来，中强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被打的准备、受伤的准备和被拘留的准备。恩超补充：还有被爆菊的准备。我调侃道：最怕的是被爆之后，就爱上了爆菊这回事，一天不被爆就浑身痒痒，跑到大街上四处求爆。这些话不怎么高雅，但挺有意思，一群人哈哈大笑。
进入临沂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城中灯火闪耀，一面面广告牌依次进入视野，上面写着“大美临沂”、“文明临沂”、“宜居临沂”，某个路口的电子屏幕上有两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陈光诚的遭遇，感觉这城市很有点黑色幽默，当时很想把它拍下来，刚拿出手机，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
在市中心的荣华酒店开了三间房，诺拉自己住一间，我和小山住一间，房号1310；恩超和中强住一间，房号1317。四个男人中，恩超和中强都是实名上网，怕被追踪，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证做了登记（我们俩都是笔名，他的本名叫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记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心头还是有点紧张。开完房到酒店十七层吃了顿晚餐，几道菜都是当地土产：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鸡汤，还有恩超最爱的土豆丝。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因为忧虑，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没怎么喝酒。
饭后在我们的房间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进入东师古之前，我们应该做点有表现力的事：每个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光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发到网上。我和小山都不赞成，因为我们只是去探望朋友，这事很平常，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据网上的消息，胡晨晨TIM所谓的“21人人团”也会在第二天到达，中强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会合？小山摇头，说这21个人中，说不定就会有几个钓鱼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况且，我们不过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声势浩大。
夜色渐深，心情也随之沉重，我们共同决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决不动手，如果有人要打我们，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厉害，那就跑，跑不掉就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此行意在作秀，但在当时，我们确实做好了准备，准备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们只是想验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去看望一个未被判刑的“自由人”会有多么艰难。但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离陈光诚的家依然无比遥远。正如恩超想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村口到他家。
那是2011年10月1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四个胖子和一个女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色渐深，女人已经睡熟，某间房中的两个胖子响亮地打起呼噜，轮番把对方吵醒。在另一间房中，一个胖子在打呼噜、说梦话，每过半小时磨一次牙，另一个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马桶盖上抽了几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在不远之处的某个村庄，一群身强力壮的人正在彻夜巡逻，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所房子。
那房中有一个盲人，曾为了众人的福祉奔走呼喊，为此受尽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却挣扎着为他人寻找光明。在这波澜不惊的夜，但愿他有个好梦，梦见花朵妩媚，满世缤纷，梦见一个光明照彻的家。
（二）
从临沂出发，沿205国道向北，经青驼、双堠，大约70分钟就能到达东师古。这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但近段时间名扬四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会誉满全球。在网上，人们把它写成“冻死骨”、“尸骨村”，意在嘲讽，但“师古”两字的本意并不坏，以古为师，回归传统，重拾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品格，这无论如何不能算坏事。当然，这里的“传统”是民国之前的传统，不是以阶级斗争和厚黑学为纲的现代传统。
十月十六日早上六点，酒店打来叫醒电话。天已经亮了，我们匆匆洗漱，上了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司机是个笑眯眯的小胖子，样子憨厚，做事踏实，对很多事都抱着善良而一厢情愿的看法，他总是担心自己的收费太高，带着腼腆的表情请我们吃桔子，说“能认识就是缘份”，我们在临沂见到了许多粗暴的人，但我相信，这小胖子比他们更有资格代表临沂，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们五个人都不习惯冒起，个个睡眼惺忪。车到青驼，在路边小摊上吃了顿早饭，五碗豆浆，五个鸡蛋，还有十二根油条，用餐环境不怎么高雅，小桌子、小板凳，豆浆锅上满是灰尘，王小山不敢吃，说是怕闹肚子，我和恩超都笑话他冒充高干、想吃特供，他反辱相讥：你们就吃吧，多吃点，一会儿全给你打出来。这话有点倒胃口，但油条和豆浆都不错，吃得心满意足，吃完饭我去结账，23元，比北航食堂都便宜。
青驼镇离东师古大约10公里，我们的车开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座高架桥样的建筑，司机说这是毛泽东时代建的引水渠，已经用了几十年。我们翘首张望，谁都没敢把头探出窗外。这里离东师古很近，已经到了从林边缘，必须时刻小心。我们没有下车，开过东师古的村口又掉头回来，看见几条大汉站在那里，对面有个小院，院子里也有几十到十几个人，有几个正在吃早餐，看样子全是防守陈光诚的战士。
往青驼方向又开了大约一公里，我们下了车，诺拉没有同行，留在车上做我们的后援。那时已经八点多了，阳光晴好，我们各抽了一支烟，正打算动身，对面远远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个子不高，很瘦，怀里抱着一件军大衣。恩超说：看，这个下班了，这肯定是值夜班的。果然，当我们走到近前，那小伙立刻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接着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估计是在通报敌情。我们假装没看见，顶着阳光，大步走向东师古，传说中的神奇之地。
东师古的村口有一条土路，旁边是两间平房，房里房外都有人，我们慢慢走近，一个穿灰绿色夹克的矮男人迎面拦住：你们干什么？
我笑着问他：请问这里是东师古村吗？
他不答，还是那句话：你们干什么？
我说：我们来看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片刻，走上来推心置腹地告诉我：最近吧，俺村里丢了很多东西，什么鸡呀，牛呀，都有人偷，所以你们不能进去。
我笑起来：我们不是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就是来看看陈光诚，看完马上走。
他严肃起来，这时屋里又出来几个人，其中有个穿黑色绒外套的中年人，样子朴实，说起话却很蛮横：现在是秋收，村里的男人都不在，怕丢东西，不能让你们进去！中强再次声明：我们不偷东西，你放心！小山更是讲起了法律，绒外套冷笑：你说不偷就不偷？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我是一个作家，叫慕容雪村；这位是王小山，专栏作家；这位是张恩超，网站总经理；这位是卢中强……绒外套急了：俺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
场面僵住了，我动了动脑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大约有两千多，说你不就是怕我们偷东西吗，这样，我把这些钱押在你这里。恩超说：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还不放心，出来后你可以搜我们的身。绒外套连连摇头：把钱收起来！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的钱干什么？恩超说：要不我们把身份证押在这里，这你总该放心了吧？他们不说话了，谁都不说话，我试着往村里走，刚走两步，被先前的绿夹克一把揪住：别走了，站住！站住！
接下来大约有两三分钟，说什么他们都不回应。中强掏出一包泰山，转着圈给他们敬烟，那群人表情僵硬，谁都不接，我调侃道：你们不收钱，连烟也不要，拒腐蚀永不沾啊。小山、恩超和中强都笑，绒外套不乐意了，撇着嘴回敬道：发言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对吧？（中强听成“发烟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也许他是对的。）
在中国，遇到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领导，小山说：如果你们决定不了，把你们村长叫出来，我们跟他谈谈好不好？几个人同时回应，说的全是方言，听得语焉不详，好像是在嘲笑他，意思是你还讲法律呢，现在不叫村长了都不知道？（似乎是叫村委会主任）。这时我注意到村口平房里有一个眼镜男正在打电话，其人白白净净的，看装扮不像村民，估计是这群人的领导，我对他招手：哎，你出来，我们谈谈！那人很警觉，抬头看我一眼，瞬间消失在窗户后面，片刻之后又露出头来，小心翼翼地观察外面的形势，按说他应该不会紧张，可我总觉得他贼忒兮兮的，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僵持了十几分钟，我们不能进村，可是也不想离开，只能在那里耗着。期间不时有村民走过，或徒步，或骑车，没人在意我们，个个神色安详，一副不足为奇的样子，显然早就见惯了这一切。有些人还会停下来，跟绒外套们聊上几句，笑得嫣然，说得甜蜜，彼此之间极有默契。这些人一定认识陈光诚，说不定还是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但在此时此地，没人关心他的境况，这满村的人都视他如路人，如仇敌，这满村的人都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地对付一个瞎子。
据说东师古为了监视他，设置了重重关卡，村口只是第一道，或许也是最容易的，但我们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闯过这一关。我说过，我只想知道去看望一个人会有多难，现在可以回答了：难如登天。我盘腿坐下，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对绒外套发狠：你不让我进村，我就在这里坐着，要是今天见不到陈光诚，我就不走了！心里想，这么耗下去也不错，反正还有几批人要陆续赶来，等到人越聚越多，看他们怎么拦得住？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快，一辆大巴开了过来，他们招手拦下，车门打开，一群人立刻忙活起来，又拉又拽地把我们往车上赶，两个人招呼中强，两个人招呼恩超，王小山待遇特殊，也许是被人藐视了，只有一个人对付他。开始没人理我，等把他们三个扭送上车，几个人都围了过来，两个抓我左臂，两个抓我右臂，生拉硬扯地把我拽到车门旁。当时声音嘈杂，每个人都在说话，我连声嚷嚷：别拉我，我不走！几个人还是拼命地推搡，我伸手扳住车门，说什么也不肯松开，那群人一齐发力，拽得车门连连摇晃，大巴售票员急了：你放手，别把俺车门弄坏了！我还是不肯放手，绒外套急了，在我胳膊上砰砰擂了两拳，有人制止：别打，别打！这时小山劝我：算了，上来吧。我松开手，讪讪地上了大巴，车门关闭前，我对绒外套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他不理我，对司机厉声吆喝：关车门！走！
买了四张车票，因为太激动，我根本没注意花了多少钱，也没人问我们去哪。司机和售票员显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神色极为镇定。我挥着手跟他们解释：我们只不过是来看个朋友！小山也站了起来：这村里有个盲人，叫陈光诚，有人知道他吗？有位乘客回答：听说过，好像坐过牢。我身边有个中年女人小声嘟囔：坐过牢？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无言以对，慢慢感觉手上有点疼，这才发现右手无名指破了一处，流了不多的一点血，大概是扳车门时弄破的。这是微不足道的伤口，不值一提。
大巴又开到了毛时代的引水渠，我让司机停车，他笑着劝我：在这儿下没用，你看看后面，两辆车一直跟着呢，就算你下去了，他们也会马上把你再扭送上来。
那两辆车，一辆是无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另一辆不知道是什么车，一直紧紧地跟着。不知道这些车属于东师古、双堠镇、沂南县还是临沂市，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属于中国。
在青驼镇下了大巴，身后只剩下无牌桑塔纳，离我们大约三四十米，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它也停。车窗不透明，感觉里面好像是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在给我们拍照。不知道是为了建立敌情档案，还是当成他自己的工作业绩。我很想走过去跟他谈谈，但被恩超劝住了。
在路边拦了两辆大巴，但都不肯载我们。第一辆停下了，问我们去哪，我说去东师古，售票员手一挥：不去！然后砰地关上车门，径直地驶向东师古。第二辆车停都没停，只是稍微减慢了车速，待到看清了我们的模样，便一溜烟绝尘而去。中强说：这沿线的大巴肯定都收到通知了，我们别指望了。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我们就走回东师古！
从青驼镇到东师古大约10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正如小山所说，山东的路修得不错，算得上康庄大道，我们大步登程。这是2011年的深秋，天蓝云淡，空气中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路边的叶子落满灰尘。
（三）
我在网上见过一张陈光诚的照片，他穿一件旧西装，站在自家门前，昂头望向远方，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翻出这张照片，开始不明白他何以会笑得如此爽朗，但渐渐地，我懂了，这就是勇者与普通人的差别，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一定也害怕痛苦，一定也会恐惧，但他依然抱有希望，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相信不正常的年代终将过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都读过食指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写于1968年，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那一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作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死于狱中，那一年，许多善良的好人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命运，但真正的勇者依然抱有希望，相信未来会好，世界终将回归正常。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我不是什么勇者，我只愿意追随在他们左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
往东师古方向走了大约一两百米，一辆面包车远远开来，在我们面前倏地停下，一个小伙子率先跳了下来，这人身材很高，留着时髦的发型，穿一件黑色圆领T恤，胸口露着一个半圆形的刺青。在他身后还有六个人，其中有一些身穿黑衣，另外一些不是，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七个人全是一身漆黑，仿佛在黑夜里生活得太久，身不由己地染上了黑夜的颜色。他们一言不发，团团把我们围在中央，为首的小伙子认定了我就是匪徒首领，径直奔来面前，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力地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当时恰好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车速很快，中强或是恩超大叫了一声：你们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别动手！那群人不理不睬，推推搡搡地把我们赶到路对面。
我十分愤怒，相信他们三个也一样，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你们凭什么？你们讲不讲道理？
对方有人回答：这是我们的地盘，不跟你讲道理！
恩超大怒：这是青驼，不是东师古，还是你们的地盘？
对方答：就是，就是！
我问：你们这里谁是领导？我们谈谈好不好？
他们不说话，小山说：那我们不去东师古了，我们走路回临沂，这你们管不着了吧？说完作势要走，被一个家伙一把揪住：站住，不许走！
我急了，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你搞清楚，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未经审判，没人可以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现在承认，这话说得不合时宜，显得十分幼稚，因为在这个国家，法律并不是挡箭牌，至少不是我们的挡箭牌。果然，领头的小伙子一句话就把我打败了：什么法律？不跟你讲法律！
这下每个人都怒了，我们本来是背靠背站在一起，现在各自寻路突围，我印象最深的是恩超，有个家伙一直在撕扯他，恩超两眼圆睁，长发披散，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一次次挣开那人的手，在附近的店铺钱连声怒吼：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不多时又一辆大巴停了下来，他们奋力地拉我们上车，我们奋力挣扎。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走，走得越远越好！一个中年男人一直跟着我，抓我的肩，扭我的手，他的力气很大，可还不足以制服我，我一边挣扎抗拒，一边艰难前行，耳边有各种喧嚣，汽车声、喝斥声，还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这不是土匪吗？！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各有遭遇，恩超新买的皮夹克被撕破了，中强的肚子上挨了两拳，小山的腿上挨了一记很专业的扁踹，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北京之后才发现两臂有多处淤青，这些并不严重，几乎不能算打，以对方之实力，要打得我们重伤呕血并不难，打死打残也是情理中事，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并没有真的动手，只使用了象征性的暴力，与其说是殴打，不如说是在恐吓。
我走了大约150米，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想制服我，一直未能如愿，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有一会儿他大概是没力气了，只抓住了我的外套，我拖着他走了几步，他大叫：别走了，衣服都撕坏了！我不听，奋力挣扎，突然身上一松，外套被他扯了下来，我继续前行，他不肯放弃，抱着我的外套亦步亦趋，这时小山他们都已经被弄上了车，那个刺青小伙飞奔赶来，右臂搂住我的脖子，猛然将我摔倒，厉声喝道：叫你别动，听到没有？
我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愤怒地嚷嚷：好，你打人！你打人！
刺青小伙回答：谁打你了？谁打你了？
我说你把我摔倒了，这还不算打？
他当面扯谎：谁摔你了？你自己跌倒的！
我气得语无伦次：原来你也会害怕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后面的事情非常模糊，不知道是汽车开到了我的面前，还是他们把我押送回去的。我只记得路边某家商店走出来一个小姑娘，缩在墙边呆呆地看着我们，两眼大睁，样子十分害怕。
又一次被扭送上车，当时车门口的阶梯上站着一个穿浅色衬衫的男人，个子很高，估计是他们的首领。小山和中强一起推他，小山说：你下去！没人帮你买票！那男人稳稳站定，回头怒斥：你们，忒不是东西了！小山说：我记住你了，记住你这张脸了！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没讲一句粗话，“不是东西”就是最严厉的指责。也许有领导专门交代过，也许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纪律，我不能因此说他们是文明人，因为文明人不会这么野蛮。事后我和小山讨论过，我说他们不一定就是坏人，也许只是信了一些不该相信的话，如果组织上认定陈光诚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恨上他，顺便也会恨上那些支持他的人，这很正常。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刚上高中那一年，我听了太多广播，所以由衷的相信某个人就是猪狗不如的王八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清白高尚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小山说：他们也不能算什么好人，做这种事也许只为了钱，每月1600，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打打人，活动一下筋骨，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
最后我们都同意：这是一群患有“善迟钝症”的病人，他们不在乎什么善恶，只关心眼前盈尺之地，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罪恶帮凶。如果手中有枪，他们会尽量瞄准，不管枪口下是暴徒、平民还是自己的亲人，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动摇，绝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公分。
厦门大学前校长、《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种人：帮凶。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帮凶就是所谓的“群众基础”，他们人数极多，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也没人需要忏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受了愚弄，也属于受害者。这话不能算错，但还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援手，罪恶才得以实现。
在当下中国，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四）
我们坐大巴回到临沂，一辆黑色别克始终尾随，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我们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们加速，它就跟着加速；我们掉头，它就跟着掉头；我们停下来喝汽水、吃拉面，它就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等着。我不知道这辆车属于何人，但可以断定，它花的一定是纳税人的钱。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公款饭局，吃的时候没什么负罪感，但这一次，我要向纳税人道歉，仅代表自己：对不起，因为我们做了一件微小而平凡的事---看望朋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连累了你们，让你们每个人都有所损失。
我们原计划从济南回北京，可是去济南的路必经东师古，对我们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取道徐州。那辆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高速路口，或许它还会继续在那里停留，就像理查.马克思歌中所唱的：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做何事，我都将在此坚守等候。直到徐州方面通报我们安全抵达的消息，它才会欢快地驶回东师古，并以此结算奖金和工资。感谢它的耐心，但我希望奖金的数额不要太大，纳税人已经够无辜了。
我们于下午三点到达徐州，已经出了山东省界，每个人都感觉一阵轻松。笑眯眯的胖司机要价800元，我给了1500，因为他帮了我们的大忙，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他帮的都是不该帮助的人，不知道这笑眯眯的兄弟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愿他一切平安。
买了四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晚上8点22分开出的G164次动车，我想起7月23日的灾难，心里有点庆幸，也有点悲哀：我们没能见证那次的奇迹，却见证了另一个奇迹，这是奇迹之国。
五个人中，小山的经历最为丰富，也格外谨慎，有人打电话问他身在何处，他只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山东，绝口不提徐州二字。我没什么经验，有人问，我就直说。我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去看一个朋友，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证明小山不愧是老江湖，也证明了：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做某些正常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因为这里是中国，而我也不是外宾。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错的有道理，因为做正常的事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我不是外宾，但我也有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类生活最低的要求，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竟然会成为一种梦想。
四天之后，我们五个人在北京再次聚首。小山在上网，恩超换了一件新的皮夹克，中强在打牌，诺拉在旁边笑嫣嫣地看着，我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伤害了恩超，在此向他道歉。我们吃了一顿饭，喝了两壶咖啡，说了一些不需要记住的话，我们像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并没忘记，陈光诚此刻还在东师古，还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相信，诺拉也不会忘，中强也不会忘，恩超也不会忘，小山也不会忘，还有更多的人都不会忘：当我们在干净明亮的屋子里端起酒杯，陈光诚正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这段话的作者不是陈光诚，但几乎就是他说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能将这段话读给他听。然后坐下来喝杯酒，庆祝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正常的生活。
10月15日深夜，我在临沂荣华酒店读班.哲伦的《暗夜无尽》，书中描写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一些可怜的人活在其中，有人死去，剩下的都在等死，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依然有人珍视时间，他叫迦罕，是个年轻人，他坐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每天三次为囚犯们准确报时。他活在黑暗之中，却在时间中看到了光明。他身陷囚牢，却在时间中获得了自由。
第二天回到北京，有位前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你是一个作家，做这种事有意义吗？我回复他：有，为了光，为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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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